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现象改变不了它必然灭亡的命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象论文,命运论文,现代资本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现代资本主义是与古典资本主义相对称或相比较而言的，一般都认为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总统罗斯福实行“新政”以后的资本主义，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资本主义属于现代资本主义。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条件下，在生产社会化和垄断，特别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出现了一系列新现象和新问题。
（一）生产力的巨大变革和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发展
1、社会生产的新特点。资本主义制度确立至今二百多年来， 其间发生过三次科学技术革命，使生产力的发展出现过三次飞跃。现代科技和生产力的飞跃发展促进了生产的进一步社会化，在社会生产中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如分散生产、适当规模、非城市化、在家工作等。
2、现代科技进步改造、丰富和优化了生产力的基本要素。 在劳动工具方面，出现了一系列划时代的新型的先进的生产工具，如电子计算机、机器人、原子发电设备、人造卫星等等；在劳动对象方面，新型材料的不断涌现，扩大了劳动对象的范围，提高了劳动对象的质量，加快了劳动对象的生产，从而推动着新兴产业和原有产业的迅速发展。在劳动者方面，由于现代科技日新月异，劳动者的文化和技术素质及应变能力有了很大提高；脑力劳动日益成为社会劳动的主体，现代科技正是通过在生产过程中与生产力基本要素的结合，推动着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
3、国民经济的全面现代化。 第三次科技革命几乎在各门科学和技术领域里都取得了突破，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全面现代化。因为这次科技革命的核心——电子技术，可以广泛地应用于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因而不仅进一步促进了工业和交通运输的现代化，而且实现了农业现代化，推动了商业服务业等部门的现代化，改变着整个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面貌，加速着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进程。
4、社会分工和经济商品化高度发展。六十年代以来， 在现代资本主义工业中广泛发展起来的各种专业化分工形式，特别是零部件专业化分工和工艺专业化分工的发展，已使工业生产走向了最全面的社会化；现代资本主义农业由于其内部分工和同其他部门的分工十分发达，已是高度社会化的生产体系。在生产社会化发展的基础上，即在社会分工高度发展基础上，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在广度和深度上也都获得了高度发展。
5、物质生活水平明显提高。 战后在现代科学技术进步和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较快的基础上，社会消费水平和劳动者的物质生活确有较显著的改善和提高。主要表现有：实际工资呈上升趋势，高档消费品普及；居住条件有了明显改善；劳动时间普遍缩短；工人出国旅游比较普遍；社会福利事业发展较快。
（二）生产关系的演变和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到新阶段
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转化为生产力，不仅促进了生产的社会化、人与自然关系的社会化，而且也促进了人际关系的社会化、生产关系的社会化、个体资本股份化、私人资本国家化、民族资本国际化，从非垄断的社会资本发展到垄断的社会资本再到国家垄断的社会资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获得很大发展，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
（三）上层建筑的调整和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新作用
在当代资本主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运动中，上层建筑日益强化其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功能，特别是加强国家的经济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这是当代资本主义上层建筑调整的新趋势和新特征。具体表现如下：
1、国家调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推动经济基础的发展。 国家通过税收形成巨大的国家垄断资本，这是国家强化其经济职能、干预经济的坚实基础；通过控制中央银行，掌握经济运行的神经中枢；通过投资公共工程和融激消费，为社会资本再生产创造必要的有利的基础条件；扶持中小企业和限制垄断，保护资本主义经济的竞争和效率，等等。
2、国家引导市场，完善商品经济运行的社会机制。 在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成熟阶段，国家主要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节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货币市场和外汇市场的总额供求，以构造总需求和总供给在数量上和结构上基础平衡的宏观环境，校正市场偏差，发挥市场机制优化配置资源的作用，以图达到经济稳定和适应增长的宏观目标。
3、国家干预科技，推动经济现代化的进程。具体做法主要有：（1）制定和实施高科技发展计划。（2）削减财政支出的同时，扩大科技方面的国家经费。（3）建立政府——大学——企业的联合科研体制。（4）实行技术转让，加速科技成果的推广、推进经济进一步现代化。（5）实行科技研究和开发的国际合作。
4、国家干预国民收入再分配，缓和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 主要措施有：（1）通过高额资产累进税和高额所得累进税等经济杠杆， 转移国民收入。（2）推行利润分成工资制和股票职工化， 让工会参与确定职工工资的决策，使职工工资和收入与企业经营挂钩，在总体上呈上升趋势。（3）推行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保障公民的最低生活需要。
