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敏晖[1]2002年在《加入WTO后的中国政府职能转变分析》文中提出中国加入WTO意味着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应与WTO规则相一致，而我国原有的行政管理体制同WTO规则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要解决好这些问题，就必须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空间。本文把中国加入WTO与政府职能的转变的关联作为切入点，从中国加入WTO后政府职能的一般分析入手，考察了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历程，阐述了中国加入WTO的意义及对政府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在WTO背景下如何实现政府职能转变的对策。 全文共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分析了中国加入WTO后的政府职能。 第二部分回顾了中国政府职能转变的历程。 第叁部分阐述了中国加入WTO的意义及对政府的影响。 第四部分提出了在WTO背景下实现政府职能转变的对策。
陈王伟[2]2004年在《入世后西部地方政府职能创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政府在现代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而言，地方政府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地方经济发展和建设强大推进者。尤其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地方政府的职能和作用计划色彩更浓一些，适应市场经济和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的能力相对弱。因此中国加入WTO后，西部经济要发展、西部大开发要取得成效，就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确保公平公正的贸易原则真正得以实施，转变政府职能、创新政府职能。 本文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比较分析和系统分析等方法，结合国内外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新研究成果和发展经验，针对西部大开发背景和中国入世后西部尤其是西安市的经济发展中地方政府的作用，用现代经济学、公共管理学、发展经济学的前沿理论和方法进行再定位研究，提出了地方政府职能创新的发展思路、战略、内容及相关的建议。 本文在归纳总结政府职能理论的基础上，对入世后西部地方政府职能现状进行了调研分析，结合加入WTO的现实和西部大开发深入剖析地方政府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然后以理论为指导，结合“区情”和现实问题，从叁个方面探讨了西安市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创新的发展思路、内容和政策建议。引入经营城市理念，走制度创新之路；强化和创新区域政府公共管理职能；遵循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扶持和推动区域优势产业的发展，促进区域内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科学有效的发展区域主导产业，实施有利于经济腾飞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雷结斌[3]2003年在《加入WTO中国政府职能转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加入WTO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面对中国加入WTO后的巨大机遇和严峻挑战，中国政府如何应对这是摆在中国各级政府面前的一个十分紧迫而重大的问题。在应对"入世"的问题上，虽然各行各业、社会各个方面都要认真地对待，但政府作为国家和地区经济和社会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其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只有政府的积极作为，才能在这巨大的机遇与严峻的挑战面前赢得主动。根据国际经验和我国历史与现实情况，中国要有效地应对加入WTO后的各种挑战，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必须大力推进各级政府的职能转变。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叁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运用理论分析和比较研究的方法，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政府面临的形势，入世后对中国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意义和职能定位等问题，进行综合性研究和理论探讨，试图对政府职能转变的任务、方向、原则和实现途径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通过政府职能转变，使政府更好地为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
刘洋[4]2014年在《前苏东国家与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模式的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转轨一直以来是国内外学界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特别是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前苏东国家的剧变后，这些国家分别走上了不同的市场化转轨道路，由此形成了截然不同的转轨模式与转轨绩效。对此，一些学者坚持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采取渐进式转轨的国家，因其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选择了正确的转轨方式和政策，从而实现了转轨过程中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而受“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的影响，以俄罗斯为代表的前苏东地区的转轨国家，则多数采取了“休克疗法”的激进转轨方案，从而造成了这些国家在转轨伊始严重的经济衰退。