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的修辞观论析
陈启庆
(莆田学院 文化与传播学院，福建 莆田 351100)
摘 要： 以当代修辞学理论为指导，提炼并阐释了庄子的修辞本质观，即在修辞活动中说话者 (表达者)与听话者 (接受者)共为修辞主体；同时梳理并总结了庄子关于修辞活动有效性的三个必要条件，即两个修辞主体的存在境域相近、两个修辞主体的价值取向相类、两个修辞主体的心灵相通等。得出庄子的修辞观可为建构当代汉语修辞学提供必要的传统理论资源及参照的结论。
关键词： 庄子；修辞观；修辞本质；修辞条件
“有人之形，故群于人。”[1]163在庄子看来，“群于人”是人类社会一种基本的生活形态，人们免不了要与他人进行交往、交流与交际，因而也就离不开言语活动这一人类特有的修辞行为。那么，庄子对修辞行为有着怎样的思考?又有怎样的修辞观?对此，本文试图以当代修辞学(广义修辞学)理论为指导对其作梳理与探讨。
一、“互以为质”：庄子关于修辞本质的理论概括
当代修辞学与传统修辞学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当代修辞学不再把修辞仅仅当作 “装饰”，而是视其为 “建筑”本身；不再把修辞仅仅当成美化语言的技巧，而是视其为一种行为——一种以语言及符号为媒介的言语交际行为。不仅如此，当代修辞学还进而认为，这种言语交际行为也不仅仅只是说话者 (表达者)一方表演的“独角戏”，而是说话者 (表达者)与听话者(接受者)双方共同演出的 “双簧”、共同参与的对话: “修辞是两个主体 (表达者/接受者)的双向交流行为”[2]。可见，在当代修辞学视野里，说话者 (表达者)与听话者 (接受者)之间的关系既不是主体－客体的关系，也不是客体－主体的关系，而是一种平等对话式的双主体关系:主体－主体。而修辞行为的这种双主体关系—— “主体间性”，便是修辞的本质属性: “所谓修辞活动，就是在修辞表达者主体和修辞接受者主体之间构建主体间性关系。这是主体间性修辞的本质。”[3]
苏：羌族沙朗舞主要是脚下动作，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复杂。除了领头的舞者可以出现单独的摆手、张手及甩手的动作以外，其余的舞者始终手牵手，也就是牵手、并肩、连臂。在场的所有舞者都是手牵着手站立成一排，或者围成一个圆圈。先由男子领唱开始唱歌，当首句唱响后，所有参加舞蹈的人开始踩踏节奏。男子歌唱结束后，女子便紧接着开始唱。每当一首歌唱完后，庞大的舞蹈队便转一个大圆圈。
反观 《庄子》，可以发现，两千多年前的庄子，其对修辞本质的认知竟与当代修辞观有着十分惊人的相似之处。
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顾谓从者曰:“郢人垩漫其鼻端，若蝇翼，使匠人斲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斲之，尽垩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闻之，召匠石曰:‘尝试为寡人为之。’匠石曰: ‘臣则尝能斲之。虽然，臣之质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1]641
其中，“质”即对象或对手。在庄子看来，匠石之所以能为郢人尽垩，这是双方彼此互相信任、共同参与的结果——没有郢人的 “立不失容”，就没有匠石的 “斲之”， “质死”则 “无斲”，正所谓一个巴掌拍不响。这里，庄子正是借郢人与匠石的故事，通俗而形象地告诉随从的人:他与惠子的关系就像匠石与郢人一样，惠子死了，自己也就失去了对话的 “质”，再也没有谈论与言说的对象了。进而巧妙而深刻地阐明了自己对修辞本质的认知:任何修辞行为都离不开说话者(表达者)与听话者 (接受者)的共同参与与互动；修辞双方的关系是 “互以为质”的关系。而这 “互以为质”的关系正是 “主体间性”的庄子表达，是庄子对修辞本质的理论概括。
②抑菌试验：灭菌吸管吸取制备的菌悬液1 ml加入100 ml已融化并保温在水浴中（48～50℃）的细菌平板培养基内，使菌含量达到1×106cfu/ml。融化后固体平板培养基冷却45℃左右，加入1 ml制备好的菌液，然后倒入无菌培养皿中，静置冷却，等其凝固后，用无菌镊子将灭菌牛津杯垂直放在含菌平板培养基表面，轻轻按压（每个平板放4个牛津杯）。用移液器吸取100 μl冬凌草醇提物溶液，加入到牛津杯孔内，同时用甲醇做空白对照。然后，将培养皿放入培养箱中，细菌37℃培养15h后测量抑菌圈直径。
庄子对修辞的本质属性不但有其精练的理论概括，而且更有生动的案例诠释。《大宗师》中孔子与颜回的一段对话便是有力的佐证。
颜回曰:“回益矣。”
仲尼曰:“何谓也?”
