诱惑与困境——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的内在矛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困境论文,中国文学论文,矛盾论文,年代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04)04-0110-04
对于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文学，不同的人往往会得出截然相反的价值判断。悲观论者 视文学为商品经济和欲望化时代的祭品，各种各样的炒作，各种价值混乱、华而不实的 作家、作品、思潮、流派和文学现象，均被视为文学“堕落”的标志。而乐观论者则把 90年代视为中国文学走向自由、新生和成熟的起点，在他们眼中，新生代作家的涌现、 文学的无序、价值的多元以及“众声的喧哗”，也正是文学繁荣的表征。在这里，我无 意论断两种观点的是非曲直，却注意到这似乎对立的两种观点却有着一个共同的立论依 据，那就是“价值的混乱”或“价值的多元”。我感兴趣的是，对于同样一个对象、同 样一种文学局面何以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这至少提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无论是中 国文学本身还是我们对于文学的态度，在90年代都正在发生着“分化”或“分裂”。这 既与90年代文学主体(作家和读者)文学观念、文学趣味的变化有关，也是90年代中国文 学内在矛盾的必然反应。虽然从总体上看，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给人一种繁荣、多元的 印象，但有一点非常明确，那就是与80年代中国文学那种一往无前、坚定不移的气势相 比，90年代的中国文学正在变得暧昧、犹疑、矛盾重重，它已经丧失了80年代中国文学 那种坚定的自信心和方向感。而这恰恰造成了90年代中国文学面孔的模糊与晦涩，也为 准确理解和把握90年代文学的本质和真相制造了困难。
下面，以几对主要的矛盾为例，展开我们的有关分析论述。
一元/多元。这是90年代中国文学最为显在的一对矛盾。“一元”代表的是主流、意识 形态以及文学的领导者、管理者对文学的期许；“多元”则更多地源于文学的内在冲动 ，它们的冲突既决定了90年代文学的形态，又制约着90年代文学的演进轨迹。说穿了， 文学作为一种个体性的精神创造活动，它本质上就是反对“统一”、反对束缚、反对“ 一元”的，所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多元化”追求可以说体现的正是对作家的 精神创造和文学内在规律的双重尊重。但是就中国社会而言，由于文学的“政治化”和 “意识形态化”传统过于强大，也由于文学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特殊作用，文学总是在 特定的历史阶段依仗“统一”的面孔而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多元化 ”确实又是一个非常奢侈的文学目标。从表象上看，我们当然乐于承认90年代中国文学 的多元化，环顾90年代文坛，我们目睹的确实是一幕幕丰富多彩、五花八门的景象，像 新状态、新体验、女性写作、新都市、新现实主义、新生代、新人类、后先锋……等等 纷纷粉墨登场，各领风骚，带给我们一种热闹而新奇的刺激。而从世界观的角度来看， 作家对于文学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文学工具论、文学神圣论、文学游戏论…… 等等是各有市场，甚至公开宣称“玩文学”的也大有人在。我们已经听不到80年代那种 “共名”的、宏大的时代之声，文学似乎早已丧失了共同语言，萦绕我们耳边的只是各 种各样的众声喧哗和南腔北调。就拿90年代各种文学奖来说，80年代的文学奖一言九鼎 ，天下信服，而90年代的文学奖则质疑之声不断。这一方面说明了文学界怀疑精神的生 长，是一种进步；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我们共同的文学价值标准的丧失。然而，这是不 是就是我们理想中文学的多元化呢?我看未必。在我看来，多元化局面的形成离不开内 外两方面的原因，从外部来讲得益于文学的组织、监督、管理、制约方式的改变以及显 在的意识形态功能的减退或松驰，从内部来讲则源于作家主体个性意识、创造意识等“ 元”意识的真正觉醒。离开了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形成真正的多元化状态。