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摅《云溪友议》：唐诗民间传播的特殊记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唐诗论文,民间论文,范摅论文,云溪友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唐末五代到宋初，出现了一批特殊的谈诗著作，完整存世的有唐末范摅《云溪友议》、孟启《本事诗》和五代后蜀何光远《鉴诫录》，已佚而存较多佚文的有后梁卢瓌《抒情集》、宋初潘若冲《郡阁雅谈》、张靓《雅言杂载》和王举《雅言系述》。这些书中，孟、卢二书内容大约都为谈诗，其他各书的主体部分也以谈诗为主，显示出在欧阳修前以记录诗歌写作本事或与诗歌有关离奇故事，成为一个时期的风气。其中宋初三书，内容相对征实一些，而范、孟、何三书则包含大量著名诗人或诗篇的新奇有趣故事，历代流传很广，但考据家穷尽文献地考证，却发现事实经常错得离谱。本人三十多年前也对此类考据抱有浓厚兴趣，发现诗人生平或诗歌真伪可以定谳的证据，即欣喜成文，得胜回营。至于这些诗事传播的真相到底如何，往往并不加以深究。近年学术兴趣有很大变化，一是因重新处理全唐诗歌的文本，希望尽可能客观准确地反映一代诗歌的面貌，二则更多关心诗歌写成后在社会各层次传播的具体实况和变化，因而获得不少新的认识。本文拟就范摅《云溪友议》略申鄙见。至于近几十年从西方浸润到本国的文学传播接受高论，虽充分尊重，但所知甚少，若有契合，则纯属偶然。 为省篇幅，本文引《云溪友议》文字，一般仅举篇名，不出书名及卷次，读者谅之。 一 范摅生平及其著书之取资 《云溪友议》署“五云溪人范摅纂”，有其自序： 近代何自然《续笑林》、刘梦得撰《嘉话录》，或偶为编次，论者称美。余少游秦、吴、楚、宋，有名山水者，无不驰驾踌躇，遂兴长往之迹。每逢寒素之士，作清苦之吟，或樽酒和酬，稍蠲于远思矣。谚云：“街谈巷议，倏有裨于王化。”野老之言，圣人采择。孔子聚万国风谣，以成其《春秋》也。江海不却细流，故能为之大。摅昔籍众多，因所闻记，虽未近于丘坟，岂可昭于雅量。或以篇翰嘲谑，率尔成文，亦非尽取华丽，因事录焉，是曰《云溪友议》。倘论交会友，庶希于一述乎！ 五云溪就是若耶溪。《嘉泰会稽志》卷一○载徐浩因“曾子不居胜母之闾，吾岂游若耶之溪”而改。盖唐代俗语耶与父通，引起他的伤痛。可知范摅中年后长居越州，或即为越州人。何自然《续笑林》别无可考，大约是东汉邯郸淳撰《笑林》之续书，后者曾被刘知几《史通·书事》斥为“调谑小辩，嗤鄙异闻，虽为有识所讥，颇为无知所说”。《嘉话录》则为宣宗大中十年(856)韦绚整理长庆中刘禹锡谈话而成，属于轶事议论类笔记。二书性质不同，但同为范摅所“称美”或仿效。书中《中山诲》一篇主要取资于《嘉话录》，《杂嘲戏》是否取资《续笑林》，实在无从推定，若然，则《续笑林》或亦大中后著作。 范摅所谓“少游秦、吴、楚、宋”，虽然年代无法确证，但路线和范围，则大致可以推测是从越州北上，经吴过宋入秦游楚，目的是游历山水，交结名流。他晚年著作此书，从序中所谈则主要是得于“樽酒和酬”之际，“街谈巷议”之间，来源的层次并不高，但他则求“近于丘坟”，即以经典为自己的努力目标，甚至抬出了“孔子聚万国风谣，以成其《春秋》也”来标榜。他有这样的宏愿，有追求，当然是好事，但眼光和学识更重要。范摅似乎没有这方面的准备，在二百字左右的短序中，至少有两个错误，《嘉话录》记刘禹锡所谈，并非他所撰；孔子据鲁史而成《春秋》，何曾“聚万国风谣”？后者尤属常识，只能用“嗤鄙异闻”来解释。 就目前所知，范摅本人没有留下写诗的记录，更无诗歌存世，与他并世的诸多诗人，包括如方干这样长期居住越州的诗人，诗中没有提到与他的交往。仅《诗话总龟》卷三四引《郡阁雅谈》云：“范摅处士有子，七岁作《隐者》诗云：‘扫叶随风便，浇花趁日阴。’方干曰：‘此可入室。’又作《夏景》诗云：‘闲云生不雨，病叶落非秋。’干曰：‘必不寿。’果卒。”这是宋初的记录，能作诗的是他儿子。 范摅本人在《云溪友议》中有十来段用云溪子名义发的议论，提到一些他的行踪和交往。如卷上《梦神姥》云“亲闻范阳所述，故书之”，范阳指卢肇，所叙为“卢著作肇为华州纥干公