曰:“回忘礼乐矣。”
仲尼蹴然曰:“何谓坐忘?”
他日，復见，曰:“回益矣。”
曰:“何谓也?”
曰:“回忘仁义矣。”
曰:“可矣，猶未也。”
他日，復见，曰:“回益矣。”
曰:“何谓也?”
曰:“回坐忘矣。”
曰:“可矣，猶未也。”
子贡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无，有而外其形骸，临尸而歌，颜色不变，无以命之，彼何人者邪?”
颜回曰:“墮肢体，黜聪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谓坐忘。”
仲尼曰:“同则无好也，化则无常也。而果其贤乎!丘也请从而后也。”[1]205
在这一会话中，颜回与孔子之间显然就是 “互以为质”—— “主体间性”的典范，对话双方始终处于平等状态，彼此完全沉浸在学问的交流与观点的分享中，几乎看不到二者作为师生这一现实关系的丝毫痕迹。
二、“可与语大理”：庄子关于修辞活动有效性的理性认知
修辞活动是一种有意图和目的的言语活动，两个修辞主体总是通过具体的言语沟通与对话以期达到一定程度的相互理解或者某种程度的彼此共识:“交往行为合理性的最显著的衡量标准是主体间是否达成理解的一致性，这是交往最终的意义所在，也是主体间性的意义所在。”[4]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所有的交往行为都是 “合理”的，也并非所有的修辞活动都是有效的。换言之，修辞目的的达成、修辞活动有效性的实现，这需要两个修辞主体之间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显然，庄子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
车子驶出去不远的时候，女人的手机响了，她接听，好一会儿才说那就明天下午见。显然女人是在跟对方敲定一个约会，那个约会的时间便是明天下午。
音乐作品是否能作为文本用来研究音乐？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似乎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当我们仔细究其是否有这种可能性，亦或是追问如何有这种可能性的时候，就会陷入困境。因为，我们首先要知道音乐作品是否是文本，也就是说与文本等同？其次，文本如何能成为音乐的对象？再次，如果音乐作品作为文本，那么这样的文本是如何能与作曲家所构想的音乐获得必然的关联？
其中，孔子在为子贡解惑时明确指出，自己和子贡二人是 “方之内者”，而孟子反、子琴张、子桑户三人则是 “方之外者”，彼此属于 “不相及”——不相干的两类人。那么， “方之内者”与 “方之外者”到底有何不同?区别又在哪里?对此，王雱注曰:“游方之外者，所谓不入于形器也；游方之内者，所谓入于形器也。”[5]陈鼓应亦释曰:“方之外:方域之外；形容超脱礼教之外，不受礼教的束缚。”[1]195由此可见， “方之外者”与 “方之内者”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各自的价值观与价值取向不一:前者对礼乐文明持否定与批判的态度，后者则肯定并认同礼乐文明的价值。古人云:道不同不相为谋。在庄子看来，两个修辞主体之间的价值取向、信仰理念是否相类，将是影响修辞活动有效性的又一因素。上引故事中，子贡面对孟子反、子琴张二人在死去的好友面前 “或编曲，或鼓琴”乃至 “相和而歌”的行为，满腹狐疑、无法理解，正是子贡以面对死者时应当感到悲伤、痛苦这一礼乐文明的价值观作为评判标准的结果。同样由于价值理念、价值判断的不同，造成了子贡与为圃者之间的沟通障碍 (《庄子·天地》)[1]318，导致了尧与华封人之间的交流冲突 (《庄子·天地》)[1]306，带来了天根与无名人之间的交际不畅 (《庄子·应帝王》 )[1]215……
2.2.1 我国群众体育研究的高产作者分析 表1为我国群众体育研究的高产作者统计表，从表1中可以发现，我国群众体育研究发文量最多的作者是上海大学的杨小明，然而发文量也仅为6篇，这说明我国学者对于群众体育的研究力度还远远不够。
1.两个修辞主体的存在境域相近
莫然有间而子桑户死，未葬。孔子闻之，使子贡往侍事焉。或编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来桑户乎!嗟来桑户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犹为人猗!”子贡趋而进曰: “敢问临尸而歌，礼乎?”