就前者而言 ，我们看到，随着政治意识形态在文学领域的隐性退场，意识形态对文学不再以强制性 的方式发挥约束力和影响力，中国的文学空间显得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宽松和自由， 这种逐步走向进步和成熟的文学管理机制和文学生态，无疑是多元化局面形成的外部条 件；就后者而言，我们不能不遗憾地指出，无论从中国作家的精神质地，还是从文学作 品的个性品格来看，90年代文学的多元化都还十分可疑。90年代的中国文学既无具有“ 元”的质地和品格的文学作品、文学现象和文学潮流，也没有产生在精神品格、个体创 造和内在思想力量上能够独立为“元”、能够彼此区分开来的作家。而多元化如果仅仅 停留在口号和宣言的层面上，那就是毫无意义的。拿90年代那些以“天才”自居的新生 代作家来说，他们为什么在一夜“速成”之后，又迅速走向“速朽”呢?他们为什么在 自由自在的创作环境里会突然“失声”、“失语”呢?他们的文学生命为什么会是如此 短暂呢?可以说，都与他们没有成长为有质量、有品格的“元”有关，而这种状况也使 得90年代的文学的多元化最终演变成一个虚假的幻影，一个海市蜃楼般的景象。因此， 我们不能机械狭隘地理解“一元”和“多元”的关系，从整体的文学面貌来看，“一元 化”无疑是需要警惕和反思的，它是对于文学的丰富可能性的遮蔽与剥夺，是一个时代 缺乏创造性与生机活力的表现；但是对于每一个文学个体来说，“一元”又是“多元” 追求的前提，当个体不能成为坚实而有力量的“一元”时，它就不会成为“多元化”的 基石，而只能成为那个庞大的、面目可憎的“一元”的帮凶和附庸。
中心/边缘。在90年代，文学由“中心”向“边缘”的位移成了一种不可抗拒的趋势， 与此相关，“边缘化”也成了文学界的一个热门话语。所谓“边缘化”既是指文学在现 时代的生存方式，又是指文学在当代社会生活和人的精神生活中的地位与影响力。对于 文学的边缘化，中国文学界有两种不健康的态度：一种视边缘化为文学的衰落，他们为 文学“中心”地位和特殊“权力”的丧失而倍感失落；一种则把边缘化视为文学获得解 放的标志，把边缘化视为一种文学成果，并进而以“边缘”、“另类”相标榜。实际上 ，文学的边缘化既不是受难和沦落到地狱，也不是获救和飞升，它不过是文学从非常态 回归常态的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我们应该看到，边缘化并非文学在市场经济时代所作 的“牺牲”，边缘化不过是把本来不该属于文学的东西从文学身上拿走了，实际上是为 文学减负，是解放了文学。因为“权力”、“中心”这些东西本身虽不能对文学构成直 接损害，但它培养了文学的虚荣和骄傲，更何况“权力”不是凭空赋予的，你享受权力 ，就难逃权力赋予者钦定的“服务”的义务和责任，文学付出的代价也可谓相当沉重。 也许，只有在文学从那种虚拟的权力荣光里退出之后，文学才会明确自我的定位，开始 依靠自身的力量寻求发展的历程。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不能把边缘化去神圣化、夸张 化、绝对化，边缘化让文学回归常态固然是一种进步，但边缘化同样也不能解决文学自 身的问题，文学回到自身与文学的繁荣或文学的发展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文学终究还 是需要通过自身的力量来证明自己、发展自己。因此，以一种牺牲者或受难者的姿态来 撒娇、邀宠的做法是可笑的，以边缘化作为“革命大旗”和“灵丹妙药”的做派也同样 是十分荒唐的。边缘化不过是文学必须经受的无数考验之一，如果文学连市场经济的考 验都无法接受，那它怎么能够跨越人类历史的漫漫长河绵延至今呢，它又怎么会是永恒 和不朽的呢?问题的关键恐怕不是居于中心还是居于边缘，而是中国文学的生存能力的 问题。中心和边缘本质上只是一个相对性甚至只是一个“伪问题”，是一个具有“中国 国情”的“中国问题”。我们的作家之所以会在此问题上反应如此激烈，实际上表达的 正是对“中心”地位的一种留恋，是对于文学失却自信的一种表现。长期的中心地位使 中国作家成了“被供奉”的对象，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多年不从事文学创作，或者已经 根本无力从事文学创作，他们的荣誉不是建筑在载入史册的文学成就上，而是建筑在中 心化了的作家身份之上。如果说中心地位使作家们根本无需去考虑“文学与生存”这一 沉重的命题的话，那么，边缘化考验中国作家的，首先就是他们的独立生存能力，它要 求中国作家必须真正做到以自己的文学去生存、去生活、去获得他想要的一切。在这方 面，90年代以来许多青年作家辞去公职，以一个自由写作者、撰稿人的身份进入文坛的 方式，就颇具有革命的意义，这是中国作家第一次主动挣脱“体制作家”的身份勇敢地 面对生存、面对文学。姑且不论他们的文学道路究竟会怎样，至少我们在他们身上看到 了边缘化焦虑的被征服。
