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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执行 张成龙
商帮沉浮与移民开放
明清时，商帮在繁荣时都同样风光，但在衰亡时却走了不同的路。有的商帮衰而未亡，换个方式或地点，继续存在并有所发展。有的商帮则彻底衰亡，永无出头之日。究其原因，则在于开放程度有异。
粤商引入新思想
粤商在鸦片战争之前是极为风光的。既垄断了中国的对外贸易，又代表政府征收关税，官商一体，富甲天下。十三行的首领——怡和行老板伍秉鉴，1834年个人资产达2600万两白银。另一个富户，同文行的潘家，资产达1亿法郎。鸦片战争中，粤商处于尴尬的地位，洋人不听他们的劝告不愿放弃鸦片走私，官府与百姓认为他们是勾结洋人的卖国贼。鸦片战争后开放了五口通商，他们的垄断地位丧失，粤商走向衰亡。
但是，粤商是一个开放的商帮，广东又领全国开放之先。据记载，早在西汉时期，广州就有对外贸易。在西汉南越王墓中出土的五只非洲象牙和一个伊朗波斯薛西斯王朝的银盒，就是有力证据。广州一直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出洋的各条航线起点大多从广州开始，其中，从广州到南海、印度洋、波斯湾和非洲东海岸各国的航线称为“广州通海夷道”，途经90多个国家。与国外贸易，其意义不仅是物质的，更重要的是与不同信仰和不同思想的人交往，各种新思想，也开启了开放意识。中国第一代具有开放意识的思想家，如梁启超、郑观应等都出自广东。洋务运动的骨干，如徐淘、徐达等人也出自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广东能领全国开放之先，这并不是偶然的。
在广东形成的粤商，也是历史上各路商帮中最开放的。他们最早与西方商人打交道，思想也深受其影响。美国人约翰·福布斯是伍秉鉴的义子，伍秉鉴出资帮他建立旗昌洋行。福布斯发财之后投资于美国铁路，成为铁路大王。伍秉鉴也受其影响，在美国投资铁路、证券交易和保险业。伍秉鉴应该是第一个对外投资的中国商人。
移民让商帮走向全国
鸦片战争之后，粤商失去对外贸易的垄断权，在广东逐渐衰落。但是，他们看中了上海，纷纷向上海转移。今日的上海实际上是广东人开发的。当时的上海号称“小广东”，广东到上海的移民有17万～18万人之多。他们以自己的资本实力和经商经验，使上海成为全国对外经济的中心和许多国外大公司的总部所在地。他们的事业在上海得到继续发展。
在广东人进入上海之后，紧随其后的是宁波人。宁波古称鄞，自古就是“海道辐辏之地”，是中国最古老的外贸口岸之一，也是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最早从唐代起就与日本等国有密切的对外贸易。在宋代，与广州、泉州并称全国三大对外贸易港，“晋贸海错，但愿于此。”明代之后，形成中国十大商帮中的宁波帮。鸦片战争后，西方各国用炮舰迫使清王朝对外开放，宁波成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宁波人抓住这个历史时机，从旧式商帮转化为现代企业家。
宁波商人也看到，未来的经济中心在上海。于是，大量向上海移民。到清末，在上海的宁波人已有40万，占上海居民的三分之一。到20世纪20～30年代，在上海的宁波人已达百万之众。他们或代理经销洋货，或附股洋商，或充当洋商买办。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吸纳西方的经营理念与管理经验，从商业进入实业，出现了严信厚、叶澄衷、朱葆三、虞洽卿、刘鸿生、周宗良、俞佐庭等一批叱咤风云的早期民营企业家，并掌握了上海总商会的实权。以后，他们又向汉口、天津等地发展，史上曾有“无宁不成市”之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移民过程中，他们完成了从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在近代中国第一代产业企业家中，宁波人处于执牛耳的地位。
徽商虽然不像粤商与宁波商一样抓住了对外开放的时机，但由干他们有移民的传统，衰亡之后仍在全国各地活跃。徽商的衰落是在清中叶嘉庆、道光年间。当时，清政府把盐业的“纳盐制”改为“票盐制”，任何人无须进入“盐纲”，只要花钱就可以买盐引，从事盐业贸易。徽商的盐业垄断地位被打破，徽商作为一个商帮衰落了。但是，徽商并没有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在盐业中衰落了，但仍从事茶叶、木材、典当、票号等行业。他们离开了徽州、离开了传统的盐业中心扬州，但仍然在全国其他地方从事商业活动。徽帮繁荣虽然不再，但仍出现不少成功的企业家，胡雪岩就是转场浙江后的成功者。
保守的晋商彻底衰亡
晋商是历史上“天下第一商帮”，但却也是最封闭、最保守的，在清末民初后，就彻底退出了中国商业历史舞台。
晋商曾是一个全球化贸易的商帮。晋商中的“船帮”在清朝康、雍、乾三朝从事与日本的贸易，“驼帮”从清初到清亡，一直在从事对俄罗斯、蒙古的茶叶等物品贸易。他们的对外贸易只有物品交流，而没有思想交流。当时的日本、俄罗斯、蒙古也远不如英、美等西方国家思想先进。因此，在这种贸易中，银子赚了不少，但思想并没有提升。晋商在从事这些对外贸易时，只关心如何做好买卖，并没有学习他们的新思想。在晋商的内心深处，仍有根深蒂固的夜郎自大意识，把贸易伙伴国看做“蛮夷之地”。这种保守的心态阻碍了他们向外国学习。尤其是晋商的大东家，大掌柜居住在内地封闭的太谷、平遥、祁县的深宅大院中，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动荡变化的世界没有丝毫了解。甚至拒绝去上海、北京、汉口这些开放的地方看看。
这种保守，使他们失去了两次重大的转型机会。一次是从商业资本转向产业资本。19世纪70年代，山西大量的煤炭矿藏被发现。山西人民夺回了被外国人骗走的开采权。这是晋商转型的一次极好机会。晋商梁本翅等人组建保晋公司准备进入现代化采媒产业，可惜这项事业没有得到更多晋商的支持。由于缺乏资金，终于失败。另一次，是从票号转向现代银行。晋商有三次进入银行业的机会。前两次是清政府和袁世凯让晋商组建中央银行——大清银行，但被晋商拒绝。这也许是出于他们对政府和袁世凯的不信任，情有可原。第三次是大德通票号的北京分号掌柜李宏龄主张通过股份制形式，把分散的票号改组为现代商业银行——三晋银行。但由于晋商的保守，这个计划最后还是流产了。初具现代金融意识的李宏龄被指责为有野心的“小人”，60岁时在郁闷与失望中离世。
坐失了两次转型机会，晋商的彻底消亡只是时间问题。而且，晋商不如徽商，缺乏四海为家的移民精神，无论在什么地方获得成功，钱都要流回到山西盖大院。所以，晋商衰落得如此彻底、干净，没有留下一点余辉。如果不是现在的介绍和宣传，许多人恐怕连历史上存在过晋商都不知道。无怪乎余秋雨先生惊呼“抱愧山西”。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开放才能与时俱进，开放才能永远领先。1978年的改革正是从开放开始的。当我们打开国门，深感有被开除“球箱”的危机时，改革才有动力。
中国商帮重回舆论前端
从《乔家大院》、《红顶商人胡雪岩》、《闯关东》等电视剧的热播，到温州“炒房团”、“炒煤团”、“炒油团”的集体行动；从《话说晋商》、《话说徽商》、《天下浙商》等关于商帮的图书成为出版界新热点，到各地越来越热闹的商帮活动的频繁举办……
这一切都在说明一个现象——商帮，这个曾经真实存在于中国历史中的商业群体又一次回到了舆论前端。
中国商人成长“一波三折”
提到商帮，人们很自然地就会联想到明清第一大商帮晋商以及有“无徽不成商”之称的徽商。在历史范畴中，商帮是由地域关系而形成的商业集团。它们多是在家庭关系、血缘关系或同乡关系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其根本目的在于壮大资本，实现共赢。
商帮最早应出现于宋朝。宋朝时，我国的一些历史文献中开始出现“南商”、“北商”的说法，也就是按照地域把商人分成南北两个帮派。这标志着我国的商业群落初具雏形。
长期以来，由于中国受农业文明思想的影响，商人一直徘徊于社会底层，商人的成长及其队伍的壮大也是一波三折。按照学界的观点，中国的商品经济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出现过三次高潮。与此相应，商人的成长也有三个生机勃发的时期：第一次是在秦汉时期，第二次是在唐宋时期，第三次是在明清时期。
秦汉之际，社会上拥有“富商大贾周流天下”的说法，商人活动十分频繁，出现了很多大商人；唐宋时期，政府实施的一些经济改革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很多富甲天下的大商人。比如大学者朱熹的外祖父、宋代徽州商人的代表人物祝确就因经营的商栈、邸舍（旅馆）、酒肆曾占据了歙州城的一半而被称为“祝半城”。到了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大发展和政府实施的一些经济政策则最终促使了商帮的形成。明清时期，十大商帮曾雄踞华夏经济之巅。被后人公认的个大商帮指的是：晋商、徽商（今安徽黄山地区）、秦商、闽商、粤商、鲁商，及江右商帮（江西）、洞庭商帮（今苏州市西南太湖中洞庭东山和西山）、宁波商帮、龙游商帮。
