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德国“新右派”历史修正主义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联邦德国论文,修正主义论文,右派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332(2014)04-0075-12 所谓的“新右派”是指这样一些学者和知识分子，他们虽然认同民主政治，但却具有较强烈的民族保守主义情绪，向往权威政治，力图借由所谓的“右派葛兰西主义”来反制左翼自由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在文化上的优势，“以右派的知识霸权来取代左派的知识霸权”①，通过对话语权的掌握，影响社会，操纵国家发展方向。“历史修正主义”则是指“更改在学术上、政治上和社会上早已获得普遍承认的历史观并借此对特定事件作出与当前历史科学定论完全不同的解释和/或解说的种种试图”②，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动机的历史编纂思想，它力图通过重新解说历史来为特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目标服务。 联邦德国新右派的历史修正主义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一度受到左派政治和知识精英的沉重打击，但在1990年两德统一之后又重新崛起，至今仍相当活跃；虽未形成规模效应，但其用心叵测，不可小觑，必须予以认真对待，严肃批判。 鉴于国内至今尚无专门研究，本文试对其兴起和发展过程、主要代表人物和著作，特别是一些重要命题和政治意图，加以批判性综述，以便敲响警钟，防患于未然。 联邦德国新右派历史修正主义的兴起是有较深厚的历史和社会根源的。 自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69-1974年以维利·勃兰特为首的社会民主党联合自由民主党执政，经过美、英、法、苏等战胜国的“再教育”、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和联邦德国法庭的纳粹罪行审讯、“费舍尔争论”、“68一代”对权威的反叛和“批判的社会史学派”的形成，以批判反思纳粹历史为核心的“克服过去”运动广泛开展起来，揭露纳粹罪行，承担历史责任，向受害者认罪、道歉和赔偿的态度，终于在联邦德国的历史政治中占据了上风，左派势力也在联邦德国主要政党、学校、教会和媒体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德国人，特别是那些在政治上倾向于左翼自由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知识精英，逐步形成了一种坦诚对待本民族历史、勇于自我启蒙和自我批判的精神，并在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上达成了“民主派共识”，充分认识到纳粹主义是19世纪以来“德意志特殊道路”的必然结果，是对德意志民族主义和反民主思想、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反犹主义的继承和发展；纳粹分子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纯属种族意识形态妄想，毫无“理性内核”可言；对于纳粹罪行，即使并非“全体德意志人”也是大多数德意志人都负有责任。③尽管仍有个别人顽固坚持右翼极端主义和右翼激进主义观点，千方百计否认纳粹罪行，但已形影孤单，不得人心，其著作和言论不是被禁止，就是遭封杀。 与此同时，联邦德国“经济奇迹”的出现、社会福利政策的全面落实和较大规模的社会政治生活参与也极大地改善了民众生活，提高了社会各界对政府政策的支持度；无论是联盟党的“融入西方”政策，还是社民党的“新东方政策”政策，都得到了普遍拥护。 然而，对民族国家历史的否定也导致了一定程度的历史虚无主义，对“政治正确”的强调则为历史编纂设置了一些禁区：德国人对自身在二战中经历的苦难不可言说，其民族情感无法表露，爱国主义难以伸张。联邦德国几乎成了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家”④，其国际地位也显得萎靡不振。而由“石油危机”、经济滑坡、失业增加、改革停滞、“红色旅”恐怖袭击和东西方军备竞赛加剧等因素引发的政治和社会紊乱，又使国内民众怨言鼎沸，情绪低落。 