诱惑/反叛。如前文所说，文学的边缘化对于中国文学既是一种考验，又是一种机遇。 考验表现在文学不得不面临痛苦的转型和生存的困境，而机遇则是指文学获得了回归自 身、重新定位的新的可能性。应该说，在多元化和边缘化的双重背景下，90年代中国文 学无论在现实的生存方式还是在内在的精神维度上，都有着比以往时代更多的选择，因 而也面临着更多的诱惑。诱惑随处可见，而“自由”无疑是最大的诱惑。对于中国文学 来说，自由确实是一个非常诱人的话题。在战争年代，“文学”与“历史”同呼吸共命 运，根本谈不上“自由”与“不自由”；在高度政治化的年代，文学作为政治和意识形 态的工具，也不可能拥有自身的“自由”。但是，90年代以来，随着文学的逐步多元化 与边缘化，过去非常遥远的自由似乎一下子就莅临了中国的文学界。90年代中国文学的 自由，既是指文学空间、文学环境的自由，更是指作家表达方式、主体选择的自由，一 方面，意识形态不再对文学有强制性的规范，只是以倡导、奖励的方式对文学加以组织 引导；另一方面，相对于80年代的作家，90年代的中国作家已经具有了主体自由选择、 自由呈现的更多机会。在80年代，“现代性”、“启蒙”、“反封建”、“人道主义” 等强大的“共名性”话语裹挟着作家步调一致地向前走，对蜂拥而至的一波又一波西方 文学思潮除了照单全收之外，几乎没有别的选择，这极大地掩盖和遮蔽了个人主体的真 实面目。而在90年代，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作家们失去了“共名性”的话语 目标，80年代那种集体性的文学狂热已经降温；其次，西方几百年的文学思潮在中国上 演过一遍之后，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似乎进入了某种程度的同步状态，作家开始具备了 判断、反思和选择的能力；再次，边缘化的处境为中国作家提供了孕育个性化风格的机 会，“无人喝彩”实际上也是一种“减压”，它使得作家能够以更为放松的心态来进行 个人的文学建构。然而，自由的内涵又是复杂而深奥的，它既具体又抽象、既模糊又清 晰，对中国文学来说，它其实正是一柄双刃剑。中国作家长期以来为文学争自由，甚至 不惜流血牺牲，可是当自由真正来临之后，他们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去享受这种自由呢? 自由离不开“反叛”与“解构”，可以说，对刻板的教条、僵化的秩序和主流规范的反 叛，既是自由的前提，也是自由的重要内涵。但是，这种反叛又不能超越文学的边界和 限度，否则，它就会走向自由的反面，成为自由的敌人和文学的敌人。因此，当我们“ 自由”地反叛一切时，警惕对自由本身的“反叛”显得尤其重要。自由是美好的，它是 人类精神和艺术精神的体现，但它只有在融入生命体验、精神体验和艺术创造中去时才 是具有文学意义的，否则，以主观上放纵撒泼的方式对自由进行随意挥霍，可能就恰恰 导致文学的不自由。事实也正是如此。我们看到，在90年代，自由既带给中国文学欣欣 向荣、朝气蓬勃的景象，同时，对自由的误读和曲解又使得自由正在成为取消文学价值 取向的借口，文学正在变得空洞、虚弱和无依。那些“断裂”的呼喊，那些对“经典” 、“大师”的质疑，那些否定鲁迅的声音，都既是中国文学自由精神的张扬，又是中国 文学正在失去价值依傍、进入一种价值失控状态的标志。像那些专门为某类奖项而写作 的作家，那些甘当某些导演“影视写手”的作家，那些在各类媒体上搔首弄姿的作家， 那些为了追求畅销而极尽媚俗之能事的作家，……他们都有可能为自己涂抹上一层“自 由”的油彩，但是，这样的自由却是以对文学信仰、文学价值的背叛为代价的，它与文 学的批判、否定和反叛精神无缘，是对物质时代各种诱惑的全面投诚。当然，20世纪90 年代文学的价值真空状态既是特殊语境的产物，同时又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如果说在 80年代以前中国文学主要禀持的是政治意识形态标准的话，那么80年代的中国文学则是 西方文学标准和政治意识形态标准“双轨”并行。一方面，新时期文学在某种意义上完 成了对西方现代文学的演绎与模仿，许多时候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与“西化”实际上 是同一个意思；另一方面，新时期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政治话语、意识形态话语、国家 话语和文学话语其实是同构的，文学与意识形态的目标可谓高度一致，如“伤痕”文学 、“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等都是很好的例证，而这两者都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后 来90年代文学的自我迷失。