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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功能”的整体性 任何一种理论都要显示其功能，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样如此。在功能上，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种解释世界的理论，而且也是一种改造世界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在其功能上集中体现为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统一。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改变世界的理论，而不是一种解释世界的理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之功能的一种误解，其原因之一就是没有从理论功能的整体性上来理解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首要功能是从理论上解释世界。解释世界是改变世界的前提。要解释世界，就必须以理论的、特别是哲学的方式分析研究现实问题，并注重理念的提升。一方面，从哲学的本性来看，哲学注重反思、批判和超越，不同于常识、宗教、艺术、伦理、科学等把握世界的方式。哲学对现实的把握不是再现时代的诸种表象，而是对时代问题做哲学理念的提升。另一方面，从哲学解释世界的独特力量来看，哲学的力量在于说服性、彻底性、根本性。对此，马克思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哲学只有捕捉时代问题、抓住时代主题、与现实拉开间距、提升核心理念，才能以独特的理论力量发挥解释世界的功能。马克思主义的功能还体现为在解释世界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造世界。解释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否则解释世界就没有意义。
关于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内在统一性或整体性，自始至终体现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述中。在《德法年鉴》中，马克思认为该杂志的方针应当是把改造旧世界与创立新世界紧密地结合起来，使杂志真正成为改造现实世界的一个思想武器。为此，马克思特别强调要对现存世界作出哲学的批判性阐明。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强调哲学与无产阶级的结盟，指出哲学要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要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这里马克思注重的也是解释世界(精神武器)和改造世界(物质武器)的有机统一。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力求解释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劳动所蕴含的“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的秘密(马克思，第51页)，其目的就是为了扬弃异化劳动，使工人阶级的劳动从资本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在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又进一步明确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7页)这充分表明，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不仅要用理论解释世界，而且还要注重改变世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清醒地认识到，要改变事物的现状、消灭私有制，使共产主义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实现工人阶级和人类的解放，必须首先分析揭示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创立一种解释现存世界的科学理论。于是，他们便着手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际上就是一种解释世界的理论，注重对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实证描述，注重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和概括。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这一理论和方法，又深入研究了他当时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对劳动的占有关系，揭示工人阶级被剥削的根源，寻求工人阶级解放的途径、手段和条件，为改造旧世界提供理论基础。
8.“叙述”的整体性 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主题、方法、理论、发展、形态、功能都要通过叙述表达出来，而在这种叙述中也体现了整体性。马克思主义“叙述”的整体性，是指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叙述时，政治经济学中体现着哲学，哲学中体现着政治经济学，而在对哲学和经济学的论述中又展开了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之必然性的论证，以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构想。
总体上看，马克思主义“叙述”的整体性表现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叙述其新世界观及理论学说时，常常是着眼于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有机统一，即：唯物史观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政治经济学是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总问题进行的具体分析，科学社会主义是得出的结论。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叙述中，虽然这三者担负着不同功能，但实际上构成一个整体，是同一整体的三个层面。具体而言，在着重叙述唯物史观的时候，他们不仅注重说明其研究经济学的过程，与政治经济学研究相结合，而且注重论证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与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相结合，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1－35页)；在着重叙述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时候，他们不仅强调与唯物史观相结合，即对唯物史观的具体运用，而且强调与科学社会主义相结合，即强调实现共产主义所具有的经济性质和实现共产主义必然性的经济学论证，如《资本论》；而在着重叙述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时候，他们不仅注重与唯物史观相结合，即注重唯物史观的哲学基础，而且注重与政治经济学相结合，即注重科学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基础，如《共产党宣言》；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出于批判的需要，按照杜林的分类，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方面批驳了杜林在这些领域的所谓“变革”，并从这三个方面的整体性中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
三、运用“整体性”的框架来完整理解和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
当前，我们要完整理解并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不仅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揭示出来，更为重要的是要有高度的理论自觉，即把“整体性”作为一种框架，来重新解读经典马克思主义，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重新把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1.运用“整体性”框架重新解读经典马克思主义 “整体性”原本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学说所固有的最根本属性和追求目标，但在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有些人却出现了误解、曲解马克思主义的倾向，集中体现为两个层面：