5、增强和完备政治体制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功能。战后，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适应经济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高度发展的需要，在政治体制和政治运行机制方面也采取了一些调整措施，以提高它们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能力，主要表现在行政管理机制的科学化和管理手段的现代化，发挥科学技术知识在决策管理中的作用。
由于上述诸方面的变化，致使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在50年代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增长较快。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生活有较明显的提高，各种矛盾均有不同程度的缓和，与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的危机、战争和革命的剧烈动荡相比较，现代资本主义已处于相对稳定的阶段。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和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分子断言，上述新现象的出现表明垄断资本追求高额利润的本性已经改变，它所固有的矛盾已经消除，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规律消失了，资本主义可以万世长存了。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现象既不能改变垄断资本剥削的本性，也不能消除它固有的矛盾，从而也就不能改变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二
（一）生产力的新特点解决不了社会化生产与私人占有制的矛盾
诚然，社会生产在采用电子计算机等新技术以后，生产有可能适当分散，有的企业规模可以缩小，有些工作或生产甚至可以在家里做，但这绝不意味着退回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仍然是处在繁杂的、密不可分的社会分工的联系之中。这也是一种社会化大生产，改变了只是生产社会化的空间形式，即不一定集中在同一空间进行生产，它并没有消灭生产社会化本身。既然还是社会化大生产，社会化大生产与私人占有制的矛盾就仍然存在，这就需要有适应生产社会化要求的、能从全局上协调生产、保证全局利益的社会制度，这就要求变私有制为公有制，否则生产仍会发生混乱和爆发经济危机。所以无论出现什么样的生产新特点，都改变不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总趋势。
（二）资本关系社会化并不等于资本关系的社会主义化
在生产力发展和高度社会化的基础上，资产阶级通过局部调整生产关系，用资本社会化来适应和推进生产的社会化。个体资本股份化、私人资本国家化、民族资本国际化，从非垄断的社会资本发展到垄断的社会资本再到国家垄断的社会资本。这就是资本社会化的足迹。但是资本社会化所能改变的只是资本的占有形式，但没有改变资本占有的根本性质。因为作为资本社会化主要内容的“资本关系的自我扬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其自身内部的扬弃，因而这种资本关系的自我扬弃过程必然有个总的限制，即不能超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不论资本关系的社会化有多高，其占有方式和组织形式如何变化，它仍然是资本主义，不可能根本解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无论是股份资本或私人垄断资本的发展，还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它们虽然可以缓和矛盾于一时，却不能根本解决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因而在资本关系社会化过程中，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具体形式变化所提供的生产力发展的可能性是有一定限度的。当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情况就必然会发生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情况正是这样。
（三）工人生活的改善和提高改变不了资本家剥削的本性
战后促使工人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的主要因素是：工资的增加、劳动时间的缩短和社会福利制度的普遍推行。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工资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工资的提高，不过表明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力再生产的条件和费用发生了变化，即劳动力价值提高，而不是资本家的剥削本性改变了。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剩余价值。工人的工资必然要局限在劳动力价值的范围内。那么工人的劳动力价值为什么又会提高呢？这是因为科技革命和生产进一步社会化的结果，不仅使现代垄断资本主义生产的物质条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且使劳动力的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脑力劳动者和熟练工人的比重增加，体力劳动者和半熟练、非熟练工人的比重减少。随着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劳动力再生产的条件发生了变化。
