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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468(2003)03-0026-06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讨论这几年在国内非常多。相比而言，在发达国家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却不多。我在斯坦福大学学习的时候，经常去伯克利、哈佛、MIT、哥伦比亚等著名大学，有机会与他们的校领导及老师们接触，很少听到他们提到这个话题。在国际组织工作期间，我也很少听到有人谈论这个话题。我想，可能是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已经超过了这个发展阶段。
对于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我谈四点思考。
一、进一步提高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重要性的认识
在当今世界，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竞争涉及各个领域，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竞争等。在这一竞争中，影响到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大学。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开放程度进一步提高，将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在国际竞争中，具有战略意义的要素，科学、知识、技术、人才等等都在跨国界地组织着，都在跨国界地流动着。在这样的情形下，要增强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意义非常深远。
可以说，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优势是以它在学术上的优势为基础的。一位诺贝尔奖得主曾经说过，美国真正的实力并不在于造了多少汽车、多少飞机、多少超级电脑，而在于美国是一个大学林立的国家，具有三千多所高等院校和上百所世界知名的研究型大学。（注：转引自美国国际教育协会主席Allan E.Goodman2002年11月18日给作者的信。）前不久，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在一次谈话中，也强调了美国大学在国际竞争力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美国大学在全世界高等教育系统中具有领导地位，吸引了世界各国大量优秀人才。资料统计显示，1972年美国工程技术领域中35岁以下的年轻教授只有10%是外国人，而到1985年这个比例就上升到了55%。这是美国工程科学院给美国政府的报告。（注：参见1986年美国Academy of Engineering给政府提交的一份报告。）在这些来自国外的工程技术专家中，有75%的年轻教授都在申请美国的公民权。该报告指出，这对于美国的发展和国际竞争力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美国在制定移民法规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一点。美国用其一流大学吸引了大量的人才。国际竞争力中的核心要素，例如科学、技术、知识、人才等都是跨国界流动的，倾向于流动到最有利于发挥他们效用的地方。一流大学为他们的发展提供了相应的学术环境和制度环境。所以，我们要进一步提高对创建一流大学的认识。
创建一流大学应该是一种国家战略、一种国家行为，必须由国家重点支持。德国前总理施密特(Helmut Schmidt)很明白这个道理。他说，当德国的大学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的时候，德国的国势也是世界上最强的。[1]同样，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分析，也可以看出国家行为的特征。冷战时期，美国通过的最有深远影响的法案之一是1958年《国防教育法》(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美国是第一个把国家安全同大学建设联系起来的国家。《国防教育法》的背景是在冷战时期。1957年苏联卫星上天，美国朝野震动，它做出的反应之一就是把国家安全与加强高等教育联系起来。《国防教育法》中有这样的话：“国会在这里宣告，国家安全要求充分发展全国青年男女的智力资源和技术技能；目前的紧急状况要求提供更多更好的教育机会；美国国防取决于掌握由复杂科学原理发展起来的现代技术，也取决于发展新原理、新技术和新知识。”[2]这一段话，体现了他们作为一种国家行为支持高等教育发展的政策取向。所以，在当今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要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我们一定要建设能够代表中华民族发展特色和水平的世界一流大学，这应该成为国家战略。世界历史上，无论是美国、德国或者其他国家，大学的发展都是与一定的国家政策取向联系在一起的。美国大学真正在总体上成为世界一流还是在二战以后。1900～1930年间，世界上92位诺贝尔奖得主中美国只有3个。1941年12月，日本轰炸美国珍珠港的时候，12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中，只有10%左右在美国。美国真正在高等教育中占据领导地位还是在二战以后，这与美国的国家政策相关，把一流大学的建设同国家的安全与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美国的政治、经济霸权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以其学术优势和科技优势为基础的。它囊括了世界上大量的优秀人才，2001年在北京大学召开中英大学联席会议，就连英国的大学校长也抱怨人才外流(brain drain)，流到了美国，他们也面临这样的问题。