为了巩固国家政权，加强社会团结，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联邦德国的一些政治精英开始强调德意志历史中的积极方面，推行以弘扬德意志民族优秀传统、使德国摆脱因为纳粹主义、战争和战败而背负沉重历史负担的困境为导向的历史政策。尤其在1982年以赫尔穆特·科尔为首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和自由民主党联合执政之后，终结对纳粹时期的历史政治争论，实现“精神和道德转折”，引导年轻一代德国人以国家为傲而不是以之为耻的行动准则，成为了一项重要国策。⑤ 在这种形势下，一些以“新右派”自诩或被评论家称作“新右派”的历史学家、时事评论家和自由作家开始活跃起来，一系列从民族保守主义立场出发重新解说德国历史，特别是纳粹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反犹主义和种族大屠杀历史的著作纷纷出笼，历史修正主义风行一时。 埃尔兰根大学历史教授赫尔穆特·迪瓦尔特可谓新右派历史修正主义的最早代表⑥，他在1978年出版《德意志人的历史》⑦一书，声称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虽然是“现代最恐怖的事件之一”，但却被人有意识地加以利用了，其目的是“为了彻底剥夺一个民族的生存资格”。而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之所以会出现大规模人员死亡现象，主要因为那里关押的都是丧失了劳动能力者。所谓的“犹太人问题的最后解决”最初并非蓄意谋杀，而是要将犹太人迁移和驱逐到德国东部地区。就连纳粹党卫队总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本人也希望降低死亡率。⑧迪瓦尔特虽然没有否认纳粹罪行，但却极力低估和淡化这一罪行。 1983年，迪瓦尔特又出版了《勇敢面对历史》⑨一书，指责左派历史学家对科学伦理的背叛，声称他们不是在写“真正的历史”，也不是要从个人角度克服他们自己的过去，而是在“肢解中小学和大学里的历史课”，彻底抹杀“本民族历史的价值和意义”。⑩ 年老且以“保守主义分子”自我标榜的哥廷根大学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霍伊斯则在1984年出版了《失灵与灾难》(11)一书，声称希特勒的选举者和追随者原本是“毫无政治意图”的，他们仅仅是“一群受情绪、希望和期望驱使的人，在夺取政权之前并无定见，而是像流沙一样随风奔走”。(12)纳粹政权的建立是德国历史连续性的中断，纯属偶然现象。(13)不仅如此，霍伊斯还将纳粹罪行归咎于希特勒个人，认为无论是征服和灭绝战争还是种族屠杀，都没有得到大多数德意志民众的支持，甚至也没有得到纳粹党大多数追随者和成员的支持，所有罪行都是由位于整个体制最顶端的极不负责、极凶残、极疯狂的一个“外国人”犯下的。(14)这是一种与左派“社会结构论”大相径庭种的解说，其目的显然是为德国人推卸“集体罪责”。 科伦大学历史学资深教授安德烈亚斯·希尔格鲁伯一贯坚持德国历史主义传统的政治史观，专注德国近现代的外交史和军事史。1986年春天，他出版《两种毁灭——德意志国家的分裂和欧洲犹太文化的终结》(15)一书，特别针对纳粹德国的东方战争发表了一系列修正主义观点。在希尔格鲁伯看来，英、美、苏等国在未获悉纳粹分子大屠杀暴行之前，就有摧毁普鲁士和分裂德国的意图了。东欧各国大规模驱逐德意志人的行动也不是对纳粹罪行的反应，而是与盟国早就策划好并在战争期间有机会加以实施的计划完全一致的。“普遍流行的认为德意志国家分裂是纳粹罪行应得的报应”、盟国仅仅以推翻“邪恶的独裁者”为目标的观点，纯属谎言。(16) 希尔格鲁伯还提出了今日历史学家应当从何种视角观察和描述历史事件的问题。他说：与希特勒保持一致的视角是“不可能的”，采用苏联红军的视角是“不可想象的”，唯一正确的做法是采用当时在东方作战的德国军队和遭到盟国驱逐的德意志流亡者的视角。据此，希尔格鲁伯肯定国防军为保护东部德意志人免遭苏联红军“报复”、协助他们逃亡西方而付出的努力，完全排除了“毁灭战争中的道德”的问题。(17) 1985年5月8日，在联邦德国众议院举行的二战结束40周年纪念会上，联邦总统理查德·冯·魏茨泽克发表演讲，旗帜鲜明地将1945年5月8日这一天称作全体德国人的“解放日”，因为它把所有德国人都从纳粹暴行中解放出来了。德国人不应该把自己遭遇的不幸与这个日子联系在一起，而是应该与希特勒篡夺国家政权的1933年1月30日联系在一起。德国人不应该仇恨战胜国，而是应该仇恨罪恶的纳粹统治。这一表态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扬，但在希尔格鲁伯看来，“解放”概念只适合于那些被从集中营和监狱中解救出来的纳粹政体的受害者，并不适合所有德意志人。