因为，当“西方”作为一种文学“目标”从手段变成“目的 ”之后，问题就来了，既然西方的文学我们都“操练”过了，我们已经赶上西方了，文 学方向感和文学动力的丧失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比较起来，我倒是觉得90年代文学最为 “坚挺”的还是意识形态性的主旋律写作，虽然在文学的观念领域和文学的审美领域， “政治意识形态”是对于文学的一个否定性的存在，但事实上意识形态文学却始终有着 坚定、稳固、自信的价值支撑，不管我们怎么评价它的这种价值支撑，它在90年代的巨 大成功与巨大“收益”是不能熟视无睹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很多作家一方面对意 识形态性的写作持一种不屑的反叛立场，另一方面又对这类写作的“效益”充满羡慕， 这使得意识形态性写作在很多时候反而成了一个“巨大的诱惑”，诱使“反叛者”们费 尽心机地想在“反意识形态”的姿态和意识形态的写作“效益”之间找到某种平衡点。 这实在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解构/建构。不过，对于90年代的中国文学来说，价值的真空状态既是文学困境的表征 ，又是文学转型与阵痛的一种反应，它本身就寓含着彼此冲突和对峙的内涵。虽从显在 的层面上我们更多看到了它消极的一面，但从潜隐的层面上，我们也应充分认识到它的 积极意义。这种积极意义在于，它以“解构”的方式超越了90年代，为我们提供了重新 反思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视角，并呈现出重建新的文学价值规范、走出文学困境的契 机。应当指出，90年代文学的价值迷失状态既是一种被动、无力的沦落，同时又是一种 文学上的主动选择，是对以往非文学的、僵硬的、清规戒律式的文学价值观的反动与消 解。虽然，这种反动与消解有着极端化甚至“把污水中的婴儿一起泼掉”的局限，但是 ，它毕竟创造和清理了一个巨大的价值重建空间。反思20世纪文学，无论是启蒙也好， 救亡也好，中国文学一直在一种峻切、焦虑、急功近利的语境中向前发展，文学一直没 有获得从容构建自我价值理想的机会，似乎是热点层出不穷，却很少有生命力持久的； 思潮流派纷呈，却很少有发育成熟的，各种各样现实的、时代的、政治的具体目标总是 牵制和规范着文学的价值方向。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虽然有了巨大的发展，但是中国 文学需要补的课太多，要打破的禁区太多，这使得新时期文学出现了一种以禁区的突破 为文学目标的有趣现象。作家们热衷于开垦新的文学领地，开出一块就是收获，就是创 新，却根本无暇顾及这种开垦是不是粗制滥造，是不是浅尝辄止，有没有开垦的深度。 结果是，禁区全部开垦出来了，但却没有打出多少“粮食”，或者说，当需要在这片开 垦的土地上打出粮食时，我们却束手无策了。可见我们开拓领地与占领山头的能力，设 计各种“标语”、“口号”、“宣言”的能力，无疑要大大高于创造和建构的能力。在 这个意义上，我愿意把20世纪90年代视为中国文学价值重建的起点。我觉得，无论是多 元化、边缘化还是“自由”的吁求，也无论是反叛、怀疑还是解构、批判，都不应成为 消解恒定的价值追求或共同的美学目标的借口。毕竟，解构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解 构的终极目的就是建构，没有建构目标的解构是盲目的，草率的，没有意义的。解构与 建构既是一对矛盾关系，又是一种互动关系，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统一性。当然，我们 讲价值重建并不是要重新为文学寻找一个“真理”，也不是要重新制定那种具体的、现 实性、功利化的文学目标或者所谓可操作的文学策略与规划。我们的文学价值从来都是 “过实”而不是“过虚”，我们不是要提倡“为文学而文学”，也不是否定文学的“承 担”，我们要让中国文学与终极、与精神、与形而上、与永恒、与审美等这些似乎抽象 的事物发生直接的关系，我们要让文学获得抵御任何环境压迫的能力，让文学具有无限 的生命力与无限的可能性，并永远在文学的轨道上前行。这也许就是我们建构21世纪中 国文学的真正价值目标。
总之，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作为一种转型期过渡形态的文学，它所蕴含的矛盾 是异常复杂的，本文所列举的只是其中比较典型的几对，其他诸如雅/俗、喧哗/失语、 物质/精神、务虚/务实等各类矛盾的消长也都对文学的形态和发展轨迹有直接的影响。 在对这些矛盾的认识上，我们一定要摒弃武断和简单化的做法，一定要有辩证的眼光和 发展的观点。从这样的角度出发，我们才不但不会对雅俗合流以及俗文化堂而皇之地进 入纯文学领地大惊小怪，而且对各种饱受非议的文学炒作也能正确对待了。因为，在一 个媒体时代，炒作其实也正是文学主动应战市场的一种策略，是展现自我对付文学边缘 化的一种手段。90年代就是90年代，80年代那种对文学趋之若鹜的景象不可能再现了， 肯定不会有人支起耳朵去寻找你的声音，只有弄大声音，加大分贝，你才会被听到，被 发现。这也许就是这个时代文学的宿命，“再没有什么救世主，一切全靠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