一是在哲学的总体特征上，把马克思主义要么只理解为辩证唯物主义，要么只理解为历史唯物主义，要么只理解为实践唯物主义。这是我们中国学者在理解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的总体特征时出现的误解。其认识论根源就在于未认识到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在本质上是一个整体，不能彼此割裂开来理解，否则都难以完整把握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的总体特征。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学说必将随着时代、历史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诚如恩格斯所言：“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8页)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都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一种形态，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整体形态。因此，马克思哲学不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它与辩证唯物主义是贯通的。马克思首先是把辩证唯物主义作为世界观肯定下来。在坚持这一前提下，由于研究的针对性，他更加注重把辩证唯物主义具体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具体体现，就是强调物质生产和物质实践的基础地位，就是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离开唯物主义就是历史唯心主义，比如对生产和实践，不谈唯物主义，生产就是精神生产，实践就是抽象的精神能动性。而历史唯物主义付诸实践时，就内在地要求确立实践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是总世界观和总前提，历史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分别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和实践领域的具体运用；因此离开辩证唯物主义，就不会有历史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也不会有马克思主义。
二是在核心理论上，把马克思或者理解为只是一位重视价值判断的伦理学家，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或者理解为只是一位注重历史必然性而不注重人的主体性的经济决定论者，将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化；或者人为制造出所谓“青年马克思反对老年马克思”、“恩格斯反对马克思”、“马克思反对马克思主义”等神话，把原本作为一个整体的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曲解为多元对立的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破坏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形象；或者只注重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革命思想，认为“人”的问题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因而对马克思主义的人性、人权、人道主义、人的解放以及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等思想重视不够；或者只注重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人道主义思想，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质上就是人道主义，因而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发展规律等思想予以否定；或者用马克思晚年关于社会发展道路的“多样性”思想否定马克思的“直线论”，抑或用马克思的“直线论”否定马克思晚年关于社会发展道路的“多样性”思想。这些误解和曲解的认识论根源，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缺乏充分的理论自觉。
以上情况说明，要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就必须把整体性作为一种根本的框架来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地尊重马克思的具有完整性的文本。我们只要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进行深度耕犁，就会在原本(“底板”、“足本”)的意义上最大限度地还原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形象，澄清制造马克思主义内部对立的各种错误观念，如“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的对立、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对立、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经济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等等。
2.运用“整体性”框架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用“整体性”的框架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不仅有助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而且有助于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角度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理解，进而有助于澄清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种种错误倾向。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主要有三种错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倾向：
一是实用主义地进而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这种错误倾向的一般做法是：要么把其中某一要素从它赖以存在的马克思主义整体中剥离出来、割裂开来、孤立起来、予以夸大、为我所用；要么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基于特定历史语境而得出的个别、具体结论当成一般、抽象的公式到处套用；要么将马克思、恩格斯在某一特定场合、某一特定条件下所得出的具体结论照搬到另一特定场合、另一特定条件下。在这里，实用主义是教条主义产生的根源。其实，马克思、恩格斯一生都坚决反对对自己的理论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马克思说：“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6－417页)恩格斯说：“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88页)
二是肢解马克思主义。主要表现为方法的肢解、理论的肢解和形态的肢解。在经典马克思主义那里，“科学”与“价值”在方法论上是一个整体。然而，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有的思想家只注重其中的科学因素，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只注重经济分析的经济决定论，如第二国际的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有的思想家只注重其中的价值因素，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只注重“人”的人道主义，如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经典马克思主义那里，作为哲学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在理论体系上是一个整体。然而，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我们却把哲学上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人为地肢解开来，并各立门户、各自为战。在经典马克思主义那里，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形态、学理形态和政治形态是一个整体。然而，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却出现了把这三种形态割裂开来的倾向，要么过于注重政治形态而忽视学理形态和大众形态，要么过于注重学理形态而忽视大众形态和政治形态。