因此，我想强调，在目前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并不是具体哪个大学的事情，而是涉及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问题。在目前的形势下，把这个问题提到更高的高度来认识，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
二、关于一流大学的标准
一流大学，当然要有一流的学科，一流的教师队伍，一流的生源和一流的人才培养，一流的科学研究成果，一流的管理运行机制，强大的财政实力和物质技术基础。当然，一流大学还应该有对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突出贡献。对于这些指标，应该不存在大的认识分歧。
世界上各个一流大学的学科特点是不一样的。关于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中国科技大学朱清时校长曾做过一个很好的发言，他说任何一流大学都有若干学科是一流的，任何一流大学不一定所有学科都是一流的。我赞同他的观点。有的大学是学科非常齐全的大学，例如康奈尔大学，可能是美国学科最为齐全的大学之一，几乎所有的主要学科它都有。还有的大学是另一种办学思路：要办的学科就必须是一流的，要不就不办。例如，普林斯顿大学，没有商学院、法学院和医学院，它就把自己已有的各个学科都办好。芝加哥大学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其历任校长的理念就是，要办的学科就一定是一流的。斯坦福大学的办学理念也是如此，它关于建筑学院的决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建筑学院是斯坦福大学内的一个较小的学院，在美国数千所大学中它的建筑学院在分专业排名时总是在第十名左右。学校做了一个研究，比较为使建筑学院进入前五名而进行的投资与将同样多的投资应用于其他学科，例如电子工程、计算机科学技术等建设的效益。结果，他们的决策就是把建筑学院取消，集中精力和资源办好其他学科。这是一种办学理念。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News & World Report)在对大学进行排名时有两种分类：一种是综合性质的排名；一种是分学科排名。可见，一流学科的建设是十分关键的。
一流大学要有优秀的教师队伍也是不言而喻的，如院士、诺贝尔奖得主；还要有雄厚的财力和大量的捐赠，以及一流的基础设施等等。与学科一样，这些都是看得见的，是硬性的指标。
但是，仅仅这些还是不够的，一流大学还需要一流的办学理念和大学精神、一流的校园文化和软环境。目前，我们对一流大学应有的学术环境、学术精神、大学文化的关注还不够。大学应该有一种精神，应该有一种宽松活跃的学术氛围，使得人们能够在这里探求真理，使大学能够通过不断的知识创新和理论创新去引领民族精神。总体来说，我们的大学在这方面还要加强。
前几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关于杨振宁和黄昆在西南联大学习的材料。杨振宁讲，即使在办学条件很艰苦的年代里，在西南联大的六年学习生涯对他的一生的影响都非常大。当然，他后来在芝加哥大学中受到许多著名教授的学术影响，取得了科学上的辉煌成就，但他还是非常强调西南联大的那段经历。[3]众所周知，包括当时组成西南联大的北大、清华、南开的校长们都有非常广阔的学术视野。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都对大学精神有深刻的理解，努力在学校中创造良好的学术氛围，吸引和留住人才，发挥人才的潜力，培养年轻一代追求科学、追求真理。
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应该做更认真的思考。在过去的50多年里，我们培养了多少大师级的人物（不管是人文大师，还是科学大师）？存在哪些成功经验和教训？在办学思想上，应该努力形成更好的学术氛围和学术土壤，我们不但要能够吸引人才，而且要让他能够成长并开花结果，不断产生知识创新和科技创新的成果。这方面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努力，使得我们的大学能够对人类的思想进程，对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产生深远影响。我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读书的时候，读了一本哈佛大学学者鲍尔斯(Samuel Bowles)和金蒂斯(Herbert Gintis)写的Schooling in Capitalist America（即《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注：该书另有中文译本。参见〔美〕S·鲍尔斯，H·金蒂斯.