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经济转轨的不同初始条件是引致这些国家在未来的转轨过程中具体模式和路径差异的根本原因。然而，由于“激进”或“渐进”的转轨方式所形成的经济绩效差异更直观地被中国遥遥领先的经济增速所表现出来，这使得“转轨方式决定论”的观点一度受到了更为广泛的关注。进一步地，作为对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社会发展经验总结的“中国模式”也被认为是具有普遍适用意义的、经济转轨的最优模式和路径。尽管如此，看似盖棺定论的研究“共识”实则是基于市场化转轨以来不同国家绩效差异的表象而对经济转轨过程的一种经验论认识。它忽略了同样作为一种制度变迁过程的，经济体制转轨的初始条件，从而割裂了转轨国家在体制转型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组织与制度的演化过程。随着转轨经济市场化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基于“转轨方式决定论”思维进路的“激进”与“渐进”的两分法已经不足以独立地解释经济转轨问题的全部。而基于“中国模式”的研究视角尽管能够结合中国市场化改革与经济增长的现实场景而对渐进式的转轨过程进行较为直观的解释，但作为经济转轨的特殊性个案，“中国模式”则无法对其它转轨国家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提供一个客观全面的分析框架。本文以转轨经济学为选题语境，综合运用转轨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以及比较体制研究等相关经济学科的理论研究方法，在对前苏东国家与中国经济改革和转轨的历史主义的制度分析基础上，主要就这些国家经济体制转轨的不同模式展开比较研究。为了突破以往类似的许多研究中对相关问题形成的错误的思维定势，本文以时间为主线对不同转轨国家从计划体制的形成到现今在后危机时代的制度改革进行了大跨度的历史回顾。其中包含了对这些国家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差异性所进行的考察；市场化转轨初期不同的转轨模式与转轨政策的比较；市场化转轨与全球化接轨互动过程中的战略选择和后危机时代持续改革与转型发展的探讨；对转轨国家体制转型与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转轨模式的形成与演化的重新认识，并基于长期、动态的视角对转轨绩效进行的客观评判；以及对转轨经济的政府职能转型、腐败治理和政治发展等问题的关注。笔者希望借助对上述问题的分析，通过“转轨——接轨”与“转轨——发展”的双重视角，系统阐释转轨国家在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中转轨模式的差异性及其动态演化过程，进而更全面、清晰地理解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转轨国家在经济改革、转轨与发展中形成的特定模式和路径。笔者坚信，本文的分析将在不断丰富转轨经济问题研究的同时，也对转轨国家未来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全文一共分为七章，每章内容具体如下：第一章是导论部分。首先通过对前苏东国家与中国自转轨以来市场化改革与经济发展的简要回顾来引出本文研究的主题。其次，是对本文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探讨。最后，就本文的选题语境、研究范围与研究方法进行简要介绍。第二章是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部分。由于本文对经济转轨模式的比较研究主要基于一个历史主义的制度分析框架，所以，笔者围绕经济学研究中不同学派和代表性学者对制度问题的分析或制度理论展开概括性地回顾。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有关经济体制转轨研究的主要国内外文献分门别类地进行系统梳理，进而为后文的研究工作提供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第叁章主要对转轨前的这些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不同的计划体制进行深入研究。笔者围绕对不同计划体制及其改革过程的分析，指出这些国家经济转轨初始条件的差异所在，并以此为研究出发点，进一步挖掘转轨国家从“计划”到“市场”过程中不同转轨模式与转轨路径选择背后深层的制度因素。第四章围绕经济转轨的驱动机制、遗传与选择机制，以及市场化转轨初期不同国家采取的具体转轨方式和政策来综合比较经济体制转轨的不同模式。笔者根据前苏东国家与中国在市场化过程中不同的转轨方案与制度安排，结合当时转轨经济的具体情况，对激进式转轨的“休克疗法”，以及以“双轨制”为代表的渐进式改革与“中国模式”等问题进行了重新的认识与思考。第五章以“转轨——接轨”为研究视角，一方面，详细介绍市场化转轨与全球化接轨互动过程中转轨经济参与全球化进程的战略选择，并进一步阐释不同的市场化转轨模式对这些国家的全球化发展战略所产生的影响。另一方面，结合当前全球后危机时代的大背景，在具体介绍转轨国家应对和处理全球经济危机所采取的政策措施的同时，深入剖析这些国家在市场化改革、经济结构与发展方式上存在的各种问题。第六章以“转轨——发展”为研究视角，基于对转轨国家在体制转型与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转轨模式的动态演化分析，以及市场化以来这些国家长期转轨绩效的客观评价，深入探讨不同的转轨模式与路径对转轨经济长期增长的具体影响。此外，笔者对转轨国家的政府职能转型、腐败治理、市场化与政治发展等议题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进而寻求这些国家的经济转轨与其未来发展和现代化之间的内在联系。第七章是对本文研究的总结与评述。笔者在全文研究的基础上，详细给出了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和基本观点，并对以往研究存在的一些偏见和误解，以及有关转轨经济未来改革与发展的基础性共识或一般性的政策建议进行了评述和展望。最后是对本文可能存在的理论创新与不足之处的总结和归纳。
