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态度视域下毛泽东改造中国实践方案创新
李保全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6)
摘 要： 毛泽东是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并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理论创造者和坚定的实践者。他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既成功实现将马克思主义认知世界坐标作用向中国实际的再生、转化与升级，为中国文化、西方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提供了可能；又在反思与批判马克思主义认知坐标过程中，创新了改造中国具体实践方案。
关键词： 毛泽东；马克思主义；科学态度；实践方案
诠释马克思主义是基础，实践马克思主义是根本。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世界观和辩证方法论集合而成的人类实现自由解放理想的伟大工具，虽然会因时代、条件与理解者阐释而呈现差异，但蕴含其中的科学坐标价值是不容否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其实质是认知世界马克思主义坐标向认知中国马克思主义坐标转化的过程。中国社会实践的需要，促使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西方近代先进文化”进行视域融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转化、升级和再生；在反思与批判中，毛泽东不仅为中国革命和社会建设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指导方案，还开辟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道路。
一、马克思主义是认知世界的坐标
人类社会进入良性发展轨道，得益于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揭示。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实现自由解放的伟大工具，其丰富而科学的理论体系，构成人们能够正确认知世界的前提条件。马克思主义内含的认知世界坐标，是其世界性内涵的具体体现，它的实现需要借助具体的民族形态。具体到认知坐标层面，要实现世界性坐标向民族性坐标的科学转换，推动认知坐标由理论上的精心设计到实践上的科学运用。推动马克思主义认知世界坐标向认知中国坐标的科学转换，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科学态度的有机组成。
“认知”是人类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的过程总称，它既包括人类个体对感觉信号接收、检测、转换、合成、编码的过程，又包含人类个体对信息储存、提取、重建、判断的过程，还包括人类个体与环境相互作用以解决现实问题而进行实践的过程(1) “认知”内涵是笔者参考《现代汉语词典》《中华辞海》等工具书，又结合国内部分权威汉语言学者的研究成果，给出的一个综合性界定。这里的“认知”不仅有认识成分，还有实践元素，是两者的统一体。 。“坐标”原意是指数学中的一个空间概念，在这里是一个形象性的代指(2) “坐标”原意是数学上的一个概念，这里用来表示马克思主义对世界的认知作用覆盖了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是从一个立体化视角对马克思主义作用的一个界定。 。“认知坐标”具体代指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不同方面所提供的认知世界的立场、原则、观点和方法。列宁曾评价：“马克思学说具有无限力量，就是因为它正确。”[1]309“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1]311马克思主义从本质上提供给人类的正是科学认知世界的工具，即认知的坐标。这种科学的认知坐标，不仅能够帮助人类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更重要的是可以为人类自由全面发展谋福利。马克思主义认知世界坐标作用，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目的，他们致力于把这种认知坐标作用服务于全人类。马克思主义作为认知世界的坐标，其提供的既不是各种枝枝节节的方法，也不是对某个特殊领域具体学问的探究，而是包含着探索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科学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实现自由解放伟大理想的立场、原则、观点和方法的综合体。正如列宁指出：“马克思依靠了人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获得的全部知识的坚固基础。”[2]284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赋予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视野，所给予马克思主义探查人类发展规律的大格局，促使马克思主义内生出了其认知坐标的世界性特征。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是整体上认知世界的方案，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实践中，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实现坐标作用的世界性向民族性转化，以实践中的民族具体形态，丰富马克思主义认知世界坐标的内涵并有效发挥其作用。
马克思主义认知坐标作用的世界性，需要借助于现实的民族性才能凸显出来。列宁指出：“它(马克思主义)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3]274马克思主义认知世界的坐标作用，必须依据俄国具体实际，实现坐标作用的俄国化，才能真正认清俄国的具体国情，进而科学运用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解放俄国民众。毛泽东从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经验中深刻领悟到，马克思主义认知世界坐标作用在中国的运用必须要像俄国一样，实现向自身认知方式的转化。美国著名学者Raymond F.Wylie指出，毛泽东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这两个独立因素的重叠绝非偶然，而是为了促使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意义转化和升级为中国条件下的特殊意义，“应当学习他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4]533。毛泽东借此警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主义的一般性是其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它的特殊性则是其俄国形式。”[5]90“马列主义的一般性是它的内容(也就是说，它是“革命的科学”)，它的特殊性是它的形式(也就是说，它既是欧洲的，也是俄国的)。”[5]90他告诫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要摒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在形式，透过本质抓住革命性内容并赋予中国形式。马克思主义认知世界坐标作用是永恒的，但是其具体实现形式需要依据各国的不同情况而有所差异，这就需要加强以实践为中心的视域融合，推进马克思主义认知世界坐标的世界性向民族性转化。认知坐标实现民族化转化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不必拘泥于具体的枝叶政策，而是要积极关注和把握马克思主义认知中国坐标的实际效果。“我们只要遵守马克思主义底根本原则就是了；至于枝叶政策，是不必拘泥的。”[6]337存统的话充分体现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已经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初步掌握了对待马克思主义应有的正确态度。