美国：经济生活与教育改革[M].王佩雄等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作者采用的分析方法可以说是非常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非常“左”的一本书，比我们这些人还“左”。哈佛大学能够容忍他们，斯坦福大学也有类似的例子。在美国，这种政治上比较保守的大学能够允许这种非常“左”的观点在他们学校大行其道，这是和他们的大学精神有关的。这样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我想终身教职(tenure)这种制度的形成，其最初的主要用意不是说学校先与受聘者签个三、五年的合同，然后看受聘者的表现是一流的学者，才给他终身教职，而是为了保护学术自由。国际学术界和科学界的普遍观点是，在学术上光有民主还不行。民主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在学术上一边是九个人一个观点，另一边是一个人一个观点，可也许最后证明那一个人的观点是对的，他拿诺贝尔奖，别人却拿不上。这样的例子在科学史上是很多的。所以，要保护学术自由，给学者以追求真理的空间，给他创造一个宽松的学术环境。大学的精神，刚才王大中校长、潘懋元教授、顾明远教授都讲到了，是我们需要认真考虑的。当然，我们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框架下来考虑做这件事情，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来做这件事情，在这个大前提下来创造一个宽松的学术环境。我自己在工作中也感觉到，在大学精神和办学理念的创新方面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努力。
另外，每个大学的教师队伍建设也是不一样的，比如在哈佛、普林斯顿、斯坦福这类的学校，它们教师队伍建设非常严格，它们只给不到10%的年轻教师终身教职(tenure)，不到10%的取得博士学位后到这些学校任教的年轻教师能够获得终身教职。然而，在伯克利(UC Berkeley)，还有王大中校长讲到的加州大学系统的几所大学，也是非常好的学校，它们会给70%的年轻教师终身教职，是完全不同的做法。在学科建设、教师队伍建设的过程中，由于各个大学的历史传统和方方面面的条件不同，很难找到一个统一的标准。
同样地，一流大学的管理方面也是这样，哈佛和耶鲁、斯坦福、普林斯顿完全不是一回事情。只是在这些学校当两年访问学者或者做个学生，可能感受不到这种差别。要认真地去研究它，就会认识到这种差别。它们的管理模式是非常不一样的。在哈佛，学校的各个学院都是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实体，而“哈佛”就像一个商标(trademark)贴在各个学院之上。例如，说哈佛一年筹款了多少亿美金，其实钱是在各个学院之中的。商学院和医学院筹款的钱，哈佛大学的校长是无权调用的。但是，在斯坦福、耶鲁和普林斯顿，校级行政管理机构(university administration)会发挥很大的整体协调作用。哈佛大学的两任校长，一个是前任的尼尔·陆登庭(Neil L.Rudenstine)，另一个是现任的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他们去年都来北大作演讲，使我们对此有所了解。可见，一流大学的管理也有不同的模式。
在学科建设、教师队伍建设及管理方面，一流大学存在不同的方式，所以不要力求寻找一种统一的最好的一流大学管理方式。管理理论上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There is no best way to organize”（没有最佳的组织方式）。具体到我们的大学，没有一种最好的对所有大学都普遍适用的管理和组织方式，要根据学校各自的历史传统、学科结构、校园文化等特定情况进行管理。在我们国家，如何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前提下做好这件事情，对于大学的领导者来说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三、关于一流大学的发展战略
刚才，王大中校长讲到UC San Diego（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UC Irvine（加州大学欧文分校）、UC Davis（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等学校，可以作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参照系，或者选择更好的学校，比如哈佛、斯坦福、耶鲁、MIT等作为参照系。问题是我们现在建设，他们也在建设；我们在前进，他们也在前进。我们20年达到一个什么标准，但是他们20年后可能会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他们现在前进的步伐并不比我们慢。所以，一流大学的标准是动态的(dynamic)，而不是静态的(static)。这里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真的要想赶上去，就必须比别人发展得更快，真正有一个“跨越式”发展，使得我们的一流大学同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不断缩小，而不是越来越大。我觉得，这个“跨越式”的发展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简单。尤其是在办学理念、办学思想上的跨越，整个大学发展体制上的跨越。