经过几百年的繁荣发展，商帮在清末民初走向了衰落。1914年“日升昌”票号倒闭，雄踞商帮龙头的晋商的没落，标志着中国商帮的衰败。彼时的外国商人凭借先进的科学技术带来的市场竞争力，迅速把中国的商帮挤下了中国商界的垄断地位。在外国资本的压制下，不断丧失自己的商业阵地，并最终湮没在历史的潮流中。
复活决不是简单的复制
然而在沉寂了近一个世纪后，“商帮”一词再次变得合时、合势。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三千年的上下求索！当中国经济成长的脚步留下了一连串精彩的脚印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中国的崛起将是21世纪这个不确定时代中为数不多的确定性事件。世界经济的版图正在因为中国的崛起而改变。特别是随着中国企业的逐步成熟，越来越多的企业家不再一味地迷信西方，而是开始探寻中国式管理。
在此背景下，一个沉寂已久的话题——中国商帮再次复苏，并吸引了世人的关注。过去出现过商帮的地区，出现了新徽商、新晋商、新鲁商；过去没有出现过商帮的地区，也堂而皇之地以“新X商”自居，比如新京商、新豫商、新深商。
关于新商帮的划分有多种说法。
2006年在由某一权威经济类杂志评选的《中国十大商帮排行榜》中，榜单显示的“十大商帮”为：浙商、徽商、晋商、粤商、闽商、苏商、鲁商、沪商、台商、港商。也有媒体提出“九大商帮”的概念。目前比较普遍的观点是新商帮分为五大派系：即浙江商帮、山东商帮、苏州商帮、闽南商帮、珠三角商帮。
经济学家梁小民认为，作为一个“商帮”，至少应该具备四个条件：第一，在这个地区要有相当发达的商业；第二，有一批积累了大量资本的巨商作为中坚；第三，在经营、制度、文化等方面存在不同于其他商业集团的特点；第四，许多独立的商家出于经营和竞争的需要组成以地域为纽带的松散联合。
无论哪种划分，我们必须承认的是，新商帮覆盖的地域是当前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它们的发展脉络和走向，在某种程度就代表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脉络和走向，也代表了中国商业的新品格。
与古时“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的旧商帮相比，“新商帮”的组成和背景肯定与以往大有不同。城市经营与区域发展战略专家王志纲认为，新老商帮之间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今天的商帮已经不是社会之末，而是经济社会的主流。随着中国社会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今日商帮已经成为一个地区经济能否持续发展、能否被其他地区认同的决定性因素。也就是说，商帮扮演的是区域经济火车头的角色。第二，与昨日的商帮相比，今天的商帮从内涵到外延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昨天的商帮只不过是某一地区商人的聚合体，主要活动空间还是在流通领域。而今日的商帮几乎成为一方经济的代名词，涉及的领域已经从流通到产业，到金融等更多领域。昔日的商人在今天叫企业家，是社会主流，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备受民众和媒体的追捧，其中的佼佼者甚至成为政府高官。第三，今日商帮的崛起，强劲地支撑着特定区域经济的发展和人文精神的塑造，并释放出前所未有的创造精神。
也有专家提出，对于商帮的复兴应该冷静思考。在小农经济时代形成的商帮，有诸多环境因素的制约，因此，各地商界才有“帮”的概念，所谓行“商”必有“帮”说的也就是这个意思。但是现代工业文明的环境下，商业势力更强调规则、合作、创新与社会责任。尤其是当今全球一体化趋势加剧的形势下，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已融为一体，行“商”需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方能生生不息。在此背景下，总结研究带有区域文化特点的“商帮”现象是必要的，但没有必要刻意复制“商帮”概念，没有必要刻意强化地域概念，否则路子会越走越窄。
历史上的商帮，无论规模大小，都对当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同样，今天无论是对商帮文化的重视、研究，还是新商帮的崛起，也无一不体现出社会、政府、企业对发展的渴求以及对新的发展模式的探讨。复兴“商帮文化”似乎正在成为一股经济生活的热潮。
中国新商帮：江湖财富20年
短短20年，新商帮在经济上的迅速崛起，应该归功于他们创造性地发展了适合当地的商业模式。
过去的山西商人以“走西口”闯天下，属典型的游商，如今的晋商以能源支配天下，坐而论商，从游商到了坐商，他们机敏务实，伺机而动；一向以温州商人走天下的浙商，却是“独自内地旅行”，然后“结伴全球游走”，在全球化的分工中扮演着越来越大的角色，应该说，他们很成功。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对于如何理解和经营新的“商帮”概念，是应以更加开放合作的心态丰富“商”的内涵。过去因为各种因素，我国各地商界形成了“帮”的概念，“帮”是“商”的支撑，行“商”必有“帮”。而现代工业文明强调合作、开放，强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强调建立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尤其是当今全球一体化趋势加剧的形势下，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已融为一体，今日之“商”在价值取向上强调“规则、合作、创新与社会责任”，行“商”必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方能生生不息，一个二十年复兴之商队，一个三十年崛起之国家，也才能够真正发现自己，然后赢得世界。
有话说，今日之世界，非彼日之格局；今日之中国，非彼日之方略；那么今日之商帮，非彼日之经济；来日之财富，非今日之版图。
到那时，又一番江湖。
浙商第一帮
浙商素描
谁是浙商，浙商是谁？准确地说，现在所说的“浙商”是对上世纪80年代后浙江商人的群体概括。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并没有明确的“浙商”概念。在传统十大商帮中，浙江虽然拥有宁波、龙游两大商帮，包括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逐渐形成的江浙财团中也有浙江商人的身影，但与今天对“浙商”的定义完全不同。
上世纪80年代后，随着温州人在商业领域的厚积薄发、风生水起，温州人开始成为浙商代表。浙江的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县，即使原先的欠发达地区，都有大面积的工商业活跃，都有大批人在本地或外出做老板。
不久前，知名的零点调查公司在北京地区进行的一项企业界人士调查结果显示，浙江商人是北京市场上的超级活跃群体；广东商人次之。在上海，在沪浙军达50多万人，浙籍企业在沪投资总额、企业总数和资产总额，均居全国兄弟省市之首。
实际上，不仅仅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从通都大邑到穷乡僻壤，甚至在欧陆各国城市，到处都有操浙江口音的投资者和生意人。在各地的“浙江村”、“温州路”、“义乌街”，很难听懂的“浙江话”成了各地的本土语言。仅在西部省份，就有300万浙商在“你发展，我发财”。因此，有学者在研究中逐渐认可这样一个观点：浙商就是位于中国东南沿海且是当今中国最具活力也是最会赚钱的人群。
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浙江商人活跃于国内外商界，为各地的发展尤其是欠发达地区注入了活力。一时间，在私营经济发达的浙江省“浙江模式”，“浙江经验”，“浙江现象”，越来越多的媒体对浙江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给予报道。越来越多的人对浙江的发展给予关注。浙商，这个大概念下的区域性商人群体开始不断涌现和强化。
按照地域划分，浙江现在有七大商帮，分别是：宁波帮、温商、越商（绍兴商人）、婺商（金华商人）、湖商（湖州商人）、台商（台州商人）和衢商（衢州商人）。其中，除宁波帮拥有“国字号”背景外，其他6大商帮都是改革开放后发展起来的。
“宁波帮”曾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富庶最为庞大的商帮之一，第一家近代意义的中资银行，第一家中资轮船航运公司，第一家中资机器厂等等，都是宁波商人所创办。这充分反映了他们在当时的地位。但“新宁波帮”如今蕴涵了更多的能量，大至工业机器，小至螺帽螺丝，他们无所不干无所不通。此外，温州商人敢想、敢干，是出了名的“中国犹太商人”。台商低调而硬气，以“你说你的，我做我的”个性被称为华东牛仔。而绍兴商帮得风气之先发展乡镇企业，以“国退民进、集退民进”为主的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又先走了一步，在使绍兴成为民企高地的同时，一大批越商悄然崛起。在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绍兴十分天下有其一，在浙江民营企业100强中，绍兴三分天下有其一……浙商中的任一支派，都有着鲜明的品质和个性。