首先，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使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范围趋于扩大。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肉类、牛奶和蛋类等农产品和小汽车、电冰箱、吸尘器、洗衣机、电视机、录音机等工业品，在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大规模生产的条件下，已成为生活必需品或一般社会需要而列入工人的消费范围里。各种服务性行业的兴起和文化生活种类的增多，使旅游等活动也包括在文化生活范围之内。
其次，高度机械化和自动化的生产对工人的文化科学知识要求越来越高。如果说，早期的资本只需要“文盲型”的工资奴隶，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则离不开“文明型”的雇佣劳动者，再生产这种与现代化生产相适应的合格的劳动力当然就需要更多的费用。而且，现代“科学——技术——生产”的期限缩短，不仅使资本家的固定资本更新加快了，也使工人“知识折旧”的期限缩短了，工人为赶上不断进步的科学技术而更新知识所耗费的各种物质资料，也应列入再生产劳动力需要的范围，从而使工人的劳动力价值提高了。
另外，还应看到，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工资收入虽有增长，但工人实际工资增长的速度大大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速度，工人的劳动所得在自己创造的社会财富中所占的份额愈来愈小。剩余价值率即工人遭受剥削的程度愈来愈大。资本家与普通工人之间的财产与收入的差距达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在美国，占全国人口千分之二的超级富豪，拥有美国公司财产的60%左右；1967年，美国有150名亿万富翁， 其中最大的家族拥有30——50亿美元的财产，相当于一个中等生活水平的工人家庭全年生活费的30——50万倍。
科技革命和生产的现代化，不仅提高了劳动力的价值，也为缩短劳动时间提供了条件。这首先是因为高度机械化和自动化的生产，要求雇员在工作时间高度集中精力，不能稍有疏忽，否则就会给生产和设备造成重大的损失，因而必须缩短工作日，并给劳动者以较长的休息时间，使劳动力得到恢复。其次，生产技术的急速变化，需要工人有时间上业余技术学校补充科学技术知识，以适应生产的需要，因而要求缩短工作日。最后，现在很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实行小时工作制，缩短工人的工作日，既不增加资本家的工资开支，又可扩大就业面，减少失业工人增长所引起的动乱。可见劳动时间的缩短也说明不了资本家剥削本性的改变。它是生产发展和资本积累的内在需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社会保险、社会补助和社会补偿为内容的“社会福利制度”在西方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最终形式并获得了广泛发展。到8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社会福利开支，一般已占本国政府总开支的1／2到2／3，占本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5以上。
“社会福利制度”之所以能在战后获得如此迅速的发展，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如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工人运动的发展壮大，战后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西方社会改良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流行，资产阶级政党为在竞争中笼络人心以捞取选票而采取的策略等等，这些都对“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但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所提供的物质基础，只是使“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具有了可能性，而上述其他因素也只是发展的一些外部因素，还不是“社会福利制度”产生的根本原因。“社会福利制度”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即资本积累的需要。
战后，随着新的科学技术革命的迅速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空前提高，在社会资本的再生产过程中，有一系列共同的社会性需要，要求国家作为资本的总代表来统一予以满足。正是社会资本、主要是垄断资本积累的共同需要，使“社会福利制度”广泛发展起来。这些共同的需要主要有：
第一，要求国家保证“社会劳动力再生产”正常进行所必要的条件。马克思指出：“劳动力的再生产实际上是资本本身再生产的一个因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74 页）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化也相应发展。为了保证社会劳动力的充分供应和不断更新，并且能够适应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生产发展的要求，就需要对那些处于退休、失业、生病、工伤状态的工人和“贫困线”以下的工人及其家庭提供必要的生存条件，还需要不断地通过教育或培训来提高现有工人和未来工人的文化技术水平。这些保证社会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社会福利，凡私人资本家无力举办或不愿举办的，就要求由国家来承办。
第二、要求国家调节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实现过程。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获得了比较迅速的发展，社会总产品，其中包括各种生活资料的生产有了巨大的增长，但由于工资的增长落后于生产的迅速增长，个人消费品特别是耐用消费品生产的实现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从而使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实现条件更加频繁地遭到破坏，这就要求国家通过社会福利开支来加强对社会总产品的实现过程的调节。这种调节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扩大群众对个人消费品的需求，以缓和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尖锐矛盾；二是影响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周期进程，以减轻其周期波动的程度。例如，在繁荣时期，由于失业者减少，有关的福利开支也相应减少，这对社会消费需求和生产增长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在危机时期，由于失业者增多，有关的福利开支也相应增多，这对社会消费需求和生产的下降具有一定的缓解作用。这两个目的交替出现，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因生产的猛升猛降而造成的损失，防止社会动荡。