防御判官”时游华山轶事。卢肇官至歙州、吉州刺史，此前之咸通初，为华州防御判官。三年(862)，为秘书省著作郎。范摅入京或即其时。《三乡略》云三乡题诗得自陆贞洞，也记录了陆的诗。《彰术士》云“自童骏之年知之，方敢备录”，所录为大中间杜胜事，可以推测范摅大约为武宗前后出生。卷下《江客仁》云“乾符己丑岁，客于霅川，值李生细述其事”，霅川在湖州。乾符为僖宗年号，仅六年，没有己丑岁。《唐诗纪事》卷五六引作辛丑，也误。今人推测或为己亥之误。我更倾向于范摅的学识未必能准确记下干支，只能据此知道他在乾符间居住霅川而已。《蜀僧喻》：“云溪子昔遁西霞峰，厥气方壮，尝遇玄朗上人者，乃南泉禅宗普愿大师之嗣孙也。”西霞峰可能在华山，是范摅另一隐居地。南泉普愿(748-835)为马祖高足，中唐名僧，《祖堂集》卷一六、《宋高僧传》卷一一、《景德传灯录》卷八皆有传。不过这位嗣孙玄朗就别无事状了。以上为范摅生平和交往的全部记录。 《云溪友议》附存十来则云溪子的议论，《毗陵出》录慎氏诗为彰“女子之所能”；《襄阳杰》述于頔归崔郊妾则称“历观国朝挺特英雄，未有如襄阳公者也”；《狂巫讪》记宣宗明察韦廑被巫者欺诳为“亲综万机，恩覃九裔，可以农、轩比德，舜、禹同规”；《羡门远》云皇甫大夫识破黄山隐之大言为“明察之断”。这些都是很一般的议论，没有什么高明处。唯一精彩处是引刘向“传闻不如亲闻，亲闻不如亲见”，可见他知道纪事可靠，宜得于亲闻亲见之重要。这段话录自王子年《拾遗记》卷一，那也是一本喜欢编造历代帝王后妃离奇故事的志异书，可以见到范摅心仪《春秋》，其实依傍传奇之用意。 如此轻议范摅，不是鄙视他，只是要揭示他身处基层，心怀好奇，而又缺乏清醒的本朝掌故是非的判断考订能力，恰好尽到了将唐代中后期民间流传唐诗及其相关故事记录下来的责任，因而特别可贵。 二 《云溪友议》中的可靠诗事 我曾有一判断，即唐诗留存到今日之总数大约在五万三千首上下，这些诗歌得以流传到现在，主要是依凭别集和总集的收录。别集和总集虽然也有后世作伪和编刻传讹的现象，但就大端说，则直接或间接源自作者自定的诗稿，在诗歌题目和文本上均较可信任。大约五分之一左右的唐诗依靠各类史书、笔记、诗话、类书、方志、碑帖等文献，由后人陆续辑佚所得，情况有很大区别。如摩崖石刻所存唐诗经常是当年写作的原貌，有时比别集还原始，还完整。史书、笔记、诗话等则包含大量传闻的内容，出入相对较大。即便如此，也有许多很可靠的记录。如《本事诗》所载刘禹锡两题玄都观诗、元稹《赠黄明府》诗之类，因为直接录自作者本人诗序，叙事很可靠。有时叙事似乎很曲折离奇，但基本事实则无大误，如元白梁州梦之互念偶合，韩翃《章台柳》之悲欢聚散，皆是。《云溪友议》也是如此。我认为可以举出的有《饯歌序》载大中七年浙东幕府听盛小丛歌送侍御崔元范归京，崔作诗有“独向柏台为老吏，可怜林木响余声”句，时以为不祥，至是年秋崔鞠狱于谯中而卒。《千唐志斋藏志》1123号《雍丘县尉崔府君夫人卢氏合袝墓志铭》云：“长曰元范，由拔萃科聘诸侯府，升宪台为监察御史，不幸短折，士林痛之。”志主为其母。《名义士》录廖有方元和十年在宝鸡窆旅逝者始末，也可与《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268号载《唐故京兆府云阳县令廖君墓铭》印证。《思归隐》主要根据韦丹与僧灵澈唱和诗序，真实性也无庸怀疑。 范摅说到“杨素归徐德言妻”(《襄阳杰》)、“欧阳太原亡姬”(《南海非》)，都是唐代流传的诗事故事。前者叙破镜重圆事，见《两京新记》和《本事诗》，后者叙欧阳詹恋太原妓恸怨而殁，见孟简《咏欧阳行周事》(《太平广记》卷二七四引《闽川名士传》引)。二事皆叙生离死别、惊心动魄之诗事，范摅知而不录，说明他在去取方面曾有所选择。全书每篇皆以三字名篇，行文也颇用心，可见他著述态度之认真。 三 叙事局部传误举例 即所谓有其人有其事，但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真假不分，是非杂糅。 《窥衣帷》：“元丞相载妻王氏字韫秀。(注：王缙相公之女，维右丞之侄。)