19世纪以前德国的大学并不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但是在19世纪相当长的时期内德国的大学应该说是非常好的大学，那时许多美国学者和大学领导人大都是留学德国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与当时的牛津、剑桥大学的办学思想相比，有一种跨越，即“洪堡思想”带来的办学理念上的创新。“洪堡思想”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强调学术自由，强调教学与科研的有机结合，在办学思想上向前跨了一大步。相应地，德国的大学也就向前跨了一大步，成为非常好的大学。美国也是一样的，现在几乎没有人不承认美国的著名大学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剑桥大学校长艾里克·布鲁斯(Alec Broers)去年到北大演讲，他说他自己在美国待了18年，他认为现在剑桥在某些方面比不上美国的前十名(top ten)大学。他今年10月份就要卸任了，耶鲁大学的副校长兼教务长要到剑桥大学任校长。牛津大学校长科林·卢卡斯(Colin Lucas)原来也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工作过。可见，美国的大学相对于德国，德国的大学相对于英国，都有过一个跨越式发展的历史进程。当然，英国和德国的大学也都在不断前进。
既然我们要办世界一流大学，就要放开眼界，看全世界的经验，不能光看我们自己国内的东西。美国的大学起源于1636年创立的哈佛学院，哈佛建校初期规模非常小。一直到1860年以前，美国的高等教育发展较为缓慢，有二百多所院校大都是按照英国大学模式建立的，按照英国洛克的教育思想以“培养绅士和传教士”为主要任务。19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的高等教育真的是实现了一种“跨越式”发展。当然，这种发展是与国家发展分不开的，正如德国的大学是世界上最强的时候也是德国国势在世界上最强的时候。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国家发展是分不开的。到19世纪60年代，美国的高等教育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南北战争结束，政治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被扫除，社会经济发展迅速。与此相适应，一批新大学应运而生。例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等都是在这个被称为美国高等教育历史上第一个大40年(the first big forty years for American education)中建立起来的。而这些新建立的院校，可以说是美国新一代的大学，是按照德国的洪堡思想建立起来的。它们的创校校长都是清一色的留学德国的博士。可以说，约翰·霍普金斯等大学的建立在美国高等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这个时期，其他老牌大学，如哈佛和哥伦比亚，也开始启用从德国归来的博士当校长。在这一点上，美国人是很开放的，哪个国家的东西好，就把它拿来，学习借鉴，并根据美国的实际情况加以运用。按照“洪堡思想”建立的大学是新型的学校，体现一种新的办学理念。斯坦福大学校长来北大演讲的时候，说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在办学理念上与北大具有同源性。理由是，蔡元培先生可以说是缔造北大的重要人物，他前后两次留学德国，在莱比锡大学和柏林大学，对德国的洪堡办学思想吃得比较透。美国的大学不仅是学习了德国的洪堡办学思想，而且把这种办学思想制度化了。美国的大学把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思想理念，体现于大学研究生院的制度建设之中，实现了从思想到制度的跨越。而德国人在这方面却慢了一大步，德国大学最早的大学研究生院建立于1984年，比美国晚了一百多年。
可以说，美国学习德国的洪堡办学思想，并进一步把这种思想制度化，这就是一种跨越。这种跨越给美国高等教育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可以说，从1860年到1900年这40年对美国来说是很重要的。即使美国这么有经济实力的国家，也不是短期内就可以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美国是通过对教育的大量投入才实现今日美国大学的一流地位的。1862年《莫里尔法案》(Morrill Act)使得美国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增加了很多。到1900年实现第一个40年跨越式发展告一段落之后，从1900到1930年的30多年中，全世界90多个诺贝尔奖得主中美国也就只有4人。1900～1941年中全世界120多个诺贝尔奖得主中也就10%左右是美国人。那个时候还不能说美国大学取得了世界一流的地位。美国的大学真正取得世界一流地位还是在第二个跨越时期，即二战以及二战以后的时期。我看过一本书，The Rise of American Research Universities（即《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崛起》），描述分析了美国大学崛起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出，美国大学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经历了一个不断跨越的漫长过程。第二步跨越是很要紧的，是与国家战略有密切关系的。
