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观的进展与二十世纪史学走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观论文,史学论文,二十世纪论文,进展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世纪的钟声即将敲响。中国学人为了迎接新世纪的到来，共同地将视线集中于审视过去一个世纪各门学科发展的历程，以极认真、郑重的态度进行深入的探研，总结其中的成功与不足，经验与教训，并由此展望未来前进之路。史学界同仁相当一致的看法是，本世纪以来，无论是实证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都取得了堪称辉煌的成就，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学术成果丰硕，队伍声势甚壮，产生了诸多史学名家和传世之作，因而使20世纪当之无愧地成为素称发达的中国史学的又一发展高峰。我们对此的回顾和总结，可以从诸如各分支学科的演进，个案研究或学派、思潮研究、治史方法的研究等角度进行，而其中尚有一项不容忽视的是，认真地总结历史观的进展对本世纪史学的巨大推动。历史学既然是反思、俯瞰以往社会发展和人类生活的学科，首先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历史家以什么观点、站在什么认识高度考察过去的历史，换言之，历史观点是贯穿每个史家研究工作之始终的指导思想，不管史家本人自觉与否，它都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同时历史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门类，它必然受到代表时代智慧水平的哲学观点的影响，进步的哲学观点对于史家从事求真求实、具有科学意义的研究，有着极大的推动、启迪和提升作用。本文题目所涉及的内容无疑是广泛的，限于笔者的水平，未能作全面深入的讨论，仅能对其中若干问题提出初步的思考，以期引起同行作进一步讨论的兴趣。
一、进化史观传播和运用的划时代意义
20世纪初年中国史学演进的时间表，有十分引人注目的“巧合”：刚一跨入新世纪的门槛，就接踵产生出一批具有不平常意义的史学名作。1901年，梁启超著成《中国史叙论》；次年，梁氏又著成《新史学》及《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4年至1906年，夏曾佑出版了《中国古代史》（完成自远古至隋统一）。其实，此一似乎“巧合”的背后，蕴涵着极其深刻的意义：这些史学名著的问世，乃是上个“世纪之交”中国社会内部深刻变化和文化潮流剧烈激荡的产物，具体而言，这批著作是揭启了中国思想界新纪元的《天演论》传播所催开的史学灿烂之花。
1898年，严复翻译的赫胥黎所著《天演论》一书出版，在此之前，他还发表有《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等论文，他结合面临亡国灭种危险的中国形势，怀着“警世”的强烈愿望，系统地介绍西方近近进化论哲学思想，对当时的知识界产生了震聋发聩的强烈作用。他用最简洁的语言概述达尔文“天演论”关于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基本观点，并强调，正是这一激励人类不断适应于外部环境、求得自强进步的学说，造成了欧美各国社会观念实现了一次质的飞跃，国家政治也获得巨大进步，“一新耳目，更革心思”，“学习政教，一时斐变”。他又以中西对比的方法，中肯地指出中国旧学的致命弱点，在于“好古忽今”，在于“无用”、“无实”，“师心自用，不实验于事物，抑笃信于古人之说者”（注：分别见严复：《论世变之亟》，《救亡决论》，《穆勒名学》部甲按语。引文均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三册。）。赫胥黎的通俗著作《进化论与伦理学》出版于1894年。严复选择此书及时译述，在当时情况下，他不作原书直译，而采取意译、改写、插入议论和加上大段案语的方法，着眼于中国国情，就原著某一内容或观点加以发挥，抒发本人的哲学思想和政治观点，以达到警醒和激励国人的目的。《天演论》出版时，正是列强策划直接瓜分中国、民族危机迫在眉睫的时代，举国人心激奋，思变思强。严复以达尔文进化学说为基础，吸收了斯宾塞（把生存竞争引入人类社会）、赫胥黎（反对“任天为治”，主张“以人持天”）的思想，经过自己的综合、创造，形成了一套新鲜的世界观。他突出地论述：在严酷的生存竞争中取得优胜的人群、人种，必定在毅力、体力、智慧上更强，而且能够适应变化了的环境这一部分人。相反的例子，是美洲、澳洲的土人，在白种人进入实行殖民之后，由于落后，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几乎近于灭绝！因而强调适应环境，不断进化，产生新特性、新能力，这是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取胜的根本条件。严复的良苦用心，是要促使人们警发“保群进化之图”，猛醒过来，认清只有学习西方，变革图强，中国才能生存，否则民族前途将十分危险！《天演论》使当时学者深受启迪，感到一新耳目，眼界大开，还有书中传布的大量科学知识和哲学观。书中阐述进化发展是宇宙的普遍规律，小至草木虫鱼，大至天地日月，“一切民物之事，与大宇诸内局诸体，……乃无一焉非天之所演也”（注：《天演论》导言二《广义》。）。书中还具体论述到历史发展的一些重要问题：导言十二《人群》中论述了人类的祖先是猿猴；论三《教源》中，论述人类社会先为游猎之世，后为文明之世，论十七《进化》中论述自太古至于今，人类进步的程度，是以人力对自然的斗争，“所胜之多寡”为尺度，试着由部落到国家进化的历史。归根到底，都是“取天地之所为，被以人巧”，现在达到的进步，足以使古人认为是鬼神所为；而近代以来，超过了过去二千年；这些自成体系、乐观向上、奋发进取的历史观点，为当时热心接受新事物的学者，特别是梁启超、夏曾佑等，打开了一个新天地，使他们掌握了纵观几千年历史的理论武器。