(18) 希尔格鲁伯承认屠杀犹太人为纳粹分子的罪行，肯定这一大屠杀是欧洲犹太人遭遇的一场大灾难。但是，他也把盟国对德意志人的大规模驱逐和对德意志国家的肢解看作德意志人的灾难，并且认为当时在欧洲普遍实施的强制迁移与群体惩罚政策，是导致这两场灾难产生的共同历史语境。(19)通过这一类比，纳粹罪行就被彻底相对化了。 对于许多新右派历史修正主义者来说，柏林自由大学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恩斯特·诺尔特不啻一位“精神领袖”和“教父”，他不仅对纳粹历史进行了修正主义阐释，而且还为将纳粹罪行“相对化”提供了多种“理论方法论”依据。(20) 早在1979年，诺尔特就声称，奥斯维辛不是“种族仇恨”的结果，而是“反共产主义的极端暴力”。在世人获悉奥斯维辛内幕之前，希特勒就有“充分理由”相信他的敌人意图毁灭德国并采取了一系列预防性措施。(21)1980年，诺尔特又在《法兰克福汇报》上撰文指出，对于纳粹主义和第三帝国“不应当只听受害者一面之词，不能只从胜利者的角度考察和写作历史”(22)。而在其1986年6月6日发表的题为《不愿过去的过去》(23)的文章中，诺尔特更全面地阐述了他的修正主义主张。按照他的说法，二战与纳粹德国已经过去40年了，但仍未有人放弃追究，纳粹历史因此成了“不愿过去的过去”，而它之所以不愿过去，最主要的原因便是人们难以忘却“数百万人被成群成批地毁灭这一令人恐怖的大屠杀行动”。然而，关于“德意志人的罪责”的言论类似于纳粹宣传当局宣扬的“犹太人罪责”说，先前流行的“非白即黑观点”遮蔽了其他人的罪行。实际上，纳粹集中营的看守也是牺牲品，而在波兰的纳粹受害者当中也存在着“富有传染性的反犹主义”情绪。除了动用毒气这一点，纳粹分子的所有犯罪手段此前都有人使用过了。虽然不能通过比较为纳粹分子的大屠杀进行辩护，但绝不应当对其他类似的大屠杀视而不见。更进一步说，斯大林的古拉格(24)建于奥斯威辛之前，布尔什维克的“阶级屠杀”是纳粹分子“种族屠杀”的一个逻辑的和事实的前奏；纳粹主义是对布尔什维主义的一种“回应”，并且产生于对后者的恐惧。(25)诺尔特从现象学角度在布尔什维主义和纳粹主义之间构造了一种“因果关系”，把布尔什维主义描绘成“始作俑者”和起推动作用的样板，不仅使纳粹罪行相对化了，而且也极大地减轻了其严重性。 1987年，诺尔特发表《1917-1945年欧洲内战——纳粹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26)一书，进一步阐述了他的关于纳粹主义、布尔什维主义和反犹主义之间的“因果关系”观点。诺尔特声称：希特勒的反犹主义世界观和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对十月革命挑战的“过度反应”，后者则以其“阶级屠杀”和自1918年开始设立的集中营开辟了“先例”。在布尔什维主义和纳粹主义之间存在着一种挑战和回应、原创和复制、适应和过分适应的关系。希特勒和纳粹分子在布尔什维主义中既看到了一种“恐怖景象”又看到了一个“样板”(Vorbild)，而在这种“恐怖景象”中又有“真实内核”。希特勒的反犹主义完全出自一种防卫意识，是为了对抗具体威胁的，犹如一种“正当防卫”。(27) 至于1941-1945年纳粹德国的反苏战争，则被解释为纳粹分子抵御他们一直担心发生的苏联反德战争的“预防性防卫措施”。诺尔特一如既往地声称，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和仇恨在“希特勒的感受和意识形态中居于中心地位”，在这方面，他与许多德意志的和非德意志的同时代人别无二致，而“这些感受和恐惧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大部分也是容易理解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合理的”。(28) 诺尔特认为，当今时代没有理由猜测还会出现一个新希特勒和/或一种新奥斯维辛，对于重蹈覆辙的担忧纯属无的放矢，“人民教育”纯属多余，现在是该放手大胆行动的时候了，应当对纳粹主义过去的一些关键问题进行自由讨论，而纳粹主义最本质的东西是其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与“通过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在俄国革命中赢得其形态的共产主义”的关系。(29)从纳粹主义主要是对布尔什维主义的“过度反应”的看法出发，诺尔特力图证明，布尔什维克的恐怖比纳粹主义的恐怖“更原始”，甚至是一切罪恶的渊薮。(30)在这里，诺尔特的反共思想及其对希特勒和纳粹分子的“同情理解”昭然若揭。 