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英美决策失误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英美论文,试论论文,侵华战争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7年，日本发动七七事变，挑起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这是日本继九一八事变后，以武力手段对英美建立的华盛顿体系的全面冲击，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旧有格局的彻底瓦解。自此以后，德意日法西斯加紧勾结，相互利用，使欧亚战火不断扩大升级。造成这种恶劣后果的种种原因，起举足轻重作用的是英美首脑人物的决策。他们对日本法西斯发动侵略危险性的认识，对世界形势以及发展趋势的估价，由此而导引的政策实施，应该成为人们研究所关注的重心。
一、发动对外战争，夺取远东乃至世界，是日本的既定国策，目标首先指向英美是必然趋势
早在20世纪20年代，日本就订立了对外侵略的总纲领，1927年，日本田中义一内阁根据“东方会议”，明白无误地将英美作为攻击对手。“若夫华盛顿九国公约……乃英美富国欲以富力，征服我日本在支那之势力，……无一非英美打倒我日本之策略也”[1]。20年代末，拥有广阔势力范围与既得利益的英法美等国纷纷建立“经济圈”。日本在太平洋区域与英美竞争步履艰难，急欲以武力打破现状。日本军国主义者明确说，世界斗争无非是“富足”的民族和“贫乏”的民族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是在极不平等的基础上展开的，假如这种不平等不能予以矫正，“富足”者拒绝将已获得的特权转给“贫乏”者，那么，“除了战争之外，别无他法”[2]。这是日本用军事行动来重新瓜分世界野心极其鲜明的表露。1936年，日本进一步把“向南方海洋方面发展”[3]（P136—137）定为国策。从日本总纲领和战略意图中我们可以看出，侵略中国只是日本争霸战争中的第一步，而在迈出这一步的同时，日本做好了与英美为敌的充分准备。日本与英美的战争冲突必不可免。
面临日本的挑战，英美则处于极为不利的态势。30年代初的大危机中， 英国工业产值在资本主义工业中所占的比重从1913年的14％猛跌到1929年的9％[4]。铁产量下降了27.5％，钢产量下降了46％，造船工业下降了91％。从1929年到1933年，美国全国工业生产下降了55.6％，危机最严重的时候，钢铁工业仅开工15％[5]。经济的衰退必然影响到军事上的战争准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军事力量本来就很虚弱的英国无法大规模重振军备。据统计，1932年是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防务开支最少的一年。由于海军实力有限，一战中集中于本国海域的太平洋舰只无法重返远东。当时任财政部长的张伯伦说：“我们肯定经不起重建我们的作战舰队。”胡佛时期，美国政府将扩张性军备收缩为防卫性军备，并一度放弃视日本为假想敌国的军事战略。从北部阿拉斯加，经中部的中途岛到南部的西萨摩亚的帕果岛，曾被美国视为在远东的“生命线”，关岛和菲律宾是富有重要战略价值的岛屿，但是，美国一战以后几乎没有在这些地域设防和增防。也就是说，美国在太平洋上不仅没有一套“进攻型”的战争体系，就连“防卫型”的体系也未建立。
与英美情况截然相反，1931年到1936年，日本军费支出增加了1倍以上，在国家总支出中所占比重从30.8％上升到47.2％，6年中国家用于发展军事的支出达70亿日元。从1934年到1937年，日本军队总人数达到107.8万人，增加了1倍以上。1930年，日本海军发展速度就超过了英美，达到华盛顿海军会议所定比例的96％[6]。日本为了实现其“海洋政策”，20年代就把它委任统辖的南洋群岛变为军事要塞。很明显，在同日本的对峙中，英美处于不利境地，其受到日本攻击的危险性，与苏联相比更大。可以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日本是选择了实力不足的英美作为打击对象的。进攻中国东北、向中国华北渗透、退出国联、废除海军条约等等，都是日本向英美疯狂挑战的具体表现。
日本发动和扩大这种与世界人民为敌的战争，有着致命的弱点。从战略上看，北有苏联，南有英美，中间有辽阔的中国大陆；从经济上看，日本的重要战略物资来源于美国。正因为如此，日本才采取先打中国的方针，获取中国的资源，摆脱英美束缚；占据攻击英美以威逼苏联的战略基地。在侵略中国的每一步中，特别是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日本并非随心所欲，而是极为害怕英美的“干涉”与苏联的介入，因此它运用了渐进渗透的方针。在外交上，日本则采用纵横捭阖之手段。1932年8月27日，日本内阁会议指出，日本面临的形势“今后也包藏着许多难关”，需“努力利用各国间的友好关系”[3]（P141—148）。1936年日本四相会议提出的外交方针是：“目前要尊重美国对华通商上的利益”，“对欧洲，调整日英关系。同时以日、美间经济上的相互依靠关系为基础，力求增进亲善关系，并竭力使它不阻挠帝国实现东亚政策”[3]（P199—203）。显然，日本在实施侵略政策的过程中并非一味骄横，而是顾虑重重，中心点就在于害怕英、美、苏等联合反对它对中国的侵略，从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干扰它实施霸权计划。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如果英美采取积极措施，至少可以打击日本法西斯的嚣张气焰，为反法西斯斗争创造有利条件。其中极为重要的一条原因就是英美当局对世界总形势的错误估价和认识。