中国传统的学术，如《周易》、《韩非子》中，有朴素的描述历史进化的内容。尤其是晚清流行甚广的公羊学说，提出“据乱——升平——太平”三世进化观点，更为一批志在变革中国现状的进步人士所赞赏，拿之与由西方传人的由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的政治学说相结合，作为发动维新变法的理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所盛传的公羊三世说虽然较之僵死的封建思想具有明显的进步性，但又具有粗疏原始、主观和神秘的致命弱点。它所讲的变易和朴素进化哲学，是靠阐释古代经典的“微言大义”而得。主观推论和比附气味甚浓，未能摆脱封建学术的旧体系，而且很带争论性，使许多人对之感到怀疑甚至骇异。而“天演论”学说则是近代学术体系，不仅具有满足中国人民批判腐朽的封建帝制、挽救民族危亡需要的强烈时代性，而且它的进化发展理论，是从大量的实例中归纳出来的，可以动植物、人体、地形、地质、化石来作验证，因而具有严密的科学性和鲜明的实证性的优点。故此，公羊三世朴素进化观与近代进化论二者固然有相通之处，而后者又高出了整整一个历史时代。这一崭新的哲学观、历史观为上个“世纪之交”的进步人士提供了新的观察历史和国家命运的思想武器之划时代意义，最有说服力的证据便是革命派机关报《民报》的评论：“物竞天择之理，厘然于人心，而中国民气为之一变。”（注：《民报》二号，《述侯官严氏最近政见》。）梁氏当时在致严复信中即说：“南海先生读大著后，亦谓眼中未见此等人。”（注：《与严又陵先生》，《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他还先后撰有专文介绍进化论学说，云：“达尔文者，实举十九世纪以后的思想，彻底而一新之者也。是故凡人类智识所能见之现象，无一不可以进化之大理贯之。”（注：《论学术势力之左右世界》，《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所谓天然淘汰、优胜劣败之理，实普行于一切邦国、种族、宗教、学术、人事之中，无大无小，而一皆为此天演大例之所范围，不优则劣，不存则亡，其机间不容发。凡含生负气之伦，皆不可不战兢惕厉，而求所以适存于今日之道。”（注：《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传》，《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而夏曾佑曾讲述他聆听严复讲述“天演论”哲学的时候，仿佛顿时置身于新的天地，表示无比倾心激动，贪婪地学习、领会、消化，称那一段时间是自己“学问大进”时期，当时他还计划写一本阐述进化论的哲学著作。（注：详见拙著《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下编二《夏曾佑与通史撰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并参见《汪康年师友手札》第二册所收入夏曾佑致汪康年信第十三函。）
明了上述《天演论》传播引起新思潮激荡的背景，我们才能理解：为何梁启超、夏曾佑在本世纪初撰成之诸作，与此前的史学论著相比，在根本指导思想和著述宗旨，论述的内容，视野和思维方式，以至著述格局、表述形式上，全然地迥然不同。究其原因，就在于崭新的进化史观使这些“新史学”提倡者站到了前所未有的理论高度，极大地开阔了他们的眼界。《中国史叙论》提出，今日撰写历史，即要摈舍旧史那种“王公年代纪”的旧规，写成一部“国民发达史”。《新史学》则倡导实行“史界革命”，激烈地批判旧史“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等“四蔽”、“二病”。梁氏明确提出：“夫所贵乎史者，贵其能叙述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并集中地对“新史学”的性质、内容加以界定：“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提出史家应善于通过比较研究和纵贯联系考察，从人类活动总背景中去求得人群进化的真相，“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尤为中国有学术以来，第一次以约8万字的简要文字，系统地、 气势磅礴地论述我国数千年学术思想演进的历史趋势，划分为七个时代（一、胚胎时代，春秋以前；二、全盛时代，春秋末及战国；三、儒学时代，两汉；四、老学时代，魏晋……），精辟地评价了众多的思想家及其著作。作者整个地把中国学术史的演进视为前后联系密切、互为因果的链条，相当有说服力地论述各个时代思想的主要成就、特点，前一时代的学术如何成为其渊源，对于后一时代的学术又产生了什么影响。这种全新的研究风格为近代型的学术史著作第一次提供了典范。胡适曾回忆他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时阅读这部著作的感受，是“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称他“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并由此确定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志向。（注：胡适：《四十自述》，中国书店影印本。）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则破天荒第一次以进化论历史观作为贯穿整个古代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如，结合西方史学理论和中国古代传说的“史影”，论述中国史前经历过“渔猎社会”、“游牧社会”、“耕稼社会”三次进化。又如，将几千年中国历史划分为上古之世、中古之世、近古之世三大时期，再细分为七个小时期。与全书新鲜的内容相适应，其体裁体例采用了将西方传入的章节体与传统的纪事本末体相糅合的崭新形式。故出版后，使人一新耳目，被评价为“上下千古，了然在目”，第一册自1904年印行后，至1906年即再版了六次。
上述分析证明：本世纪初史学之第一次大放异彩，完整意义上的“近代史学”之正式产生，其根本原因即由于进化论历史观的直接推动。正因为有了这一崭新历史观的指导和提升，才使新史家有了新的观察问题的高度，新的视野和思维方式，以往熟见的史料和前人的研究成果便任由驱使，撰著成凸现出近代科学理性和系统思维特点的面貌全新的史著。自鸦片战争以后，近代史学一直处于酝酿的阶段，至此，才真正在历史观指导上和思维方式上实现了质的飞跃！
在这里，还需简要地论及几个无法回避的理论问题。