在专利进入市场的过程中，科研工作者由于不是权利人而无法处于主动地位，只进行技术的介绍、解释而缺乏对技术的主动推广。学校管理层一方面可能因为成果太多，人手不够而将一些成果搁置，加上技术中介机构的欠缺，即使有足够的专利，其转化也是一个较长时间的低效率的过程。当前市场缺乏专门的中介服务平台，高校无法了解科研成果专利情况及市场需求。所以，专利转化服务平台的建设将促进专利转化工作的进程。
c) 当在其他很近的两点发生串扰，如A、a，C、c， D、d，E、e，F、f等，或者在第二次绕线圈环行时发生串扰，与上述情况类似.
马克思主义认知世界坐标作用，需要转化为具体的民族形式来实现，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和根本规定。历史不会停滞，认知世界马克思主义坐标作用的永恒性，并不代表其坐标具体内涵是固定不变的。坐标的具体内涵需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随着条件的改变而改变。坚持马克思主义认知世界坐标内涵的可变性，并不意味着否定马克思主义认知世界坐标的科学性和真理性，而是需要在此基础之上，根据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增添进马克思主义认知坐标新的科学内容。毛泽东指出：“对革命实践的一切问题，或重大问题，加以考察，使之上升到理论。”[7]813唯有如此，才能不断充实马克思主义认知坐标的民族化内涵，进而为完善认知坐标的世界性内涵，提供可资借鉴的实践经验支撑。马克思主义认知世界坐标的内涵，从根本上讲是无法脱离人类实践的。当人类对世界的改造达到一定程度，世界必定要发生变化，就会产生一个与以往不同的新世界。“各种东西都是逐步发展、逐步变动的”[8]375，新的世界需要新的认知坐标继续推进对新世界的认知。马克思主义普遍性向特殊性转化的内在特性，正是人类社会实践所赋予的。马克思主义认知世界坐标内涵的不断丰富，自然会促使认知世界坐标民族性实现形式随之发生变化，为民族性的具体实现形式提供更多的科学要素支撑。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认知世界坐标的具体实践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第一，他们在理解马克思主义认知世界坐标的基础之上，结合中国实际并运用创造性思维，塑造了认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坐标。第二，他们根据日益丰富的马克思主义认知世界坐标内涵，逐步推进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认知坐标内涵的完善。正是通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根认知坐标指针，毛泽东带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探索出了一条正确分析中国矛盾、科学解决中国问题、探索中国未来发展的先革命后建设的道路，使中国革命和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具有充分自觉性、意识性和方向性的实践行动。
二、中国文化、西方文化与马克思主义视域融合的条件与可能
推动马克思主义认知坐标作用向中国实际的具体转化，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统一，而不能一味地发展理论内涵忽略实践导向，更不能一味地继承和坚持，而不突破和创新。“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10]408毛泽东一方面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论，即认知世界的坐标，必须要实现中国化，否则就不能够在中国正确地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强调认知世界坐标的中国化，必须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要创新认知坐标中国具体化内涵，而不能机械地把马克思主义文本内涵原原本本地搬过来，这是不符合对待马克思主义科学态度要求的做法。1943年延安整风运动期间，中共中央以“决定”的形式再次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认知坐标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中国共产党人必将继续根据自己的国情，灵活地运用和发挥马克思列宁主义”[11]318。毛泽东始终坚持中国具体实际即国情为重要出发点，持续创新认知中国马克思主义坐标的具体内涵，是要纠正党内断断续续存在的一个错误认知。民主革命时期，部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在前，研究中国问题在后，两者顺序不能颠倒。这种认知关系存在的明显缺陷，就是没有从实际出发来寻求理论的帮助，而是从理论出发来寻找现实的对应，这是不符合理论与实践之间逻辑关系的。倘若按照从理论出发到现实对应的错误逻辑来推进马克思主义认知坐标中国化，就会出现认知坐标无法实现转化或者是转化不彻底的现象，进而给革命事业发展造成障碍。毛泽东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回应和批评，改变了此前的错误认知关系，理顺了从实践中寻求理论方案帮助的正确步骤。
(2)有轨电车驾驶人员必须要了解电车的生产企业与核心技术，能够完全掌握有轨电车的性能，进行专业的车辆知识学习，包括车辆基础知识、故障处理手册等；
