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孙中山的西方文化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西方文化论文,孙中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何对待西方文化的问题，是贯穿中国近代文化史中的一个主要问题，近代思想家们都从自己的文化视角出发，表述了各自不同的西方文化观。孙中山作为先进中国人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伟大代表，始终站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向西方学习潮流的前列，并在他领导的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实践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西方文化观。探讨孙中山的西方文化观，不仅可以看清西方文化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所起的作用，而且对于我们今天在改革开放的社会背景下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也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一、要救国，“只有学外国”
鸦片战争的炮火，不仅打开了中国封闭了几千年的国门，而且也强烈地震撼了中国的文化意识。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造成了中西方化价值观的直接冲撞，中西文化关系问题，作为一个紧迫的社会问题，摆在了中华民族面前，如何对待西方文化，是拒斥还是接受，拒斥什么，接受什么，痛苦的文化选择已无法逃脱。
近代思想家们抱着救亡图强的热切愿望，开始学习西方文化，企图从中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被称为近代中国第一批“开眼看世界”的林则徐和魏源等人，认为要制服“外夷”，就必须首先了解“夷情”，就必须承认并学习西方文化的长处，为此，他们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虽然他们对西方“长技”的理解，主要局限在西方的器物文明和坚船利炮上，但这毕竟冲击了几千年来形成的中国文化的自傲情绪，认识到学习西方文化的必要性，感到有“舍己从人的必要”，从而“开西学之先声”，拉开了向西方学习的序幕。此后，不论是早期改良派的“中体西末”论，还是洋务运动时期的“中体西用”论，再到后来的“全盘西化”论，都是近代思想家们在学习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对中西文化关系问题在理论上作出的回应。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自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他们认为“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1]，充分肯定了当时中国向西方资产阶级学习的进步意义。
孙中山同很多近代思想家们一样，也强烈地认识到，要实现中国的富强，就必须向西方学习。这一认识，是孙中山从对西方文化的全面了解中，从中西文化的直接对比中获得的。这与孙中山的个人经历有着直接关系。孙中山早年曾在檀香山和香港等地接受过系统的西方文化教育，对西方文化有较为深刻的认识。他在1894年《上李鸿章书》中说：“幼尝游学外洋，于泰西之语言文字，政治礼俗，与夫天算地舆之学，格物化学之理，皆略有所窥，而尤留心于其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至于时局变迁之故，睦邻交际之宜，辄能洞其窍奥。”[2]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在旅居英国期间，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更加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政治思想，认真研读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外交、经济、哲学和自然科学著作。此后孙中山长期流亡海外，“环绕地球，周游列国，一面考察各国的政治得失和古今国势强弱的道理，一面做我的革命运动。约计每二年绕地球一周，到武昌起义以前，大概绕过了地球六七周”[3]。这段经历有助于他对西方社会进行广泛深入的考察和了解，从而使他对西方文化的认识不断丰富和发展，为他的西方文化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孙中山通过对西方社会和文化的了解，亲自感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先进和中国文化的相对落后。他说：“欧美近一百年来的文化雄飞突进，一日千里，种种文明都是比中国进步得多。”[4]西方不仅在科学技术上远远走在近代中国前面，而且在武器、生产工具等方面也比中国先进得多。从总体上来看，孙中山把中国传统文化当作固有的“旧物”，当作“过代之文化”，把西方近代文明当作外来的“新物”，当作“近世的文明”，并进行对比，“用外国的新东西和中国的旧东西比较，象武器一项效力，自然是很明显的。至于除了武器之外，象交通上的铁路、电报，也要比中国的挑夫、驿站好得多。我们要转运东西，火车当然要快过挑夫、便利过挑夫；要通消息，电报当然是迅速过驿站、灵通过驿站。再推到其余种种关于人类日常生活的机器，和农工商所用的种种方法，也没有不是比中国进步得多的。”[5]西方不仅在科学技术和器物文明方面优于中国，而且在政治文化和心性文明方面，也有比中国进步的地方。“持中国近代之文明以比欧美，在物质方面不逮固甚远，其在心性方面”，“不如彼者亦多”[6]。可见，在孙中山看来，西方文化在总体上是优于中国文化的。