第一，西方近代进化论经过严复的译介传布，不惟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而且是整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它为当时进步的人士提供了观察国家命运和观察历史的新鲜有力的武器。我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前，它是最进步和最具科学性的哲学观、历史观，这一历史地位早已被无数史实所昭示，应该是公允之论。以往有的论著在讲到进化论传播时，未及仔细考论在当时“使民气为之一变”的巨大功绩，而笼统地加上“庸俗进化论”的名目，这是因为夸大其局限性，或不适当地拿它与后来传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生硬地相比照所误，应该予以澄清。
第二，近代进化论学说作为进步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包涵有丰富的内容，包括历史演进的方法，实证方法，重视研究因果关系及其规律等。这些，有许多方面都与本世纪前期大量输入的其他西方新学理相通，与国民意识，群体意识，科学与民主观，逻辑方法（演绎、归纳、有充分证据的推理），以批判的眼光审查史料，及比较研究方法等等，互相联系、补充和促进。明乎此，才能正确地解释，正因为本世纪初年及继起的五四时期，在历史观点及治史方法全局性的、异常深刻的变化，才促使了现代史学模式的初步建立。这二三十年间历史观点及史学方法的变化，内涵多样，有时看似头绪纷繁，究其实，可以概括为是“以近代进化论学说为中心的大量新学理的输入和运用”；而五四前后现代史学模式之初步建立，也显然是本世纪初年梁启超等倡导的“新史学”思潮的继续和发展。此项在胡适身上有显著的体现。胡适是比较复杂的人物，就其学术说前后也诸多变化。这里仅略述他在五四前后起到开风气作用的、被誉为在史学上建立了某种新范式的学术成果。他于1917年初完成的《先秦诸子进化论》，开门见山即对“进化论所研究的问题”作了界定，主要为“自原始以至今日，天地万物变迁的历史”，“变迁的状态和变迁的原因”。191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上册）》，也先设《导言》一篇申明其历史方法论，提出他研究哲学史的目的，包括：（一）明变。“哲学史第一要务，在于使学者知道古今思想沿革变迁的线索”。（二）求因。“要寻出这些沿革变迁的原因”，注重思想家“所处的时势不同”，“所受的学术思想不同”等。（三）评判。此项首先是“要看一家学说在同时的思想和后来的思想上产生何种影响”。胡适申明的这些原则，若与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相比照，分明是朝着同一方向走的，只是胡适提炼得更明确，有所发展。此外，胡适所写的震动思想界的名文《文学改良刍议》中也强调：“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他还写有《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一文，再次揭橥进化观的旗帜。他为“科学与人生观”这场论战之结集作序，也明确地把“知道人类社会演进的历史及其原因”，作为“科学人生观”的一个重要内容。胡适留美接受西方现代教育，并不是只继承其师杜威的实验主义，从上面揭示的他在“五四”前后极有影响的几种论著中的观点可以证明，他是运用了进化史观以及历史演进法、因果关系等等来指导其研究的，所以他才成为紧跟梁启超之后，又一位推进中国学术近代化的关键人物。顾颉刚也正是由于受了胡适诸如进化观、历史演进法、用批判眼光审查史料等观点和方法的影响，才创立了在“五四”以后声望甚盛的“古史辨派”。
第三，不惟梁启超、胡适、顾颉刚，其他成就卓著的实证史家，也都明显程度不同地可归因到由于形成和运用历史进化观、因果关系等项，才具有比起他们的前辈更加开阔的眼光和更为科学的方法，加上运用新材料，而取得超越前人的成就。问题在于，要达到认识世界万物和社会历史是由低级到高级、环环相扣地演化发展，是需要综合运用实证方法、因果归纳、逻辑推理、比较研究等观念和方法方能实现，所以这些近代新学理实质上互相贯通、互相促进，只不过作为本世纪前期近代历史学发展阶段而言，历史进化观在这些新学理中占据中心和关键的地位。再者历史的进化当然决不是笔直的，而只能走曲折前进、螺旋式上升的途径，有时甚至会出现局部的倒退。陈寅恪的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讲“外族盛衰的连环性”，即运用因果关系、比较研究等项，探求一个历史时期带全局意义的大事，从而概括出“其他外族之崛起或强大可致某甲外族之灭亡或衰弱”，“而唐室统治之中国遂受其兴亡强弱之影响”的论断。邓之诚著《中华二千年史》，在《叙录》中申论：“历史进化为一事；因果定律别为一事；而历史所以昭示吾人者，永永不可忘，则又为一事。”以此三项作为撰史的指导思想。张荫麟撰成于1940年的《中国史纲》（仅完成至东汉初，共十一章），是一部享誉中外的名著。贺麟的评价是：“他立志作第一等人，终能在史学界取得第一流的地位。他的《中国史纲》，虽仅部分完成，是他人格思想学问文章的最高表现和具体结晶。书中有真挚感人的热情，有促进社会福利的理想，有简洁优美的文字，有淹博专精的学问，有透彻通达的思想和识见。”俄国学者鲁宾也称誉此书“把科学的解释和通俗性成功地结合起来。”（注：见《新世纪万有文库》本《中国史纲》“本书说明”（傅杰撰），《自序一》，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张荫麟在其初版自序中论述治史的指导思想，提出用四个范畴来统贯“动的历史的繁杂”，即：因果的范畴；发展的范畴，此项包括定向的发展，演化的发展，矛盾的发展。（注：见《新世纪万有文库》本《中国史纲》“本书说明”（傅杰撰），《自序一》，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由此证明，《中国史纲》的成功，是由于张荫麟的才华，将本世纪初以来进化史观为中心的新学理出色地综合运用的结果。
二、唯物史观开辟的史学新境界
由于五四时期李大钊首先宣传唯物史观，特别是由于三四十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便为20世纪中国史学创辟了新境，指明了发展的新路向。
