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实施中的问题及其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对策论文,论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 —2854 （2000）03—0084—04
“高等教育大众化”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阶段自本世纪70年代初由美国社会学家马丁·特罗首先提出后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按照这一理论，“高等教育大众化”是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一定比例（15%—50%）的一个标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获得了比较稳定的发展。从九十年代初开始，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了一个相对比较快的阶段。到1997年，全国高等学校（含成人高等学校）本专科在校生达到589.8万人，占18—22岁年龄人口的7.6%。如果算上电大注册视听生（折算系数为0.3）、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折算学生数为28.8万×5），毛入学率则达到9.1%[1]。1999年6月16日国家教育部宣布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比1998年扩招45万，招生人数达到创记录的153.7 万人，增幅达42%，实际达到157万人；同时，成人高等教育扩招10 万人；加上电大普通班、民办高等教育招生，1999年实际招生的总规模将达到270万人。据测算，1999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接近10.5%。 此次扩招增量之大、出台之急、响应之烈，为前所未有，甚至可谓世界高等教育发展之最。对此次高校扩招，社会各界特别是教育与经济界的认识和看法各式各样，我们需要做认真冷静的理性分析，权衡利弊得失，并探寻解决问题的办法。
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的问题
1999年全国性的高等教育大扩招使我国高等教育向着“大众化”的方向前进了一大步。但由于政策出台晚、扩招幅度大、现有办学条件有限等多种原因，致使扩招后出现了一些问题，有些问题是暂时性的，但许多问题将长期存在，甚至要伴随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始终，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积极寻求对策。
（一）1999年的大扩招使大部分高校办学条件恶化
去年在全国性大扩招的背景下，一些地方政府把完成扩招任务当成政治任务硬性压给各高校，不少地方高校受各种利益机制的驱动（如专业数目、生师比、学校升格）而大量扩招，有的学校扩招人数占在校学生人数的1／3，有的扩招人数是原招生数的两倍，使原本紧张的办学条件更趋紧张，多数扩招学校超负荷运转的状态更趋严重。一些高校学生宿舍拥挤、破旧、简陋；大多数高校基础设施老化，供电、供水、供气设施因资金短缺而年久失修，存在很大的隐患；高校教学用房、图书馆和仪器设备、食堂、浴室及体育活动场地极为紧缺，无法满足扩招的需要。此外，一向被社会认为潜力很大的师资也已经处于全面紧张的状态。1998年，我国的师生比已达到1∶11.6， 与国际相比已属较高的水平。师资已经处于紧张状态，结构性的短缺更加明显。据测算，1998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已经超负荷133万人，占全部在校生的31 %（折合在校生，下同），1999年达到40%以上。这些困难和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高校发展的“瓶颈”。高等学校学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在办学条件无力保证的情况下，教学质量和办学秩序受到一定的影响。前几年，教育部一直对低于国家规定标准的学校给予“红”、“黄”牌警告，进行教学工作合格评估。但是，扩招似乎冲破了这一框框，使得一些学校不顾现有师资、设备条件的不足，有的课程如讲座，几百人一起上。一些工科和理科专业由于缺乏基本实验条件而无法扩招更多的学生，而一些文科类专业却大幅度扩招，势必造成学科结构严重失调，为以后学生的就业留下隐患。特别是一些待调整、待充实的传统专业，由于专业调整滞后，对扩招学生的培养质量将产生严重影响。更多的学校担忧的是扩招后好教师从哪里来。
（二）学费的大量增加加重了贫困学生的经济负担
高等学校收费标准的提高加重了学生的经济负担，特别是广大农民和城市低收入阶层更感到难以承受。由于我国的高等教育奖、贷学金制度不健全，人们消费观念的落后，造成一批农家子弟无力上学的现象加剧，城市学生录取比例明显提高。近几年， 我国贫富差距迅速扩大。 1994年我国20%最贫困的家庭只占全部国民收入的4.27%， 而最富有的20%的家庭占全部收入的50.24%。1998年，城乡居民， 最高收入组的收入相当于最低收入组的4.4倍；前者收入增长6.9%， 后者仅增长1.9%[2]。因此，所有出台的消费措施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各个阶层来说，所承受的压力和支付的成本是不同的。北京大学高教所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1996年城镇居民中最低收入的20%家庭的思格尔系数加上其子女教育负担率已超过70%[3]。目前全国高校在校生中约有1／5 的贫困学生，1994年至1999年普通高校学费平均为1000元、1200元、2500元、2000元、3200元，虽然1999年学费只占成本的1／4，但仍然有不少家庭困难的学生难以支付。这些都说明并不能以过于乐观的态度来看待向学生收取1万元学费的问题。