重要的不是看到西方文化的进步性，而是要放弃文化保守主义，采取开放主义文化观，主动学习西方文化中的长处和精华。为此，孙中山认为，“中国未经产业革命，向持闭关主义”，不肯向西方学习，这是造成“国势所以弱，而民事所以不进”的重要原因。中国要摆脱被动挨打、亡国灭种的厄运，要走向富强，就必须对西方文化采取开放态度，“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他在1887年同俄国学者谈话时就曾明确指出：“必须使我们的国家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7]。因为，“如果不学外国的长处，我们仍要退后”[8]。不仅国家不能富强，而且我们中国的文化也得不到发展，“我们有自己的文明，但是，因为无法进行比较，选择而得不到发展，它也就停滞不前了。”[9]同时西方近两百多年的发展经验和教训，有很多是可以借鉴的，“中国如一后至之人，可依西方已辟之路径而行之”，中国只要取西方成功之捷径，借鉴西方成功之经验，避免西方失败之弯路，便可省却许多“冤枉工夫”，而收事半功倍之效果，必定会“后来居上”。因此，“今欲急求发达，则不得不持开放主义。”[10]他坚信，中国“如果能迎头去学，十年之后，虽然不能超过外国，一定可以和他们并驾齐驱”[11]。
孙中山不仅要求国人学习西方文化中的精华，而且他本人也自觉地吸收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和政治思想，变为自己的思想养料。他的三民主义学说就是渊源于欧美，对欧美的“学说事迹”加以“规抚”的结果，正如他本人所说：“中国人的民权思想都是由欧美传进来的。所以我们近来实行革命，都是仿效欧美。”[12]
无可否认，孙中山在对待西方文化的问题上，经历了一个从简单推崇到有所分析的过程，从毫无保留地吸收到有所保留地吸收的过程，经历了一个从仿效欧美到借鉴欧美的过程，但在这一过程中，他对中国应学习西方文化的精华的基本观念，始终未变。
二、博取西方文化的精华而不照搬
要学习西方文化，就必须有正确的态度和方法。
首先，孙中山批判了在对待西方文化上的两种错误的极端态度：一是极端排外，一是极端崇拜西方文化。他说：“中国从前是守旧，在守旧的时候总是反对外国，极端信仰中国要比外国好。”[13]但随着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尤其是由于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和处国殖民者依靠坚船利炮在中国横行无忌，部分中国人开始看到了西方文化的价值，认识到了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从那次义和团失败以后，中国一般有思想的人，便知道要中国强盛，要中国能够洗雪北京城下之盟的那种大耻辱，事事便非仿效外国不可。不但是物质科学要学外国，就是一切政治社会上的事都要学外国”[14]。从此，在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上，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极端的崇拜外国，信仰外国是比中国好。因为信仰外国，所以把中国的旧东西都不要，事事都是仿效外国；只要听到说外国有的东西，我们便要去学，便要拿来实行”[15]。而且这种“崇拜外国的心理便一天高过一天”。孙中山极为憎恨那些一味醉心于西方文化，“奉欧美为至上”，不加分析盲目地崇拜西方文化的人。如某些留学生，“到了美国之后，不管中国为什么要派留学生，学成了以后，究意对中国有什么用处，以为到了美国，只要学成美国人一样便够了。所以他们在外国的时候，便自称什么‘佐治’、‘维廉’、‘查理’，连中国的姓名也不要。回国之后，不徒是和中国的饮食起居，不能合宜，就是中国的话也不会讲。所以住不许久，便厌弃中国，仍然回到美国”[16]。孙中山认为，这种学生“是无志，只知道学人，不知道学成了以后想自己来做事”，并为他们而感到耻辱，“吾甚耻之”，认为“他日引欧美以乱中国者”，必定是这些盲目崇拜西方文化的“学奴”。
那么，究意怎样学习西方文化呢？应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法呢？孙中山认为，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应该是，立足本国的国情，博取西方主文化的精华而不照搬。他在1887年就曾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必须使我们的国家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我不是说，我们要全盘照搬过来”[17]。在晚年，孙中山更加看到照搬照抄西方文化的危害性，多次指出，如果对西方文化“一味的盲目附和，对于国计民生是有大害的”。孙中山的这一观点无疑是正确的，是他的西方文化观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是他的西方文化观高出于前人和同时代人的重要标志。
孙中山形成博取西方文化的精华而不照搬的文化态度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至少有以下两个主要原因：
第一，是针对现实社会中对待西方文化的不良倾向提出的。中国近代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逐渐向西方文化开放，逐渐深入地学习西方文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崇拜西方文化价值的心理明生暗长，而民族自信心却逐渐低落，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欧风东渐”，“西风”劲吹，人们执著地向西走，一些“醉心于西方文化的人”过分抬高西方文化的价值，不加分析地盲目崇拜西方文化，与此同时，又贬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果，认为中国“百事不如人”，如果听任这种倾向发展下去，必然会走向“全盘西化”，走向民族虚无主义文化观。正是在这种大的文化背景下，孙中山冷静地分析了西方文化的价值，认为西方文化有其长处，可以学习和借鉴，但决不能照搬盲从。