身为50后的历史学家兼时事评论家赖讷·齐特尔曼借鉴诺尔特的论证方式，力图从希特勒和纳粹分子的自我理解中探寻其行为动机，说明其行为依据。他在1987年出版的《希特勒——一个革命者的自我理解》(31)一书中，声称纳粹政权的社会政策并非纯属安抚受压迫的工人阶级的宣传，恰恰相反，希特勒真心实意地要改善工人阶级的处境，消除阶级斗争，实现机会平等和社会动员。他不以为自己属于右派，而是相信自己是一位“社会革命家”。而在齐特尔曼看来，希特勒一方面是一个反革命者，另一方面又是一个革命者。这两种身份看似矛盾，但在希特勒这个“非凡人物”身上却都有体现。(32) 对于在20世纪60年代流行的“现代化理论”，齐特尔曼则作了如下解说：如果把现代化与政治民主结合在一起，那么纳粹主义就纯属一种“非现代的，甚至是反现代的现象”。但是，如果不把政治现代化和民主化等同起来，也不仅仅“用科学技术的效率提高”来定义现代化概念，而是同时考虑到“社会参与”方面的情况的话，那么，纳粹主义在经济和社会的许多领域都具有“位居当时时代最高点”意义上的现代性。(33)鉴于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等历史现象的存在，齐特尔曼建议对“乐观主义的、常规性的进步和现代化概念”加以彻底改造，放弃将政治现代化与民主化联系起来的做法。纳粹主义自身包含有“进步”和“野蛮”双重性，作为德国现代化历史中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纳粹时代并未阻止而是推动了德国现代化向纵深发展。(34)齐特尔曼的用心显而易见，他试图通过修正现代化概念来否定左派的“现代化崇拜”，通过突出纳粹主义的“现代化效益”来为纳粹主义辩护。 对于突如其来的新右派历史修正主义，联邦德国左派政治家和知识分子见微知著，迎头痛击，不仅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其论述的错误和缺点，而且还严厉谴责了其为纳粹罪行进行辩护的倾向。左派坚决强调奥斯维辛是“理解的边界”，纳粹罪行的“唯一性”不容动摇，德国人的战争罪责不容怀疑，决不允许任何以“历史化”为借口，“排除”、“低估”、“抵消”、“理解”罪责甚至为之进行辩护的做法。左派还把接受“西方的政治文化”，实行议会民主制，看作联邦德国所取得的“最大成就”，反对新右派进行民族宣传，实现民族“正常化”的努力。(35) 左派对新右派历史修正主义的批判在1986-1987年的“历史学家之争”(36)中达到了白热化程度。在左派的猛烈攻击下，新右派历史修正主义者一度身败名裂，狼狈不堪。希尔格鲁伯疾病缠身，在1989年不治身亡。原先备受关注的诺尔特也遭到公共舆论的孤立，成为了一个“落魄者”。德国研究协会拒绝他参加编辑出版特奥多尔·赫泽尔著作的德国一以色列合作研究项目，各大学也很少请他作报告了。然而，在始料未及的苏东剧变和两德统一之后不久，新右派的历史修正主义又死灰复燃，逞性妄为。相形之下，左派立场严重受挫，锐气大减。 从1989年夏天开始，波兰、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和苏联的政治体制和社会性质发生根本性改变，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为欧美资本主义制度所取代；民主德国还在1990年10月分作5个州，改旗易帜，加入联邦德国，而苏联各个加盟共和国政府也纷纷宣布独立，最终导致苏联在1991年12月彻底解体。 苏东剧变和两德统一极大地刺激了联邦德国政治思潮的向右偏移，被压抑已久的民族思想重新复活，“保护与命运共同体”观念广为流行，爱国主义成为许多德国人热切期盼的政治诉求。与此同时，新获得的与民主德国进行经验性比较的可能性也为保守主义者提供了可资利用的学术资源，“极权主义”理论和“地缘政治”学说再度盛行。联邦德国建立之初确定的“融入西方”国策受到多方质疑，要求中止对“西方价值共同体”的臣服，认为“与西方结盟是同形成一种拥有自我意识的民族相对立的”、德国因为其介于东西方之间的中欧地理位置必须选择“第三条道路”的观念(37)受到许多人的支持。 在这种情况下，新右派进一步批评“永恒的左派”，攻击左派已陷入“仪式化的”克服过去策略，要求走出“历史阴影”(38)，更新知识和道德，彻底打破“禁忌”，摧毁“神话”，为那些被说成要对德国走上独裁、战争和大屠杀的灾难之路承担责任的力量、思想和概念“洗刷罪名”(39)，为将纳粹主义“历史化”提供新的动力。 1993年，诺尔特发表《争论各点——关于纳粹主义今日和未来的争论》(40)一书，继续兴风作浪，大肆散布一些易于引起争议的命题。诺尔特指出：历史中的因果关系不是纯客观的，而是由主观意识传导的。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并非直接的而是通过某种解说传达的对于古拉格的反应。