第三，要求国家维护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外部条件。生产越是社会化，阶级冲突给资本家造成的损失和对资本积累的威胁就越大，例如，一个工厂发生罢工，过去它的影响面是较小的，而在生产高度社会化的条件下，一个工厂的罢工就可能波及较大的面，甚至波及全国。政府采取各社会福利措施，就有助于防止和控制因许多人无法生活下去而爆发的社会动乱。在这里，“社会福利制度”已被作为阶级对抗的一种缓冲器，用来削弱工人运动以维护社会资本再生产正常运行所必要的共同的外部条件。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费用实质上是社会劳动力总价值部分的转化形式，它与工资虽然在形式上不同，但都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对于整个工人阶级来说，社会福利绝不是什么无偿收入或“额外”收入，而是自己用必要劳动创造的劳动力价值的一部分。“社会福利制度”不但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工资制度的本质，而且它本身就是现代资本主义工资制度的一个新的组成部分。它没有也不可能改变社会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性质，而只是在新的社会经济政治条件下，垄断资产阶级通过国家对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来保证资金积累和继续维护其统治的一种方式，从而是整个现代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既不能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也不能解决它的矛盾和困难，只能把矛盾推移下去，积累起来，并使之逐渐深化。
（四）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的其它固有矛盾
首先，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特点不仅不能消除它们各自的国内矛盾，而且也不能消除它们之间以及它们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相反在新的基础上它们之间的矛盾还在逐渐加深。如在对待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上，它们一方面尽可能保留自己在原殖民地的特权，另一方面又采取新殖民主义手法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扩张和渗透，它们通过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从发展中国家攫取巨额利润。在国际贸易中，它们又利用工业制成品和初级产品之间的价格“剪刀差”，使发展中国家蒙受巨大损失。这样一来，发展中国家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的差距扩大了，贫富更悬殊了。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材料，1965年，发达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发展中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14倍，1988 年前者为后者的23.46倍。富国的人均收入比穷国高出50倍。 发展中国家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必然会加深它们之间的矛盾。发展中国家掀起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就是这种矛盾尖锐化的一个重要表现。
其次，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相互关系来看，它们之间的某种联合和妥协，也没有改变矛盾激化的趋势。由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美国的经济地位趋于下降，而日本和德国的经济地位趋于上升。从1950年到1988年，24个发达国家国内生产总值中，美国的比重从61.6%下降到45.5%，西欧四国（西德、法、英、意）的比重从22.2%上升到22.6%，日本的比重从2.9%上升到15.4%；24个发达国家出口总额中，美国的比重从28.2%下降到16.3%，西欧四国的比重则从34.7%上升到38.8%，日本的比重从2.3%上升到13.4%。在美、日、西德、法、英等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1952年美国占99.9%，其他国家微不足道，到了1985年，美国所占份额下降到27.7%，而日本和西德占的份额却分别上升到32%和31.3%。上述情况表明，美、日、西欧三国鼎立的局面已经形成。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必然使它们争夺销售市场和投资场所的斗争尖锐起来。它们除了采用经济的、政治的手段外，还采用军事的、战争的手段来达到追逐高额利润的目的。
总之，事情决不象某些资产阶级思想家和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所说的那样，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特点已经消除了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可以万世长存了。历史的发展已经并将继续证明，没有任何灵丹妙药能使现代资本主义摆脱其固有的困难和危机。它最终必然要被社会主义所代替，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历史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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