初，王相公镇北京，以韫秀嫁元载，岁久而见轻怠。”史述元载所娶为天宝名将王忠嗣之女，有《旧唐书》本传和石刻为证，而这里讹成了诗人王维之侄女，代宗相王缙的女儿。因为就诗事来说，王维兄弟名气比王忠嗣要大得多。其实，元载入相比王缙还要早两年，而王缙镇北京(即太原)在大历三年，时恰元载独掌朝政之时。范摅所记是元载从贫贱文士到登龙入相，其妻始终劝勉相扶的故事。其中部分为史实，即元曾为相十六年，其妻王姓，妻父曾长期担任节度使，元载祸败后王氏宁死不愿受辱。但主体情节则是虚构的，王氏诗有“相国已随麟阁贵，家风第一右丞诗”，当然本来无从谈起。但我相信这是以一位身败名裂的文士出身名相为原型，编造的落难秀才与大家闺媛恋爱故事。范摅的可贵是不假思索地将其记录下来了。 《琅邪忤》云：“元公以讳秀，明经、制策入仕。(注：秀字紫芝，为鲁山令，政有能名。颜真卿为碑文，号曰元鲁山也。)”居然以为元稹是元德秀的儿子，还煞有介事地引颜真卿碑文为证，并据以解释他明经入仕的原因。全书讲到元稹的地方很多。《艳阳词》云：“安人元相国，应制科之选，历天禄、畿尉，则闻西蜀乐籍有薛涛者，能篇咏，饶词辩，常悄悒于怀抱也。及为监察，求使剑门，以御史推鞫，难得见焉。及就除拾遗，府公严司空绶，知微之之欲，每遣薛氏往焉。临途诀别，不敢挈行。”所录元赠薛诗，卞孝萱《元稹年谱》举四证认为绝不可信，确证有二，一是元仅至东川而薛居成都，二是薛长于元近二十岁。范摅还说元到浙东仍不能忘情，薛那时已经六旬望七了。虽然范摅所引元稹对前妻之《悼悲怀》及与续弦裴淑唱和诗尚无大误，但叙事中则才女薛涛与风流才子元稹之风情故事更为人乐于称道。《唐摭言》卷一二云：“元相公在浙东时，宾府有薛书记，饮酒醉后，因争令掷注子，击伤相公犹子，遂出幕。醒来，乃作《十离诗》上献府主。(诗略)”并录元公诗：“马上同携今日杯，湖边还折旧年梅。年年只是人空老，处处何曾花不开。歌咏每添诗酒兴，醉酣还命管弦来。樽前百事皆依旧，点检唯无薛秀才。”录诗不是元稹作，而是白居易《与诸客携酒寻去年梅花有感》，诗后原注：“去年与薛景文同赏，今年长逝。”浙东幕府薛景文的诗，以后也莫名传入薛涛名下。大致名人风情故事历代都有，元稹既称才子，也就不必计较时人的编造了。 四 对本朝故实常缺乏基本认识 翻阅范书，最大的感受是他对有唐一代的基本史实缺乏基本常识，对叙述所及之名公才士的基本履历经常全无所解，经常发生成堆的讹误，让学者有目不暇接之感。话重了，举例说明吧！ 如《杂嘲戏》： 贺秘监、顾著作，吴越人也。朝英慕其机捷，竞嘲之，乃谓南金复生中土也。每在班行，不妄言笑。贺知章曰：“钑镂银盘盛蛤蜊，镜湖莼菜乱如丝。乡曲近来佳此味，遮渠不道是胡儿。”顾况和曰：“钑镂银盘盛炒虾，镜湖莼菜乱如麻。汉儿女嫁吴儿妇，吴儿尽是汉儿爷。” 贺知章卒于天宝前期，顾况肃宗时方登第，为官更在其后。同在班行，显出误传，诗亦恐出依托。为何传误，难以究竟。 再如《南黔南》： 先柳子厚在柳州，吕衡州温嘲谑之曰：“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柳馆依然在，千株柳拂天。”至南公至黔南，又以故人嘲曰：“黔南南太守，南郡在云南。闲向南亭醉，南风变俗谈。” 吕温卒于元和六年(811)，后四年而柳刺柳州，南卓镇黔更在吕卒后四十多年。没有无知者无畏的勇气，很难写下这段纪事。其实这一节，只是柳宗元《种柳戏题》的民间衍派作品。柳诗见《柳河东集》卷四二：“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谈笑为故事，推移成昔年。垂阴当覆地，耸干会参天。好作思人树，惭无惠化传。” 又如《金仙指》列举“留守王仆射逢”，其人绝无可考。再如《羡门远》“纥干尚书