唯物史观的开拓传播，在时间上与五四时期实证史学的进一步发展相同时，其后形成平行双线发展。由于中国的国情，决定中国革命必须走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才能最终取得民族的彻底解放和国家的富强；而中国史学一向有贴近社会生活、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优良传统，在本世纪中也进一步得到发展，因而成为鼓舞民众探索救国真理的有力武器。李大钊原先是一位卓越的民主主义者，在十月革命影响和五四运动爱国思想高涨的时代潮流下，他迅速转变为共产主义者。1919年，他在《新青年》杂志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著名论文，第一次向国内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次年，他在北京发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又成为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创始人之一。在此几年间，他在北京大学等校讲授《唯物史观研究》、《史学思想史》、《史学要论》等课程，系统地宣传唯物史观基本理论，它的产生的必然性，它对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争取解放的斗争所具有的指导意义。《史学要论》（1924年）指出：我们若要研究历史，像《史记》、《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以及其他种种历史记录，无疑都是很重要的材料。“但是它们无论怎样重要，只能说是历史的记录，是研究历史的必要材料，不能说它们就是历史。这些卷帐、册案、图表、典籍，全是这活的历史一部分的缩影，而不是这活的历史一部分的本体。”我们所要研究的是“活的历史”，它“屹然存在于这些故纸陈编的堆积以外，而有它永续的生命。”“从来的史学家，欲单从社会的上层说明社会的变革——历史，而不顾社会的基础；那样的方法，不能真正理解历史。社会上层，全随经济的基础的变动而变动，故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当论述到研究历史的意义时，李大钊又将旧史学与唯物史学指导的新史学作对比，说，旧历史观认为历史是神造的，是天命的，因此旧史把帝王将相这些特权阶级放在神权保护之下。使一般人所遭受的种种苦难，无论惨酷到如何地步，都只能悲吟。而“把人们的个性，消沉于麻木不仁的状态中，只有老老实实的听人宰割而已”。新历史观则“教吾人以社会生活的动因。不在‘赫赫’‘皇皇’的天神，不在‘天亶’‘天纵’的圣哲，乃在社会的生存的本身。”“这种历史观，导引我们在历史中发现了我们的世界，发现了我们自己，使我们自觉我们自己的权威，知道过去的历史，就是我们这样的人人共同创造出来的，现在乃至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注：《李大钊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8—199页、 第247页。）李大钊的论述，成为史学新潮流的代表，指出了在历史学的内容、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和研究历史的意义等根本问题上新的发展方向，不仅与旧史学相比有根本性质的不同，而且较之同在上升、演进中的实证史学来，明显地也高出一个层次。
唯物史观在中国学术界得到迅速传播，三四十年代以后即相继产生了一批重要成果，逐步地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主流。而且，依我看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为数不少的佳作，既体现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又具有中国风格，决非外来模式的翻版，而是深深扎根于中华文化的土壤之中，越来越壮大、兴旺、发展——对于20世纪学术发展具有巨大深远意义的这一走向，很值得从多方面作深入的理论探讨。这里只能举例式地约略提到几点。如，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人类一切优秀文化遗产的必然发展，而中国传统史学和传统学术中，蕴涵有丰富的朴素唯物论、朴素辩证法、朴素发展观和大同理想等，也都是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通的。本世纪前期，“新史学”倡导者和新考证学家，由于他们确立了近代科学观念，其治史实践和观点，也每有与唯物史观原理相通之处。如，梁启超论述历史循环论者在认识上的错误，“盖为螺线之状所迷，而误以为圆状，未尝综观自有人类以来万数千年之大势，而察其真方向之所在，徒观一小时代之或进或退，或涨或落，遂以为历史之实状如是云尔。”（注：《新史学》，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此为对历史演进作螺旋式运动的特点及循环论者误取螺旋的一圈而以为作圆形运动的认识论错误的精采说明。再者，梁氏论“英雄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固然有过分夸大的偏颇，与此同时他又提出了很深刻的见解：所谓大人物之言动，必须与当时社会心理发生因果联系者，才能起到影响历史演进的作用。“所谓大人物者，不问其为善人恶人，其所作事业为功为罪，要之其人总为当时此地一社会——最少该社会中一有力之阶级或党派——中之所能深入社会阃奥而与该社会中人人之心理最易相互了解者。如是，故其暗示反射之感应作用，极紧张而迅速。”又认为，“文明愈低度，则‘历史之人格者’之位愈为少数所垄断，愈进化则其数量愈扩大。……今后之历史，殆将以大多数之劳动者或全民为主体。……故‘历史即英雄传’之观念，愈古代即愈适用，愈近代则愈不适用也。”（注：《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此与唯物史观论述个人与群众在历史上作用的基本观点显然颇多相同之处。顾颉刚在1933年编《古史辨》第四册，在序言中申明：“我自己决不反对唯物史观。我感觉到研究古史年代，人物事迹，书籍真伪，需用于唯物史观的甚少，勿宁说这种正是唯物史观者所亟待于校勘和考证学者的借助之为宜；至于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时，则我们不该不取唯物史观为其基本观念。”（注：《古史辨》第四册顾序，第22页。）这种认识正是他建国后把学术工作重点转向古史建设的重要内在原因。陈寅恪在广泛搜求材料和精微考辨的基础上，以开阔的眼光，从比较和联系中探求一个历史时期带全局意义的大事，探求带规律性的问题；又强调对古代遗留下来的片断材料须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细察“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重视其时代性，审慎地得出结论，也都同唯物史观的一些原理暗合。又一位新考证学名家陈垣，其所著《通鉴胡注表微》这部总结性著作，《治术篇》中论学术不能脱离政治，《民心篇》中论民心向背是观察政权更迭和历史动向的根本问题，这些观点更显然成为他以后接受毛泽东思想指导的基础。