总之，我想说的是，在我们前进的时候，别人也在前进；要想追上去，一定要跨越，步子要迈得更快一些。这种跨越不仅是投入和硬件建设，也包括办学思想、理念、体制上的跨越。研究国际高等教育经验可以得知，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都经历了这么一个过程。
我想简要介绍一下北大历史上的几次跨越。如果说北大在20世纪中国的社会历史进程中，做出了有重要意义的贡献，它也是经历了几个跨越发展的阶段。从1898年建校到辛亥革命后的一段时间内，北大的发展状况并不乐观，学术气氛沉闷，学术水平很低，而且封建腐朽思想蔓延。1917年蔡元培来到北大后，推动北大进行了一系列重要变革，领导这所大学实现了一个伟大的跨越发展。他借鉴德国的洪堡思想和世界各国大学的办学经验，主张“学术自由”和“兼容并包”，这在当时旧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情况下，具有进步意义。特别是在用人体制上，蔡元培上任之初就辞掉很多没有学术才能的人，并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李大钊请来任图书馆馆长，陈独秀任文科学长，理科学长夏元瑮是中国第一个懂得相对论物理学的人，还有著名科学家李四光等人。陈独秀等人在当时是喊“民主”、“科学”最响的人。这一步跨越非常重要，从办学理念到管理体制到用人机制上的跨越，使得北大有了一个很明显的变化，不仅推动了学校的改造，也推动了整个社会的改造与进步，使北大成为当时我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和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地。北大在50年代院系调整以后也实现了一次历史性的跨越式发展。对于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大学，“跨越式”发展是非常重要的。类似的例子，在兄弟院校也很多。
我们一定要记住，在自己前进的同时别人也在前进，要赶上他们就一定要前进得更快，实现“跨越式”的发展。首先，在办学理念上要更新，要跨越。在管理体制上也要不断创新。一般来说，激烈的国际竞争取决于人才的竞争，所以，要加强教育、培养人才。其次，还有更深层次的竞争，就是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竞争。大学的构成要素——科学、技术、知识、人才，是在不断流动的，要流动到最有利于它们发挥最大效益的环境中去。我们现在努力从世界各地吸引人才，一定要创造出相应的体制和环境，使他们能够真正地发挥出潜力。前些时候，我们调查了从国外留学回来的老师的情况，他们还是觉得办事比较难，体制性约束太多。所以，在“跨越式”发展中，应该包括办学理念、办学战略、用人制度和管理体制的跨越。跨越就是突破原有的范式(paradigm)，达到一个新的更高的层次。
这是我想讲的第三点，就是“跨越式”发展的问题。国际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一流大学的建立不是一蹴而就的。
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世界眼光
没有世界的眼光，就不会真正理解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更谈不上如何建设了。我再就这个问题做些补充说明。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能够实现“跨越式”发展，它必定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一个深刻认识到学习的力量的民族。古希腊作为西方文明的源头，能够突然崛起是非常令人惊异的。其实，在它崛起之前，文明的很多要素已经具备了，希腊文化的崛起主要是一个善于学习的结果。美国和德国的跨越发展也是善于学习的结果。
因此，我们要善于冷静思考，吸收一切世界先进文化成果，以及国际上高等教育发展的一切优秀经验。当德国的大学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时，美国人都去德国留学，他们学到了很多东西。蔡元培先生能够在北大的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原因之一是他有广阔的世界眼光和深刻的国际理解。杜威(John Dewey)在北大当了两年多教授，回到美国后，他著文把北大的蔡元培和牛津、剑桥、哈佛、哥伦比亚的校长作比较。杜威说，从专业知识的角度看，蔡元培比不上牛津或剑桥大学的校长；从教育上讲，牛津剑桥的校长比不上蔡元培，因为后者改造了一个大学，使得北大成为中国第一所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而且推动了整个社会的改造与进步。[4]
在国际文化交流日益密切的今天，办大学的国际视野是非常重要的。而在这方面，我们还需要解放思想，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各项工作要有新举措。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发展，在世界的大舞台上竖起我们中国大学的旗帜，就需要有世界的眼光、视野和魄力。在这方面，中国的大学还需要进一步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