苦求龙虎之丹十五余稔”，是很珍贵的记录，有今《正统道藏》存其著《悬解录》可证。但接着说“皇甫大夫在夏口日”，有道士自称黄山隐，排衙而入，吟诗有“古者有七贤，六个今何在”句，“自谓我是一贤也”。大夫诱以名利，即“脱其道服，饰以青衿，引见谢陈，礼度甚恭”，大夫怒而斩之，判书有“黄泉六个鬼，今夜待君来”。就揭露道士之假清高，确是好段子。但鄂岳节度驻节夏口，从来没有姓皇甫之节度使，而中唐著名者如皇甫镈，则没有这段经历，故事就不知从何而来了。 再如《严黄门》： 武年二十三，为给事黄门侍郎，明年，拥旄西蜀，累于饮筵对客骋其笔札。杜甫拾遗乘醉而言曰：“不谓严挺之有此儿也。”武恚目久之，曰：“杜审言孙子，拟捋虎须？”合座皆笑，以弥缝之。武曰：“与公等饮馔谋欢，何至于祖考矣！”房太尉绾亦微有所忤，忧怖成疾。武母恐害贤良，遂以小舟送甫下峡。母则可谓贤也，然二公几不免于虎口矣。李太白为《蜀道难》，乃为房、杜之危也。 且解“所守或非人，化为狼与豺”二句为“此谓武之酷暴矣”，说得头头是道。其实严武虽然少年得志，但任黄门侍郎时已经三十八岁，房琯在此前已经去世。严武拥旄西蜀前后两次，前一次在上元间，李白仍在世，但居江东已经来日无多。严、杜关系密切，存诗甚多，其中未见严母之身影。而《蜀道难》则因殷璠《河岳英灵集》收入，可以肯定作于天宝十二载以前，与安史之乱、玄宗奔蜀无关，更谈不上为房、杜忧了。《蜀道难》的后半段确实有不易解处，范摅一不留心就把唐代民间之胡乱解诗记录下来了。在同一节中还有“章仇大夫兼琼为陈拾遗雪狱”、“陈晃字子昂”、“高适侍御与王江宁昌龄申冤”、李白作歌“疑严武有刘焉之志”、章彝外家报怨严武等离奇的记录，皆经不起史实的推敲。 再如《衡阳遁》： 徐侍郎安贞久居中书省，常参李右丞议，恐其罪累，乃逃隐衡山岳寺，为东林掇蔬行者，诈喑哑不言者数年。 两《唐书》均有徐安贞传，他任中书侍郎在开元二十五年(737)，约卒于天宝三载(744)后不久，哪里有时间让他躲到衡山去作哑僧。 再如《巫咏难》： 秭归县繁知一，闻白乐天将过巫山，先于神女祠粉壁，大署之曰：“苏州刺史今才子，行到巫山必有诗。为报高唐神女道，速排云雨候清词。”白公睹题处怅然，邀知一至，曰：“历阳刘郎中禹锡，三年理白帝，欲作一诗于此，怯而不为。罢郡经过，悉去千余首诗，但留四章而已。”此四章者，乃古今之绝唱也，而人造次不合为之。 白居易过巫山，为其元和十三年(818)任忠州刺史时事。刘禹锡理白帝，则为长庆元年(821)刺夔后事。称白为苏州刺史，称刘为历阳郎中，更在其后十多年。刘禹锡集中有《巫山神女庙》一首，何曾怯而不为？神女庙唐人题诗，宋人欧阳修、陆游等均曾见有李吉甫、丘玄素、李贻孙、敬骞、蔡穆等诗，多在刘前，何曾有削去之事。至范摅所云独存四首，皆乐府诗，未必亲到刻石者，所录沈佺期一首则为唐初张循之作。一段叙事能错成这样，真亏范夫子之妙裁。 五 似是而非的诗事牵附 所谓诗事牵附，是指在作者原诗中并没有包含的寓意或本事，在流传中附会出意想不到的故事。如《云溪友议》卷下《和戎讽》： 上曰：“比闻有一卿能为诗，而姓氏稍僻，是谁？”宰相对曰：“恐是包子虚、冷朝阳。”皆不是也。上遂吟曰：“山上青松陌上尘，云泥岂合得相亲。世路尽嫌良马瘦，唯君不弃卧龙贫。千金未必能移性，一诺从来许杀身。莫道书生无感激，寸心还是报恩人。”侍臣对曰：“此是戎昱诗也。”京兆尹李銮拟以女嫁昱，令改其姓，昱固辞焉。 戎昱的原诗见《戎昱诗集》和《文苑英华》卷二五六，题作《上湖南崔中丞》，应该是大历四、五年间赠湖南观察史崔瓘，内容只是说感激知遇、重诺轻财之意，第五句原作“千金未必能移姓”，何曾有拒绝改姓之事。 《云溪友议》卷中《狂巫讪》云： 太仆韦卿觐，欲求夏州节度使。有巫者知其所希，忽诣韦门曰：“某善祷祝星神。凡求官职者，必能应之。”韦卿不知其诳诈，令择日夜深，于中庭备酒果香灯等。巫者乘醉而至，请韦卿自书官阶一道，虔启于醮席。既得手书官衔，仰天大叫曰：“韦觐有异志，令我祭天。”韦公合族拜曰：“乞山人无以此言，百口之幸也。凡所玩用财物，悉与之。”时湖上崔大夫偘充京尹，有府囚叛狱，谓巫者是其一辈。里胥诘其衣装忽异，巫情窘，乃云：‘太仆韦觐曾令我祭天，我欲陈告，而以家财求我，非窃盗也。’既当申奏，宣宗皇帝召觐至其殿前，获明冤状，复召宰臣，诏曰：‘韦觐城南上族，轩盖承家。昨为求官，遂招诬谤，无令酷吏加之罪愆。其师诬诳，便付京兆处死讫申。’韦则量事受责，门下议贬潘州司马。(略)察院李公明远诗：“北鸟飞不到，南人谁去游？天涯浮瘴水，岭外向潘州。草木春秋暮，猿猱日夜愁。定知迁客泪，应只对君流。” 这件事在《东观奏记》载：“司农卿韦廑，夜令学士为厌胜之术，御史台劾奏，贬永州司马。”