任何文化形态，包括马克思主义、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它们都有着文化自身所特有的渗透性、独立性和排异性。不同文化发展规律以及它们之间特有的发展联系，决定了它们需要而且能够碰撞、融合和转化。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三者之间的融合，是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贯通，是基于不同视域基础之上的交融、创造和升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对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进行视域融合的过程中，并没有把三种性质不同的文化进行相互替代，而是在相互借鉴、相互斗争、相互磨合的过程中，实现了三者之间的有机融合。毛泽东坚持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找到了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之间进行视域融合的结合点。他指出：“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4]708正是秉持着整理、提炼和改造的正确原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进行融合，形成了中国文化为支撑、西方文化为补充的适合中国革命需要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形态。经过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视域融合而产生的新文化形态，既不完全属于中国文化，也不完全属于西方文化，而是带有马克思主义意味的中西文化融合产物。它们之间的融合已经超越了彼此之间的概念、范畴、形式和意蕴的界限，在共同追求的文化精神目标上达成了共识。这种共识不仅使三者之间的融合更具有内在紧密性，还为科学改造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强大思想武器。三者之间的紧密结合，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科学行动指南。
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并不否定和排斥资产阶级时代所取得的巨大宝贵成果，“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2]299。马克思主义凝聚了整个人类社会有史以来的文明智慧，它的意义和价值是世界性的。拥有世界性价值的马克思主义，需要并且能够与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结合，以发挥其改造世界的作用。中国作为有着五千多年历史文明的国家，中华民族丰厚的文化底蕴、独有的文化特色、丰富的文化内涵、多样的文化形式以及丰硕的文化成果，对于以西方文明为主要载体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了难以割舍的吸引力。运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发展取得更大进步，就必须要用中华文明巨大宝库来充实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既为运用中华优秀文化丰富自身内涵提供了有利契机，又为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之间进行视域的有机融合提供了必要条件。
马克思主义认知坐标普遍意义中国化，最终要回归到解决中国具体问题层面。恩格斯指出：“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12]574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不同，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基本策略需要依据各国情况进行转化和升级。马克思主义认知坐标的中国具体化需要解决中国问题，而不仅是追求认知坐标中国化转化结果。毛泽东正是为了解决中国问题而寻找马克思主义提供帮助的。中国问题与中国实际是马克思主义认知中国坐标起作用的关键。坚持不离开中国历史和客观实际，不一味求助西方，是毛泽东鲜明的立场和态度。他指出：“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7]797马克思曾指出：“总委员会不是教皇，我们容许每个支部对实际运动抱有自己的理论观点。”[12]490“我们协会根据自己的原则允许每个支部在不违背协会的总方向的情况下自由制定它的理论纲领。”[13]283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瞿秋白同样也认识到，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认知中国坐标具体内容绝对不能离开中国实际。“列宁主义始终不就是等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之中有许多成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原来所没有的，或者虽有亦很不详尽，还未发展的。”[14]23李大钊也曾提及在不同国家马克思主义认知坐标的作用要有所差异，这种差异性需要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己来把握，认知中国不同于认知俄国，“我国的改造惟有靠我们自身的力量来完成”[15]446。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充分运用自身智慧和力量，实现认知中国马克思主义坐标具体转化，只是走完了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的第一步，还需要通过不断的实践方案创新，来完成中国的革命事业及社会主义建设。
三、认知坐标普遍意义中国具体化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先进文化进行视域融合的过程，其实质是认知中国马克思主义坐标形成的过程。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推动马克思主义由认知世界到认知中国的具体转化，在根本上实现了认知中国实践方法论的颠覆性变革。坚持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塑造认知与改造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坐标，必须要以中国实践为结合点，既不能拘泥于原有文本的条条框框，又要着眼于实际的应用问题。
毛泽东指出：“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9]1471这里的“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是指马克思主义。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发展，给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深刻的经验启示：他们没有把马克思主义视为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而是把它作为考虑中国问题的方法和工具，即衡量与解决中国问题的认知坐标。马克思主义文本普遍意义的核心内涵是认知世界的坐标作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文本普遍意义具体化，所实现的正是认知坐标的中国化转化，赋予认知坐标中国化的真谛、价值和形式，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所要解决的实践问题层面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能也不允许仅仅局限于中国革命理论维度，而是需要在更广领域、更大深度和更宽视野实现认知世界马克思主义坐标的中国具体化。此过程既涉及认知坐标理论的具体转化，又涉及认知坐标实践的具体转化。毛泽东反对只从理论或者实践层面的单维度转化，只重视前者会造成理论的抽象，只重视后者会造成实践的盲从。无论是理论层面坐标转化，抑或实践层面坐标转化，都必须要抓住认知坐标的核心要义与精髓。毛泽东历来反对不抓本质而重外在的行为，他主张要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精髓、本质和核心，要把隐藏在马克思主义认知坐标中的核心挖掘出来，并使之能够彻底实现中国化。