陈立兴[5]2006年在《国际经济协作背景下的中国财政政策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接受西方宏观经济学观点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宏观调控理论的研究大都着眼于国家内部或单边主义的财政、货币政策效果分析。20世纪90年代开始，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随着中国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际经济事物当中，宏观调控政策调整的外部性问题逐渐显现出来，中国的财政政策等一系列宏观经济调控措施不但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国内改革和融入全球经济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对提高周边国家和全球经济增长率、保证世界经济稳定运行产生积极的影响，这是中国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全新领域。因此，中国当前参与国际经济事务过程中所奉行的经济理论和执行的财政、货币政策面临重大变革和前所未有的挑战，但多数研究仍然处于消化和应用传统宏观经济学理论，偏重于微观层面应对单一冲击或实现单一目标的对策研究，没有过多地突破传统宏观经济学的框架，在解释现实经济运行时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没有对客观存在多年并迅速发展的经济全球化趋势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实践做出系统的经济学分析，二是忽视了在宏观层面通过合作使经济达到帕累托最优的国际经济协调政策研究。中国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的过程中，一直积极参与不同层次的区域一体化组织。在这种国际经济协作趋势下，在这种国际经济协作的大背景下，中国的经济理论特别是宏观调控理论也正在不断丰富和形成，在“和平崛起”这一指导原则提出之后，研究崛起的中国将对区域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产生什么影响、周边国家如何看待综合国力不断上升的中国以及如何在崛起过程中保持和平等一系列问题，是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学术界理论研究中国的重点。作为和平崛起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调控宏观经济的重要工具，中国财政政策将在政府采购、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税收、国债发行等几个方面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研究和探讨国际经济协作背景下的中国财政政策的这些变化是本文的主要内容，各部分紧紧围绕这一主题，探讨不同层次的国际经济协作对中国经济特别是财政运行的影响，并针对快速发展的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趋势，从财政政策调控的角度提出了中国的应对措施。第一章从回顾亚当·斯密创立财政学开始，阐述了德国历史学派的国家干预主义、凯恩斯的宏观调控理论、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蒙代尔的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财政、货币政策配合研究、国际财政研究的发展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财政理论的研究，认为目前财政理论的发展和财政政策的研究的范围已经逐步扩展到国家以外。因此中国提出的“和平崛起”战略和“和谐世界”新理念对财政理论研究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财政政策理论研究和实践必须具有全球视野。第二章应用博弈理论的分析方法分析了在各种层次的国际经济协作趋势不断扩大的新背景下，并没有一个超国家政府的权力存在，以国家为主体的财政政策不再由纯经济理论所决定，而是受到各个参与方的影响，是所有国家进行博弈的结果。通过博弈模型分析，在国际经济协作过程中尽管始终存在着矛盾与冲突，但实力不同的大国和小国都可以通过国家间的政策协调和合作实现帕累托改善，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还在博弈分析的基础上讨论了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亚太地区的区域一体化组织在建立和发展过程中财政政策方面转变和实践，阐述了不同国家通过财政政策的协调促进国际经济合作和经济发展所做的努力。第叁章首先回顾了日本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财政政策，对财政政策的效果进行了评价，总结了日本在参与国际政策协调、应对石油危机和日元升值的冲击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由于日本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崛起的亚洲国家，又是中国的近邻，其发展的轨迹以及参与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经验教训值得中国借鉴；其次回顾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最高的欧盟在一体化过程中财政政策、税收政策方面的协调措施。中国正在积极推进与东盟国家、非洲国家的贸易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安排，因此欧盟一体化的成功经验，特别是其经济一体化框架下的财政税收安排对中国当前研究开放条件下的宏观调控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这一章的最后总结了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世界各国的税收调整和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新趋势。第四章首先比较了近些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崛起的异同点，中国经济崛起将为世界经济的增长提供更大的空间，同时也会形成更大的冲击。因此中国实施“和平崛起”战略，无意于在经济实力壮大过程中寻求霸权或支配世界事务，而是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以贸易和投资的发展等和平手段来获取世界资源，摆脱国内资源短缺、环境压力和社会矛盾的困扰，并通过不断扩大国内市场为其他国家带来更多的机会而不是威胁；其次，重点论述了“和平崛起”战略对中国制定财政调控政策、参与不同层次的国际经济合作的指导作用，认为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对周边地区和世界经济产生重要影响，中国财政理论的发展和财政实践使中国财政调控能力日益增强，各种财政调控措施成为“和平崛起”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五章首先阐述了WTO的主要原则和WTO框架下的博弈格局、中国在WTO中的地位以及中国参与WTO的利益，然后在分析加入WTO对中国财政运行的影响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在WTO框架下财政政策调整策略，主要是关税水平逐年下降、出口退税政策的优化、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化以及履行对政府采购制度的承诺等等，还分析了中国参与多哈回合谈判过程中的策略和谈判过程中一些与中国农业发展密切相关的财政政策调整效果。