《资治通鉴》则载大中十年事发：“秋九月，上召廑面诘之，具知其冤，立以巫士付京兆杖死，贬廑永州司马。”似乎范摅所载韦觐当作韦廑，是文字音同致误。而在杜牧《樊川文集》卷一九有《一品孙李明远授左千牛备身等制》，大约为六年(852)作，四年后李进察院为监察御史，也在情理中。但再细究，范摅所录的原诗在《梨岳诗集》、《文苑英华》卷二八二、《唐百家诗选》卷一六、《瀛奎律髓》卷二四、《全唐诗》卷五八七均收作诗人李频作，诗题为《送孙明秀才往潘州访韦卿》，诗题的异文仅《唐百家诗选》、《瀛奎律髓》“访”作“谒”。全诗为：“北鸟飞不到，北人今去游。天涯浮瘴水，岭外问潘州。草木春冬茂，猿猱日夜愁。定知迁客泪，应只对君流。”仅有少数文字不同，肯定是一首诗。再回头比较《云溪友议》与其他史籍所载之不同，则韦廑贬前所任为司农卿而非太仆卿，贬地是永州而非潘州，那年的京兆尹为韦澳，亦非崔偘。原诗肯定是李频所作，范摅得自传闻，作者既误为确有其人的李明远，传误的起点恐怕只是孙明所访者与遇巫被骗者皆可称韦卿，又根据诗句改让韦廑到更远的潘州走一次。可以看出，此一首诗的传误过程很复杂，是叠加累进而成的讹误。 六 民间诗歌与故事编造 二十多年前，李正宇《敦煌学郎题记辑注》(刊《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1期)和徐俊《敦煌学郎诗作者问题考略》(刊《文献》1994年第4期)先后发表，从大量敦煌写本后的学郎题记中注意到这些诗歌的趋同性，徐俊特别否定了抄写的学郎即为作者的说法。其后长沙窑瓷器题诗大量刊布，其中部分诗歌居然与远在西陲的敦煌、吐鲁番写本题诗相同，我也先后撰文《八十年来的唐诗辑佚及其文学史意义》、《从长沙窑瓷器题诗看唐诗在唐代下层社会的流传》，说明唐代民间流传诗歌具有的通俗、短小以及不在意作者的特点，而且关注到文人诗歌传入民间，以及民间诗歌附会文人的状态。举一例来说，长沙窑瓷器题诗有：“海鸟浮还没，山云断更连。棹穿波上月，船压水中天。”敦煌遗书P.2622残诗存“海鸟无还没，山云收”八字，为同一诗，知唐代流传甚广。宋人《今是堂手录》(《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一九引)：“高丽使过海，有诗云：‘水鸟浮还没，山云断复连。’时贾岛诈为梢人，联下句云：‘棹穿波底月，船压水中天。’丽使嘉叹久之，不复言诗矣。”让贾岛在过海船上诈为僧人，目的就是给高丽使意外一击，本身已够荒唐。知道当年该诗曾如此广泛地流传，真相也就很清楚了。再举一例。《唐摭言》卷一三：“元和中，长安有沙门(不记名氏)，善病人文章，尤能捉语意相合处。张水部颇恚之，冥搜愈切，因得句曰：‘长因送人处，忆得别家时。’径往夸扬。乃曰：‘此应不合前辈意也。’僧微笑曰：‘此有人道了也。’籍曰：‘向有何人？’僧乃吟曰：‘见他桃李树，思忆后园春。’籍因抚掌大笑。”张籍二句见其作《蓟北旅思》：“日日望乡国，空
白纻词。长因送人处，忆得别家时。失意还独语，多愁只自知。客亭门外柳，折尽向南枝。”何以招致僧人如此嘲笑，以往无从得到正解，如洪迈《容斋五笔》卷七《东坡不随人后》举此反证东坡善创新意。今见长沙窑题诗：“岁岁长为客，年年不在家。见他桃李树，思忆后园花。”始知此二句诗文本原貌，知为民间流传最广之作品，几乎人人皆知，故张籍被沙门以此相嘲，可谓颜面尽失。 《云溪友议》也肯定包含大量类似的例子，我以为可以讨论的有如下数例： 明皇幸岷山，百官皆窜辱，积尸满中原。士族随车驾也，伶官张野狐觱栗，雷海清琵琶，李龟年唱歌，公孙大娘舞剑。初，上自击羯鼓，而不好弹琴，言其不俊也。又宁王吹箫，薛王弹琵琶，皆至精妙，共为乐焉。唯李龟年奔迫江潭。杜甫以诗赠之曰：“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值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龟年曾于湘中采访使筵上唱：“红豆生南国，秋来发几枝。赠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又：“清风朗月苦相思，荡子从戎十载余。