(41)诺尔特还强调说：历史上的行为人无论做什么都是有依据的，历史学家的任务首先是让行为人自己发言，而不是根据自己的好恶加以评判。他本人也只关心希特勒到底是怎样想的和怎样按照其想法做的，不讨论希特勒的想法对不对。(42)诺尔特还进一步区分了“历史的正确”和“道德的正确”，认为两者并非完全一致。即使希特勒和其他纳粹分子的解说是不可靠的、荒谬的和错误的，斯大林主义的失败也足以证明纳粹主义的历史正确性。(43)犹太人自以为是“各民族之光”、“上帝的选民”或者一个“比其他种族更强壮的种族”，这种自我理解是真诚的，但却与诸如自私自利和争权夺利等陈腐的性格特征有密切联系，因此，对犹太人的仇恨并非空穴来风，毫无道理，不加区别地粗暴谴责“反犹主义”的做法是不可取的。(44) 秉承诺尔特的旨意，克里斯蒂安·施特里夫勒和恩里科·西林分别写作了博士论文《权力之争——魏玛共和国末期的共产党人和纳粹分子》(45)和《希特勒——他的政治乌托邦》(46)，更加肆无忌惮地进行历史修正。 在施特里夫勒看来，对于共产党人与纳粹分子在魏玛共和国末期进行的权力斗争，现有的研究和评论都充满党派偏见，必须予以彻底纠正，既要推翻有关纳粹党的片面解说，也要颠覆“德共无害论”。(47) 同诺尔特一样，施特里夫勒也认为布尔什维主义和共产党的兴起在“几乎所有欧洲国家中导致了激进的反对运动”，即法西斯主义。希特勒和纳粹党恰恰因为相信共产主义的“灭绝预言”在德国兑现仅仅是个时间问题，才自觉地承担起反对布尔什维主义、拯救德国的任务，而这一做法是符合魏玛民主或者说承载这一民主的力量的利益的。(48) 完全遵循诺尔特的解说路数，施特里夫勒将魏玛共和国的历史限制在共产党人与纳粹分子进行的“权力斗争”上，并对共产党人和纳粹分子采取的“不同夺权策略”进行了比较分析。在他看来，最主要的威胁出自布尔什维主义，德国共产党是莫斯科指令的“忠诚执行者”，也是比纳粹党“更激进、更残暴的”政党。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暴力斗争大都是由共产党人而不是由纳粹冲锋队发动的。与共产党人相比，纳粹分子表现得较为“温和”，他们懂得如何感化人心，操纵民意，暴力手段只被用于对付共产党人的起义。但即使在与动乱分子作斗争时，纳粹分子也大都采取“防御”姿态，尽可能地使用“合法手段”，经常请求警察的援助，并使之站到自己一边。直到1933年夺取国家政权，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合法的”。恰恰因为这种合法斗争，希特勒和纳粹党最终赢得了“竞选成功”，战胜了公然表明对“纵容警察杀人”的国家的敌意的共产党。(49) 施特里夫勒还特别把冲锋队描述为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先锋，而不是国家的敌人，声称冲锋队自以为“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战斗同盟”，而这种反布尔什维主义精神也使之成为了一支“共和国卫队”。与“向资产阶级社会发起全面进攻的共产党人”作斗争的反布尔什维主义由此便获得了某种“历史的合法性”，而这种合法性不一定“必须与道义上的公正完全吻合”(50)。 很显然，这是一种充满反共色彩的解说，其意图便是通过诋毁德国共产党，突出纳粹党的反布尔什维主义斗争来为纳粹主义和纳粹运动进行辩护。 西林同样致力于纠正若干长期流行的“先入之见”和“非白即黑的简单化图像”，要求“去情感化”，仅以澄清客观事实为标的，复原希特勒世界观的方方面面，重估希特勒在纳粹统治体系中的意义。(51) 西林强调“种族意识形态的强制性”，认为反犹主义和反布尔什维主义不仅是希特勒所处时代时政评论的主旋律，也是导致希特勒所有行动的主要思想根源。希特勒是他自身所处时代的一个“清醒观察者”，即使他的感知是被种族意识形态扭曲的，在很大程度上是脱离实际的。(52) 在西林看来，希特勒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就已经是反犹主义者了，反犹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说反布尔什维主义是希特勒不顾任何政治局势变化、以高度的自觉性并且始终不渝地加以拥护的观念，特别是他将“马克思主义的犹太牵线人”看作对他本人也归属的那个团体的实际威胁。在希特勒的思想和行动中，对“共产主义革命威胁”的恐惧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希特勒很有可能把他的运动看作对共产主义思想的全面抵抗，是对这一意识形态承载组织的战略防御。