“摸着石头过河”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不断尝试掌握马克思主义认知坐标精髓并将其进行中国化的体现。与掌握精髓相背立的是浮于文本表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是要玩文字游戏，更不是要搞“形式主义”，而是要学会“借言赋义”，即把马克思主义认知坐标的丰富内涵，用中华民族特有的语言文字和表达方式展现出来，更重要的是不能失去马克思主义认知坐标的精髓。毛泽东主张通过中华民族的形式，就是为了使马克思主义认知坐标更具中国色彩，更容易融入中国文化之中，也更容易被中国人所接受。马克思主义认知坐标在中国的具体化，必须要化得彻底、化得真实、化得易懂、化得有用和化得不凡。他曾指出：“‘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7]841毛泽东如此强调的目的，是要杜绝党员干部在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出现的文字游戏，减少错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行为、思想倾向等非科学态度。
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社会优秀文明成果，其自身发展既要汲取西方先进文明成果，又要吸收中国优秀文化成分，这是其保持科学性和先进性的重要原因。不同文化形式的渗透性特质，决定了在与不同文化进行碰撞融合过程中，必须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以实现自身发展。中国社会实际发展需要、马克思主义内在特性与文化自身发展规律，为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之间进行视域融合提供了条件和可能。
中国早期知识分子，他们有的一直生活在国内，对中国文化有着熟练的掌握；有的曾远洋留学，对西方文明无限崇拜；有的则同时对中西文化进行兼收并蓄，并主张“中体西用”。民主革命早期，外来文化如潮水般涌入中国社会，中国思想界呈现出中西文化交织的壮观景象。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早期知识分子，在这样纷繁复杂的思潮中完全找不到自身思想的主导方向。经过十月革命影响，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要代表的西方文化，很快被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认可和信仰。他们切身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带给中国的巨大震撼，迅速与自身思想中的非马克思主义等庞杂因素进行决裂。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固执和机械地把马克思主义移植到中国文化和自己思想之中，而是以清算的方式逐渐实现了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在自己思想体系中的融合和重构。经过思想清算实践，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从之前头脑中多种思想交织并存的混乱状态，进入到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多种思想重新配置的有序状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确立起马克思主义为社会主流思想之后，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吸收西方文明，成为他们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一项重要任务。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之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所带来的巨大依托，促使中国共产党人以视域融合方式，持续推进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沉淀并整合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之中。正是通过这样的路径，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成功获得中国传统文化外在形态(中国化语言阐释)，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成功获得马克思主义的认知坐标真谛(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在与其他西方文明交流的过程中，为认知坐标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实现中国独特条件的有机转化提供了前提条件。
正确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马克思主义，能够适应中国社会发展并发挥重要作用，究其原因在于“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9]1515。无论是哪种缘由，归结起来就是中国社会发展对马克思主义正确认知中国的科学坐标作用有了需要。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早期，由于缺乏科学理论有效指导，革命事业屡屡受挫，人民生活处境极为艰难。中国革命者对十月革命带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寄予了期望，但由于早期中国革命者缺乏必要经验，对马克思主义认知尚浅，出现了教条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现象。一面是中国革命形势对马克思主义的极度渴求，另一面是西方文化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水土不服”，两者之间的巨大张力促使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思考如何以中国优秀文化为依托，合理吸收西方文化优秀成分，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适合中国情况的改造，以此为中国革命事业提供科学理论支撑。寻找正确理论指引，成为毛泽东对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进行视域融合的基本动机。
四、在反思与批判中创新实践方案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6]140解释世界抑或改变世界，都要归于具体实践，而给实践提供正确理论指导非常重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早期共产党人十分重视改造中国实践方案的创新，他们将马克思主义认知坐标作用在中国条件下运用得炉火纯青。他们尊重马克思主义前辈理论成果，但又不迷信于成果而止步不前；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反思和批判，保留下来优秀成分，在“破旧”与“立新”中，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更高层次和更大深度的理解与发展，尤其创新了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实践方案。
