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优货币区理论：能否解释东亚货币合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货币论文,东亚论文,最优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964[2003]10-030926-0905
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及欧元的问世促使东亚（包括东南亚——下同）国家思考本地区的货币合作问题，虽然1997年9月日本政府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提出设立亚洲货币基金的建议由于各种原因搁浅，但加强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愿望和设想并未因此偃旗息鼓。1999年东盟+3(10+3)的《东亚合作宣言》及2002年5月的《清迈倡议》已将东亚货币合作提上了议事日程。本文试图从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角度对东亚货币合作的前景及有关的观点作一些分析，并试图提出一些设想和建议。
一、最优货币区理论所涉及的相关结论
最优货币区理论最早由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拿大经济学家罗伯特·孟德尔(Mundell,1961)提出，他的理论框架是在讨论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孰优孰劣时建立的，这在当时是国际经济学的核心论题之一。孟德尔先假设A与B两个国家在遭受外部冲击时，不对称性不是发生在两个国家之间，而是分别发生在两个国家的不同区域之间。比如，A国的东部受其影响需求增加，西部则需求减少；B国是西部需求增加，东部需求减少，此时，两国并不需要调整货币政策，从而调整汇率来应付外部冲击。（注：弗里德曼和米德等鼓吹浮动汇率制的观点是，在发生不对称冲击后，通过汇率的调节，AB两国能够调整相对物价水平，从而使需求上升国家的需求降下来，使实际需求在两国的转移逆转，恢复两国原由的均衡水平。）因为此时需求增加的地区会因需求增加导致价格和工资上涨，使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从需求减少的地区流入，最终维持总价格和就业水平不变。当然，还需假设，中央政府有财政转移措施使需求减少导致收入下降，因而税收减少的地区不会受到大的影响。孟德尔由此认为，当不同的地区和国家间生产要素流动性大，工资弹性强，又有一定的财政转移支付渠道时，它们之间就可以成为最优货币区，实行固定汇率，甚至是单一货币，（注：孟德尔讨论最优货币区的实质是参加的各国放弃汇率调节的自主权，因此在其早期论述中并未对最优货币区的表现形式进行区分，成员间实行的固定汇率和采用单一货币均是都是最优货币区的实现形式。不过两者还是有很大的差异，前者在特殊的情况下，成员之间还可以重新确定固定汇率的评价，这实际上还是一种汇率的调节，而成立货币联盟发行单一货币后则无此种可能。所以，前者可以被看成是最优货币区的初始形式，后者可以被看成是高级形式。）从而获得减少交易成本，增加福利的好处。他认为，劳动力流动和工资弹性可以代替汇率政策来调节外部的冲击，因此放弃汇率调节工具，不会对经济造成损害。孟德尔后来还认为，当两个国家成为一个货币区后，还会使资产多样化，提高资本的配置效率，并且外汇储备也不需要像原来那样的增加，从而使两个国家在遭受不对称的外部冲击时减少总的调节成本，使生产和就业保持原来的水平。孟德尔甚至还相信，从规模经济效益角度上看最理想的货币区是全世界，但由于各种因素我们目前上无法实现，只能寻求次最理想的状况，即根据国家间生产要素流动水平形成若干个最优货币区，区内实行固定汇率，区域之间实行浮动汇率，从而在全球范围减少交易成本。他的论证使人们相信最优货币区的前提条件是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由于孟德尔在其论述中假设两国受外部冲击的影响是对称的，而且他还认为加入货币区的成本视外部冲击在成员之间的相关性大小而定，如果相关性高，则成本低。因此，国家间受外部冲击影响对称，经济相关程度高，也被人们广泛地认为是形成最优货币区的重要条件，并成为后来实证研究的重要方面。