征人去日殷勤嘱，归雁来时数附书。”此词皆王右丞所制，至今梨园唱焉。歌阕，合座莫不望行幸而惨然。龟年唱罢，忽闷绝仆地，以左耳微暖，妻子未忍殡殓，经四日乃苏。(《云中命》) 在范摅的笔下，玄宗幸蜀之追随士族，居然都是歌舞艺人，有名的都在，根本不顾忌雷海清被安禄山俘系，宁王、薛王早就亡故，这就是民间思维。杜甫入湘之大历初，早已没有湘中采访使的官职。岐王李范是玄宗四弟，卒于开元十四年(726)；崔九是崔涤，也卒于同一年。杜甫那一年方十五岁，何曾有过这么阔的朋友？而李龟年因唱歌而情动五内，闷绝仆地，死四日而复苏，也分明是传奇志怪桥段。传为杜甫的这首诗流传很广，在范摅以前，郑处诲《明皇杂录》已收(《太平广记》卷二○四引)，宋人辑录《杜工部集》时收入，题作《江南逢李龟年》，且以“崔九即殿中监涤也，中书令湜之弟也”一段录作杜甫自注。其实，《云溪友议》所录两首王维的诗，王集两种宋本都不收，后者在《乐府诗集》卷七九、《万首唐人绝句》卷五八录作《伊州歌第一》。作王维诗的最早记载就在范摅。只是因为不涉具体史实，又无他人出来申请权利，因此向无争议。就《云溪友议》此节所述，三诗情况是差不多的。 再如《题红怨》：“明皇代，以杨妃、虢国宠盛，宫娥皆颇衰悴，不备掖庭。常书落叶，随御水而流云：‘旧宠悲秋扇，新恩寄早春。聊题一片叶，将寄接流人。’顾况著作闻而和之。既达宸聪，遣出禁内者不少，或有五使之号焉。和曰：‘愁见莺啼柳絮飞，上阳宫女断肠时。君恩不禁东流水，叶上题诗寄与谁？’”又见《本事诗》，则云顾况见诗而和之，十余日后再得宫中回诗。内外传情，真如今日电邮般方便。《云溪友议》又增大中间卢渥红叶随流，多年后见退宫人印证其事。《北梦琐言》卷九僖宗时进士李茵曾遇宫中侍书家云芳子书红叶流出御沟，宋王铚《侍儿小名录补》则作贞元进士贾全虚与凤儿事，刘斧《青琐高议》前集卷五引张实《流红记》又作僖宗时儒士于佑和宫女韩氏事。凡此皆属一事之陆续衍传，虽为民间所喜闻，无奈事实有不可为者。 七 引诗多张冠李戴 一诗而分属不同作者，是为互见诗，在《全唐诗》中多达六千多首，多数为宋以后传讹。今人考辨，多数以唐宋引录为依据。《云溪友议》是唐人的书，但其传误已经极其严重。如《温裴黜》录刘禹锡《杨柳枝》：“春江一曲柳千条，二十年前旧板桥。曾与美人桥上别，恨无消息至今朝。”其实是白居易《板桥路》的节写，白诗见《白氏长庆集》卷一九：“梁苑城西二十里，一渠春水柳千条。若为此路今重过，十五年前旧板桥。曾共玉颜桥上别，不知消息到今朝。”同节引滕迈《杨柳枝词》：“陶令门前罥接离，亚夫营里拂朱旗。”认为“不言杨柳二字，最为妙也”，其实所引是李绅《柳二首》之一的前二句。《江客仁》录李汇征吟李涉诗：“华表千年一鹤归，丹砂为顶雪为衣。泠泠仙语人听尽，却向五云翻翅飞。”其实是刘禹锡《步虚词二首》之二，见《刘梦得文集》卷八、《乐府诗集》卷七八、《万首唐人绝句》卷五等书。《云中命》录李群玉诗：“黄陵庙前莎草春，黄陵女儿茜裙新。轻舟小楫唱歌去，水远山长愁杀人。”其实是李远《黄陵庙词》，见《李远诗集》、《唐百家诗选》卷一七、《万首唐人绝句》卷四四等书。《琅邪忤》录长孙翱《宫词》：“一道甘泉接御沟，上皇行处不曾秋。谁言水是无情物，也到宫前咽不流。”《唐诗纪事》卷二八、《能改斋漫录》卷八、《艇斋诗话》引唐顾陶《唐诗类选》等皆作孙叔向诗，长孙翱别无表见。同节录元稹《自述》：“延英引对碧衣郎，红砚宣毫各别床。天子下帘亲自问，宫人手里过茶汤。”此为王建《宫词百首》中诗，《唐诗纪事》卷四四、《万首唐人绝句》卷三一所引甚可靠。造成这些讹误，虽然有乐师删节传唱的原因，更多是流传多歧，范摅又不善鉴裁，以至如此。 八 《中山悔》一节之讨论 在此特别应讨论的是《中山悔》一节之叙事。这一节范摅肯定曾参考序中提到的《刘宾客嘉话录》，原书虽已失传，今存本也有大量伪文羼入，但经过唐兰、罗联添、陶敏的陆续辑考，已经大致可读。三家对范摅所引皆持谨慎态度，存为附录。但就范摅所引各节情况来看，真伪出入也稍有不同。 第一节述刘禹锡告诫子弟不要轻率露才扬己，举自己早年轻改牛僧孺文稿事，并附二人叙旧释怀诗。