第六章论述了区域合作框架下中国财政政策的转变与创新。在回顾了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合作安排、中日韩经济合作、上海合作组织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参与区域协作面临的复杂外部环境，提出了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协作的应对措施和财政安排。中国应该以亚洲为依托，积极参与各种层次的区域经济协作。财政政策方面，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确保经济可持续增长，带动周边国家和地区共同发展；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建立国家内部区域利益协调和补偿机制；探讨建立亚洲区域经济协作补偿机制，加强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经济运行和政策的跟踪监测，协调好国内外政策的操作力度和方向，减小区域合作的阻力等等。最后从财政收支的角度，简要分析了中、日、韩叁国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前景及其对未来中国财政收支产生的影响。第七章系统地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财政政策实践和财政理论的发展，一是改革开放后的赤字预算的实践和财政平衡理论的变化，充分利用公共投资加快基础设施建设，集中力量办大事，加快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以及政府经常性支出要向公共财政方向转变，增加教育、健康和扶贫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支出。二是关于国债的认识发生了深刻变化，国债在宏观调控中发挥巨大作用。对国债功能的认识，由单纯弥补财政赤字，到为国家经济建设筹集资金和调控国民经济运行，对国债运作的认识，由临时性偶然操作到长期持续运用。回顾了1981年以来，我国国内债务发行经历了重大变化以及重新启用国债、举借国内外债务的重要作用。叁是灵活运用各种税收政策，增加财政收入，努力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四是通过一系列财税政策措施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主要措施有扩大公共消费支出，加强政府采购制度建设，增进内需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调整现有的外资税收政策，引导外资投向，提高外资利用水平，进一步调整出口退税政策，促进出口与进口贸易的平衡发展等。第八章从调节内外平衡出发，探讨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贸易政策等其他宏观调控政策的配合问题。财政政策等宏观调控的协调应该以保持经济的内外平衡为最终目标，当前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需要综合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贸易政策进行积极调控。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方面，要注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选择和组合必须适应经济形势发展需要，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松紧搭配组合，适度调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积极推进汇率机制改革，增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宏观和微观各个层面，建立和完善规划、财政、银行的配合机制，优化国家宏观调控体系，还要从加入WTO后参与世界产业分工的高度，完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与产业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等其他宏观调控政策的协调配合机制，发挥综合效应。第九章探讨了国际经济协作背景下的中国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当前影响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的内部因素主要有：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较高；市场经济的不完善；中国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能力和保护市场的能力均面临着严峻挑战；社会保障机制建设步伐缓慢，尚不能满足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需要；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使其面临的金融风险压力增大；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较弱。影响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的外部因素主要有：由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本身就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有很多不利影响；外资对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具有两面性；国际金融市场动荡；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输入；国际贸易保护主义蔓延；知识产权纠纷加剧；国际资源争夺白热化：跨国公司“攻城略地”；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金融强势压力等等。经济全球化还对中国地方财政运行产生较大压力，主要表现在经济全球化会加剧地方财政的支出压力和地方财政的融资困难，因此应尝试地方政府举债，加强地方财政特别是加强财政融资能力，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妥善应对挑战。当前中国应该利用WTO体制维护我国国家经济安全，具体的应对措施一是在发展中解决发展中的问题，用开放应对开放中的危机；二是全面融入多边贸易体制，参与WTO规则的制定；叁是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分散国家经济风险；四是充分利用WTO救济体系与争端解决机制维护正当经济利益；五是在更广泛的领域内推行全球共同安全和可持续安全观念。维护中国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财政安排主要有五个方面：第一，改进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能力，提高政府行政控制能力以控制经济风险；第二，把支持自主创新作为公共财政的重要政策目标；第叁，充分发挥政府采购对企业自主创新的扶持功能；第四，运用针锋相对的策略，灵活应用关税、非关税、出口退税等措施应对来自各个方面滥用反倾销、限制进口、技术壁垒和环保壁垒条款：第五，注重零关税对中国市场的影响。