了解唯物史观传播的社会条件，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与传统学术优良遗产的内在联系，与近代史家治史实践和观点的诸多相通之处，从而认识唯物史观广泛传播的深刻必然性，认识它虽是由外国传入的学说，却能迅速地与中国当代学术文化形成水乳交融、血肉相联的关系，这是我们考察20世纪史学演进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同时，认识唯物史观原理的指导意义，认识恰当地运用这些原理来研究中国历史，使史学研究有了更加正确的方向，大大提高其科学性，开拓了新途径，上升到新境界，这是我们考察20世纪史学演进又一极其重要的方面。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走过一条披荆斩棘、从创建到壮大，并经过激烈的斗争和考验之后更加成熟的道路。从李大钊宣传唯物史观，郭沫若著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以后，直至建国后马克思主义在全国范围内确立其指导地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一个整然的发展过程。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不断加深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理解，逐步熟练地把这些原理与中国历史的实际恰当地相结合，并创造性地运用，使马克思主义史著更能真实而深刻地揭示出中国历史的客观进程和实质内涵，从而成效卓著地提高史学著作的科学价值。唯物史观的原理内容丰富，至少以下诸项都是重要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决定社会的基本进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又有反作用；在阶级社会复杂纷纭的事实中，要用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作为指导线索，同时要严格地把问题提到一定的范围之内，坚持历史主义；承认英雄人物的作用，同时认为人民大众的意志最终决定历史的根本方向；推动和影响社会进程的诸项原因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的前提和条件，以及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到一定的作用，各种因素构成了“合力”；研究不同国家历史发展的共性，更要研究各自的特殊性，共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各国、各民族发展的独特性又是对共同规律的补充和发展；评价历史人物，不是根据他的口头宣言，而是根据其社会实践，衡量历史人物的功绩，是根据他比前人提供了什么新东西，运用历史的、联系的、辩证的观点，反对割裂历史联系、孤立地看问题；详细占有材料，去伪存真，由表及里，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唯物史观关于理论和方法提出的重要原理，以往史学家只能片断地提出，朴素地认识到，而马克思主义却明确地系统地提出一整套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这当然把中国史学推向新的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史著的某一部可能存在缺陷或失误，但从总体上说，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就更高。
在三四十年代，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各有出色的建树。郭沫若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把先进的科学理论指导同扎实的文献考订功夫结合起来。他继承了前人，尤其是王国维的考证成果并加以发展，出色地对旧史料作出新解，熔《诗》、《书》、《易》中纸上史料，与卜辞、金文中的考古材料于一炉，赋予它们以新的意义，并且上升到系统分析社会生产方式和阶级关系的高度。这样，文献、卜辞、金文这些原来似乎互相孤立的材料，都发生了联系，成为有用的活材料，殷、周时期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得以重现。因而本书成为运用唯物史观原理系统解释中国历史的奠基之作，书一出版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吕振羽于1936年出版《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其重要价值在于：根据出土文物史实，认定殷代确已进入奴隶社会，并从财产形态、阶级构成、国家形成过程等项作全面考察，创立了殷商奴隶制学说。再则，提出周灭商后，奴隶已被解放，周初的分封制，实际上是建立由各级封建领主和被称为“庶人”或“小人”的农奴相对立的封建制度，此则形成过程大致到宣王中兴时完成。吴泽教授评价此两项成就“对中国历史科学的研究有着十分重大建树的意义”（注：吴泽：《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者——吕振羽》，见刘茂林、叶桂生著《吕振羽评传》一书代序。）。在此前后，吕振羽还著有《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简明中国通史》、《中国民族简史》等书。翦伯赞于1938年著成《历史哲学教程》，是一部较早的阐述唯物史观指导下历史科学基本理论的著作，主要论述历史科学的任务，发展阶段，历史发展的合法则性，历史的关联性，历史的实践性等项，对不少重要问题都坚持并发挥了正确的观点和主张。作者又于1943至1944年撰成《中国史纲》第一、二卷，对于远古、殷、西周至秦，汉历史作了有系统的论述。范文澜于1940至1941年在延安著成《中国通史简编》。建国后修订出版了第一、二、三编（分四册出版），共约110万字。他又于1943年起至1945 年离开延安时，完成《中国近代史》（上册），约30万字。