庄子衣大布而补之，正緳系履而过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惫邪?”
庄子曰:“贫也，非惫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惫也；衣敝履穿，贫也，非惫也。此所谓非遭时也。”[1]515
正是魏王与庄子二人的成长环境、生活条件等存在境域的不同，从而导致了二者对同一现象——庄子身上的破旧穿着，有着完全不一样的认知与看法:魏王以之为疲困，庄子则认为是贫穷。如此，造成两人对话的障碍也就在所难免。
市南宜僚见鲁侯，鲁侯有忧色。市南子曰:“君有忧色，何也?”
鲁侯曰: “吾学先王之道，修先君之业；吾敬鬼尊贤，亲而行之，无须臾居。然不免于患，吾是以忧。”
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术浅矣!……吾愿君刳形去皮，洒心去欲，而游于无人之野。南越有邑焉，名为建德之国。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与而不求其报；不知义之所适，不知礼之所将；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乐，其死可葬。吾愿君去国捐俗，与道相辅而行。”
想要确保整个建筑工程现场施工管理工作的稳定开展，需要将监管制度和奖罚机制明确出来，只有这样，才能使整个施工建设工作显得更加合理、有序。除此之外，为了实现工程建设质量的全面提升，管理人员需要根据不同情况制定出不同制度内容，实现建筑质量和水平的有效强化。在管理方式的选择上，管理人员也要以工程实际情况为主，确保管理方式的科学合理，将监管工作作用展示出来。通过制度内容的合理设计，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也能逐渐激发出来，看清自己在工作中的责任和义务，利用自身价值发挥，维护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在此种情况之下，整个建筑工程施工现场管理工作也会变得更加真实、可靠[2]。
君曰:“彼其道远而险，又有江山，我无舟车，奈何?”
采用SPSS 17.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比较以（±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检验水平定为α=0.05，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平衡条件：55 ℃，30 min；萃取头解吸条件：250 ℃，3 min；萃取头吸附条件：55 ℃，40 min；气相色谱条件：进样口温度：230 ℃，质谱条件为四极杆温度：150 ℃，离子源温度：230 ℃，电离电压：70 eV，方式为：EI，质量扫描范围：20～500 u[13,14]。
市南子曰:“君无形倨，无留居，以为君车。”
逐渐形成县、乡、村、农户四级科技推广服务网络体系，成立乡（镇)林果站、农民技术协会、研究会、果农协会等，为花椒产前、产中和产后提供多层次、全方位优质服务、技术指导和技术人员培训，并建立较为完善的科技服务体系。
君曰: “彼其道幽远而无人，吾谁与为邻?吾无粮，我无食，安得而至焉?”[1]501－502
从中不难发现，市南宜僚与鲁侯的这次言语活动是不成功也是非有效的——彼此之间未能达成理解的一致或共识。究其原因，正是由于鲁侯“犹有蓬之心”(《逍遥游》)，习惯于对号入座并执着于现实生活的 “实有”—— “先王之道”“先君之业” “彼其道远而险，又有江山，我无舟车”“彼其道幽远而无人，吾谁与为邻?吾无粮，我无食”，从而对市南宜僚所言说的 “道居之所” “道之境域”的 “无有”—— “无人之野”“建德之国” “大莫之国”，深感陌生与迷茫，因而无法感知，更无法领会与理解。
2.两个修辞主体的价值取向相类
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三人相与语曰:“孰能相与于无相与，相为于无相为?孰能登天游雾，挠挑无极；相忘以生，无所穷终?”三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遂相与为友。
上述北海若的言论中， “虚”指生存空间，“时”指生存时间， “教”指教养。而 “虚”“时” “教”便是当代语境学、当代修辞学所称的存在境域。众所周知，不同的修辞主体其存在境域不尽相同。在庄子看来，修辞主体的存在境域越是相近，就越有利于修辞活动的开展，也越有利于修辞目的的实现。相反，修辞双方存在境域的差异越大，则越不利于彼此之间的沟通与交流，甚至影响并制约着相互之间的理解与共识。正如与井蛙谈论 “海”、与夏虫谈论 “冰”、与曲士谈论 “道”，都无异于对牛弹琴，因为在井蛙、夏虫、曲士三者的存在境域中根本就没有相对应的 “海” “冰”与 “道”这些知识背景。同样，《庄子·逍遥游》中， “决起而飞，抢榆枋而止，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的蜩与学鸠，之所以无法理解 “之九万里而南为”的鹏鸟，[1]7“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的斥鷃，之所以无法理会 “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的鲲鹏，[1]11也正是因为彼此双方缺乏必要的共知前提。
（二）回归课本，精选习题。教材是知识的载体，不熟悉教材就没办法形成知识网络体系。基础知识就不能准确、完整把握。所以说复习的最高境界就是将习题与课本有效的统一起来，可以多做点典型例题，在做题的过程中，把课本当成工具书查漏补缺，尽快发现自己哪些知识点的掌握还不到位，有针对性地看书，同时用心体会解题的思路，以提高能力；建议不时的翻翻书，在有限的时间内，如果集中精力把课本上最基本的内容弄清弄活，不致使知识遗忘。在每节课上都要精选习题，在每一次的考试命题中，一定要研究近年来的高考题。不仅研究采点和命题的形式，而且在语言的描述上也要细细揣摩研究命题意图。
二人相视而笑曰:“是恶知礼意!”