牛诗题作《席上赠汝州刘中丞》：“粉署为郎四十春，今来名辈更无人。休论世上升沉事，且斗樽前见在身。珠玉会应成咳唾，山川犹觉露精神。莫嫌恃酒轻言语，曾把文章谒后尘。”署“襄州节度牛僧孺”。刘诗题作《奉和牛尚书》，诗云：“昔年曾忝汉朝臣，晚岁空余老病身。初见相如成赋日，后为丞相扫门人。追思往事咨嗟久，幸喜清光语笑频。犹有当时旧冠剑，待公三日拂埃尘。”署“汝州刺史刘禹锡”。刘诗见于《刘宾客外集》卷六，题作《酬淮南牛相公述旧见贻》，异文也较多，全录如下：“少年曾忝汉庭臣，晚岁空余老病身。初见相如成赋日，寻为丞相扫门人。追思往事咨嗟久，喜奉清光笑语频。犹有登朝旧冠冕，待公三入拂埃尘。”虽仅细节出入，显是原集文本更妥当，更切身份。从牛、刘二人的宦迹来说，刘自大和八年守汝州，牛则自大和六年镇淮南，开成二年为东都留守，四年出镇山南东道，即所谓襄州节度。这里虽有细节出入，大端还属可信。 第二节刘禹锡自述因好讥评人物而致仕宦不达，在此不讨论。第三、第四节为对诸多唐诗人名句之点评，每以己作与之比较，部分也见他书，但范摅改动较多，也可不讨论。值得重点讨论的是第五节： 夫人游尊贵之门，常须慎酒。昔赴吴台，扬州大司马杜公鸿渐为余开宴。沉醉归驿亭，似醒，见二女子在旁，惊非我有也。乃曰：“郎中席上与司空诗，特令二乐伎侍寝。”且醉中之作，都不记忆。明旦修状启陈谢，杜公亦优容之，何施面目也。余郎署州牧，轻忤三司，岂不难也。诗曰：“高髻云鬟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寻常事，断尽苏州刺史肠。” 这首诗极有名，但叙事错得离谱。杜鸿渐相代宗，平生未曾在扬州任职，大历四年(769)卒，刘禹锡出生于其后三年，二人无缘会面。刘禹锡刺苏州时，镇扬州者先后为崔从、牛僧孺，二人皆未带司空衔。《本事诗》载同事另一版本： 刘尚书禹锡罢和州，为主客郎中、集贤学士。李司空罢镇在京，慕刘名，尝邀至第中，厚设饮馔。酒酣，命妙妓歌以送之。刘于席上赋诗曰：“倭鬌梳头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江南刺史肠。”李因以妓赠之。 地点和主人都变了，时间也改成刘罢和州入京时，但也有许多违格的地方。宋人以为苏州刺史韦应物与杜鸿渐事，近代以来岑仲勉、卞孝萱、陶敏等多有辨析，因无法找到准确的结论，皆判此诗为伪。 其实各家都认真将《云溪友议》当信史来读了。就《嘉话录》来说，是穆宗长庆二年(822)韦绚到夔州从刘禹锡受学的记录，到大中十年(856)即三十多年后，将其整理出来。从刘谈、韦记到晚年整理，其间已大有出入。如该书云：“予尝为大司徒杜公之故吏。司徒冢嫡之薨于桂林也，柩过渚宫。予时在朗州，使一介具奠酹，以申门吏之礼，为一祭文。(下略)”“司徒冢嫡”谓杜佑长子杜式方，《旧唐书·穆宗纪》载其长庆二年四月卒于桂管观察使任，新出墓志也可证，其时刘在夔州任，离开朗州已经七年，这是韦绚误记。从韦绚到范摅及孟启，其间书面或口头之传闻不知又经历几度变化，二人所载之不同，实为一事不同途经流传之结果。从最初的故事原型来说，我相信仅是一位低位者对于高位者奢侈生活的惊羡记录，有相见开宴，有美人歌舞，有作诗惊叹，有赠妓风流。在流传过程中，增加了某些原来没有的内容。就《云溪友议》来说，如果将显然谬误的杜鸿渐抹去，则扬州大司马杜公而曾任司空者，杜佑恰符合，刘曾任杜掌书记多年，在《上杜司徒书》也显示二人虽属主官与僚属关系，但平日亲密信任，刘率性而为，杜一切包容。大约也只有到这份交情，才会因为一首诗而以家妓相赠。我在几年前撰文《司空见惯真相之揣测》(刊《新民晚报》2009年2月15日)，即就这层立说。那么事情就该在贞元末年，刘作苏州刺史几乎还要等二十五六年。但若了解刘禹锡的出生和早年家居恰在苏州嘉兴一带，若刺史为后来附会，仅就吴台到扬州来说，也有说得过去的理由。唐雯博士近期撰《云溪友议校笺》(中华书局即出)，认为吴台指扬州吴公台，《万首唐人绝句》卷六题作《赠李司空妓》或为原题，则以《本事诗》近得其实。她找出《旧唐书》敬、文二帝纪载李绛宝历元年(825)四月以剑南东川节度使、检校司空为左仆射，大和元年(827)兼太常卿，以期与刘禹锡大和二年自和州入为主客郎中事相接，更举刘《祭兴元李司空文》有“公入西关，愚亦征还。