以后对此书多次进行修订，至1955年出版修订第9版。 延安版《中国通史简编》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它对几千年中国历史的演进提出了系统的看法。对起于西周、迄于鸦片战争的中国封建社会划分为三个阶级，奠定了以后范文澜关于古史分期学说的基本格局。它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与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二者的结合，做到了比较深入而成功地分析和描述各个时代的特点。如战国养士制度，魏晋门阀制度，唐代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明清以后对外关系的逆转、西方势力的东来、“海禁”政策造成的被动局面等，都有深入的分析和生动的叙述。范文澜的书写于延安窑洞，而其理论方向和学术品位，则标志着具有更高科学水平的史学新阶段的到来，以其新颖的观点、系统的内容、生动的文字而大受欢迎。故戴逸教授曾评价说：“它集中了许多革命者的智慧，第一次系统地说出了革命者对中国历史的全部看法。”“观点新颖，气势磅礴。使人发聩震聋，耳目一新。”（注：戴逸：《时代需要这样的历史学家——在纪念范文澜诞生100周年学术座谈会上的讲话》，《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中国近代史》（上册）同样是一部名著， 被誉为“造端宏大，材料新颖”。以前，国民党文人蒋廷黻曾写有《中国近代史》，歪曲历史，称鸦片战争是“东西对打”，引起战争的原因是中国“禁烟”，“英国对于我们妄自尊大和闭关自守的态度已不满意，要和我们算一次帐。”称赞琦善替代林则徐主持外交，“论审势，论知己知彼的功夫，琦善无疑远在时人之上。”污蔑林则徐主张抵抗是为了自己的名誉，口上讲的和心里想的并不一致，“把自己的名誉看得重，把国家的事情看得轻”，林则徐讲“民心可用”，被他指责为“不过是士大夫传统的高调和空谈”（注：蒋廷黻：《中国近代史》，（长沙）文史研究会，1941年版。）。可见，在当时，近代史研究领域存在着多么严重的斗争，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又多么直接影响到中国走什么路的大问题。而打开范著，则有一系列新鲜、醒目的标题跃入眼帘：“可耻的鸦片走私贸易”、“腐烂的天朝”、“烟毒泛滥于中国”、“统治阶级对鸦片的态度——抵抗、妥协、投降三大派”、“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书中以大量确凿的史实，证明中国的禁烟和抵抗，完全是正义的；英国侵略者却是派出舰队，到几万里以外进行野蛮的侵略战争！赞扬林则徐是坚决抵抗侵略的杰出人物，怒斥“作为道光帝代表的琦善，实际上是义律的代表”，是媚敌求降的民族败类。范著系统地论述了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封建阶级的腐朽统治怎样一步步将中国推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中国人民和正直人士的抵抗和摸索救国道路怎样把中国历史一步一步向前推进。由于这部著作深刻、生动地再现了中国近代史的进程，材料新颖、丰富，中肯地评价了各个时期的事件和人物，标志着近代史研究达到了新阶段，它所提出的基本框架和一系列深刻的论断，影响了近代史研究达数十年。40年代，侯外庐在思想史和社会史领域有重要建树，著有《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等。郭沫若曾评价他在先秦思想史领域的成就说：“在研究这一时期的哲学问题及其他思想形态问题的中国历史家当中，侯外庐占据了最显要的地位。”（注：郭沫若：《战时中国历史研究》，载1946年《中国学术》第1卷（创刊号）。）建国以后，以他为主， 并有杜国痒、赵纪彬、邱汉生等学者合作，相继修订和撰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至五卷，成为这一领域的传世之作。
50年代至60年代初，由于唯物史观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了指导地位，中国史学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继续作出建树。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经过长达十多年的修订，大部分章节几乎重写，理论更加成熟，内容更加丰富，论述更加深刻，成为本世纪前60年最享盛誉的中国通史巨著。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注：《中国史纲要》，翦伯赞主编，1961年开始编撰，到1966年出版了第二、三、四册。至1979年，全书由人民出版社一并印行。本书于1995年荣获全国文科教材的重奖（特别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长期作成大学通史教材。其他在断代史、专史领域等也出现了一批佳作。有的原来擅长于作考证的史学家，自觉地运用唯物史观作指导，学术更臻新境，成为海内外著名学者。大学历史系及全国各地历史研究机构迅速发展，大量培养人材，研究队伍较前远为壮大，尤其建立了门类齐全的历史学科体系，更为建国前所不敢设想。史学工作者自觉地用可信的、科学的历史知识教育群众，发挥历史教育对推动社会前进的作用。拿民族史来说，史学工作者们深入总结各族人民长期以来相互交流、融合的历史，和近代以来各族共同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传统，对于推进民族大团结、增强民族凝聚力、加强爱国主义精神起到巨大作用。在50年代还进行了大规模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所得材料在二万万字以上。凡此都证明建国后唯物史观指导下史学工作成就巨大。