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今尔出于崖涘，观于大海，乃知尔丑，尔将可与语大理矣。”[1]410
本文通过文献研究法、调查法、描述性研究法、对比分析法等研究方法，以国内整个家装行业的发展现状为大背景，对家装行业的物流配送现状进行分析，并且将理论与实际结合，从宏观至微观，以百安居（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为例，针对其一站式家装服务下的物流配送问题进行研究，希望能给正在供应链转型中的百安居中国以及其他相关企业提供一些可参考的建议。
孔子曰:“彼，游方之外者也；而丘，游方之内者也。外内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吊之，丘则陋矣。彼方且与造物者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气。彼以生为附赘县疣，以死为决月丸溃痈，夫若然者，又恶知死生先后之所在……”[1]193
在此，北海若认为河伯是否具有 “观于大海”——对大海的感性认识，这是其与河伯可否进行 “语大理”这一修辞活动的必要条件。庄子正是借助北海若与河伯的寓言故事，感性地表达了其对修辞活动有效性的理性认知。庄子认为，修辞活动有效性的达成至少需要以下条件。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庄子并不因此认为，价值取向不同的两个修辞主体之间就一定无法交流与沟通，就一定无法取得相互之间的理解与共识，相反，庄子以为，只要修辞双方彼此真心面对、真诚以待，那么，相互之间化冲突为对话、变阻碍为畅通、由隔阂到理解也是完全可能的。
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邪?”
老子曰: “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犹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
孔子不出三月，复见曰:“丘得之矣。乌鹊孺，鱼傅沫，细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与化为人!不与化为人，安能化人。”
1.关联性企业是否通过有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或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为支持组织的活动，黑社会性质组织通常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经济特征的证明需要立足组织的收入来源、组织的资金流转等方面。”
老子曰:“可。丘得之矣!”[1]389
监督基础薄弱。长期以来，金融企业纪检监察部门边缘化现象较为普遍和严重，很多机构不仅没有专设纪检监察职能部门，甚至连纪检监察人员大都是兼职，要么由稽核审计人员兼任，要么由人事综合部门人员兼任，纪检监督工作很大程度上处于被动，有时流于形式。就农商行来看，尽管纪检监察的组织架构得到进一步健全，纪检监察力量进一步充实，监督职能作用的发挥得到重视和加强，但营建良好监督环境非一日之功，打牢基础、培植“厚度”，仍需在以下三个方面进一步加强。
不难发现， “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的孔子，其价值观及价值取向与老子之间存在明显不同，但并没有因此阻断了二人的沟通与交流，更没有因此影响二人在认知上所取得的共识与一致。
3.两个修辞主体的心灵相通
温伯雪子适齐，舍于鲁。鲁人有请见之者，温伯雪子曰: “不可。吾闻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吾不欲见也。”[1]532
此处温伯雪子为何 “不欲见”鲁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鲁人 “陋于知人心”。而这恰恰又道出了庄子关于修辞活动有效性的又一条件:“知人心”。这里 “知人心”可以理解为两个修辞主体彼此熟知对方内心的所知与所想，进而心灵相通、相契相合。而这也正是上文庄子因惠子死而感叹从此 “无与言”的原因。换句话说，庄子只有遇到象惠施这样 “知心”的听者，才能利用言辞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而不被误解与曲解，从而取得圆满的沟通效果。
子祀、子舆、子犁、子来四人相与语曰:“孰能以无为首，以生为脊，以死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体者，吾与之友矣。”四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遂相与为友。[1]188
这里，子祀、子舆、子犁、子来四人，无疑更是彼此心灵相通的典型，正所谓 “心有灵犀一点通”。对这样的修辞主体来讲，相互之间一点即通、一言即明，因此，无须太多的话语便可达到“莫逆于心”“相与为友”的理想交际效果。
桓公田于泽，管仲御，见鬼焉。……公反，诶诒为病，数日不出。齐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则自伤，鬼恶能伤公……”桓公曰:“然则有鬼乎?”曰: “有。沈有履，灶有髻。……水有罔象，丘有峷，山有夔，野有彷徨，泽有委蛇。”公曰: “请问委蛇之伏状何如?”皇子曰: “委蛇，其大如毂，其长如辕，紫衣而朱冠。其为物也，恶闻雷车之声，则捧其首而立。见之者殆乎霸。”桓公辴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见者也。”于是正衣冠与之坐，不终日而不知病之去也。[1]481