王志民[6]2003年在《论“走出去”战略与制度创新》文中指出本文以马克思的“世界市场”和“全球生产”理论，列宁、毛泽东的积极开展对外经济联系理论和邓小平、江泽民的扩大对外开放、全面提高开放水平思想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为基本研究方法，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中关于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经营中的一些主要理论，紧密结合当前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对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中国企业“走出去”开展跨国投资与国际化经营发展迅速，也取得一定成效，但总体上仍处于国际化经营的初级阶段，且存在不少问题。本文把“走出去”放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背景和开放改革互动不断加强的总体趋势中加以考察，通过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化经营的比较和对中国企业最先与最大的“走出去”群体——香港中资企业的实证分析，深刻地阐明了实施“走出去”这一国家发展战略的可能性、必要性和紧迫性，揭示了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及其症结所在，强调了必须以制度创新为突破点，抓住当前契机，全面推进政府管理体制和企业制度及其运行机制的重大变革，完善各种支持、服务措施，才能保障“走出去”战略的顺利实施，使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取得更大的发展。
熊俊[7]2006年在《要素投入、全要素生产率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文中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能否持续快速增长下去是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们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问题的实质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什么,这种动力的大小如何,这正是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本文旨在从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出发,建立一个经济增长动力的理论框架,并以此为基础,综合运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等分析方法,高度重视中国国情及其在双重转型期的特点,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制约和供给制约、城市化和加入WTO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以及政府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本文在吸收内生增长理论基本思想的基础上,将经济增长中投入的生产要素分为物质资本、简单劳动力、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并对索洛模型进行了扩展,提出了一个具有广泛适用性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模型,该模型所表达的基本思想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来自四种要素投入的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即使对中国这样的不发达经济而言,知识资本投入的增长不仅是全部生产要素投入增长的一部分,而且其所对应的自主创新成果的增加形成技术进步的重要来源之一。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来源于资源配置的改善、规模的节约和知识的进展叁个部分,它与技术进步既存在紧密联系,也有重大区别,且四种要素投入之间、以及各种要素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这也是理解和分析中国经济增长机理的重要基础。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增长都可能受到需求不足的制约,这种需求不足主要是由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和社会保障体制不完善等长期性因素导致的,因而具有长期性且对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会产生阻碍作用。由于要素市场很不完善、政府投入不足以及教育体制和科技体制不完善等原因,中国经济增长也受到要素供给不足的制约。城市化的快速持续推进和加入WTO后对外开放的深入发展对缓解经济增长的供给制约和需求制约,进而对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具有广泛而强大的促进作用,因此,城市化和加入WTO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政府应围绕促进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充分发挥其在经济增长中的重大作用,为此,政府对自身的职能要准确定位,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通过制订和实施匹配性强的政策法规构建经济增长的动力,要做到这些,政府自身的改革是十分必要的。全文除导论外,共分六章。