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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从19世纪40年代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一直处于攻势，只是到了本世纪的下半叶才逐渐转为“守势”，处于被挑战的地位。常常听到看到这样一类说法和提法：马克思主义受到严重挑战、马克思主义受到新的挑战。这是承认马克思主义处于被动的一种证明。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不再主动出击了呢？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会处于这种态势呢？思之再三，恐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弄懂，有重新认识的必要。
马克思主义搞到今天这地步，马克思主义队伍中的教条主义者是有重大责任的。他们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片面地简单地理解为就是坚持先前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本本、条条、框框，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凝固化。这样做的后果只会败坏马克思主义。虽然他们当中多数也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们只是马克思主义队伍中的一些不自觉的盲目者、错误者。
马克思主义历来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一是马克思主义具体学说。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是稳定的，而它的具体学说是不断发展的。因此，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指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所以，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就是无产阶级的立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的辩证的方法。无产阶级的立场，就是以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利益，不搞少数人的利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就是客观地、实事求是地看待自然和社会的存在和发展，不搞唯心主义和主观主义；历史的辩证的方法，就是在发展、变化、联系中看问题的方法，不搞形而上学。这样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信仰这样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就是信仰马克思主义；坚持这样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至于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学说是要发展、变化的。道理很简单，时代发展了，社会背景变化了，无产阶级面临的阶级关系、矛盾状况也会随着发展和变化，作为指导实践的理论当然也必须有相应的发展和变化。如果固步自封、裹足不前，就不能实现无产阶级在新历史条件下的阶级使命和阶级利益。因此，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就有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的理论相继出现。他们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发展中不同阶段的里程碑。至于前人囿于历史条件限制所作的某些结论，现在认识到了并予以纠正，同样是必要的。但是，不论具体学说如何变化和发展，都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学说有变，立场不变，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上各个具体学说的共同点，或叫同质点。因此，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具体学说的发展和变化予以怀疑或说成是“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不能一看有不同于过去所说的新观点就大惊小呼起来。有不同意见可以讨论，共同提高；有分歧可以协商，求同存异。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衡量马克思主义的某种具体学说是否正确，主要就看它是否促进了当时社会生产的发展。无产阶级是大公无私的阶级，无产阶级的立场就是为解放全人类坚持发展现代生产力。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提出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就是因为“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1页）社会主义制度就是能使现代社会生产力从资本主义桎梏下解放出来并使其获得发展的制度。所以邓小平同志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归结为“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文集》第3卷，第373页），“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是十分精要和正确的。
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在于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现代生产力，但无产阶级决不是狭隘的急功近利者，只要社会生产力能发展，暂时做出点牺牲也在所不辞。别说是对社会主义，就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有过忍痛与宽容。恩格斯说：“当一种生产方式处在自身发展的上升阶段的时候，甚至在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方式里吃了亏的那些人也会热烈欢迎这种生产方式。大工业兴起时期的英国工人就是如此。不仅如此，当这种生产方式对于社会还是正常的时候，满意于这种分配的情绪，总的来说，也会占支配地位；那时即使发出了抗议，也只是从统治阶级自身发出来（圣西门、傅利叶、欧文），而在被剥削的群众中恰恰得不到任何反映。”（《反杜林论》第146—147页）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是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和历史唯物主义者，他们把理论当作行动的指南，反对当作教条，也从来不想用自己的思想去代替或去束缚后人的思想，把自己的言行限制在时代所容许的范围内，充分尊重后人，尊重实践。恩格斯说：“共产主义不是学说，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11页）19世纪60年代，有些德国人听说《资本论》快要出版了，就翘首以待，想从这本书中知道共产主义的千年王国是什么样子的。恩格斯对此作了批评，指出谁要是期望得到这种愉快，谁就大错特错了。他说：“马克思现在是将来仍然是始终如一的革命家，并且在科学著作中没有像他那样毫不掩盖自己的这些观点。可是关于社会变革以后将怎样，他只是一般的谈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43页）对此，列宁也有明确的论断。他说：“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极严格地遵守了这个要求：他力求科学地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而当他证明了这个组织在我们眼前的发展具有什么样的趋势，这个组织必然会灭亡而转变为另一个更高的组织时，他就结束了自己的分析。”（《列宁选集》第1卷，第43—44页）曾担任日本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的冈本博之说过这样一件事：“考茨基曾经不止一次地要求马克思和恩格斯说一下未来社会主义的情景，得到的回答却是否定的。”（《〈资本论〉与当代—日本学者研究〈资本论〉文集》，求是出版社1984年版，第68页）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主义的态度是严肃的，并没有给我们详细具体地确定过什么模式，只是“一般的谈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重心是在如何把空想的社会主义变成科学的社会主义上，而不是在为未来的社会主义绘制蓝图上。空想社会主义之所以为空想，是因为圣西门、傅利叶、欧文等人把实现社会主义的希望寄托在感化资产阶级或靠自己的实验示范上。马克思、恩格斯则相反，通过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发现，把实现社会主义的希望寄托在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上，从而把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由空想变为科学。因此，若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已有怎样的指示，我们就应该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那必定会脱离今天的实际。
直到今天，有一个见解仍然还在继续。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为什么会有些原理不适用于今天的实践呢？这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当时设想社会主义是在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取得胜利的，但发展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恰恰是在一些比较落后的国家首先取得胜利。按照这样的见解，如果社会主义真能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取得胜利，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全部原理就都适用。同样，如果我国的生产力水平也有当时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高度发达，那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全部原理也就都适用于我国。而当时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哪个国家呢？英国！我们不妨看看当时英国的发达高度是在什么水平上。1851年，英国1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只有10个，伦敦是特大城市，人口也只有230万。1870年，全世界钢产量总和是52吨，英国即使占三分之二的比重也不过30多万吨。1880年，英国煤产量达1.47亿吨。当时所谓高度发达的英国也仅此水平而已。如果说1949年我国的生产力水平还不如当时英国的话，那末今天我国的生产力水平是否也还不如当时的英国呢？如果说也还不如一百多年前的英国，那末我国落后于英国不是几十年，而是几百年了。这岂不是笑话？事实是我国今天的经济发达程度比当时的英国要高得多！但是，马克思主义具体学说中的某些原理，不论在当时高度发达的英国，还是在今天更高度发达的中国实行社会主义，都是不适用或只有部分适用的。如全部生产资料直接归社会直接占有，具体由社会的代表国家以社会名义占有的原理，只有部分适用。如没有商品、没有货币的原理，如用戏票一样的劳动券进行消费品分配的原理，就完全不适用。这些原理只有在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有实际意义。这不是伟人的缺陷，而是伟人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局限。错误是我们今天还作那样的理解。
至此，可以作这样的断语：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样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正确的，不存在被挑战的问题。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只看作是武装斗争的节节胜利和政治运动的频频发动。在世界范围内一切增进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利益的举动，不论自觉的还是被迫的，实际都是马克思主义影响的胜利。至于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学说，绝对不能作静止地、教条式地理解，它既有普遍真理的一面，又有历史阶段性的一面，每个历史阶段都要求有新的发展，以贴切反映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要求。这便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发展。不能抱着过去的某些条条来衡量新的具体学说，而应当以社会生产力是否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是否总体上有提高了来衡量。这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时代意义的道理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