(53) 在一种与希特勒1933年之前主观思想世界相联系的意义上，西林承认诺尔特是完全正确的：布尔什维主义是主要的挑战，对于这一挑战，希特勒有意无意地作出了强烈的主观反应，而这一反应与德国绝大多数民众的反应完全一致，即使后一种反应不像前一种反应那么激进。德国屠杀犹太人是一种“防御性措施”。西林反复强调，他不否认纳粹时代的黑暗和犯罪，他只是要使纳粹主义历史化、客观化。(54) 斯图加特—霍亨海姆大学政治学家和时事评论家克劳斯·霍尔农也支持诺尔特的“欧洲内战”命题，并在其1993年出版的《极权主义时代——20世纪总结》(55)一书中，详细论述了从“雅各宾派专政”经卡尔马克思和“共产党人的弥赛亚主义”到列宁和斯大林的“极权主义暴政”的历史，把“希特勒和纳粹主义”看作其“对立者和仿效者”，把第二次世界大战解释为“两个政党国家的对峙”和两个进攻者之间的斗争，并且特别强调斯大林对于二战的爆发负有重大责任。(56) 下萨克森州南部诺特海姆一文科中学的历史教师卡尔海因茨·魏斯曼则在1995年出版《通往覆灭之路》(57)一书，援引慕尼黑现代史研究所所长马丁·布洛查特提出的“历史化”要求，对1933-1945年的德国历史进行了“别开生面的”描述。他声称纳粹德国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民众生活欣欣向荣；希特勒成功地消除了政治动荡局面，使经济从低谷中重新发展起来；数百万失业者突然间获得了一种正常收入，这在当时的人看来简直就是一个奇迹，就是今日历史学家也深感惊诧。尽管如此，当时的德国人并不都是狂热的希特勒支持者，对于纳粹分子迫害和屠杀犹太人行动更是很少参与。与之相反，苏联红军和东欧各国政府的“暴行”却给德国民众带来了巨大灾难，德国东部居民遭到大规模驱逐，德国若干文化中心被盟国的轰炸战争毁于一旦。 此书原为迪特尔·格罗主编的多卷本“普罗皮莱恩德国史”之一部，尚未出版就因作者的政治倾向而受到舆论批评。编委会遂发表声明，表示与此书保持距离，格罗还拒绝在该卷上署名。(58)迫于压力，出版社从市面上收回了此书；1997年，由赫尔比希出版社重新出版发行。 对于英、美空军在二战末期对德国城市实施的“战略轰炸”，联邦德国史学家一向忌讳莫深，对其残酷性更鲜有锋芒毕露的揭露，特别是在早年东西方冷战的局势下，很少有人敢冒破坏与西方大国友好关系之风险，直言英、美空军“滥杀”无辜平民、损毁历史文化遗迹的“罪行”。 2002年11月，柏林非职业历史学家和自由作家约尔格·弗里德里希出版《大火：1940-1945年大轰炸中的德国》(59)一书，详细叙述了“英国和美国针对德国城市系统计划和实施的灭绝性战役”，力图推翻盟国无害论，“将盟国轰炸德国城市的恐怖景象嵌入年轻一代德国人的历史意识之中”(60)。 弗里德里希以“个人是如何经历大轰炸以及他是如何加工整理这些经历的”问题为主线，绘声绘色地讲述了大轰炸给德国平民百姓带来的“巨大灾难”。他也经常使用“屠杀平民”、“蒙古人的毁灭性风暴”以及作为对盟军轰炸机飞行员的描写的“行动队”、作为对德国人躲避轰炸的地窖的描写的“火化炉”等词语来描写大轰炸，从语义学上把大轰炸与大屠杀等同起来了，把纳粹罪行与盟国的“罪行”相提并论。弗里德里希还声称希特勒和纳粹党要让犹太人为大轰炸赎罪，暗示英美空军要对纳粹屠杀犹太人事件“至少负连带责任”；把德国各地许多图书馆在轰炸中毁于一旦这个事实与希特勒和纳粹党的“焚书事件”联系起来，强调英美空军对文化事业的摧残。按照他的说法，盟军对于德国城市的轰炸至晚自1944年起就毫无军事意义而纯属“报复性残害”了。它们所沿袭的主要是“蔑视人性”的军事教条。(61) 对于这些修正主义言论，左派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一如既往地坚持斗争，但其调门却大大降低了。对于联邦德国的大多数左派来说，苏东剧变和两德统一不啻为沉重打击。他们原本就很少省思“国家”的价值与意义，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在与新右派的对抗过程中，更放弃了国家统一的目标，声称德国的分裂是对纳粹罪行的合理惩罚，而德意志民族国家的重建会再次给欧洲带来厄运。他们也大都认同反法西斯主义理论，对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社会主义抱有幻想，反对将纳粹政体与斯大林体制混为一谈。(62)然而，事态的发展与这些论断完全相反，致使左派的解释权和道德自信一落千丈。在此情形之下，部分人改变立场，进行“反面窥视”，指出因为希特勒的滔天罪行而坚持德国双重国家性的观点是“联邦德国左派的人生谎言”(63)，还有不少人开始认同国家及其“生存特权”并为新孤立主义摇旗呐喊，认为既然“永久和平”的普世梦想已经幻灭，如今的上上之策就是自扫门前雪，保护自己国家的疆界与利益。