导论部分阐述本文研究的背景和意义,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并简要介绍本文的研究方法、基本思路和创新之处。第一章以理论分析为主。首先,对经济增长、生产要素、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因素等基本概念进行辨析和界定;然后,以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为视角,对亚当·斯密的经济增长理论、哈多德──多马模型、新古典新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等有代表性的增长理论进行评析;最后,在吸收内生增长理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对索洛模型进行了扩展。在扩展模型的研究中,对索洛模型叁个假设条件的作用一一进行了分析,发现这些条件虽然对索洛模型能用于经济增长核算是必要的,但对于提示和表达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的思想而言,并不是必要的,因此这叁个假设条件可放松。另外,将索洛模型中的生产要素由两个增长为四个,即增加了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并将各种要素定义为存量。然后,经过数学推导,得出一个综合性和适用性很强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模型。第二章是关于技术、要素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相互关系的一般分析。本章考察和界定了不同意义上的"技术",并对经济学中的技术进步进行了分类;分析和讨论了全要素生产率与技术的区别和联系,四种要素投入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各要素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技术有技术学意义上的技术、投入产出意义上的技术和经济学中的广义技术叁个层面,只有投入产出意义上的技术进步率才等同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各种生产要素之间存在相互影响,且这些要素的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也存在重要影响,这些影响是理解和分析经济增长机理的重要基础。第叁章在运用第一章的理论模型和第二章的基本观点的基础上,对我国需求不足的存在性及其主要方面、需求不足对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与经济增长需求制约的长期性进行以实证分析为主的研究。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后的几年里,中国存在总量性的需求不足,且需求不足的主要方面是消费需求不足;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除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等因素外,主要是因为现阶段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由于已经过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很难在短期内缩小至适度范围内,因此由消费需求不足主导的需求不足可能存在于很长一段时期内;长时间的需求不足不仅在总体上会阻碍要素投入的增长,而且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第四章首先探讨了供给不足的叁个层面及其相互关系,然后对要素供给不足的存在性及其对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供给不足包括产品供给不足、要素供给不足和制度供给不足叁个层面,叁者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从制约经济增长的角度看,要素供给不足是最直接、是核心的方面,而制度供给不足是最深刻的原因;尽管长期以来,中国的储蓄率之高世界罕见,而且政府文件中都强调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性,但除简单劳动力供给充足外,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都存在供给不足,导致这叁种要素供给不足的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是体制性的;每种要素的供给不足都会对其他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产生程度不同的阻碍作用,特别是人力资本供给不足对经济增长会产生既广泛又严重的制约作用。第五章提出城市化和加入WTO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的观点,较详细地论证了中国城市化的滞后性、城市化发展存在的巨大空间、加入WTO对进出口和引进外资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的促进作用,并分析了城市化和加入WTO促进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作用机理。中国的城市化无论是从"量"上还是从"质"上看,都显得滞后,特别是从城市化率看,与世界其他人均收入水平相近的国家比,中国的城市化存在较严重的滞后,而从一般规律看,中国已进入城市化快速推进的发展阶段,因此,只要城市化战略正确,中国将经历城市化快速推进的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加入WTO作为一个长期过程,已经而且还将对中国的进出口、引进外资以及体制改革产生重大促进作用;城市化和加入WTO对消除或减轻经济增长的需求制约和供给制约,进而对要素投入和全要生产率的增长产生广泛而强大的推动力,因此,城市化和WTO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第六章首先讨论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干预经济的理由和政府职能定位的基本原则、中国经济社会的特殊性和政府职能定位、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的指导思想和主要着力点,然后根据前面几章的研究结论提出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最后分析了政府自身改革的必要性。政府干预经济的基本理由是市场机制存在固有的缺陷,而政府干预存在市场所不具备的优势。政府干预经济必须适度的理由是政府也存在"失灵"。从中国的特殊性看,中国政府与一般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相比,其职能范围应更广,政府更应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发挥重大的推动作用;政府应在减轻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制约和供给制约,真正构建城市化和加入WTO这两大引擎方面采取匹配性强的有效对策;为了充分发挥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加快政府自身的改革是十分必要的。