（三）扩招并没有带来预期的内需的扩大
面对通货紧缩，我国政府把经济增长作为解决困难的关键，主要措施之一就是刺激消费、扩大内需。作为扩大内需、促进短期经济增长的特殊宏观经济形势下的重要手段，高等教育被纳入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该看到，对高等教育的巨大需求和供给的紧缺分析是提出扩招政策动机的逻辑起点。但经济学家们从主观愿望出发的供求帐与现实供给之间形成巨大反差。高等教育的扩招能否成为短期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手段，理论界对此有不同看法。第一，在现有供给体制和经济需求呈现出结构性失衡的条件下，人们对未来预期支出增加的心理和受供给能力约束的消费观念都可能影响教育支出及教育支出预期。有人认为，政府出台的促进消费的多项政策有可能造成老百姓的过度反应。我们可能使扩招的40多万学生拿出40多亿元，但是，且不说这部分学生的家庭被抑制了即时消费，那些期望上学的更多的家庭将采取限制即期消费的方式为子女将来上学积累资金。居民有限的储蓄是在原有制度安排下长期节衣缩食积累的，甚至是父母们以牺牲自己的“低级需求”（生存需求）来满足子女的“高级需求”（发展需求）。第二，通过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张对经济发展可能带来的拉动效应已被一些研究证实是有限的。北京大学高教所的研究表明，预期1999年增加48万普通高校学生所带来的总产出增加约67亿元，即使加上一些不易剥离的费用约70—80亿元，对短期经济增长的拉动也是有限的[3]。 另据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与国家统计局社会发展司的计算，高等教育对于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效果，低于与高等教育扩招有关的饮食业、建筑业、文化用品等产业多部门，也低于所有产业的平均水平。另外，从现有高校扩招可能影响的相关产业看，主要涉及的是一些短线产业，且产业链比较短。因此，高校扩招拉动短期经济增长的观点被实践证实尚需时间。
（四）扩招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职业教育、义务教育和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
从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人才结构的合理层次看，这次扩招确立了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特别是高等职业教育的指导思想。但是，各地却出现了录取后不报到的普遍现象，有的省近1／3的学生不报到。部分学生放弃就学的原因除了不了解高等职业教育以及收费较高外，对就业前景预期不佳是一个主要因素。同时，国家和地方为适应高校扩招，大规模的扩大了普通高中的招生计划，压缩了职业中学等的招生计划，一些地方普通中专和职业高中的计划招生数低于前一年的水平，出现负增长。1999年普通高中比上一年率际增长15%，普通高中与职业高中在校生的比例从4∶6发展为6∶4，发展下去有可能导致高中阶段教育结构的失衡。关于扩招政策对农村义务教育的负面影响，现在还没有充分的调查数据来说明。但是，已验收的“两基”地区初中辍学率的回潮甚至大幅上升以及拿到录取通知书但又放弃的个案已表明，对扩招收费的上涨和回乡毕业生出路的忧虑是影响原因之一。这次扩招，国家在鼓励举办民办大学上做了不少舆论宣传，教育部还批准了11所具有颁发学历文凭资格的民办高校（原有25所）。但意想不到的是，许多整治一新、憋足劲想与国办大学一比高低的民办高校招生不理想，虽然一而再地降分、降低收费，生源数量和质量仍然不理想，一些学校甚至严重赔本。这一尴尬局面无疑给众多心气甚高的民办高校当头一棒，也给今后民办教育发展留下一丝阴影。
二、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施对策
（一）“高等教育大众化”要求加快高等教育学校内部改革
要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必须降低教育成本，使其能让广大平民百姓上得起学；必须使学生学有所用、学有所成。为此，高等学校必须深化内部改革，减少臃员、杜绝浪费，优化各种资源配置，降低培养成本，减轻学生经济负担。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还必须加强高校专业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改革，提高教育质量，让学生学到真正有用的知识和能力，使学生拥有较强的社会适应能力和生存能力。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还需要吸收学生及学生家长参与学校管理，使他们对学校的各项工作特别是与学生切身利益有关的工作拥有相当的发言权，使学生成为学校的真正的主人。
（二）“高等教育大众化”要求加快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
我国现行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是在高度集权、高度垄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起来的满足计划经济需要的一种管理体制。其显著特征是政府对高等学校实行严格的计划管理和行政干预，学校没有自主权，学校与政府主管部门有严格的行政隶属关系，政校不分。这一体制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年后仍然没有大的改变，以至于有人说：“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是我国计划经济的一个最后的顽固的堡垒”。这一管理体制已远远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了。1999年的扩招在很大程度上讲是政府行为，是政府干预教育的结果。由于没有按照市场规律来操作，致使1999年的扩招比较盲目，不利于结构的调整、资源的优化、制度的创新和体制的改革。为了使高等教育满足市场经济的需要，使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培养质量、科类结构反映市场经济对人才数量、质量和规格的需求，必须加大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力度，改革政府管理高等教育的方式，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使高等学校成为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逐步实现招生的“三不一高（不转户口、不发派遣证、不发全国承认的毕业证和高收费）”。