毛泽东指出：“要多想，不要死背经典著作，而要开动脑筋，使思想活泼起来。”[8]375他要求领导干部和马克思主义者“要多想”，即多进行反思；“不要死背经典著作”，即不要迷信前人理论，要灵活掌握其中精髓。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反思，就是既不能局限于前人的理论成果，又要使自己的思想活泼起来，创造符合实际需要的新理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不迷信于马克思主义，而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认识和改造人类社会的工具。“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17]274列宁的话极富深刻意味，他对马克思主义真谛的有效把握，为后继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很好的实践态度启示。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前辈们所苦心经营的优秀理论成果这个问题上，正确的态度并不是完全沉浸其中不能自拔，而是要加强反思，让马克思主义在各国实践中“灵活”起来。毛泽东强调要不断反思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既要完善修正认知中国马克思主义坐标核心内涵，又要积极力促马克思主义更好地在中国实践活动中发挥作用。从诠释学的角度来理解，就是形成到比马克思主义的作者更了解自己，也更懂得自己的理论，其实质就是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必要的重构与创新。毛泽东所处的时代和条件，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时期已经大为不同，要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前辈们的思想，就必须要反思他们的理论，就需要掌握比他们更多的社会经验和知识体系，即“对语言具有像作者所使用的那种知识，这种知识甚至必须比原来的读者所具有的知识还更精确”[18]61，“具有作者内心生活和外在生活的知识”[18]61。正是凭借着对中国实际情况的掌握，凭借着对中国革命经验的积累，凭借着对各种社会知识的学习，毛泽东以认知中国马克思主义坐标精髓为基础，根据中国实际需要进行了实践方案创新。“继承中国过去的思想和接受外来思想，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地照搬，而必须根据具体条件加以采用，使之适合中国的实际。”[19]192中国共产党人既不能不加分析和甄别地接受外来思想，又不能不加思考和盲目地抵制外来思想。他们在经过考察和思考之后，有权决定什么样的外国思想可以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和结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断成长的过程，正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情况进行实践方案创新的体现。吴冷西在《十年论战》中提及：毛泽东号召“大家要动脑筋，多想想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的问题，要按实际情况办事，不受苏联已有的做法束缚”[20]23。
“我们不想教条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21]64对于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批判属性是其优秀品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其他理论进行有益批判的同时，也在对自己的理论进行批判。恩格斯曾指出：“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12]382这充分说明他们对自身理论的态度是严谨的。他们还对其他理论给予批判和借鉴，以丰富和完善自身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前人研究成果时，所持的态度是慎重的，他们不会轻易因前人理论中的不足而全盘否定，而是在客观分析基础之上进行合理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身理论上表现出科学严谨的态度，目的是要增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先进性，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更加切实可行的实践纲领。对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他们把马克思和恩格斯这种批判性的严谨态度，贯穿到了理解、掌握和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方面面和各个环节。经过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的考察，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鲜明地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22]90斗争的过程就是批判的过程，斗争不会停止，批判就不会终结。斗争和批判存在的最大必要就是保留马克思主义的精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地继承，对非马克思主义进行不懈斗争，就是要创新马克思主义，让马克思主义源源不断地为中国提供更多和更优质的实践方案。对此，毛泽东指出：“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在各种理论观点的争论和批判中，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认识。”[23]576“要把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不要做书面上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去分析新的事件，解决新的问题。”[24]336毛泽东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态度，既保证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继承与弘扬，又创造了符合实际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实践方案。
2018年9月12日，一篇题为《中国私营经济已完成协助公有经济发展的任务，应逐渐离场》的文章在网络流传，引起网民的热议。作者是自称“资深金融人士”的吴小平。