第二，是从理论上对西方文化进行全面分析和思考的产物。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任何文化的形成，都是同具体的社会环境、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密切相关的，都必然会带有民族和政治的局限性，都不可能完整地稼接到其他民族的文化之中；同时，西方文化也不是尽善尽美的，同历史上的其他文明一样，既有积极的成分，又有消极的因素，因此，也是不能照搬的。具体地说，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孙中山认为，“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须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18]。任何文明都有双重的社会价值，西方文明也不例外。一方面，它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又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而且“文明越发达，社会问题越着紧”。其中最大的社会问题，是财富的贫富不均，其结果是，“欧洲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19]因此，孙中山一再强调，在学习西方文化的过程中，要注意吸收欧美文化中的精华，决不能成为它的糟粕的牺牲品。其次，由于各国的风土人情不同，社会状况不同，因而必然会造成文化上的差异，尤其是中国近代社会的特殊性质，决定了我们在学习西方文化时，也不能盲从照搬。孙中山说：“中国几千年来社会上的民情风土习惯，和欧美的大不相同。中国的社会既然是和欧美的不同，所以管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是和欧美不同，不能完全仿效欧美，照样去做。”[20]他又进一步把欧美的科学技术、物质文明同欧美的政治振兴区分开来，认为对于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可以尽量仿效，但对于西方近代的政治哲学则应该有所分析，有所取舍，有所变更，而不能盲目照搬。他说：“欧美的机器，我们只要是学到了，随时随地都可以使用。譬如电灯，无论在中国的什么房屋，都可以装设，都可以使用。至于欧美的风土人情和中国不同的地方是很多的，如果不管中国自己风土人情是怎么样，便象学外国的机器一样，把外国管理社会的政治硬搬进来，那便大错了。”[21]这样不仅不利于国计民生，而且还会对国家和民族，造成极大的危害。最后，欧美的政治学说也不是尽善尽美的，还有许多弊端，欧美在实行民权的过程中也遭到了许多挫折，遇到了许多障碍，出了许多问题，所以“我们倡民权，一切办法在根本上还没有解决。”“民权问题在外国政治上至今没有根本办法，至今还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外国人拿最新发明的学问来研究民权、解决民权问题，在学理一方面根本上也没有好发明，也没有得到一个好解决的方法。所以外国的民权办法不能做我们的标准，不足为我们的导师。”[22]因此，如果盲目仿效欧美的政治学说，“不但是学不好，反且学坏了。”我们在学习西方的政治学说时，首先“要把欧美已往的民权经验研究得清清楚楚”，借鉴其成功的经验，同时结合自己的国情，顺应时代的潮流，加以创新，“重新想出一个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即可免费“许多冤枉工夫”，又可避免“再蹈欧美的覆辙”。在此，孙中山已清醒地认识到，要在中国实行民权，改革政治，完全照搬西方的政治模式，是行不通的，只有在借鉴西方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立足本国实际，创造出一种适合于中国国情的政治模式，才是唯一正确的途径。
既然不能完全照搬西方文化，而只能吸收其中的精华，那么，什么是西方文化中的精华呢？用什么标准来判断它是否是精华呢？这就涉及到了文化价值评价标准问题。在近代文化发展史上，存在着两种具有代表性的文化价值标准：一是“中体西用”论的文化价值标准，它基本上以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评断西方文化的价值，一是“全盘西化”论的文化价值标准，即以西方文化的价值观来评价文化的价值，这两种文化价值标准，在总体上来看，都是不健康的、片面的。孙中山在对待西方文化问题上，摆脱了上述两种文化价值观上的局限性，跳出了“非中即西”的简单循环的圈子，从更高的层次上，确立了崭新的文化价值评价标准。孙中山认为，凡是对于我们有用处的东西，就是好的，就是应该加以继承和吸收的；凡是对我们没有用处的，就是应该加以抛弃的。他说：“大凡一种思想，不能说是好不好，只看他是合我们用不合我们用。如果合我们用便是好，不合我们用便是不好；合乎全世界的用途便是好，不合乎全世界的用途便是不好。”[23]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我们学到手以后，可以节省人力，提高效率，更大限度地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而可以改善人民生活，使中国走向富强，因而是可以学的；而对于西方文化中的某些弊端，学来之后，只能造成新的社会问题，因而是应该加以剔除的。在孙中山看来，判断一种文化是否有用处，既不能从个人的主观好恶和需要出发，也不能从单纯的“学理”出发，而只能从现实的革命需要出发，以是否有利于国计民生为最终标准。他说：“余所治者乃革命之学问也。凡一切学术，有可以助革命之知识及能力者，余皆用以研究之资料，而组成余之‘革命学’也。”[24]这样，孙中山最终找到了一种评判西方文化中何者为精华，何者为糟粕的可操作的价值标准。这也是孙中山西方文化观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
三、后来居上，驾乎欧美
学习西方文化中的精华，并不是最终目的，真正的目的在于“取法西人的文明而用之”，然后“渐渐发动”，“转弱为强”，“易旧为新”，使中国传统文化发扬光大，使中华民族走向富强。这样，孙中山就把他的西方文化观同爱国主义情感紧密地结合起来。这是孙中山西方文化观的一个重要特点。