“不合常理”的创富实践
浙商，一个最近30年才逐渐被人熟知的词汇，构成了中国目前最为庞大的“游商群落”。他们一无优越自然资源，二无国家政策倾斜，是靠什么取代拥有悠久传统的晋商、徽商而称为新商帮的代表呢？
这群最能赚钱的中国人，怎么看似乎都不像经典教材里描述的企业家形象——
善于模仿，不擅长创新；
70%以上只有初中以下学历，近80%出身农民；
企业大多是家族制企业；
从事的多是传统产业，很少介入高新技术产业；
……
的确，浙商们看起来更像是新经济的“落伍者”。按照西方学术的规范看来，浙商的成功有些“不合常理”，一般公式化的理论很难解释他们的实践。从经典的经济学教科书里，我们或许很难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但是如果回到浙商中去寻找，答案或许非常简单。
为什么浙商能够成为当今中国人气最旺、也最会赚钱的群体？他们拥有什么出奇制胜的手法？法国经济学家佩雷斯特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研究后宣称，“精神气质”在一个地区的发展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浙江商人最大的优势在于精神优势。”著名经济学家梁小民教授也认为，虽然随着时代的变化，浙商的创业模式、经营模式会随之转型，但那些牢牢扎根于浙商心中的可贵财富品质却永远不会褪色。
浙江是“吴越”之地，吴越文化博大精深。拿吴越民俗来说，由于民俗是文化中最富于区域文化特色的一个部分，其间存留着古老习俗文化的传统基因。这方面不限于典籍上记载的古越人断发文身、凿齿锥髻、踞箕而坐乃至喜生食、善野音、重巫鬼之类原始风情，也包括流传于后世的种种越地的民情、礼俗、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及民间信仰，尤其是从这些习俗信仰中反映出来的越人的质朴、悍勇和开拓进取的心理特征，一种多少带有野性成分的精神气质。正是这样的气质，使得越文化与讲求礼乐文饰的中原华夏文明有显著差异，呈现出其自身的个性。
尤其是越地经济、文化主要是在山区与海岛之间展开，“地狭民贫”之称到南宋年间因循未改，这就迫使越地居民致力于以斗争求生存，冒险开拓进取也远较其他人为习见。越人的冒险开拓精神一直延续到晚近，有三个事例足以昭显，那就是明清的“绍兴师爷”、民国期间的“宁波同乡会”和当前出现的“温州模式”。明清时代，越地经济、文化已然发达起来，受教育的士子陡然增多，而因科举取士在各地实行配额制，众多越地人才无缘由科举晋身仕途，于是相当一部分人转入幕僚队伍，形成独特的“绍兴师爷”景观。“绍兴师爷”在文人笔下以利口机心著称，近于恶谥，其实并不简单。学做“师爷”，要抛弃弄惯了的八股文，去熟悉钱粮、刑法等各种实务，还要通达人情世故，练就写公文的好手笔，对习举业的人来说，不啻是脱胎换骨，没有开拓进取精神是做不到的。
进入近代，上海开埠以后，外地移民大量涌入，以原籍浙江省为最多。浙江移民中的宁波籍人甚至在上海成立了“宁波同乡会”，不仅起到联络乡情、互通声气的作用，且能与上海的租界相抗争，以捍卫乡人的权益，在当时创下不小的名声。再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兴起的“温州模式”，温州人以个体小生产发家，而今经商的足迹遍及全世界，不少地区和城市均出现“温州街”、“温州村”之类温州人聚居或经营的场所，这显然又成为冒险开拓行为的样板。
有专家说，20多年来浙商“走遍千山万水、吃遍千辛万苦、想尽千方百计、说尽千言万语”，形成了所谓浙商“四千精神”。然而如今，“寻求蓝海，不在同一层次和领域内进行肉搏式的竞争，这已经是未来20年的关键词。”此前，分众传媒董事局主席江南春说，“需求无处不在，即使无聊，也会产生无聊经济。”在过去的20几年里，这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生，独辟蹊径，针对人们在等电梯时的百般无聊，推出一项“楼字电视广告”事业，创办了一个市值超过30亿美元的企业。
诚然，浙商产品做得好并不是偶然的，他们不仅对产品研究非常执著，更是善于整合资源，运筹帷幄，开拓资源最大化平台是浙商的一大特点。产业没有性别之分，只有知识高低之分。只有不断洗脑、充电，吸收新知识和养分，才能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不断发展壮大，不断地学习、创新是浙商的精神。
此外，在从事的行业里，浙江商人从事的多是传统产业，很少介入高新技术产业。对此有人不服气，凭着浙商们家族化的巴掌大的小企业，做做小商品，在跨国公司巨浪前面还不玩完。但实际上浙商绝不是真的落后，而是最实事求是。浙商发展模式，是创业主体、市场力量、政府意志和本土文化传统共同博弈的结果。浙商是天生的“市场动物”，有了这个“基因”，当“做大做高”的外部条件最佳时，不再满足于低成本优势、低附加值产业的浙商会在内在冲动、政府推动、内外合力的作用下选择“做大做高”。
又见徽商
昔日徽商强势崛起
徽商，即徽州商人，一般指徽州府所属歙县、休宁、祁门、黟县、绩溪和婺源六县经商之人。多数学者认为，徽商始于南宋，发展于元末明初，形成于明代中叶，盛于嘉靖，清代乾隆达到鼎峰，至嘉庆、道光年间日趋衰败，前后达六百余年，称雄三百年。
可以说，自明中叶至清中叶，当时的中国大地上，西至川黔湖广，北至京师关外，南至福建两广，东至滨海江浙，甚至连南洋东瀛，到处都是徽商的车船店坊，到处都是徽商永不疲倦的身影，到处传扬着徽商顽强奋斗的事迹。“无徽不成镇”的民间俗语，为当时这种情形提供了生动的注解。
明清时期徽商之富，称得上是“富可敌国”。清代乾隆年间，仅徽州盐商的总资本就可抵得上全国一年财政的总收入；扬州从事盐业的徽商资本有四五千万两白银，而清朝最鼎盛时的国库存银不过7000万两。
历史徽商是儒商，可以概括为三种人：一是精明的商人；二是有造诣的文化人；三是有爱心的善人。现代新徽商传承历史徽商的优秀商德，又有时代的特色，新徽商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在国际经济环境中具有三种突出的竞争力：年轻、高学历、朝阳产业。
近几年，徽商崛起迹象明显。其先是在安徽省内，先后三年创办了三项大型徽商活动，大力宣传徽商和徽商文化：2003年在合肥创办“首届国际徽商大会”；2004年在黄山举办“首届国际徽商文化论坛”；2005年在合肥举办“首届系列徽商人物”评选；并发起成立了“安徽国际徽商交流协会”（以下简称“协会”）。
此后，通过“协会”把徽商活动扩大到省外、境外和国外。先是成立各地新徽商社团组织。资料显示，近两年各地已成立徽商社团四十多家，国内有北京、上海、天津、宁夏、内蒙、新疆、湖北、广东、重庆、河北、海南、大连、深圳、无锡、杭州、温州、福州、广西、陕西和港、澳等地区，贵州、云南、江苏、东莞、泉州、湖南、台湾等地也在筹建。国外有日本、加拿大、欧洲、澳大利亚、美国的纽约、洛杉矶、旧金山等地，新加坡、泰国、印尼、德国等地也在筹建。2007年先后在大连、石家庄、广西、无锡、厦门召开了部分徽商社团联席会，协会还汇编各地徽商社团的会员名录，并定期修订。然后是建设徽商会馆。徽商会馆是徽商联系的载体，历史上各省、市建有徽商会馆一百七十多处。
目前，“北京徽商会馆”正在修复，原苏州、济南、南宁、杭州等地老徽商会馆也已经修复。除了修复，当前各地徽商社团正在建设新徽商会馆（徽商大厦、徽商会所、徽商俱乐部），已建成新徽商会馆的城市有：福州、合肥、重庆、南宁、上海、黄山等处；杭州建了2万平米的“徽商大厦”，即将竣工，已有计划征地待建新徽商会馆的有：无锡、芜湖、南京、石家庄、新疆、内蒙、海南、大连、天津等地。
据安徽国际徽商交流协会的一项统计显示，截至2007年5月，走出安徽创业的皖箱企业家，资本规模超过百万的有300多万户；在北京，有皖籍务工创业人员60万人，企业工商户近5000家；在上海，有皖籍人员200多万人，创办的工商企业近万户；在温州，皖籍人士达45万人，温州安徽商会目前已有重量级会员200余名；在湖北，有20多万皖箱人士，投资经商或办厂的达1500多家；在新疆，有皖籍企业5000家左右，资本总量达60亿元；在内蒙古，皖箱人士用于投资创业的金额达到数十亿元……
而由皖籍人士创办或掌舵的在国内及国际上处于“领头羊”位置的大公司，也是不胜枚举。资格最老的新徽商，当属靠脑白金闻名的史玉柱；深圳比亚迪集团总裁王传福也是风头正劲。王传福依靠自身技术研究优势，在电池领域精耕细作，在短短7年中做成了饮誉全球的“电池大王”，迫使“东芝”退出锂离子电池业、“三洋”撤离中国市场。在深圳，安徽人王文银先后投资几千万元港币，攻克了业内公认的“国际安规”及产品认证这一技术堡垒，取得了进入全球市场的通行证，成为线缆行业通过“国际安规”认证最多的生产商之一。王文银曾在2004年与李嘉诚、曾宪梓、李东生以及王石等人一起，被评为亚太最具创造力的华商领袖。
投资势力范围：长三角新引擎
徽商开始将长三角作为自己的“名片”。