建国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又走过曲折的道路，甚至经受了严峻的考验。50年代后期逐步发展的“左”的错误，“以阶级斗争为纲”，对学术工作造成严重干扰。另外，史学队伍在唯物史观的具体运用中，由于水平限制和经验不足，产生了一些偏差和失误，出现了教条化、公式化、片面性及忽视扎实的史料功夫的偏向。这类失误和偏向，经过进一步学习唯物史观原理，总结经验教训，端正学风，是能够逐步克服的。一些对唯物史观理解深刻的学者，特别是范文澜、郭沫若、翦伯赞，针对错误倾向，甚至敢于顶住压力，态度鲜明地提出批评，坚持和捍卫了唯物史观的正确原则。范文澜于1958年发表《反对放空炮》一文，严肃地提出史学界的学风问题，指出踏踏实实进行科学工作，认真地、系统地读书，深入分析问题的意义。他批评史学界中有的人“动起笔来，却把历史事件忽略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把自己杜撰的一些公式和规律，演成篇幅，说这就是论文，或者说这就是著作。”（注：范文澜：《反对放空炮》，《历史研究》1961年第4期。）1961年5月，范文澜在首都史学界纪念太平天国革命11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发言， 着重谈了史学界流行的“打破王朝体系论”和“打倒帝王将相论”的问题。他认为，这种论调好像是很革命的，实际上是主观主义的。范文澜尖锐地指出，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是劳动群众的历史”，这本是真理，但是把它绝对化、片面化，只承认历史上的劳动人民，不承认历史上的帝王将相，这就成了谬论。这种谬论应该受到大家的反对。他严肃地批评说：“阶级社会是由互相对立着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构成的。打破王朝体系，抹掉帝王将相，只讲人民群众的活动，结果一部中国历史就只剩了农民战争，整个历史被取消了。”（注：范文澜：《首都史学界纪念太平天国革命一百一十周年》，《光明日报》1961年5月31日。 ）郭沫若提出：“从新的历史观点出发，固然应该着重写劳动人民的活动，但以往的社会既是阶级社会，统治阶级的活动也就不能不写。”（注：郭沫若：《关于目前历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新建设》1959年第4期。 ）翦伯赞也明确地认为：“作为时代的符号，王朝的称号和公元与世纪一样并不妨碍我们去发现历史规律性。妨碍我们发现历史规律性的，是以帝王为中心的思想体系，不是王朝的称号。”（注：翦伯赞：《关于打破王朝体系问题》，《光明日报》1959年3月18日。）1962年， 翦伯赞针对史学界流行的以貌似“革命”的观点，片面化地对待历史上各时代的事件、矛盾和人物评价时，挺身而出，深刻地论述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的关系，指出：“必须把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结合起来。如果只有阶级观点而忘记了历史主义，就容易片面地否定一切；……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对历史事实作出全面的公平的论断。”严肃地批评“为了站稳立场，有些同志见封建就反，见地主就骂”，“在有些讨论农民战争的文章中，把农民革命的领袖说得比现在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还要进步”一类片面化倾向。（注：翦伯赞：《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江海学刊》1962年5月号。）范文澜、翦伯赞的坚定态度和言论， 在错误倾向泛滥之时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他们确信唯物史观的原理是科学的体系，为了坚持真理，捍卫历史学的科学性而无所畏惧！
三、理论创新对新时期史学的贡献
十年浩劫对历史学造成严重的摧残。粉碎“四人帮”以后，经过拨乱反正，国家进入了发展的新时期，历史学也迎来了万木向荣的春天。新时期历史学的特点，可以用这样几句话来概括：冷静反思，思想解放，开放拓展，勇于创新。史学界经历了“四人帮”疯狂破坏，在思想上、理论上蓄意颠倒、肆意制造混乱的灾难和沉痛教训之后，展开了理论上的批判清算，并进入了冷静地反思如何准确地理解、掌握唯物史观的本来意义和如何结合中国历史实际正确运用的新时期，并且进而反思如何有效地克服50年代后期存在的教条化、片面化倾向，努力促使史学研究达到新的科学水平。知识界打破禁锢他们的桎梏，思想空前活跃，勇于提出各种新问题，大胆探索，同时，大力引进国外史学理论和方法，获得借鉴。不断地提出新的课题，拓展新的研究领域，不仅以往受到重视的断代史、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民族史等继续被关注，注入新的活力，而且过去研究薄弱或尚属空白的分支学科，如文化史、制度史、社会史、妇女史、风俗史、地方史及区域经济研究、家族史、人口史等等，都相继吸引着学者们去开拓，呈现方兴未艾的局面。创办了大量新刊物、新的研究机构和团体，发表了数量极丰的论文，出版了大量有创新价值的著作。研究队伍声势更壮，新人辈出。因而，无论从总体水平上，论著数量和科学价值上，研究领域的拓展上，最近20年是中国史学空前繁荣兴旺的时期。
新时期在历史观方面提出的创新论点无疑是不少的，这些需要大家共同来总结。其中，我以为，最具重要理论价值的是，明确提出要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进行新的理论创造，做到反映历史的规律性与反映历史的丰富性二者相结合。二十几年来，白寿彝先生为此进行了执着的努力，并主编完成规模巨大、内容宏富的多卷本《中国通史》，受到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因而成为新时期理论创新和推动中国史学达到新阶段的代表。
以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很大的成绩，主要是在探索和反映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理论指导下进行的。然则，唯物史观创始人本来就一再论述过：研究历史进程的复杂性、丰富性、生动性是史学工作者的重要任务。马克思说：“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条件，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这些变异的程度差别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所提供的事实进行分析才能理解”（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3页。 ）。他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论述人口问题的研究，可以归结为：首先经过“表象的具体”，再到“多层次的抽象”，最后回到“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总体”这样的研究方法，称之为“显然是科学上的正确方法”。并说：“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页。）。研究人口问题是如此，那么研究如此丰富复杂的人类历史客观进程更应该如此。