二、英美当局对世界总形势的错误估价和认识，为日本实施“大陆政策”提供了良机
法西斯主义兴起以后，世界总形势向着侵略与反侵略的方向急剧移转，法西斯成为世界人民的主要敌人。形势的根本变化要求受到战争威胁的国家、民族和人民，特别是决定政策的人们在战略观念上进行调整，以利于打击法西斯这个总目标。但是，由于历史条件和思想观念的制约，英美首脑对法西斯发动大战的危险性和野蛮性认识不足，因此无法看到建立制约日本侵略步伐的统一战线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从而忽视了中国在反法西斯侵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
发动侵略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既定决策。尽管日本军政首脑在侵略步骤、程度以及时机选择上有不同意见，但总的战争轨道决不会改变。英美决策人物的认识却不同，他们无视日本已经开始的武力战争的事实，盲目寄希望于日本统治集团内部的所谓“自由派”、“稳健派”、“亲英美派”，甚至对日本侵略中国抱同情态度。这种观念在中日全面战争爆发期间更为突出。
九一八事变时期，英国政府在分析日本动向时认为，日本军方不可能控制政府，日本最终会清除好战的将军们，转向自由派官员，从而放弃侵略中国的政策，如果对日本采取强硬立场，只能加重极端分子的比重，使民众转向他们一边。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在给国务院的电文中认为，“处理中日争端，必须克制。……有一点压力，不论是军事的或经济的，我相信都会促使（日本）全国团结成为军部的后盾，以致完全压倒稳健派势力”[7]（P70—76）。他们思想的根源是殖民主义者的立场和资本、贸易扩张的态度。如英国驻日大使认为，日本进兵中国东北是可以理解的，“满洲”之于日本，如同爱尔兰和埃及之于英国。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官员同样荒谬地认为，日本进攻中国，无非是因为其市场太狭窄，如果满足了日本的需要，它自然也就止步了。当日本占领了中国东北继而染指华北时，张伯伦竟安抚日本：“我们不想作任何有损于你们对华贸易的事。”[8]
日本进攻中国东北，英美以为它开始了进攻苏联的步骤。英国总参谋长米勒指出：“日本对‘满洲’控制的扩大比不可避免的另一种结果——苏维埃影响的扩大对英帝国的危害要小。”格鲁为日本辩解说，“日本许多当权人物虽曾助长侵略行动，却抱有自以为防御的心理”，“我坚持认为他们的力量是扎根于一种防御的态度，即恐惧俄国，担心日本的安全”。胡佛说得更直接：“如果日本人对我们公开声明说，我们不能再遵守华盛顿协定，……除了北方和布尔什维主义的俄国接壤外，还要处在可能布尔什维化的中国的侧面，那就使我国的生存受到威胁，所以，请你们给我国恢复中国秩序的机会。如果他们向我们公开声明这一点，我们也许就不能提出异议了。”[7]（P92—93）英国艾什尔爵士在上院公开表示，英国必须使日本的扩张不是向南而是向北。偏见必然导致战略判断上的失误。美国军事参谋部一直认为日苏之间的冲突大于日美之间的冲突，寄希望日本“北进”，因而延误了太平洋上的备战时机。这种“错觉”在某种程度上一直延续到珍珠港事件前夕。苏联曾多次表示愿意同英美组成远东集体安全体系共同对付日本，都遭到英美的拒绝。1933年，斯大林曾对美国首任驻苏大使布利特表示，希望同美国签订某种反对日本在亚洲扩张的协定，结果被美国断然回绝。七七事变期间，苏联曾呼吁西方国家一道制裁日本，亦遭到英美的冷遇。日本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打着反苏反共旗号，一步一步实施侵略步骤。日本驻英大使吉田茂在谈到“反共产国际协定”时承认：这个协定骨子里是和德意联合起来，同英法及美国抗争的。
如果说英美不能与苏联协同反日是出于政治偏见的话，那么，英美自身应是同舟共济的伙伴。然而，他们长时期内在对待日本侵略的问题上彼此猜忌，步调不一。原因在于英美的传统矛盾和经济争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为了获取远东控制权，拆散了英日同盟，利用经济优势，向英国远东势力范围发动频频攻击。英国一度将美国视为主要潜在之敌，尽管20世纪30年代初期它把美国从敌国中删除，但仍存有极大戒心。在对付日本威胁上，英国一方面想利用美国，另一方面又认为美国“不可靠”，要时时提防美国“暗箭伤人”。因此，英国宁愿与日本妥协，也不愿与美国进行强有力的合作来对付日本，一度还想返回英日同盟的状态。美国自然不愿看到英日再次接近，激烈反对英日重新勾结。1934年11月，罗斯福指示戴维斯让英国知道，如果英国宁愿同日本交往而疏远美国，那么美国将拉拢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使大英帝国……清楚地认识到它们的未来是同美国人在一起的”。因此，美国对日本侵略中国持消极观望态度。日本对英美矛盾了如指掌。日本官员分析说，即使日美发生冲突，英美之间的合作也是不可能的，美国不会为英国去冒险，英国也不会为美国去冒险。这种说法至少在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前得到了证实。