历史徽商在长三角地区的活动促进了一个城市的繁荣，长三角城市如南京、扬州、杭州、苏州、常州、无锡等，几乎每个城市都曾有大批的徽州的木商、盐商、粮商、丝绸商、布商、典当商。而经济的发展必然呼唤文化的繁荣，历史徽商还是长三角地区文化繁荣的催化剂。改革开放后，一批新徽商继往开来，也开始在长三角地区崭露头角，正在成为这个经济带的一支劲旅。
现在，长三角以1%的国土面积，不到6%的人口，创造了占全国20%以上的GDP，吸引了占全国近50%的境外资金。长三角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经济总量规模最大的区域之一，成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专家普遍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最具活力的地区。接轨长三角是实施东向战略的核心，已成为徽商崛起的一次新投资引擎。
长三角地区或为徽商带来丰厚的商业利润。长三角地区是我国吸引国际资本的“强磁场”，大量外向型企业的涌现使得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国际化程度大幅提升，成为我国对外经贸的重要窗口。同时，长三角地区正在成为西太平洋地区重要的制造业中心，综合实力排名我国区域经济第一，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引擎，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能力不断增强。实施东向战略，承接长三角地区的产业转移，有利于徽商借鸡生蛋，挖掘新的商机。大交通、大产业、大市场，以及不断改善的生态环境，使得长三角地区正在成为世界六大城市群。实施东向战略，有利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更好地接受辐射，有利于徽商借梯登高，做强做大。
安徽与长三角之间长期以来保持着密切的经济联系。上海解放的第二天，来自安徽的船队满载着上海人民迫切需要的粮食、煤炭等物资，驶入了黄浦江。50年代，上海104户企业迁入安徽的合肥、芜湖、安庆、淮南和蚌埠等地。这些企业后来大都成为安徽的骨干企业。上海东南医学院迁到安徽，成为今天的安徽医科大学。上海在安徽建设的一批设备比较先进、有相当规模和技术力量的三线企业，80年代也无偿地移交给了安徽。在长三角的崛起中，安徽在能源、原材料和农副产品提供、劳动力和人才输入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在这一过程中，也培育了一大批在长三角创业的现代徽商。
近年来，长三角掀起了一场以“3小时都市圈”为目标的规模浩大的“路桥运动”。现代徽商正借力通过参与路桥等基础设施建设，抢占市场先机，争取发展机遇，而且借助高效边界的立体交通，迅速融入长三角，重振徽商雄风。
此外，长三角地区人口众多，居民收入水平较高，有着巨大的消费能力，是中国规模最大、最成熟、档次最高的消费市场之一。充分挖掘长三角的市场潜力，扩大皖货在长三角地区的市场份额，是安徽融入长三角的最基本的途径。现代徽商正抓住商品东进这一机遇，主动向长三角市场需求商机；同时通过逐鹿长三角市场，熟悉国际市场规则，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占领国际市场份额。
另外，长三角属于资源和能源都比较紧张的地区。安徽的资源，尤其是煤炭资源比较丰富，煤电潜力大。2003年安徽煤炭产量7200万吨，居全国第6位。“皖煤东运”、“皖电东送”在促进安徽和长三角地区经济互融的同时，也为徽商的发展提供了无限的商机。现代徽商这个紧紧抓住加快煤电运等发展的机遇，放手发展。
晋商5000年
晋商素描
晋商俗称“山西帮”，亦称“西商”、“山贾”。虽然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周朝的晋唐时期，但真正崛起于明代，至清乾隆、嘉庆、道光时已发展到鼎盛期。特别是到清朝中叶，晋商逐步适应金融业汇兑业务的需要，由经营商业向金融业发展，咸同(1851～1874)时期山西票号几乎独占全国的汇兑业务，成为执全国金融牛耳的强大商业金融资本集团。并形成山西“北号（票号）南庄（钱庄）”两大晋商劲旅。
执金融之牛耳
清朝皇室在入关之前就认为，“山东乃粮运一道，山西乃商贾之途，若二省兵民归我版图，则财富有出，国用不匮矣。”事实证明了清室的眼光。晋商后来成为其“御用皇商”。
晋商之所以在明清崛起辉煌，跟当时的政治也有关。明朝朱元璋当政后，为了防止北逃的蒙古人侵犯边陲，在北部设立了9个重镇，相当于现在的9大军区，驻扎了120万军队。这些人的生活和军需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为了保证粮食的供应，实行了“开中制”，就是用粮食换“盐引”，当时的盐政府严格控制，并凭票买卖。
晋商抓住了商机。山西虽不是产粮大省，但山西有的是劳力，可以从中原运粮。开中制为山西人致富创造了机会，通过贩卖盐和茶叶，晋商在西北地区兴盛起来。到了明朝中叶，晋商正式形成了一个大的商帮，主要由自由贸易和贩运的商人组成。清代晋商进入了鼎盛时期。
雍正5年（1727年）清政府与俄国政府签订了《恰克图条约》，开放边境城市恰克图为两国的贸易口岸，自此打开了中俄贸易的直接通道，也在亚欧大陆打开了一条“茶叶之路”。晋商又不失时机地把持了中国方面的这段生财之路。
票号创造，是晋商对现代金融的杰出贡献。“日升昌”被今天的学者形象地誉为“中国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
清道光3年前后（1823年）一个名叫雷履泰的山西商人在平遥城开设了中国第一家经营异地汇兑业务的金融商号一日升昌票号，在那以后一百多年时间里，山西人陆续开设的票号曾一度控制了整个大清国的商业流通。到了1904年，山西票号在全国一百多个城市开设了459家分号，经营的金额高达七、八亿两白银。难怪梁启超说山西票号“执中国金融界牛耳”。
重信守诺
明代一位山西著名商人王现说过这样一段话：“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天之鉴也。”
山西票号获得了“汇通天下”，“九州利赖”的声誉，晋商的守信和重义简直令人折服。即使在他们走向衰落、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也坚持了这种操守。1914年，日升昌是在战乱中一分不少地兑换完顾客的银子倒闭的。这种持恒，成为悲壮的历史一幕定格。
要做异地兑换，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信用。山西商人建立了。他们把儒家和农耕文明当中的那种诚信挪移过来，和商业文明组合在一起，所以有一种很好的成果。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北京城中许多王公贵戚、豪门望族都随着慈禧、光绪逃往西安。由于仓皇，这些人随身携带的只有山西票号的存折，一到山西，他们纷纷跑到票号兑换银两。
山西票号在这次战乱中损失惨重，它们设在北京的分号不但银子被劫掠一空，甚至连账簿也被付之一炬。
没有账簿，就无从知道什么人在票号里存过银子，更无从知道储户到底存了多少银子。在这种情况下，山西票号原本可以向京城来的储户言明自己的难处，等总号重新清理账目之后再做安排。但是，以日升昌为首的所有山西票号都没有这么做。只要储户拿出存银的折子，不管银两数目多大，票号一律立刻兑现。
日升昌和其他山西票号面临危难之时所表现出的胆识让人赞叹。他们不惜以不计后果的举措向世人昭示了信义在票号业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以义制利的古训被晋商透彻地理解之后贯彻在实践当中。
“利以义制，名以清修”成为晋商的生存之道，更是晋商的成功秘籍，奠定了晋商500年的辉煌！
“新晋商”战略
新山西建设离不开“新晋商”的崛起，而“新晋商”之新必然要摆脱之前那种依赖于耗取自然资源的发展方式。面临自然资源的日益枯竭和当地政府对小煤矿的严厉政策，晋商不得不重新思考未来的资金投向，以新颜换旧貌。
拓展山西服务业
近几年山西省提出以发展服务业为突破口，着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的目标，成为山西省的“四大攻坚”之首。
为了发展服务业，山西省将成立服务业发展领导小组，指导和协调服务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制定完善服务业发展总体规划和重点服务业专项规划，加大在对各市考核的44项指标体系中服务业的权重，力争全省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未来3年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到2010年的比重达到40%左右。
同时，还将设立服务业发展专项引导资金，重点支持一批带动力强的服务业项目。在旅游业发展方面，将进一步建设完善重要旅游景点与支线机场、高速公路、干线公路便捷通道，实施任何一个重要景点到最近机场或省辖市“一小时通达”工程。