（三）“高等教育大众化”要求加快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
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长期以来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投资，1989年开始向学生收取部分费用，以后， 逐步加大了学生交费的数额和覆盖面， 1996 年个人投资（指学费和杂费）占整个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的比重为11.5%，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普通高等教育经费的80.3%[4]。 1997年全国范围内高等学校普遍并轨，我国高等教育开始实施全面收费制度。1999年全国范围内大幅度提高学费数额，扩招生中的高等职业教育学生基本上按培养成本收费， 其他学生的交费一般也达到了培养成本的20%—30%。函授、电视大学和自学考试等成人高等教育以及民办高等教育这几种教育形式所需经费基本上全部是或大部分是由学生自己承担，而这几种教育形式的学生已占到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一半以上。如果综合考虑，我国高等教育培养成本中学生个人所承担的比例将达到40%—50%。这一比例与国际水平比较已属于一般水平。但由于我国义务教育还没有实现真正的免费，我国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大大低于国际水平（1998年为2.55%），而且可以预言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这一比重不可能达到已承诺的占GNP4%的水平，所以，对非义务教育还应加大个人支付的比例。但是，由于我国经济不发达、发展很不平衡、收入分配又很悬殊，国家对发展高等教育仍应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在引导私人投资高等教育、大力发展民办高等教育的同时，国家也要增加高教投入，特别是加大对高等教育中国家队的投入，改善办学条件，使其逐步达到国际高等教育的办学水准；对高等职业教育和高等专科教育以及成人高等教育应提高个人交费比例，使其达到培养成本的70%；对民办高等教育政府也应适当给以资助，以扶持其快速成长，使其尽早成长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一支重要力量；采取财政、金融等措施加大对贫困学生的资助，使这些学生不因交不起学费而失学。为了不使高校学生因家庭困难而辍学，1994年以来，有关部门和各地方建立起以奖学金、助学金、困难补助和学费减免为主的资助政策体系，效果较好，以后要进一步完善这一制度。
（四）“高等教育大众化”要求加快高等教育结构改革
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不仅应该为提高新生劳动力素质服务，而且应该为提高现有劳动力素质服务。由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规模长期偏小，现有劳动力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素质的劳动力很少，远远不能满足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需要。为此，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还必须完成对现有劳动力补“高等教育课”的任务，成人高等教育必须大力发展，使其规模能满足成人接受学历教育、继续教育的需要。高等教育大众化必须利用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发展开放式和网络化的远距离高等教育。远距离高等教育这一教育模式使高等教育变得更开放、更灵活、更有针对性、更经济，容量也更大。这一形式不仅能促进传统高等教育的改革，而且更有利于高等教育的普及。我国的广播电视大学是世界上最大的远距离高等教育网络系统，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已经并且还将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但是，由于其没有始终坚持开放性，发挥其独特优势，甚至向传统大学靠拢，以至于影响了其作用的发挥。以后要坚持其“开放大学”性质，发挥其独特优势，并且搞好与普通高等学校的合作，使他们优势互补，为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作出更大的贡献。
高等教育担负着为各行各业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任务，为此，高等教育必须有一个与国民经济相适应的科类结构。但是，我国高等教育的科类结构问题仍很突出，主要表现为理科、文科偏多，农科、工科偏少。所以，高等学校的扩招不仅是要解决高校的发展规模问题，更要进行结构性调整，实现教育结构的优化，培养社会适用人才。
收稿日期：2000—02—29 修订日期：2000—05—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