彭塔丽（Phuangthaly, ANOLY）[8]2017年在《老挝和中国加入WTO的立法准备比较研究》文中提出经过长达15年的谈判,老挝于2013年2月2日作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一员,成为该组织第158个的国家。就老挝而言,这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老挝逐步提高国际地位和进一步参与国际事务的重要步骤。世界贸易组织对其成员国的要求十分严格,因此,老挝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对于经济行政部门和非经济行政部门来说,都需要作出一系列的调整以满足WTO制定的各项制度及规定要求。本文以老挝加入WTO前和加入WTO后的经济行政法的立法准备为线索,对主管贸易部门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贸易法律法规工作进行梳理,这里包括立法准备的启动,立法程序的选择,立法价值的审视,立法内容的完善,主要围绕借鉴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后的经济行政法的调整经验,对老挝经济行政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调整、修改和制定,立足符合世贸组织相关规则的要求,提出相关对策建议。本文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这部分主要介绍本文的意义、背景,论述与本文有关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第二部分梳理了老挝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过程,主要介绍老挝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做的准备工作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老挝的影响;第叁部分主要分析老挝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后的经济行政法的立法情况与发展,其内容概括了经济行政立法的必要性,以及立法程序和面临的挑战;第四部分在探讨了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后经济行政法的立法情况和特点之后,重点阐述了老挝经济行政法立法的中国经济经验借鉴;第五部分是阐述了老挝经济行政法立法的任务与目标及未来发展,主要介绍老挝成为WTO 一员后应如何构筑完善的经济行政法体系,并着力立法目标的实现。
王国珍[9]2005年在《入世以来中国传媒市场生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围绕传媒市场生态选题,在分析我国入世承诺和传媒生存环境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了我国传媒市场主体和市场竞争两大问题,并以此为切入点对我国传媒市场作了现状分析、问题探究和对策思考。 在入世承诺方面,较为全面地梳理了我国入世时与传媒相关的承诺,深入分析了我国的入世身份、权利和义务的平衡分歧等问题。我国是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入世的,可享受一些优惠待遇,而承担相对较少的义务。“发展中国家身份”,就成为我国入世时争取到的权利和义务平衡支点。但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我国将被要求接纳WTO较为完整的权利与义务框架,而这才是权利与义务平衡的真正支点。WTO所倡导的市场开放和公平竞争等原则,将为我国未来发展提供一个外来的参照。就我国传媒业而言,虽然入世承诺十分有限,但开放趋势还是端倪可见。鉴于传媒的意识形态属性,我国传媒市场的进一步开放需要考虑国情因素,但过多的媒体保护显然不利于传媒业的活力激发。 在传媒生存环境方面,主要分析了入世后我国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变化,以及传媒与政府、市场关系模式的相应变化。WTO要求其成员能够充分尊重国际规则,尊重市场机制,尊重贸易自由,这推动了我国入世后相应改革措施的出台。在我国传媒对政治的从属关系中,需要引入一个健全的法律体系,赋予传媒相对独立地位。传媒与政府关系的调适,是传媒与市场关系达致和谐的保障。 在传媒市场主体方面,分析了我国传媒市场主体的渐进式培育过程,探究了我国传媒市场主体内涵的缺失问题。从市场经济角度看,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或个人,需要具备叁大内涵:产权独立、拥有自主决策权和追求自身经济效益最大化,其中产权独立是核心内涵。产权具有一个本质特征:排他性。而我国传媒的国有产权却具有“共享性”特征,是一种虚置产权,容易导致委托-代理问题。只有赋予传媒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内涵,我国传媒才能激发出进一步的生机和活力。 在传媒市场竞争方面,探讨了我国传媒市场的竞争态势。市场经济本质上是竞争经济。在市场竞争中,拥有独立产权的市场主体,会努力进取,以避免产权转移到其他竞争者手中。市场准入的自由度,是衡量竞争公平性的重要因素。因为即使是高度垄断的行业,只要市场准入之门不被关闭,潜在争胜者的竞争可能,会促使市场垄断者想方设法提高效率。我国传媒市场,呈现一种垄断竞争态势,市场准入控制也十分严格。从市场经济角度看,我国传媒市场竞争机制还有待健全:一方面,政府应减少对市场的干预,为市场竞争提供法律保障;另一方面,传媒不应通过政治庇护获得竞争优势,而应更多地引入WTO公平竞争理念。 入世之路,我国走了漫漫15年。“入市”(争取WTO其他成员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我国还要走多久呢?这无疑取决于我国破除深层障碍的改革决心。我国的传媒改革,已落后于其他行业的改革进程。鉴此,以一定的学术勇气和理性,就传媒市场相关问题进行深刻独到的剖析,就显示出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