首先，学习西方文化，使中国传统文化重放光彩。从阶级基础上来看，孙中山所代表的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新文化，而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封建专治制度为基础的旧文化，二者在性质上是不同的，重建新文化，必然意味着对旧有文化传统的批判。但孙中山并未由此走向民族虚无主义文化观。在他看来，推翻帝制创建民国，不是要全盘丢掉或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相反，“是要恢复数千年历史上的文明”，是要恢复一切“国粹”。孙中山认为，“中国之文明已著于五千年前，此为西人所不及”[25]。但由于种种原因，中国文化在近代却相对落后了，相反，欧美各国在近二、三百年间却雄飞猛进，独步先行，凌驾于中国文化之上。因此，中国要想强盛，要想恢复中华民族的地位，就必须要恢复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恢复民族精神，恢复固有的道德。他说：“大凡一个国家所以能够强盛的原故，起初的时候都是由于武力发展，继之以种种文化的发展，便能成功”。[26]而要恢复中国的传统文化，学习和借鉴西方文化中的优秀成果，是极为必要的。可见，我们在“恢复一切国粹之后，还要去学欧美之所长，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如果不学外国的长处，我们仍要退后”[27]。孙中山认为，学习外国的东西并不难，“因为几千年以来，中国人有了很好的根底和文化，所以去学外国人，无论什么事情都可以学得到。用我们的本能，很可以学外国人的长处”[28]。他坚信，只要“发扬吾国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则中国文化必然“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再现昔日中国文化的风彩。
其次，学习西方文化，使中国变为富强国家，驾乎欧美之上。孙中山在其西方文化观中，表现出一种“驾乎欧美之上”的宏大气魄。他反对在学习西方文化过程中采取爬行主义的态度，认为我们绝不能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步人后尘，去学习“西方历史上的文明”，而应该高瞻远瞩，从大处着眼，从高处着手，“迎头去学”，学习“西方发展了以后的文明”，学习“西方文明的最新成就”。他说：“我们中国先是误于说我中国四千年来的文明很好，不肯改革，于今也都晓得不能用，定要取法于人。若此时不取法他现世最文明的，还取法他那文明过渡时代以前的吗？我们决不要随天演的变更，定要为人事的变更，共进步方速”[29]。譬如在技术方面，西方大体经历了用煤到用电两个阶段，如果我们能从发展最新的电力技术起步而不循西方由煤力而电力的老路，“便可以减少两百多年的光阴”，十年之后，定能与欧美并驾齐驱。在政治制度方面，我们学习西方的目的，就是要“择地球上最文明的政治法律来救我们中国”，因此，“我们现在改良政治，便不可学欧美从前的旧东西，把欧美的政治情形考察清楚，看他们政治的进步究竟到了什么程度，我们要学他们的最新发明，才可以驾乎各国之上”[30]。孙中山认为，日本通过学习西方文化，用了不到几十年的时间便一跃成为世界上的一流强国，中国若能象日本那样迎头去学，定能后来居上，用不了多久就会“驾乎欧美之上”，成为世界上最新、最进步的国家。
总之，孙中山在西方文化观上，坚持开放的文化心态，正视东西方文化上的差距，认识到西方文化在中国文化近代化历程中的作用，试图通过学习和借鉴西方文化来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化；同时，他对西方文化采取了辩证的立场和发展的观点，看到了西方文明的弊端和西方近代化模式的局限性，力图通过借鉴西方模式，达到超越西方模式的目的，这无疑都是值得肯定的，也是他对中国文化近代化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但同时也应看到，由于历史没有给孙中山提供更先进的思想武器、更科学的思维方式和更从容的历史环境，因而他没有真正认识到西方近现代文化的性质，没有更详细地对西方文化中应加以继承发展的因素进行系统梳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陷和遗憾。这表明，如何批判地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精华，以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仍是我们所面临的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
注释：
[1]《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四卷，第1470页。
[2]《上李鸿章书》，《孙中山选集》，第1页。
[3]《欢宴国民党各省代表及蒙古代表的演说》，《孙中山选集》，第583—584页。
[4][5][12][13][14][15][20][21][22][30]《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孙中山选集》，第758、759、758、760、759、760、763、763—764、760、788页。
[6]《孙文学说》，《孙中山选集》，第140页。
[7][9][17]《与〈伦敦被蒙记〉俄译者等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86页。
[8][11][23][26][27][28]《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孙中山选集》，第689、690、651、679—680、688—689、6898页。
[10]《在济南各团体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81页。
[16]《在广州岭南学生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八卷，第538—539页。
[18][19]《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孙中山选集》，第84、84—85页。
[24]《与邵元冲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55页。
[25][29]《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孙中山选集》，第72；《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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