(64) 在1996年围绕丹尼尔·格德哈根著《希特勒的自愿行刑者》(65)一书展开的史学争论中，左派学者同右派学者一样对屠犹是一种德国的“民族方案”、德意志人“灭绝性反犹主义”开辟了通往奥斯维辛之路的命题持批判态度。(66)左派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尔从坚决否定诺尔特的解说开始转变为部分接受，认为只有从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恐惧角度出发才能更好地说明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兴起的原因。(67)对于约尔格·弗里德里希著《大火》一书，左派历史学家汉斯·蒙森则作出了这样的评价：弗里德里希“印象主义式”论述提供了详细的信息，虽然不能取代系统分析，但却是“披露事实真相的”，它彻底否定了英国方面的“道义轰炸”论，也说明大轰炸并非摧毁民众对于独裁者的支持的合适手段，相反，“民族社会主义共同体”恰恰是在德国遭遇大轰炸的局势下集结而成的。(68) 新右派历史修正主义者的观点，还对“德意志历史博物馆”和“历史家园”举办的展览产生了相当大影响，在这里，纳粹德国和大屠杀的历史经常被拿来与其他专制政体和种族屠杀作比较。历史修正主义者的著作屡获奖赏；2000年，诺尔特获得“德国基金会”颁发的“康拉德·阿登纳奖”，慕尼黑现代史研究所新任所长豪斯特·默勒出席授奖典礼，并致贺词。 应当看到，新右派的历史修正主义仅仅是联邦德国政治文化中的一股逆流，一种民族保守主义的右倾思潮。在联邦德国历史编纂者队伍中，新右派历史修正主义者也仅占少数并且没有形成一个紧密团体，未产生规模效应，更未夺得历史阐释的垄断权。(69)然而，时至今日，新右派历史修正主义者依然活动频繁，不断释放一些成问题的思想观念，扩大影响。对此，我们不应掉以轻心，置之不理，而应保持高度警惕，予以坚决批判。 新右派历史修正主义者反对左派以“民众教育”为要务，把学术与政治混合在一起，用政治上的“对”与“错”、“进步”与“反动”来衡量学术成果的有效性的做法，极力主张“去意识形态化”、言论自由、价值中立和学术多元化，声称要以“不偏不倚”、“实事求是”的态度，重新审视历史。他们也拒绝“非白即黑”的笼统、简单化评价体系，强调历史的“灰色图像”，主张通过深入细致的区分，辨明“历史真相”，同对待所有已经过去的时代完全一样地“客观、冷静地”论述1933-1945年这一时期的历史，对通过纳粹主义实施的群体性犯罪的历史和政治—道德影响作出“合理”评判。 但在实际上，新右派历史修正主义者并未放弃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的要求，也不完全拒绝政治—道德评价。他们同左派一样深知历史科学的政治和社会功能，也同左派一样具有强烈的政治和社会诉求，只是其动机和目的与左派不同罢了；他们是要从“右边”进行民众教育，要以民族保守主义观点指导民众，用德意志民族主义思想影响民众。他们坚信“在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家，谁支配回忆、塑造概念、解释过去，谁就会赢得未来”(70)这一准则，致力于争夺历史意识塑造权，建造自己的沟通手段，掌控德国的未来。 新右派历史修正主义者争夺文化霸权的标准策略是通过“雅致的”重新解说，使纳粹主义和第三帝国历史化，使纳粹罪行相对化，低估甚至淡化德意志民族所承担的责任，例如用其他因素来解释纳粹集中营大规模的死亡率，把奥斯维辛说成是对古拉格的模仿，把纳粹主义说成是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反应，将盟国和东欧国家对东部德意志人的驱逐与纳粹分子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相提并论，将同时代人的感知绝对化，强调德国人遭受的苦难，突显纳粹政权的现代化努力和效果，等等。其主要目标是借助历史制造一种“积极的，至少是无问题的”与民族的关联，构建一种“新的、统一的、能够增进民族共识的”历史观，重塑德意志民族的民族自豪感，激发德国人的爱国热情，打造一个“有自我意识的民族”(71)，重振昔日的辉煌，建立一个强大的新德国，理直气壮地争取和维护“民族利益”，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与新德国的实力相称的国际角色。(72) 然而，历史修正主义者所关心的主要不是展现新史料或新史实而是破除“旧论”，并且主要依靠某些虚构的和片面的理论来证明自己预设的命题。他们大都没有进行全面的史料搜集和史料考证工作，没有认真梳理和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也没有将自己的著作恰如其分地置于主流学术体系之中。他们所做的仅仅是对已知史料和史实加以转释，并且只选择利用一些有利于自己观点的证据。