削去苛礼，招邀清闲”云云，似可印证。我还可以补充二人聚会时，在座有崔群、白居易、庾承宣、杨嗣复等人，同作《杏园联句》、《花下醉中联句》，崔群诗附注称“群上司空”，绛诗有“老态忽忘丝管里，衰颜顿解酒杯中”，有丝管杯酒，刘诗则感叹“二十四年流落者，故人相引到花丛”。这些都可以与“招邀清闲”印证。但就人事渊源来说，刘禹锡与李绛交往不深，李绛元和中入相时刘长期贬外，到晚年在多人聚会时诗酒相会是可能的，醉酒赠妓似乎不太可能。凡此我以为疑以存疑可也，必须承认文献有不足征，传讹很难究诘。 九 余说 唐五代笔记，存者以及佚而可辑者逾百种，其文献来源差别很大。如《大唐新语》、《谭宾录》等以国史实录为依据，《北梦琐言》部分取资五代实录，均较翔实；《次柳氏旧闻》录柳芳述高力士所谈，《戎幕闲谈》、《嘉话录》叙李德裕、刘禹锡所谈，《尚书故实》录宾护尚书(今人考为张彦远)所谈，《贾氏谈录》记贾黄中所述，也都来源明白；赵璘《因话录》录平生见闻，李浚(李绅子)《松窗杂录》录前辈所谈，可说渊源有自。范摅似乎没有机会接触上层公卿，他的叙述主要来自道听途说。《云溪友议》喜谈名人轶事，但全书中没有他直接参与的痕迹，即便在他已经成人且发生在越州的文人聚会，他也不曾忝列。仅有的两次接触当事人的叙述，也是在多年以后。从史学征信的立场上来说，他的著作确实大可怀疑，从文学传播视角，则有特殊的价值。 唐诗写成后传向社会，是通过各种途径为各社会层次的人们所阅读、所诵习、所歌唱、所谈论。尽可能忠实于原貌的文本传抄和书写，当然是最重要的途径，唐诗能有五万多首存留至今，且大多能够忠实于唐时的原文，首先应归功别集与总集的编纂和写刻者。但更广泛的社会传播，所谓妇孺童稚得以理解的层面，则要复杂得多。从敦煌、吐鲁番学郎诗的抄写，和长沙窑瓷器题诗，我们看到民间对诗要求尽量通俗易懂、切合日常生活的同时，至于保留作者的归属，保持诗作的原貌，实在没有多少兴趣。甚至可以说，诗歌走向社会，文本就处于动态的不断被改写的过程中，其作者的归属也因为不断地流动而产生歧义。此外，乐工之采诗入乐，民间歌人之翻曲传唱，扩大流传的同时，也对诗歌文本作了大量的加工。在《云溪友议》中出现的李龟年、盛小丛、刘采春、周德华等，就承担了这样的责任。他们传唱当代名公的诗作，具体到哪位名公，有那么重要吗？他们根据历来乐工的传说记下李白、杜甫或王维的诗歌，有责任一定要推究史实保证不误？当然没有必要。范摅所载许多张冠李戴的作品，很多也即因此沿袭下来。 此外，除如前述李频诗误归李明远之个别情况，文学传播中另一常见状况是无名诗作传为有名诗作，小家诗传为名家诗，到明代还有男性诗传为女性作，《云溪友议》包含许多这类的个案。诗人写诗也如同我们的日常生活一样，多数情况下是波澜不惊、风平浪静的，除非突然的变故，一般很少有大的曲折。但是在民间传播中，男女情事永远是亘古不变的主题，名人曲折风流的故事，名篇惊心动魄的本事，当然会更多地吸引读者去关心和了解。从《云溪友议》到《本事诗》到《鉴诫录》，都对此类故事抱有浓厚的兴趣。范摅的经历既如前述，《鉴诫录》作者何光远仅担任普州军事判官，又对神仙故事抱有浓厚兴趣，孟启的官职和学识层次稍高些，对诗事趣闻的记录方面有眼光的不同，兴味则是一致的。有学术考据癖者如我，总希望清除雾障廓明真相，无论诗人的生平、诗歌的文本或写作之寄意，无不如此。但从更广阔的视野来说，文学在传播中变化、讹误、派生故事、出现新解，甚至改动得面目全非，不也是很有趣的文学现象吗？只要学者有区别分层次地来说明解释这些现象，当也可获得无穷的乐趣。 《云溪友议》把这些文学变形中的复杂现象记录下来，我们利用各类文献追索真相，得以部分地恢复真相，看到衍讹的痕迹；或者还有更多的目前还无法清理的记录，只能暂时存疑，等待新证。“司空见惯”、李龟年等，不妨都搁一搁。 (本文写作中曾参考唐雯博士待刊书稿《云溪友议校笺》，谨此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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