反思和批判都是为了更好地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找到适合中国需要的实践方案。毛泽东曾说：“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等于马克思，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超过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者。”[25]328毛泽东坚持要超过马克思，其实质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前提下，切中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和精髓，依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巧妙运用反思和批判的方式，寻找出适合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策略，“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7]820。适合中国的理论创造，最终要为中国实践服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和反思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之中，紧紧围绕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需要，进行着创新马克思主义实践方案的具体行动。瞿秋白指出：“革命的理论永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离。”[26]407改造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方案的持续创新，离不开中国革命实际和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创新过程中的空想性。毛泽东也指出：“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不能不坚决反对这些错误思想(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等)。”[27]295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秉持着马克思主义者的自觉，运用科学态度继承马克思主义，并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实践方案，避免犯“左”的或者右的错误。他们还对中国实践方案的经验进行分析、考察、研究和升华，并把这些升华之后的理论成果充实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之中。Raymond F.Wylie曾评价：“毛泽东说研究马克思主义不能离开列宁主义，研究列宁主义也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如果任何地方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产生了任何新的理论，它们都应被添加到源于马克思的科学革命理论的宝库之中。”[5]95事实充分证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经验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升华，既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进步提供了大量的实践经验借鉴素材，又为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注入了新的实践“血液”。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实践方案的创新，不仅凸显了毛泽东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严谨态度和求实精神，还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认知世界坐标的伟大力量。
二是企业内部市场开发工作的学习活动不系统，很多企业或者部门忙着抓生产而忽视了市场开发活动，把经济效益放在第一位，而当时效益不那么明显的市场开发工作放在后面，造成企业内部人员矛盾重重，市场开发没有影响力和号召力，遇到问题的时候一盘散沙，无法真正处理和解决问题，影响了企业的公信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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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o Zedong ’s Innovation of Practical Scheme for Reforming China in the View of Scientific Attitude to Marxism
LI Baoquan
(School of Marxism,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Water Resources and Electric Power,Zhengzhou 450046,China)
Abstract : Mao Zedong is a great pioneer,creator of theory,firm practitioner of scientific attitude to Marxism and sinicization of Marxism.He always use scientific attitude to Marxism,on the one hand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Marx’s cognition of the world coordinate to regeneration,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Chinese actual,it provides the possibility for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Western culture and Marxism;on the other hand reflection and criticism on the cognitive coordinate process of Marxism,it creatives the practical scheme for reforming China.
Key words : Mao Zedong;Marxism;scientific attitude;practice scheme
收稿日期： 2019-05-05
基金项目: 湖南省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专项研究项目(2016YBM03);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重大项目(2019-JCZD-00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李保全(1987—)，男，河南郑州人，讲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毛泽东思想。
DOI: 10.13790/ j.ncwu.sk.2019.094
投稿网址： http://www.slsb.cbpt.cnki.net
引用格式： 李保全.科学态度视域下毛泽东改造中国实践方案创新[J].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5(5):90-97.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7055( 2019) 05-0090-08
(责任编辑：李翔)
标签：毛泽东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科学态度论文; 实践方案论文;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