孟德尔的论证虽然遭到不少学者的质疑，但其基本结论为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接受，不少学者还对最优货币区的理论作了进一步的延伸。麦金农认为，一个国家贸易品占的比重越大，也即开放程度越高，该国就越不适合采用浮动汇率，因为汇率的变动，不仅影响出口产品的价格，而且影响进口商品，乃至整个生产成本和工资的价格，如果该国对外依存度足够高的话。麦金农的论证使人们相信，两个国家间的贸易流量大，依存度高，则形成最优货币区的可能性就大。肯农发现一个国家的出口商品多样化程度越高，该国受外部不对称冲击的可能性越小。因为外部扰动对经济的影响会因多样化的商品生产相互抵消而减少，所以需要汇率政策调节外部冲击的可能性也就越小。肯农的论证进一步强化了相互之间的自由贸易可扩大出口商品的多样化，是形成最优货币区重要条件的看法。
进入70年代，最优货币区讨论的重点逐渐由建立最优货币区条的前提件转移到最优货币区成本和收益的讨论上，因为此时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固定汇率制瓦解，最优货币区已成为欧共体的实践。（注：从理论上分析，欧共体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实行的共同浮动，可以看作是建立最优货币区的开端，欧元的诞生只是使这一货币区更趋完美，更具典型意义。）较早成为讨论对象的是与菲力普曲线相关的汇率政策调节作用问题，承认菲力普曲线的学者则认为，一个国家加入货币区后，无法动用汇率工具，在遭受外部非对称性冲击时，很可能无法恢复原有的产出和就业水平，是一个重要的成本。（注：在典型的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分析中，菲力普曲线向下倾斜，失业和通胀间存在交替关系。当一国受外部冲击（如出口需求减少）导致生产下降，失业上升的情况时，该国可以通过货币扩张，使本国货币贬值，从而维持原来的就业水平。）怀疑菲力普曲线的学者认为，从长期看，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并没有稳定的交替关系，因此，对一个国家，尤其是小型的开放经济放弃汇率政策工具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是一项重要的成本。也有人认为，成本和收益很难客观评定，这主要取决于各国根据自己情况和利益取向的主观评判。铸币税（在纸币流通时即为通货膨胀税）的丧失是否为成本，也曾成为一个讨论的话题。多数看法认为，这一收入对大多数国家而言不重要，一般低于一国GDP1%。在这个期间，也有一些学者继续对最优货币区的条件和特性进行拓展，如认为资本市场的一体化也可以大大减少外部冲击的不对称性，减少货币区的调节成本。后人将最优货币区的成本与收益大致纳归为以下几个方面并认为总体上最优货币区的收益要大于成本：
成本：(1)丧失货币政策工具调节宏观经济可能不稳；(2)经济易受外部因素扰动；(3)税收减少；(4)从原有的体制转换为一体化的体制所增加的转换成本。
收益：(1)货币基本职能可以得到更好发挥从而减少交易成本增强微观经济活力；(2)物价稳定性和透明度增强将改善宏观经济环境；(3)外汇储备成本减少；(4)增强国际协调和对话能力。
进入90年代，对最优货币区的讨论进入实证化阶段，很多学者将理论上推导出的货币区的各种特性和条件指数化，然后选取一系列的国家（主要是欧美国家，20世纪90年代后期也开始对东亚国家）数据作回归分析，从中观测哪些国家适宜成立最优货币区，哪些特性最具价值。分析的重点因人而异，其中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几乎所有20世纪70-80年代文献中提到的货币区所需要的条件：工资和物价的灵活性、劳动力流动性、资本市场一体化的程度、开放度、生产和消费的多样化程度、通货膨胀相似度和财政一体化程度。（注：详细的概述，请读者参阅Francesco Paolo Mongelli:New Views On the Optimum Currency Area Theory What EMU Telling Us",European Central Bank Working Paper No.138,2002。）这其中被大家广泛关注是Emerson等人、Bayoumi和Eichengreen、Jefferey和Rose以及OECD的分析。但是他们以及其他很多人的分析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如Emerson等人的报告通过实证和理论相结合的分析，证明最优货币区理论只为货币一体化提供了理论思路，并不是可以直接运用的理论。欧盟委员会认为真正建立货币联盟比最优货币区要复杂的多，前者是老理论，后者是新理论，需要进一步研究。比如，欧盟内部的劳动力流动性确实比美国低，但欧盟认为区内的资本流动性却非常高，而且在继续提高。Bayoumi和Eichengreen运用产出、贸易额和货币价值稳定的历史数据做回归分析，然后预测欧洲国家加入货币联盟的可能性，其结果是发现这些国家分成三类：第一组国家已经达到货币区的趋同标准；第二组为已经出现趋同趋势的国家，第三组则是无任何趋同的迹象。