据悉，政府将着力发展开放型服务业，鼓励山西商人走出去，把服务贸易与吸引外资结合起来，逐步扩大服务业开放范围，支持具备条件的服务企业走向国际市场，参与工程承包，扩大劳务交流，发展几个具有国际实力的大企业、大集团。
承接珠三角产业转移
除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领域外，山西全面开放所有投资领域，欢迎海内外投资者进入。特别是把对外开放与调整优化经济结构紧密结合起来，重点鼓励国内外企业投资新能源产业、煤化工、装备制造、材料工业、旅游业、高新技术产业、特色农业和农畜产品加工业、服务业以及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等领域。
在各个领域，欢迎国内外投资者来山西独资开发建设，也可以与省内外国有、民营企业合资、合作上新项目，或通过国内外各种产业基金、投资基金进入。山西还有一批国有、民营企业希望通过转让产权、股权嫁接国内外资本，引进战略合作伙伴共同发展。
为承接海内外产业梯度转移，山西建立了招商引资项目库，进行动态管理。现在项目库中共有2800多个招商项目，总投资为1100多亿美元。
目前的山西，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大致相当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广东，正处于百业待兴、蓄势待飞的前夜，可以说是商机遍地，三百六十行，行行有商机，行行大有可为。可以说，现在正是海内外投资者到山西投资兴业，实现产业转移，拓展发展空间的大好时机。
资金流向新矿产市场
随着山西煤矿行业的调整，当地中小煤矿企业的境况愈加窘迫。不少煤矿企业已经将投资眼光放到了煤炭资源据全国首位的新疆。从2003年开始，庞大的山西民间资金就已经开始陆续流入新疆，据悉目前资金量近达4000亿。
山西煤老板懂得如何投资煤矿所以挑选煤种和产地都显得非常谨慎，他们更多看中的是新疆的焦煤。据悉，一吨新疆优质炼焦煤是300元，变为精洗煤后可以炼出优质冶金焦，出厂价一吨能达到1000多元。此外，炼焦的副产品煤焦油一吨是1100多元，一吨粗苯的价格就是三四千元。
当然新疆的基础设施也是让山西老板对当地煤矿产业谨慎投资的原因之一。该负责人解释，新疆地处中国最西部，交通不如山西便利，运输成本比较高。此外，新疆煤炭主要分布在南疆地区，除了交通因素外，当地的基础设施是否配套，比如开煤矿需要水、电、公路等这些都需要仔细调查。
岭南粤商“头啖汤”
粤商素描
孕育中国海洋文明
中国的海洋文明滥觞于南方——这是地理及历史环境造成的。历史上限于当时的航海装备和技术，相对平直的东边海岸线不利于航行，长期视为贸易障碍。山东半岛至长江口之间的海上贸易活动，要到公元前五世纪吴越王国兴起时才见诸载籍。而珠江三角洲，堪称为中国海洋文明的故乡。
珠江水系和南海相通，继而可通各大洋。这种自然条件使珠江三角洲有可能成为“海洋总汇之地”，居民便于从事水上生计。依靠海洋，为当地海洋贸易提供了优越的条件。通过南海，珠江三角洲可与南海沿岸的印度支那半岛、南洋群岛诸国，乃至经各大洋而同世界各国相交往。
秦汉之前，已与南海沿岸各地发生了海上贸易交往。最早记载海上“丝绸之路”航线的文献是《汉书·地理志》。西汉初年，汉武帝平南越后即派使者沿着百越民间开辟的航线，从广州出发，带领船队远航南海和印度洋，经过东南亚，横越孟加拉湾，到达印度半岛的东南部，抵达锡兰（今斯里兰卡）后返航。汉武帝时期开辟的航线，标志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端。
由于南海贸易交通的需要，广州航海航海和造船技术也居领先地位。汉代的楼船有重楼、有十桨一橹，广州是楼船制造的中心之一。已懂得依赖季候风、借用牵星过洋的办法航行。
广东境内港口众多，主要有广州黄埔港、汕头港和湛江港等。广州凭借自身拥有的海陆交通中心的优越条件，成为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是世界海上交通史上惟一的2000多年长盛不衰的大港。
岭南重商文化
重商是一种文化，是在岭南这一地域文化中无处不在的精神特质。广东人敢于冲破一个个传统禁区，“用好政策，用足政策”，背后的一个重要动力就是重商精神。
重商作为文化精神而非简单的意识，还在于它渗透于粤人生活方式的各个领域，构成浓重的文化氛围，是广东最早形成市民社会的动因，而不只是与商人相联。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人们注重实务、实利和世俗生活，讲求感官享受而淡化儒家和传统理念。
商业和消费文化强力催生了广东经济奇迹，岭南商业文化和平民文化以当代中国强势的地域文化大举北上，与“京派文化”和“海派文化”互相补充与砥砺，构成三足鼎立之势。
重商性和平民性是岭南文化特质中起主导作用的两个内涵，而重商性又是基础，它们共同造就了岭南物质文化的多元性、实用性心态和观念文化中的开放性、冒险性、求变的动态心理和兼容的胸怀。
新粤商登场
相对传统粤商（以及中国现代化程度不高的其他地区），新粤商有一个“新”的特点，就是广东经济实质上是一种“华侨经济”，高度介入全球分工体系，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因此企业经营管理比较专业化、国际化，目前这种管理专业化甚至领先长三角5～10年。
与其他地区相较，它有一个“粤”的特点，即兼容、务实、进取。新粤商群体接纳了大量出身外省的企业家，这跟“血统纯正”的浙商等很不同；假如以国际视角看——它不同于日本、德国企业家，却很像美国式“商帮”。
长期从事新粤商研究的周兆晴说，“新粤商”应是有别于过去“商人”的“工业家”——新粤商之所以有别于传统粤商，在于目前活跃在珠三角的广东企业家主要由一批“工业家”所组成。他们不仅是制造业领域的创业先锋，甚至在诸如金融保险、地产、旅游、零售、传媒等诸多产业领域，也明显呈现“工业化生产”的经营模式。“工业家与商人不同，商人做生意犹如谈恋爱，发现无利可图可以马上分手；工业家投资兴建一个新的工厂，就像结婚成家。他可能要用几个年的心血去经营，它需要企业家对自己的事业作出长期承诺，而不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这是新旧粤商的最大区别。”
粤商转型破题：升级与转型
广东有近七成的企业属于成本指向型，这些企业总部在外，重心在外，突出表现是对当地有限资源的占有、能源的消耗、环境的污染。虽然它们对广东经济发展有贡献，但对当地自主创新能力并无大帮助，甚至部分企业的技术水平已经明显低于当地工业整体的发展水平。因此，长期以来，粤商都面临产业升级的现实考问。
力争上游
中国的上游产业是开放最迟的，大部分还是垄断行业，政府和国有大集团联手控制，民间资本很难进去。在很多情况下，它就可以操纵供给、操纵价格，用它垄断的高价格来和下游的民营企业交易，这样一来，就造成利润向上游转移，向这些垄断的国有集团转移，而下游的民营企业，成本就越来越高，利润越来越薄。
目前，广东的民营企业因为占据的是下游产品行业，加工贸易附加值很低，上下游都被吃，上游被垄断集团吃，下游被采购商吃，被高端的国际品牌商吃，利润越来越薄。
资源的瓶颈还不单是原材料、能源，还包括土地的短缺、廉价的熟练工人的短缺等等。
作为粤商这样经过20多年发展积累的民企群体，必然要有一部分民营资本要往上走，进入到重化工、能源、资源产业，一方面开辟新的利润源，另一方面通过民资的进入，打破国有企业在上游的垄断，增加资源的供给，降低成本，也有助于舒缓下游产业的资源瓶颈。
民营企业必须主动地去推动垄断行业的开放。尽管国家已经颁布了“非公36条”，开放民资进入垄断行业，虽然因为利益集团的消极态度，有关的操作细则迟迟不出台，但毕竟已经在往这个方向转；同时因为中国入世，垄断行业在一段时间内都要陆续对外资开放，这样就无法再对民资封闭。
比如近几年，全国工商联呼吁开放民资进入石油采掘行业的呼声就特别高。
升级和转向
粤商低调，缺少开发品牌，制造舆论关注的行为。但现在的问题是因为下游的恶性竞争，产业利润都流失掉了，把品牌建设的投入、人才培养的投入、技术研发的费用都给挤掉了。比如这几年在出口方面的恶性价格战，引发中欧、中美的贸易摩擦，就让粤商、浙商都吃了很大亏。
因此，下游的民营企业需要一种行业制度的创新，需要建立一种行业自律的机制来制止这种无序的竞争。
同时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增加了人力成本；人民币升值与出口退税下调，增加了出口成本；国土与环保政策从严，增加了创业与扩张成本。面对大部分企业难以躲开的这“三大难关”，等待观望或者抱怨抵触都没有出路。
目前，在东莞，15000家加工贸易企业中已经有5000家涉足内销市场，曾名噪中外的“三来一补”再次进发激情。历来重外贸而轻内销的粤商已经将产业的梯度转移指向了内地，这其中包括产业基地搬迁至中部以及产品的销售开始重视内地市场，据悉，不少企业产品内销比例已经逼近出口。
从2007年开始，广东省外经贸厅为减少贸易顺差、增加国内市场供给、提高地方财税收入以及有效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广东从当年的7月1日起全面推动加工贸易内销，根据有关政策下放加工贸易内销审批权限，省内共160个市、县（区）的加工贸易合同审批机关均被赋予内销的审批权。
粤港澳一体化