三是消解马克思主义。有些人认为马克思只是近代思想家，不是现当代思想家，因而马克思主义不能解决当前问题，已经过时了；有些人认为，苏东共产党的演变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从实践上证明马克思主义已经没有生命力了；有些人从历史虚无主义出发，以怀疑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提出了社会主义“失败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和共产主义“渺茫论”。
上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种种错误做法都表明，要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首先必须从整体上来把握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而要从整体性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必须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关系中所蕴含的整体性。
3.运用“整体性”框架重新把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全面把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也是开展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的基本旨趣所在：它有助于我们完整地把握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三大理论成果”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各内容之间的关系。
从整体性框架看，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在中国，对毛泽东思想的割裂、肢解是割裂、肢解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和典型的表现。诚然，由于时间、空间和条件的变化，马克思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与列宁和毛泽东在实践中应用的马克思主义会有差异，但是，如果仅仅看到这种差异并将这种差异放大且绝对化，而看不到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这实际上就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割裂开来了。为消除对毛泽东思想的割裂和肢解及其不良影响，邓小平在多种场合下反复强调：“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3页)也就是说，对待指导党的工作和事业的毛泽东思想，不能单从毛泽东的个别词句来理解，唯一正确的方法就是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理论体系出发，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一段时间里，邓小平着重谈论的思想理论问题，就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进一步说，就是要以“整体性”的框架来完整把握毛泽东思想进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从整体性框架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二者之间也构成一个整体。有些人试图割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之间的内在统一的整体性关系，只承认毛泽东思想是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体系，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则是关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理论体系，否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的“一脉相承”关系。但是，如果从一种整体性的框架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这种整体性不仅体现在精髓(实事求是)、基本立场(人民大众)和中国化的基本原则(结合)是一致的，而且也体现在成果的逻辑递进关系(因果关系)中，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逻辑－历史关系中建立起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从整体性的框架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各内容之间也是一个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统一的整体：除了各个内容在理论精髓、历史方位、时代背景、立论基础、基本主题、根本任务、核心要求、发展动力、依靠力量、领导主体和指导思想上都是一致的以外，各个内容之间也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从实践标准大讨论进而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的。这一思想路线的实质，就是要从客观实际出发重新认识中国国情。这是认识中国国情并影响中国发展命运的根本认识路线，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从客观实际出发认识中国国情，直接取得的第一个具有根本性、标志性的成果，就是认识到我国的社会主义依然处在“初级阶段”。这是对我国历史发展阶段的基本定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立论基础。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认识到在这一主要矛盾中，落后的社会生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历史和实践发展要求我国必须首先解决落后的社会生产问题。于是，初级阶段首要的“根本任务”是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这是贯穿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各领域的基本发展路线或核心线索。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必须首先考虑其方式和手段问题，必须利用人类文明发展的最优秀成果，必须借鉴当代世界发展和中国发展的经验教训，这些归结为一点，就是必须首先利用“市场经济”，这是发展生产力的基本方式和手段。要正确且大胆利用市场经济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必然会遇到一些争论。由此，就必须确定一种判断成败得失的根本性“判断标准”，即“三个有利于”。“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揭示。对认识国情的根本方法、历史发展阶段的基本定位、基本的发展路线、发展生产力的基本手段和“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做进一步的理论上的逻辑提升和发展，对当代国内外发展实践的经验教训与历史发展规律做深入分析，则必然提出一种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四大实践领域”即经济建设(物质文明，包含生态文明)、政治建设(政治文明)、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和社会建设(社会文明)实践的治国理政的指导性的核心理论，这就是“科学发展观”，它强调用科学方法实现发展。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用科学发展观引领我国经济建设，其直接关系到经济发展全局的紧迫而重大的战略，就是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这是我国经济建设领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问题，是决定今后中国经济发展命运乃至国家发展命运的根本性、战略性问题，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引领我国社会建设的核心焦点则是要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这是社会建设的根本目标。而要做到上述这一切，在总体上需要具有能使我们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内外环境，如民族团结、祖国和平统一，如和平的外交、强有力的军事国防等。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和重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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