一般被认为会参加货币联盟的侯选国都是一、二组，只有法国例外，因此他们认为法国加入货币联盟主要是政治因素，而非经济上与其他国家趋同。Jefferey和Rose对欧盟国家贸易一体化程度和经济周期历史数据的分析，证明这两者之间存在着非常高的相关性，并且是内生的。但他们同时发现这些国家符合建立最优货币区的标准，在更大的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决定建立货币同盟后经济趋同的结果，而非相反。OECD关于最优货币区的分析涵盖的内容较广泛，在工资弹性和劳动力流动性上，OECD的实证分析与大多数的研究结果一样，证明欧盟远低于美国，但OECD发现劳动力流动性下降是因为国家间的工资差异在缩小，OECD认为，在生产和消费结构的相同性上，欧元区各国（除西班牙外）的相似性甚至大于美国12个联储区，所以单一货币不会对他们造成不对称的冲击。
从上述简单的理论回顾中，我们可以大致地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结论：
第一，最优货币区理论在不断发展过程中，至今并未结束，它实际上已成为货币一体化的理论，其包容性正在不断扩大。
第二，最优货币区理论并不是一个经过检验可以直接应用的具体理论，其对最优货币区条件和特性的描述是一种理论推论，后来的实证分析并未能严格地证明所有的条件和特性均是必须的。欧元的诞生一方面证明了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存在价值，另一方面也向该理论原有的结论提出了很多挑战，使该理论处于重塑过程之中。
第三，最优货币区理论是一个经济理论，而成立一个货币区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它更多地取决与政治因素，所以仅仅根据最优货币区理论作出的分析，并不能完全解释货币区的形成和存在。
二、东亚形成最优货币区可能性有多大？
亚洲金融危机后对亚洲货币一体化所做的研究不断增多，一般以最优货币区理论为基础所做的实证研究，得出结论多数是怀疑和否定的，因为东亚国家间缺乏最优货币区理论所确认的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性和经济的同步性，最明显的是尚未实现贸易自由化。如果用最优货币区特性作为指标进行测量的话，也只有东南亚的几个国家间存在较大的经济相关性，有可能成为一个货币区，或者只有少数几对国家符合条件。另外，还有一些研究从东亚国家间存在的经济政治制度差异和文化差异，以及目前的国际关系出发，认为东亚货币一体化的可能性非常小。不过，也有一些亚洲学者认为东亚区域内贸易比重不断增加，国家间的经济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迈向货币一体化的条件已经具备。针对东亚尚未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则无可能实现货币一体化的观点，韩国学者甚至认为东亚可以将经济一体化的过程逆转，先进行货币一体化，然后再带动贸易一体化。国内学者最近今年也对该问题予以关注，并倾向于赞同东亚货币一体化（余永定等）。那么东亚究竟有无可能进行货币一体化的尝试？其基础性的条件又是什么？
笔者的观点是东亚国家推行货币一体化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本地区也已经具有成立货币区的初始性经济条件，但是，东亚要实现货币一体化的最大障碍在于地缘政治上的歧见和该地区大国间缺乏信任感，如果这些障碍不克服，则东亚货币一体化难以真正启动。
从基本经济条件看，东亚区域内各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度已经相当高并且还在不断增强。以贸易作为基本衡量指标，东亚作为一个整体均已成为各个国家和区域最重要的贸易对象（见表1）。表1所给数据虽然是这几个经济实体与亚洲的贸易，但东亚是亚洲贸易的主体，与东亚的贸易占亚洲贸易的绝大多数。根据韩国学者Shin和Wang 2002年的计算，东亚10个经济体之间的平均贸易比重已由1980年的41.9%上升至2000年的51.3%。另外如果以贸易依存度作为指标来衡量东亚经济之间的相互依存度，也可以看到东亚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依存度也大大提高了（见表2）。从表中我们可以发现这14个经济体的平均贸易依存系数已由1980年的28.85上升至1999年的45.37。根据Frankel和Rose 1997年的实证分析，贸易一体化必然会带来经济的高度相关性和同步性，而这都是我们前面讨论的最优货币区的基本条件，因此东亚货币一体化基本可能性是存在的。