英美对苏联的敌视态度和英美相互间的不信任，只能策应日本的分化政策，为日本实施“大陆政策”提供良机。直到1938年日本攻占海南岛时，英美都未能从战略的高度来认识中国抗战的地位问题。在他们眼中，中国只是经济角逐的场所。大多数美国的政府官员认为中日战争只是“国内战争”，即便帮助中国经济，也只是为了“今天和将来为美国提供广阔的市场”。胡佛公然宣称，“美国在中国没有任何值得去冒战争危险的东西”[9]。正因为英美统治者无视中国在抗击日本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期间，中国几乎是独立地在远东承担着抗击日本法西斯的重任。如果不是中国自己缓和了内部矛盾，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击和延缓日本侵略祸水，英美以后在太平洋上处境会更糟。
三、英美在日发动战争后决策的失误，丧失了阻止战争扩大的良机
英美战略上的短视和对总形势的错误估价，使英美自己在日本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优柔寡断，并做出错误的决断。
英美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期间具体政策的实施分为三个阶段，即：九一八事变时期、日本侵略华北时期和七七事变时期。从总体上看，在日本实施“大陆政策”的关键阶段，英美的对日政策是沿着妥协轨道运行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侵略中国的第一步，自此日本开始向华盛顿体系提出挑战。英美对日本采取了姑息容忍的态度。事变发生后，国联理事会于9月22日通过决议，要求中日双方停止一切冲突，撤退军队。英国支持国联于12月10日派出李顿调查团到中国东北进行调查。但日本清楚，此举仅仅是给中国的一支安定剂，给所有其他国家的一个脱身的后门。美国态度表面强硬，提出“不承认主义”，其实妥协程度并不亚于英国。1931年10月胡佛在讲话中公开表示同情日本。
完成对中国东三省占领之后，日本向中国华北进逼。这是挑起全面侵华战争的第二步。这一时期，日本企图独霸全中国的野心暴露无遗。这就加深了英美同日本的矛盾。为了维护在中国的传统利益，英美在经济上加强了与日本的竞争，向中国提供了一些经济和技术援助。但由于英美援华的目的极为狭隘与自私，不仅程度有限，而且引起中国经济的混乱，不足以使中国有效地抗击日本。而从总体上看，英美的政策也没有脱离妥协的轨道，特别是害怕与日本发生任何形式的摩擦。1934年4月，日本发表“天羽声明”，明目张胆地表示，“其他外国或国际联盟对于中国实行利己本位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英美对日本分别提出了质询，但总的反应温和。英驻日大使林德赛告诉日本外相广田，倘“天羽声明”的目的是反对他国帮助中国抗日，则请日本放心，“英国政府决无此意”。美国国务卿赫尔尽管表示于不满，同时又安抚日本，希望美日之间“以十分友好和互相谅解的方式共同工作”，表示美国将“走一半的路去迎合日本政府”[10]，继续对日妥协。
英美对日的妥协态度到中日全面战争初期也没有改变。赫尔于1937年7月16日指责中日双方武装冲突，打击了和平和世界进步事业，表示美国支持以和平手段解决一切国际纠纷的立场。德意日求之不得，马上表示赞同。10月，罗斯福总统发表了“隔离”演说，其实，他并不想通过他在芝加哥的声明让全世界都来加强对日本的制裁或采取陆、海军行动。他甚至说：“制裁”是难听的字眼，它已被抛弃了。英国基本上是跟在美国后面亦步亦趋，妥协绥靖的态度更加鲜明。1937年11月，九国公约缔约国（除日德外）在布鲁塞尔召开讨论远东局势的会议。在此之前，英国多次试探美国，看能否愿与英国一道采取对日强硬措施，美国明确表示不愿充当一个不是心甘情愿的领袖。英国亦宣称决不带头行动，中国国民党政府寄希望于与会列强制裁日本的幻想彻底失败。这次会议无结果的内涵决非仅限于中日战争，它预示了法西斯迈向世界大战的步伐已经临近。
英美政府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期的政策，是英美决策当局对世界局势及发展趋向错误估价的具体体现。这种政策的结果，只能促使侵略者胆大妄为，肆无忌惮地炫耀武力，是日本敢于挑起全面侵华战争的重要原因，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未能避免的重要原因。这种政策的彻底扭转，英国是在被德国法西斯逐出欧陆，被迫困守孤岛之际，美国则迟至珍珠港事件发生前不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