桓公的笑声与 “不知病之去也”的结果都说明这是一次有效的言语活动。辨析其有效性的原由，仍在于皇子告敖的 “知人心”。皇子告敖清楚地知道，桓公的病不是 “鬼伤”，而是 “自伤”，是心病，是内心纠缠于霸业因而郁结所致。俗话说心病还须心药治。皇子告敖正是对症下药，在回答桓公关于 “委蛇之伏状何如”这一问题时，不失时机地开出了 “见之 (委蛇)者殆乎霸”这一心药。为此，桓公的心结因之而解、心病因之而治，也就不足为奇了。
尧以天下让许由，许由不受。又让于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为天子，犹之可也。虽然，我适有幽忧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
舜让天下于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适有幽忧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1]744
与上述皇子告敖 “知人心”相比，《让王》篇中尧和舜则刚好相反。也正是因为尧、舜二人分别对许由和子州支伯的内心所思所想与所需一无所知，便一厢情愿地要把王位让给他们，从而导致了相关言语活动的梗阻甚至失败。而尧、舜让王失败的事例，却也从反面进一步说明了修辞主体彼此心灵会通、相互了解对顺利完成交际行为之必要。
三、结束语
《庄子》作为一部经典，内涵博大而精深；《庄子》也是一座无穷的宝藏，采之不绝、取之不尽。千百年来，人们对 《庄子》的研究所形成的 “庄子学”可谓枝繁叶茂，硕果累累——哲学的、文学的、语言学的、医学的、生态学的，等等，不一而足。本文对 《庄子》予以修辞学观照，从中便也发掘了一片别样的风景。换言之，本文就庄子的修辞本质观以及庄子对修辞活动有效性的认知加以总结、提炼、归纳，或可为 “庄子学”研究添砖加瓦，并为当代汉语修辞学建构提供些许传统的理论资源与理论参照。
参考文献：
[1]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议[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谭学纯，朱玲.广义修辞学[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2.
[3]赵培玲.主体间性修辞理论建构[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23(1):194－200.
[4]张敏.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合理性[J].江西社会科学，2014(8):44－47.
[5]崔大华.庄子歧解[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258.
An Analysis of Zhuangzi "s Rhetoric View
CHEN Qiqing
(School of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Putian University， Putian Fujian 351100， China)
Abstract: Guided by the contemporary rhetoric theory，this article refines and interprets Zhuangzi "s view of rhetorical essence.The speaker/expresser and the hearer/receiver are both the rhetorical subjects in rhetoric activities.Besides，the three necessary conditions for the validity of Zhuangzi "s rhetorical activities are reviewed and summarized.The existence of two rhetorical subjects is close，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two rhetorical subjects is similar，and the mind of two rhetorical subjects is interlinked.Zhuangzi "s rhetoric view can provide necessary traditional theoretical resources and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rhetoric.
Key words: Zhuangzi； rhetorical view； rhetorical essence； rhetorical conditions
文章编号: 1672-4143(2019)01-0042-05
中图分类号： H15；B223.5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 2019-01-09
作者简介： 陈启庆(1965-)，男，福建仙游人，副教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汉语修辞学与汉语语用学研究。
[责任编辑 林振梅]
标签：庄子论文; 修辞观论文; 修辞本质论文; 修辞条件论文; 莆田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