除了区域内贸易依存度提高外，区域内的资本流动也在不断增加。例如，中国从东亚邻近地区日本、香港、台湾和新加坡吸引的FDI不断增加，1990年时占流入FDI总额的54%，到1999年从这几个国家和地区流入的FDI已上升至61%。1996年日本投往亚洲的FDI为7120亿日元，占该年总流出FDI比重为27.8%，到1999年，日本投往亚洲的FDI增至13050亿日元，比重上升至52.7%。另据Lee 2002年的分析，韩国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其FDI流出的主要地区是亚洲，比重始终维持在43-44%左右，而投向北美的FDI则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34.6%下降至24.6%。投资的区域化倾向直接增加了区域的金融依存度，为金融和货币一体化创造了条件。
表1 9个东亚经济实体与亚洲贸易占其总贸易的比重(%)
资料来源：Asia Development Bank,Key Indicators 2001。
表2 14个经济实体作为贸易伙伴的贸易依存系数*
*表中的系数为该经济体与其余13个经济体的贸易额占该经济体当年GDP的比重，即贸易依存度。
资料来源：IMF,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和Junichi Goto:(2002)"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Cooperation with Reference to Asia"。
根据最优货币区的理论，劳动力的流动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东亚在这一点上也有重要的进展。根据Goto 2002年的研究，东亚各国来自亚洲的外国人数目都在增加，如日本登记的亚洲外国人数1980年时为734500人，1997年时该数目上升至1086400。在泰国该数目1993年时为94100，1998年时上升至148000。在菲律宾来自亚洲的外国人1990年时为90800，到1998年增至221300。当然，这些数据并不说明东亚劳动力流动性很强或可自由流动，而只说明随着东亚贸易和投资的相互依存度增强，人员流动也在增加。其实欧盟的劳动力流动性也不高，这并未妨碍其建立货币联盟。
总体上看，东亚存在着推进货币合作和一体化的经济基础，用最优货币区的理论来衡量，并不能得出否定东亚货币一体化的可能性。
三、清迈协定是东亚货币合作的起点还是终点？
其实东亚合作已经在东盟+3的框架下启动，1999年马尼拉《东亚合作共同宣言》已经宣布：“在货币与金融合作领域，在共同感兴趣的金融、货币和财政问题上加强政策性对话、协调与合作”。2000年5月在泰国清迈举行的东盟+3财长会议上，根据共同宣言的精神达成了《清迈倡议》。《清迈倡议》的核心是将原来东盟的货币互换协议进一步扩展，在10+3的范围内达成多向的货币互换双边协定。到目前为止货币互换协议的进展很顺利，东盟之间原来的互换额度扩大到了10亿美元，日本将原来与韩国的互换额度由50亿美元增加到了80亿，并且分别与菲律宾和泰国签署了30亿美元的互换协议，与马来西亚达成了35亿美元的互换协议。中国也与泰国签署了20亿美元、和日本签署了3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其他的如中国和韩国、韩国与东盟各成员之间的双边互换协议正在酝酿谈判之中。《清迈倡议》及随后的一系列货币互换协议主要的意义在于它们虽然是建立在双边基础上的协议，却具有10+3的多边合作背景，因此被普遍看成是东亚多边货币合作的起点。但是，正如Wyplosz 2001年指出的那样：由于清迈协议非常小心地避开了规制建设问题，因此就未能播下将他们带入最终阶段的种子。从区域货币一体化的角度而言，它既可能是货币合作的起点，也可能是终点。Wyplosz的正确之处在于他看到了清迈协议未涉及货币一体化的核心内涵，即在汇率稳定问题上的协调和合作，而这一合作常常是需要通过规制建设来进行的。从欧盟所走过的经历看，正是汇率上的合作，促使她们不断加强各种政策协调和合作直至走向货币联盟。
那么是否东亚不需要汇率上的合作和协调呢？答案也是否定的。东亚非常需要汇率的合作和协调，亚洲金融危机已经证明了这一点。2002年5月下旬，当美元对日元、韩元的主要亚洲国家货币汇率大幅度下跌时，日本和韩国都曾派副财长赴北京协商汇率协调的可能性，由此可见，汇率的稳定是东亚多数国家的要求。其实，东亚国家在货币合作上的热情主要是来自于期盼区域合作能抵御国际金融投机的冲击并能够帮助维持汇率的稳定。问题是这种要求和愿望尚为化成冷静的理论思考和政策措施。
首先，必须明白货币一体化是渐进的长期过程，其最高阶段才是发行单一货币。欧盟花了半个多世纪走完的一体化路程，亚洲不可能一蹴而就。不能因为东亚现在不可能实现货币联盟，就否定汇率稳定合作的可能性。欧盟建立货币联盟的设想早在60年代就已提出，其货币合作早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就开始。该体系崩溃后，当时的欧共体就实行了联合浮动，对内仍维持固定汇率。这些初级阶段的货币一体化措施为西欧内部贸易的扩大和经济的紧密联系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因此东亚即便不可能货币一体化先行，也完全应该货币和贸易一体化共同推进。