在此，我们虽然无法检验其命题的正确性，但就史料基础和论证方式来看来看，新右派历史修正主义的大多数命题和论断是值得怀疑的，是缺乏说服力、不可靠和不合格的。 新右派历史修正主义者大都是学者和知识分子，属于知识精英，支持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自由民主党等右翼政党，拥护联邦德国的民主共和制度，也不完全否认纳粹罪行，甚至对希特勒的夺权行动、他的意识形态蛊惑和他的“心智不全”公开表示谴责。他们堪称“知识分子右派”、“民主的右派”和“温和的右派”，与敌视民主政治、完全否认纳粹罪行，甚至从事暴力活动的“极右派”并不一样，但其“拒绝接受普世一欧洲的身份认同，转而拥抱死灰复燃的德国至上心态……附膺现实主义、实力政治的保守主义信条，以及德国‘中心地带’的地缘政治需求”(73)的立场态度，与右翼极端主义和右翼激进主义又没有多大差别，其偏右倾向也无严格界限，其观点很容易滑向极右派，或被极右派加以利用。在新右派历史修正主义与极右派历史修正主义、民主保守主义与反民主保守主义、“黑衫军”与“褐衫军”之间，界限十分模糊，难以严格区分。 对于新右派的历史修正主义，许多极右派代表人物委实充满期待。右翼激进主义者和极端主义者如弗里德里希·芬克、阿明·莫勒、卡斯帕·冯·施伦克一诺蒂青和阿道夫·冯·塔登等人都认为新右派历史修正主义者的命题，特别是诺尔特的命题符合他们的要求，可以加以利用。(74)一些反犹主义的历史修正主义者还大肆宣扬新右派的命题，以便按照纳粹主义传统对凶手和受害者进行位置调换，让“犹太人”承当所有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大屠杀的责任，将德国的犯罪行为说成是对所谓的“犹太人世界联盟”密谋的抵抗和“自卫”。 近年来，德国经济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失业率居高不下，失业者情绪激动，“新纳粹”气焰嚣张，经常以暴力手段发泄对社会的不满，柏林街头甚至出现了大规模焚车事件，即使普通德国人也很容易受到极右思潮的影响，产生程度不同的排外情绪。不少德国人对于纳粹罪行的反思越来越少，对于德国人遭轰炸、被驱赶以及在战后年代饱受离散和惊吓之苦的经历的追忆越来越多。(75)在此情形下，新右派的历史修正主义很容易为人接受，广泛传播。 但也应当看到，联邦德国绝大多数国家领导人还是能够保持高度道义感和历史责任心的，坚持不懈地对纳粹罪行表示谴责，向受害者表示忏悔和道歉。2005年，在二战结束60周年之际，联邦德国政府在柏林历史性的标志建筑勃兰登堡门不远处设立了“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群”，一是要表明统一后的德国承认它的历史责任；二是对亲身经历的战争回忆即将变成通过知识传达的集体记忆的一种表达。(76)2013年1月26日，即大屠杀纪念日(77)的前一日，联邦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发表演讲，宣称德国对大屠杀受害者负有“永恒的责任”，“对于纳粹的罪行，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受害者，特别是大屠杀的受害者，德国应该承担起永恒的责任。这种反思必须一代一代保留下去。”默克尔同时强调，“只要有勇气、有道德，人人都可以做出贡献，确保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无法卷土重来。”(78) 毋庸置疑，这才是当代德国人对于纳粹历史和纳粹罪行应持的正确态度。只有这样，联邦德国才能与被害国和被害民族建立和巩固良好双边关系，才能被国际社会和国际舆论广泛接纳，才能有更大和更美好的发展空间。任何想要为纳粹罪行翻案，想要唤醒德国独断独行的幽灵，想要让德国称雄世界的企图，都是有害于人类的和平和安全的，而其最终结果也摆脱不了历史早已为德国定制的宿命，即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①[美]理查德·沃林：《非理性的魅惑——向法西斯靠拢.从尼采到后现代主义》，阎纪宇译，台北立绪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217页。 ②http://de.wikipedia.org/wiki/Geschichtsrevisionismus. ③参见Michael Schneid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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