广东省大气魄地实施“外优内强”战略，全面增强珠三角核心区的发展活力。一方面，广东充分借助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自由贸易港对全球的辐射力，以及澳门对萄语国家的影响力，全面加强与港澳地区的携手合作，整合打造财富高度聚集的珠三角；另一方面，广东特别是珠三角各个城市又以构建起“港主服务，粤主制造”的新型“前店后厂”关系为主导。
广东正从整合“小珠三角”向包括香港、澳门的“大珠三角”，到辐射华南、西南乃至东南亚的“泛珠三角”，这“三级跳”已大大拓展珠三角核心区的发展后劲和辐射空间。根据规划，粤港澳将通过10年至20年时间的努力，把珠三角战略核心区的大珠三角建设成为世界上最繁荣、最具活力的经济中心之一，广东要发展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制造业基地之一，香港要发展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以现代物流业和金融业为主的服务业中心之一。
苏商沧海
苏商映像
有人将苏商比作“优裕一族”，不无道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与自然条件恶劣而被迫走西口的晋商和走出徽州的徽商不同，江南的富庶养育了苏商。苏商产生地——苏南，山川秀丽，风光旖旎。
出身优裕
“日出万匹，衣被天下”的江南，藏身其后的正是低调委婉、讲求实效。
从邗沟兴运、吴王煎盐到洞庭人深通商略、南通及无锡创办工商实业，江苏的工商业者一代代艰苦创业。
从大明朝首富沈万三到清末民国首富张謇、荣氏家族，到以新首富荣智健、施正荣为代表的新苏商，苏商继续着财富神话。
苏商，不外露、不张扬，只暗涌。
历史上被赞誉为鱼米之乡的苏州河畔、太湖流域，酒肆林立、商旅辐辏、店肆如鳞、客贾云集。斗转星移、世事浮沉，先天资源的充裕成就了苏商，也迟滞了他们的进一步跃进，苏商一直在兴盛与衰落之间缥缈游移。
苏州的东山、西山，当年，这里出去的洞庭商人曾名噪一时，甚至可看作是近代苏商的缘起地。洞庭商就是苏商中最突出的一支，形成于苏州西南郊区太湖中的洞庭东西两山。
明末文学家冯梦龙在他编的《醒世恒言》中描写道：洞庭两山之人，善于货殖，八方四路，去为商为贾，所以江湖上有个口号，叫做“钻天洞庭”。因为其在商业活动领域名声大著，所以与当时全国最有名气的商帮徽商合称“钻天洞庭遍地徽”。
底蕴深厚
早在春秋时期，苏南的青铜器冶炼和锻造已闻名遐迩。隋唐以后，“天下大计，仰于东南”，“赋之所出，江淮居多”。大运河的开凿，淮北的盐场，繁华的扬州城，成为东南财赋、漕运、盐铁转运的中心。
唐后期，“苏常熟，天下足”的民谣广为流传。到宋、元，全国经济重心南移，苏南的商业消费主体——市民阶层进一步壮大活跃。早晨，市民们摇着小船载着家织锦缎、鱼虾和陶器去集镇上出售；傍晚，归来的渔舟中是油盐、花布。
清朝初年，纺织匠人“黎明林立花桥、广化寺桥，以侯相呼”，苏州城内资本主义遍地开花。
和历史上著名的商帮一样，当贩夫走卒们从江南的蒙蒙烟雨中“深巷明朝卖杏花”一路走来，当苏州河畔、太湖沿岸的茶楼酒肆演绎成百年老店，当明清时期，中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得到发展，一个在近代纵横捭阖的商业群体——苏商诞生了。
作为地域性商帮，苏商的形象也正在其时日渐清晰：他们主张“货殖为急”，“时任知物”，实业为主，商贸为副，强调信誉为本，精细作业。他们具有经济头脑，常常实行薄利多销，以加快资金周转。因为才子、士绅的不断加入，苏商的经商素质相对较高，这一点是苏商有别于其他商帮的重要标志。
早在1902年，苏州商人成立了苏商总商会，以期共商发展和振兴工商措施。由于商会与各行业的商人保持密切联系，使苏商逐渐形成了以商会为核心的整体经营网络。
商海沉浮
与擅长金融票号的晋商和专注商品贸易的徽商不同，苏商是崇尚实业的近代新式商帮。上海开埠后，（马关条约）允许外国人在上海设厂，临近上海的苏南士绅近水楼台，最先见识了现代化工厂和大机器，他们纷纷回到苏、锡、常兴办纺织、冶金、航运、成衣等加工制造业。
因此，在清末的“实业救国”浪潮中，以张骞、荣德生等为代表，无论数量和规模，苏商创办的实业都让其他商帮望尘莫及。至20世纪30年代，苏商空前壮大，成为当时上海滩最重要的一股经济势力。
可以说，近代苏商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代表。他们埋头做事，低调做人，遵循着“远官僚，亲商人”的古训，孜孜不倦地追求着“事业富国”。尽管与官僚少有来往，使苏商避免了重蹈晋商和徽商在改朝换代的政治斗争中大起大落的覆辙，但却因此不断受到外国资本、官僚资本的倾轧。
江苏商人走南闯北、孜孜以求的精神和智慧使得“苏商”品牌经久不衰，也使得江苏经济成为中国本土经济中长青树。如今苏商已不再仅仅是一个文化或历史概念，它已经成为江苏企业家的品牌代号，成为江苏精神人格化的体现。
投资势力版图
自古苏商就在老家崛起，如今早就完成了自我蜕变的苏商们，正以前所未有的心胸与气魄同纷至沓来的国际大企业在江苏经济舞台上一决高下。新的江苏就像一只涅磐的凤凰，于新世纪初振翅高飞。
力挽苏北
这一两年，苏南经济又进入高速增长期。以苏州为例，苏州的GDP、财政收入在全国大中城市名列前茅。如今，这座有2500年历史的水乡古城现在已颇似一个世界著名企业的展览馆，世界500强企业已有多家落户这里，众多台商云集于此。
当然，在整个苏南，忙着赚钱的不只是世界500强和台商们，更多的是土生土长的苏商们。在2000年，《福布斯》杂志中国富豪排行榜里，还没有一个苏商名列其中，如今，江苏的企业家很多赫然在榜。
与日新月异的苏南相比，苏中、苏北差距颇大，尤其是苏北明显滞后，严重地拖了江苏的“后腿”。
从古至今，苏北，一直是江苏人的“心病”。
让苏南、苏北、苏中并驾齐驱，实现区域共同发展，也一直是江苏人的梦想。
而今苏商对苏南要“锦上添花”，对苏北要“雪中送炭”，对苏中要“釜底加薪”。这种开发，无论是对于提升苏南发展水平、促进苏中快速崛起，还是激发苏北后发优势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所以，当苏北、苏中和苏南一起比翼齐飞之时，苏商们才能真正傲视群雄，书写新的辉煌。
转型创新
从上海驱车不出一个小时，便进入长三角最具活力的苏锡常经济圈，这也是苏商的聚集地。
这里以毋庸置疑的经济数据诉说着苏商的成功：2007年，苏州、无锡、常州三地GDP总值达9690亿人民币，其中，苏州市GDP总值为5596亿人民币，位列全国城市排名第五，其之前分别是被称为传统意义上的一级城市的“北上广深”。
从成长性来看，2007年苏州以16.10%的年成长速度，成为全国城市GDP十强中，成长最快的城市；无锡市以16.0%位居GDP个强成长率第二位；常州市2007年的GDP增速，也达到16.0%。
纺织、零售等行业似乎是苏商的专长。旧苏南模式也好，新苏南模式也好，正在转型中寻找原始内生动力的苏锡常，其新成长力的背后，开始注入新的元素，例如资本——新资本。
同时，对于那些希望在生机勃勃的长三角地区寻找机会的资本来说，仅次于上海的苏锡常商圈，也成为首选。这里诞生了国内第一个创投引导基金；数百个境内外的创投、私募基金，包括当地民间资本力量，也在这里，寻找新成长机会。
另一个新元素是除了在本地崛起之外，苏商也开始“游走”。
例如去年苏商听闻武汉城市圈即将获批国家“两型社会”综合改革试验区，本已定下在京举行的首届“国际苏商论坛”马上改址武汉，准备开拓武汉市场。雨润集团、小天鹅等在鄂都已有投资项目。
随着西部市场逐渐打开，不久之前，江苏南通工商联的69家会员企业决定，将在江津区双福工业园投资8～10亿，打造国际家纺城，建立家纺工业园。
新时期，苏商保持着一贯的含蓄内敛，却力求在致富路上创新。
投资势力范围
南京
“金陵自古帝王州”，东临长江三角洲，西靠皖南丘陵。当下第三产业迅猛发展，撑起经济半壁江山。
代表企业：
苏果超市：在南京，苏果超市占据着超市业态50%以上的市场份额，是江苏省超市零售业最大的商贸流通企业。
苏州
苏商发源之地，小桥流水、美食评弹是老苏州的烙印，外向型经济中新兴的工业园区是苏州的新地标。当今世界500强近100家聚集于此。
代表企业：
江苏梦兰集团：以绣花针起家，擅长捕捉市场变化，闻风而动，在全国同行业中创出第一个“中国驰名商标”。
无锡
吴文化源起之地，已渐变为沿海地区最具活力的工业城市。颇有儒商之风的新苏商在此地活跃异常。所辖锡山市多年评为全国百强县之首，号称“华夏第一县”。
代表企业：
红豆集团有限公司：1983年以针织内衣起家，创业伊始就以创民族品牌为己任，用饱含相思之情的“红豆”作商标，立志打造国内第一文化品牌。
南通
长江入海口北岸，天然避风不冻港。从远古时代的茫茫江口海域，到汉代的“煮海为盐”，昔日著名产盐区已然成为中国近代纺织工业的发祥地之一。
代表企业：
江苏综艺集团：偏安一隅，擅长突破旧有模式，寻求市场稀缺资源，“小地方也能出大公司”。
闽商创富传奇
闽商画像
“闽商”是福建商人的简称。历史上很早就有闽商的提法，它作为中国十大商帮之一，与晋商、徽商、粤商齐名。
与中国其他商帮相比，闽商的一大特色是国际化。据统计，福建现有海外华侨1000多万人，分布在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闽籍的港澳同胞约120多万人，闽籍台胞几百万人。
而当年为什么福建有这么多人愿意离乡背井？愿意忍受各种痛苦乃至危险？被普遍提到的原因之一就是“福建地狭人稠”。没有土地耕作、没有足够粮食的福建沿海，人们被迫走向省外甚至走向大海。