其次，东亚有自己的特定条件和需求，没有必要而且也无可能完全照样走欧盟走过的路。一般性的成本收益分析也还不能完全适用东亚，如果把当前国际金融条件下金融危机频繁爆发及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成本算上，东亚货币一体化的收益就远远超出了最优货币区理论所论证的收益了。因为在现存的国际货币体系下，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日益增加的外部金融冲击的风险，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难以取得进展的时，区域货币金融合作能够化解不少风险。（注：关于国际货币体系与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的关系请参阅拙作《国际货币体系缺陷与国际金融危机频繁爆发》，《国际金融研究》1999年第7期。）
再次，任何一体化的措施都有成本。如果只想到获得利益，而不愿付出任何成本，那么美好的愿望总也无法实现。目前无论在讨论东亚FTA还是货币合作的问题上，东亚学者均不太正视可能需要付出的成本，或者只希望其他国家承担成本，这是不现实的。要获得一体化的收益，任何加入国家和地区就必须准备付出协调和调整本国经济政策和经济结构的代价。只有真正正视成本，才能将合作愿望化为一体化的政策行动。
最后，该地区的大国负有重要的责任。缺乏大国间有诚意的合作和领头，要推进东亚区域货币合作也是不现实的。中日两国由于经济规模和市场前景等因素不可避免地成为本地区货币一体化的领导者。虽然日本曾提出亚洲货币基金的设想，但该建议并未包括汇率协调的内容。从目前看，日本也未显示出稳定日元汇率的意向，并且不少日本学者还似乎抱有在东亚建立日元区的幻想。其实，日元从来就没有在东亚成为为主要的国际交易媒介和储备手段，东亚事实上是一个美元的流通区域。日本的货币政策和经济政策也从来未将日元国际化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加以考虑。所以在东亚形成一个日元区只能是一厢情愿。同样，试图以人民币作为东亚关键货币也只是不切合实际的单相思。在欧元问世后，国际货币已逐渐呈现出两极趋势，如果东亚想以三足鼎立取代两极格局，只有加强合作，以货币一体化去取得这样的地位。
四、基本设想和中国对东亚合作的政策选择
东亚货币一体化的实质性的进展可以通过《清迈倡议》达成的货币互换协议向前再迈出一步来实现，也就是将各国在双边基础上达成的货币互换额度集中起来，变为一个多边的信贷基金，然后在此基础上过度到亚洲货币合作基金，创设一个亚洲货币单位，以各成员国货币甚至包括美元等一蓝子货币记值，并将成员国货币汇率于之挂钩。开始时，这种挂钩的汇率可以在较大幅度内调整，等较长的过度期完成后，再调整亚洲货币单位的货币篮子，只以成员国货币记值，并逐渐调小汇率波动的上下限，建立机制性的汇率稳定规则。这种安排与欧洲货币体系当年的安排相类似，只是起点要低一些。目前，我们尚不能直接提出亚洲单一货币的设想，那离我们尚太遥远。但是，一旦在具有政策协调功能的稳定成员货币汇率的安排上取得进展，东亚就会起步迈向货币一体化的高级阶段。
对东亚单一货币前景的怀疑并不否定东亚需要稳定的汇率机制，本地区多数国家货币或多或少钉住美元的汇率安排事实证明了这种需求，某些国家近期对人民币汇率低估的抱怨也从反面说明，区域内需要一种汇率稳定机制。中国人民币在较长时间内钉住美元，其最终目的是想获得稳定的货币对外价值，从而为经济的稳定发展提供保障。因此，推进区域货币一体化与中国保持货币汇率稳定的内在要求是一致的。
伴随着中国金融改革和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国际金融市场从外部对中国冲击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加强区域货币合作和一体化安排来防范外部冲击，抵御危机的传导对中国将变得日益重要。因此，中国应在ASEAN+3的框架内积极推动区域货币合作和一体化的进程，并勇担大国应尽的义务和责任，主动协调与邻国意见分歧，表达促进区域货币合作和一体化的愿望。在适当的时候，与其他国家磋商，共同提出建立亚洲货币合作基金的建议，把制度性的区域汇率稳定机制提上议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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