白寿彝教授自建国以后便高度重视用唯物史观指导史学研究。进入新时期以来，他的视野更加开阔，对于如何理解唯物史观原理，以及运用它来研究中国历史实际不断提出理论创见，并且怀着崇高的使命感，要通过探索和总结中国这个东方大国的历史，为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的具体理论，写出能够再现中国几千年历史丰富生动的内容的史著作出贡献。这一基本思想，贯穿在他的许多著述之中。他说：“有一个认识论上的问题要搞清楚，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把真理的大门关死，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就要求人们不断地丰富它、发展它。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来看，在经典作家解释的普遍规律以外，还有不少具体规律有待于我们去研究、去发掘。”（注：《白寿彝史学论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88页、第275页。）又说：“要研究我国历史发展规律，研究全人类的社会发展规律。但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社会各有自己的具体情况。……这种研究的正确成果必将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学说增加丰富的内容。”（注：《白寿彝史学论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88页、第275页。）他在《中国通史纲要》等论著中，提出了广大边区封建化对全国历史的重大影响，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多种生产关系的并存，对封建国家管理职能等诸多新论点，并且明确地提出，以“既反映历史的规律性，又反映历史的丰富性”（注：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导论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26 页。）作为编撰多卷本《中国通史》的指导思想。
由于在历史观点上达到了新的高度，就有力地推动通史编撰体裁实现了重大的创新。因为史书的体裁是史家观点及其所要表述之内容的载体，体现反映历史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白先生对此有精辟的论述：“历史现象是复杂的，单一的体裁如果用于表达复杂的历史进程，显然是不够的。断代史和通史的撰写，都应按照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体裁，同时又能把各种体裁互相配合，把全书内容融为一体。”（注：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495页。）他经过长期探索，决定继承传统史书的优点并加以改造，吸收近代章节体史书的特点，并借鉴外国历史著作的长处，创立一种“新综合体”，作为《中国通史》的体裁。自商周史卷以下，各卷均采用“序说”、“综述”、“典志”、“传记”，四个部分各尽其用，又互相配合，融为一体。序说部分论述各历史时期的文献资料，考古资料，国内外研究成果，把学者引到学术研究的前沿。综述构成全书的主干，宏观地论述各个时期历史发展的重大事件、阶段特点和发展趋势，纲举目张。典志是对历史发展过程中若干侧面的剖视，包括民族、经济、阶级关系和社会阶层、典章制度、科学技术、文化学术、风俗、中外关系等，体现社会发展各方面因素的交互作用。传记是记载各方面代表人物的活动，写出人物所体现的时代特点及其对时代的作用，克服长期以来通史著作中见不到完整人物形象的缺陷。白先生总揽全局，制订并实施了全书的指导思想，以20年的心血，在诸多名家和众多学者的通力合作下，这部总计12卷、22巨册，共约1400万字的通史巨著终于编撰完峻，于今年初全部出版。这部巨著的问世，立即以其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理论创新所达到的新高度，以其内容十分宏富、集中了一代人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及体裁的独创性、时代性，为社会各界所高度重视。学术界评价这部通史是空前的巨著，内容最全面、最详尽、最系统，几乎无所不包，是真正的通史，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压轴之作。毫无疑问，由于坚持科学历史观为指导的正确方向和大胆创新，才使白先生有如此宏大的著述气魄，使这部《中国通史》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又一重要的里程碑。
以上仅是管见所及而提出来的初步思考。从历史观的进展及其推动作用的角度，回顾20世纪史学的走向，我们所能得到的最大启示是：从事史学研究固然要很重视史料的搜集、深入的考订、方法的运用等，而正确的历史观的指导尤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本世纪以来，进化史观及西方新学理的输入，唯物史观的传播，新时期的理论创新，都因其凝聚了观察历史的科学性，并且相继达到新的高度，才成为推动20世纪史学接连跨进新的阶段，取得辉煌成就的关键因素。我们只要坚持科学历史观指导的正确方向，勇于开拓、创新，继承发扬传统史学的优良遗产和近代史家的优秀成果，并且以开放的心态大力吸收西方史学的有益东西，就一定能迎来新世纪史学更加光明和广阔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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