第一代闽商离乡背井、出洋谋生确实与福建土地贫瘠、地少人多有关。至少在宋元时期，闽南男儿就视出洋为正途。宋元时期，享誉世界的“海上丝绸之路”就是由福建商人开创的；明清之际，郑氏海商集团又建立起纵横东亚、东南亚的海上商业王国。
但是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教授庄国土说，相对于民风较为保守的北方和内地，闽南人更具开放和向外开拓意识。传统文化注重的安土重迁，“父母在不远游”，在闽南几乎没什么影响力。闽商闯荡全球的历史显现出典型的海洋文化特征。
从历史上看，在唐代以前，福建人的主要经济活动还是小农耕作的农业。在经历了唐代的开放和五代十国“政权空白时期”对外贸易的大气候后，重商逐渐取代重农。各种资料显示，宋元以后，随着阿拉伯穆斯林商人，以及欧洲商人和印度商人来闽的日益增多，福建人的经商从对外贸易开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其足迹遍布东南亚、东北亚、印度洋，甚至远至东非、地中海等广大地区。
因此，有学者指出，福建人的经商意识，首先表现在远航贸易。宋元时期福建泉州人拓展了通向世界的海路，经济上获得巨大成功，到南宋末年及元代，把曾一度执东方海上贸易之牛耳的广州抛在了脑后。因有海外贸易，才会有闽商的富庶，航海贸易无疑是催化闽南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在此过程中，闽商中产生了一支不可忽视力量——闽籍华商。在遍布全球的5000多万海外华侨华人中，闽籍人士占1/5，世界华商500强中，闽商也占了超过1/10的份额。这些闽箱华人资产存量估计超过3000亿美元。闽商成为国际商界的劲旅，有海外第一大商帮之称。
其次手工业生产地位突出。航海贸易的发展使舶货源源而来，同时也会有大量的本土货物，特别是手工产品出口海外，对福建本地的手工业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三是促进农业产品的商品化。在商品贸易的强烈刺激下，农田栽种的经济作物面积日益扩大，农副产品在出口商品中也占了很大比重，部分土地和劳动力逐渐纳入商业网络中，这是重视商业活动带来的又一个必然趋势。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历史上十大商帮之一的闽商，在沉寂了一段时间后，再次以其惊人的成长速度、不断壮大的经济实力，跻身目前中国经济舞台最活跃的三大商帮之一。
现代闽商积累财富只有二十多年时间，目前大多数仍是中小企业，但也已出现了一些很有实力的企业家。而在这段时期，许多海外华商回福建投资，带回了许多外界的商业经验和经营理念，成为福建对外开放的重要载体。有海外闽商的配合，不少“本土派”闽商在很短时间内就完成了资本积累。这也使得他们，在很短时间里就再度崛起。
在福建本地，闽商已成为当地经济的生力军。闽籍企业家创办了一大批企业，形成一个个产业集群，如晋江鞋业、南安建材、安溪茶叶、德化瓷器等。如今，仅一个“县”——晋江，就产生了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晋江”模式，培育出了“安踏”、“安尔乐”、“七匹狼”等中国知名品牌。
此外，在国内上海、东北、华北，都不乏闽商的身影。其经济实力不容忽视。在北京，就出现了活跃房地产界的“闽商帮”的四大家族企业。同样在北京，福建人已注册五千多家企业，分布在房地产、物业管理、机械建造等二十多行业。
此外，角力国内市场的同时，拥有海洋文明特征的闽商也没有放弃海外市场。改革开放以后，涌现出许多福建箱新华侨华人，走出国门创业。福建籍新华侨华人已接近一百万人，占了中国大陆新华侨华人的四分之一。仅福清一县，2004年就从日本汇回福建三个亿元人民币。
可以说，历经千年的演变，如果说第一代闽商是为生计而远走他乡，现代的闽商则是为了发展而向外扩张，“开放、拓展”等意识早已融入他们的血液，成为闽商文化特有的禀赋。
晋江民企涌动上市潮
继2007年安踏(02020.HK)以及特步国际(01368.HK)于3日在港交所挂牌交易后，晋江运动品牌匹克、乔丹运动、康威等均进入上市倒计时，上市热潮冲击着“晋江系”。
福建省晋江市是中国民营经济最为发达的县级市之一。根据晋江市政府相关统计数据表明，截至今年第一季度，晋江拟上市企业达64家，筛选确定上市后备企业达49家，包括兴业皮革、美克鞋业、劲霸、利郎、亲亲等行业内的龙头企业，均已进入上市的冲刺阶段。今年，晋江有望再新增5家上市企业。根据规划，到2010年晋江市将有20家以上的民企上市，初步在资本市场形成“晋江板块”。
对于晋江系体育品牌纷纷抢滩上市，安踏副总裁张涛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焦点市场，竞争激烈是肯定的，而体育制造是一个朝阳产业，能够抓住资本，被资本所关注，是中国体育品牌的重要机遇。”
上市热潮
晋江是继深圳和成都之后全国第三个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现在体育产业对晋江全市GDP的贡献达到18%。晋江拥有国家级体育产业品牌37个。安踏、特步、鸿星尔克、浩沙、德尔惠等知名企业均出自这里。
2007年“晋江系”安踏体育在香港上市时，公开发售部分曾获得183倍超额认购。融资约31.68亿港元，创下中国内地运动品牌在境外资本市场的最大招股规模。
在安踏上市的样本作用下，此次以时尚体育定位的特步，经扣除包销佣金及估计发售开支后，本次IPO集资约20.67亿港元。根据特步的招股说明书，招股总数为5.5亿股新股，其中4.95亿股(90%)为配售，5500万股(10%)为公开发售。本次招股特步将以每股4.05港元定价，为招股价4.05～5.5港元的下限。
据了解，目前，晋江共有10余家企业在境内外上市，募集资金近100亿元。仅去年一年就有5家晋江企业先后登陆境内外资本市场，募集资本50余亿。
而据了解，位于晋江的乔丹（中国）有限公司上市也只是时间问题。在此前结束的2008～2009秋冬中国国际时装周上，虽然乔丹（中国）没有公布其上市计划，但外界普遍认为其将成为第一家在国内A股上市的运动服装品牌。
而喜得龙、德尔惠、361°、金莱克等晋江知名运动品牌虽然选择的上市地点不同，但都把上市计划不约而同地定在近两年内。如喜得龙品牌的计划是在2009年完成上市，融资后的目标一要扩大企业规模，二要收购其他一些二流品牌。
对此，一家正在筹划上市的企业负责人介绍说，“大家看着那些已经上市的企业，通过资本市场上圈来大把资金，升级生产线、升级终端销售网络，谁看了能不心痒痒呢？”。
事实上，这位企业负责人的话道出了上市企业的榜样力量。以去年中才在香港上市的安踏体育为例，首份年度报表就颇让业界震惊。据资料显示，安踏去年营业额31.824亿元，较上年增加超过1.5倍，净利润则暴增2.6倍，达5.378亿元。另一个资本运作的先行者七匹狼，则在去年通过增发形式融资6亿用于渠道扩张，在国内服装行业率先进入大店销售和生活馆时代。
奥运效应
随着2008年奥运盛典的脚步临近，国内运动服饰品牌将迎来难得的商机，“奥运体育”概念成为激励体育用品企业上市的动力。
目前国内体育用品行业增长迅猛，市场占有率不断提高。据前锐（上海）商务咨询有限公司预测，2008年中国体育运动服饰市场规模将达到460亿元人民币，年复合增长率为22.6%。目前，耐克、阿迪、李宁、安踏、锐步五大品牌的销售收益约占中国运动服饰市场的40%。
为了备战奥运，“晋江系”各企业正在悄然进行着布局和扩张。5月16日，安踏将旗下上海锋线体育用品发展有限公司以1.87亿元出售给江苏和盛投资担保发展有限公司。这意味着安踏全面结束了阿迪达斯、锐步、Kappa三个国际品牌的代理零售业务，全力发展自有品牌。
而刚刚完成上市的特步，根据招股说明书，特步会将上市后募集资金的部分款项投入到产能扩张，将新建一座大型服装厂，特步所拥有的服装生产线将由原来的12条扩大到120条，产能由原来的100万件扩大到1000万件。
此外，特步与美国迪士尼签订6年特许协议，在中国销售迪士尼运动系列品牌，至今已拓展了200多家分店，开始扩大了与国际品牌的合作。“以收购户外体育品牌、童装童鞋等为目标，无论是国际或本地品牌都会考虑。”特步国际有关人士称，“今年特步在奥运营销方面的投入不会少于2亿元。”
“在奥运期间，13亿中国人将接受了一次体育精神的洗礼，运动精神一定会更加深入人心。”张涛认为在奥运结束后，体育用品市场发展将面临拐点，“不是从快到慢，而是从快到更快。”
勾勒鲁商
鲁商的地域分布包括济南、青岛、烟台、威海。鲁商始于商州，形成于春秋战国。文化特征是“忠信、商议、简约、谨慎”。鲁商“做生意时讲究不能亏良心，做生意时不能对不起朋友；谈生意没有酒，谈话就索然无味，把双方的友谊看得很重”。
鲁商 名重一方
历史上的“鲁商”虽不如晋商、徽商那般辉煌，但兴盛时也曾控制了北京乃至华北地区的绸缎布匹、粮食批发零售、餐饮等行业，特别在东北地区，鲁商有着地缘、人缘的便利，曾在那片“商场”上纵横驰骋，名重一方。
鲁商始于商周，形成于春秋战国，成熟于两汉，在此后的不同历史阶段，又有所发展与完善。鲁商创造的独特的鲁商文化作为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地域文化，是中国古代商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古代商业文化的形成作出了突出贡献。