阮成发[10]2001年在《加入WTO背景下中国政府职能转变与体制创新研究》文中指出中国加入WTO，将是21世纪初中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事件。它意味着中国更加全面地融入世界经济主流，全面参与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标志着中国进入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的新阶段。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发展，其影响将愈来愈突出地显现出来。当然，加入WTO有利有弊，不仅经济生活将受到巨大的冲击和严峻的挑战，而且对国家的经济体制、政府体制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甚至冲击。因此，中国加入WTO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中国“入世”首先要求各级政府“入世”。系统、深入地研究探讨加入WTO背景下中国政府的职能转变与体制创新问题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试图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运用政治学的理论，在研究、吸收经济学、法律学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运用理论研究法、实证研究法、系统研究法、比较研究法、政治分析法、经济分析法、制度分析法、行为分析法等，从政治学的视角对加入WTO背景下中国政府的职能转变与体制创新问题进行了综合性的研究和理论分析。 全文共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着重对WTO进行理论分析，为中国政府职能转变与体制创新的研究提供背景。主要从WTO产生及发展过程，WTO的宗旨、职能和机构，WTO的基本原则，WTO对政府的基本要求等四个方面，分析了WTO形成过程、性质特征、运行规则，着重分析WTO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各成员方政府对WTO各项规则的普遍认同和全面遵守，是WTO存在并发挥作用的基础；按照WTO的规则调整经贸法律法规，主动与WTO接轨，是WTO对各成员方政府 华 中 师 范 大 学 学 位 论 文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DEGREE THESIS的基本要求。 第二部分主要分析加入WTO中国政府所百临的形势，即多方面的机遇与挑战。从可以预期的机遇来分析，中国加入WTO有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有利于中国经济全百融入世界经济主流，有利于全面推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有利于全面推进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同时，对比WTO的规则、协议及运行机制，我国在思想观念、市场体系、产业体系、法律制度、政府体制、公务员队伍等诸多方面严重不适应，严峻的挑战不可避免。 第叁部分围绕WTO对政府的要求，从整体上探讨加入WTO背景下中国政府的职能转变与相关对策。一是必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强化宏观管理职能，弱化微观管理职能，分化部分职能，转化社会管理职能。二是从体制上实现与历叮0的接轨，建立和完善所有制体系＼国有资产监管营运体系。社会资源配置体系、社会保障体系、社会服务监督体系、经济调控体系和法律体系。叁是适应WTO要求，顺应贸易自由化潮流，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四是从减缓“入世”对中国经济冲击、增强中国经济竞争力的角度，结合我国各产业实际，提出经济结构调整的基本思路。五是从分析WTO《农业协议》对中国农业的影响入手，探讨加入WTO后的农业对策，呼吁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六是针对加入WTO对中国社会政治可能会产生的影响，阐述各级政府要研究。关注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稳定等方面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调整思路和对策，实现对社会的有效管理，保持经济、社会的稳定。七是着重分析中国各级政府在适应、遵守、运用WTO的同时，还要积极利用WTO，为我所用，更好地维护中国的利益。 第四部分从政府自身的角度，探讨如何构建适应WTO要求的现代化政府体制问题，提出了现代化政府体制的框架设想。（1）行政理念现代化。努力树立法治、平等、选民、科学、效能的理念。（二）行政管理法治化。坚持依法行政，健全行政法规体系，完善行政法律监督，建立符合WTO法治精神的政府体制。（3）行政决策科学化。健全料学决策体系，完善料学决策程序，建立决策反馈、评价和调整机制。（4）组织结构合理化。政府组织结构合理化要注意合理的组织方式、合理的实现方式、合理的评价目标等方百。（5）政务活动公开化。要依据WTO有关规定对行政程序和实体进行大幅度改革，做到政府重大决策、重要法规规章、行政标准、办事程序、办事结果等及时公开，提高政府行 2 华 中 师 范 大 学 学 位 论 文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DEGREE THESIS 政行为透明度。（6）政府运行高效化。突出解决当前各级政府及政府各部门职。叔界定不清，行政审批复杂和政府效能考核机制不料学等问题，增强各级政 府及公务员的责任感，激发政府系统的内在活力。（7）管理手段信息化。构建 “电子政府”，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推进办公自动化，加速政府网络建设， 以新技术支持政府工作效串和透明度的提高。（8）政府人员职业化。形成科学 的政府公务员选拔、考核、激励、监督和培训机制，全百提高政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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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论“走出去”战略与制度创新[D]. 王志民. 福建师范大学. 2003
[7]. 要素投入、全要素生产率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D]. 熊俊. 四川大学. 2006
[8]. 老挝和中国加入WTO的立法准备比较研究[D]. 彭塔丽（Phuangthaly, ANOLY）. 华东师范大学. 2017
[9]. 入世以来中国传媒市场生态研究[D]. 王国珍. 复旦大学. 2005
[10]. 加入WTO背景下中国政府职能转变与体制创新研究[D]. 阮成发. 华中师范大学.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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