鲁商的经商之道，最早形成于战国秦汉时期。齐鲁商人在长期的商业经营活动中，逐渐形成了一套主要包括预测分析、经营谋略、业务作风等较为完善的经营之道。
东北与内地贸易历史悠久，明代辽东曾有繁荣的马市。清兵入关后，清朝廷对商人到关外贸易一直实行开放政策，鲁商出关经商者日众，清嘉庆后东北部分地区对关内人开禁，在闯关东人潮中，鲁商日渐增多，并开始定居于东北。
经过上百年的经营，清末鲁商在东北各城商业中均居主导地位。到民国初年，哈尔滨商会共有会员20人，全是山东人，已经是不折不扣的山东商会了。
形成于山东大地的儒学，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和核心，更是齐鲁文化的核心和主要代表。它深刻地塑造了中国人的国民性格，其中尤其深刻地塑造了山东人的性格。山东人的商业观念、商业心理甚至商业风格无不打上儒家思想的烙印。
山东人是中国人中最能吃苦耐劳的群体。他们什么苦都能吃得了，真可谓“吃苦一族”，闯关东，是山东人吃苦耐劳精神的体现，他们是所有到东北拓荒的人中最能吃苦的。从海尔集团到潍坊华光计算机公司；从济南钢铁总厂到临沂市华盛企业集团等负责人，他们都是勤勤恳恳，刻苦工作，这已成为山东企业家的作风品格。
遍考山东历史名人，大商人、大银行家、大实业家，向来与山东人无缘。山东不出大商人，并非是由于山东人天生不善于经营，而是儒家文化长期禁锢所造成的。
如今在济南齐鲁文化名人雕塑园，姜尚、管仲、孔子、孟子……这些古代的儒学圣贤和经营之神，已经给中国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为中华文明古国的奠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斗转星移，在中国自立自强的道路上，又涌现出了另外一批山东人，张瑞敏、周厚健、李桂荣、常德传、鲁群生、孙广信、倪润峰……他们正用另外一种方式，在批判性的继承了他们先哲的经济哲学思想后，结合现代科学经营管理理念，带领他们的企业，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纵横驰骋。
群象经济 以德为本
鲁商经济被商界誉为“群象经济”如：海尔、海信、双星、张裕等大企业历久不衰。
都说鲁商把山东人的豪爽、讲义气和孔孟之道融为一起，在经商理念中“儒家”的色彩极浓，以“诚信”、“义德”为本。
“瑞蚨祥”为儒家亚圣孟子的后裔所创，到近代孟洛川创业之初就确立了“以德为本，以义为先，以义致利”的经营思想。瑞蚨祥的历代的当家人无不体现了“以德为本”这一思想。
当代山东商人传承了前辈“以德为本”的传统。
鲁商的团队协作精神是独一无二的，因此，他们喜欢“大兵团作战”远征世界，屡创商业奇迹。鲁商是名副其实的实力派。
山东人做企业是自觉地在跑一场马拉松，从一开始就做长线，能够胸怀大志，着眼长远，故海尔能够以“敬业报国，追求卓越”的精神自我激励，长期不懈地坚持品牌战略和其服务理念，最终结出沉甸甸的果实来。
直到今天，与浙商、晋商等商帮相比，鲁商的群体认同感都稍逊一筹。不过，在儒商之外，他们仍具有明显的共性，那就是更愿意与政府形成一种默契。
山东有两张，东有张瑞敏，西有山东邹平魏桥创业集团董事长张士平。张士平将一家棉纺企业做成了数百亿元的规模，利税占据了邹平财政收入的51%。张士平的崛起，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地方政府的扶植关系密切。
诸多事例足以显露鲁商的政商关系，用无政不商来描述，并不为过，而鲁商对政治与政途的关注，也表现得比其他商帮要浓厚。
正是山东地方政府的强势，扶持了一批省内大公司。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山东民营力量的相对滞后。
如今伴随山东沿海经济和文化产业的崛起以及环渤海经济圈的腾飞，山东企业迎来了更新一次的发展和飞跃。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的时代，国内企业纷纷推崇“中国品牌”作为发展契机。而山东企业正是认准了企业品牌战略的重要发展思路，一举开创出“山东制造”的新时代。
受到孔孟文化的影响，山东境内的企业家和企业品牌在大力拓展品牌道路的思想上还是有些保守，不能大力的将思想放开。
从鲁、粤、浙、苏各经济强省企业发展过程的分析来看，南方企业更加注重企业和商品的品牌效应和文化力，而山东企业则更加看重质量和信誉，这也导致了山东企业更愿意做内功，忽略了品牌文化与品牌传播的力量。山东的品牌企业在经历了市场与竞争的考验之后，正在逐步成熟和理性，越来越多的企业家也看重了品牌的力量。作为孔孟之地，鲁商是最具有文化底蕴的群体，而品牌文化是需要历史文化作为基垫的。
综观豫商
河南及中原一带的豫商是中国最早的商人，4000年前已经善于经商。其文化特性为艰苦创业，勇闯市场，诚信为本、造福社会。
“草根成长，信用为本，行商无疆，传承有脉”是新豫商的特征。草根成长是豫商最明显的特征，而创新是新豫商崛起的神秘力量。
新豫商厚积薄发
往事并不如烟。
作为中华民族商业、商人的发源地，豫商曾经叱咤风云，在中华民族商业发展历史上写下过重笔浓彩。
从商业始祖王亥到中国商圣范蠡，从商人祖师白圭到儒商鼻祖子贡……幽幽千古，连绵不绝。千年豫商，岁月轮回。
滔滔黄河，孕育了华夏五千年文明，也孕育了中国早期的商人、商业和商文化。历史上豫商的代表人物，当数富过12代、经历了400多年辉煌的康百万家族。到清代中期，康氏家族富甲三省、船行六河，土地达18万亩，慈禧太后亲封之为“康百万”，民间称之为“活财神”。
反思于殷商废墟的荒芜和数千年的倔强，豫商，终于在竹简线帛的丛林中，有了太史公关于河南范蠡的真知灼见；惊诧于从敖都到盛唐到北宋到清末到今天中原大地那乡土式的商业文明，新豫商，终于有了涅后的果敢与厚积薄发。
豫商——这是一个人们或曾经提起或偶尔提起或不常提起的词，在浩若烟海的商帮文化书简中，它只能孤独的栖居一隅，无法找到其过多的痕迹。但作为一个群体，过去，他们演绎着三千多年的商业文明，虽然历史文化长期熏染的黑眼珠和黄河水冲刷得已经龟裂的某些观念，让他们的脚步在失去一些先天优势的土地上曾经踯躅难前。
新豫商——它代表着一个群体，一个品牌，一个平台，一种新的形象，一种新的内涵，一个新的纪元，在历史的坐标中拥有仿佛启明星一样的姿态；新豫商，这是一个动词，它是行动，在碰撞、交流中提高，它是知行合一，厚积薄发，在汹涌多变的市场风云中傲立潮头。
怀着一种使命，一种责任，一种信念，忐忑之中，豫商谨慎而专注地思索；惶恐之中，豫商坚定而勇敢地破浪前行……
在这个族群中，秉承着中原深厚的文化底蕴，一批富有智慧的豫商开始在中国商业舞台演绎着财富神话，并以其卓越的成就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诸如地产界的领袖级人物许家印；金融界重量级人物董文标、邓世敏；制药业的朱保国等等，他们凭着智慧，靠着勤奋，遵循着诚信的商业原则，缔造了一个又一个商业传奇！
这些年 豫商成帮
豫商的崛起，似乎也是历史的必然。
自古豫商的代表人物，当数康百万家族。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过中原大地时，镶嵌在河南人骨髓中的经商基因再度被激活，被唤醒。于是，在2400年后的今天，我们看到“范蠡”的后代、新一代豫商开始出发，他们怀着创业的激情，抱着致富的梦想，从信阳出发，从固始出发，从开封出发，从邓州出发，从焦作出发……从四面八方出发，开始奔赴广州、深圳、珠海、东莞等南粤大地……
据统计，在上海，资产在10亿以上的河南企业不下10家；在广东，河南自主创办企业已达9000多家；在新疆，有人形容“新疆5个人中就有1个河南人”。
近日来自河南省的几千名商人在杭成立了河南商会，河南商人正式以豫商的身份跻身于杭州新商帮的行列。在杭州河南人达到了20万人，创办了大约6000家公司。
云南地产新秀、珠宝玉器行业领军人物、贵州首富、水泥大王，这一个个头衔正在与豫商联系起来。在西部大开发的进程中，部分眼光敏锐的豫商乘势抢占先机，找准市场空白点，奏响创业之歌，崛起在西南边陲的云贵高原。
目前，在滇豫商已超过30万人，他们投资的大型企业有2000余家、中小型企业上万家，总投资超过百亿元。
如果说云南豫商是后起之秀，那么，贵州豫商则不同，既有雄起黔西南的大企业家张氏兄弟，也有刚刚完成异地产业嫁接的年轻后生。三代河南人在黔安家创业，对当地经济发展功不可没。
截至2007年底，在晋豫商累计投资达1000多亿元。多年来，山西省河南商会积极引导会员企业融入地方经济发展。
豫商还有更为惊人的举动，1年前河南驻马店人庞玉良10亿元买下德国帕希姆国际机场的消息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在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中，庞玉良被描绘成中国航空史上首个购买海外机场永久经营权的标志性人物。
在重庆，在广东，在新疆，在天津……豫商们正发出更大的声响，已引起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一些豫商们放言，中国将改变世界，河南将改变中国！新时代的豫商们身上不光有豪气，更具有河南人的淳厚、豪爽和吃苦耐劳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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