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郎才尽”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江郎才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本文从多种有关江淹的史料出发，从历史、人物生平、故事传说、作品风格等不同的视角，综合分析了江淹的仕途、文学活动和“江郎才尽”的原因及“才尽”的大体时间。据有关资料的综合分析，“江郎才尽”，在江淹35岁任中书侍郎时就已开始，此后不复再创佳绩，而不是“晚节”才出现的问题。这一推断，与所谓“晚节才思微退”的说法，实际上是提前了20年。
【关键词】 江郎才尽 辨析 晚节 才思微退 五色笔
“江郎才尽”是文学史上一个引起广泛兴趣的话题。人们怀着对南朝著名的作家江淹的景仰之情，对他文学才华的突然枯萎表现出无限的惋惜。于是，企图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眼光去解释这一罕见的文学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只是由于可供研究的资料有限，一些传闻又往往流于神秘荒诞，致使问题难以真正弄清。这里，仅就有限的文字记载略作辨析，以附前人研究之骥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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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江郎才尽”这段史话，讲得比较完整的史料是《南史·江淹传》：
淹少以文章显，晚节才思微退，云为宣城太守时罢归，始泊禅灵寺渚，夜梦一人自称张景阳，谓曰：“前以一匹锦相寄，今可见还。”淹探怀中，得数尺与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尽！”顾见丘迟，谓曰：“余此数尺既无所用，以遗君。”自尔淹文章踬矣。又尝宿于冶亭，梦一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吾有笔在卿处多年，可以见还。”淹乃探怀中，得五色笔一以授之。尔后为诗绝无美句，时人谓之才尽。《南史》引录这两则为故事，值得注意的有二端：一是“云为”云云。从行文的语气看，似乎是江淹的自述，这样，他就是企图用梦来向世人解释他“才尽”的缘由，以缓和因他突然“才尽”而引起的强烈社会反响。但“云为”也可能是指社会上因“江郎才尽”而生起的某种传闻；《南史》好杂采小说家言，这类颇富传奇色彩的文人梦呓，自然是作者猎奇的对象。二是这两则故事都说明“江郎才尽”之后并未完全辍笔，慨然“壮夫不为”。“自尔淹文章踬矣”，“踬”是不顺畅，说江淹自此之后写文章就不如以前那样才思如泉了。“尔后为诗绝无美句”，也只是说从此再写不出好诗。说明他虽“文章踬”、“为诗绝无美句”，但还是在写，只因文思不畅，很少有创作的冲动和自信了。
据《梁书》本传称：“凡所著述百余篇，自撰为前、后集。”《南史》本传略同，但无“百余篇”三字。今存《江文通集》收录诗文就已超过二百篇，足见《梁书》所言不确。《隋书·经籍志》作“《江淹集》九卷、《江淹后集》十卷”。新、旧《唐书》并著录前、后集各十卷。现存江淹集共十卷，从集中可考订写作年代的作品看，似多作于他35岁任正员散骑侍郎、中书侍郎之前。他在35岁时写的《自序传》也说：“自少及长，未尝著书，惟集十卷，谓如此足矣。”或许今存江淹集就是他35岁时自编的那部结集，相当于他后来编订的前、后集的前集。至于后集如何，那就不得而知了；很可能这些“才尽”之后的作品缺乏文学才华而未能广泛流传，以至宋以后就散佚殆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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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郎才尽”的传说，不仅见于唐朝人修撰的《南史》，而且在江淹同时代人的文字中也有所记载，如钟嵘的《诗品》就有两处涉及：
初，淹罢宣城郡，遂宿冶亭，梦一美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我有笔在卿处多年矣，可以见还。”淹探怀中，得五色笔以授之。尔后为诗，不复成语，故世传江淹才尽。（《诗品·中品·齐光禄江淹》）
永明相王爱文，王元长等皆宗附之。约于时谢脁未遒，江淹才尽，范云名级故微，故约称独步。（诗品·中品·梁左光禄沈约》）钟嵘（？—518）当是江淹（444—505）同时代的晚辈，对江淹的行事应该比较了解，他所说的“江淹才尽”定是当时广为流行的传闻，因此这种传闻是可信的。至于传闻本身的细节是江淹真的做了这种梦，还是别人编造出来，那就不得而知了。
尽管如此，《诗品》的两则文字毕竟为我们考订“江郎才尽”的时间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一是在“淹罢宣城郡”之后；二是在“永明相王爱文，王元长等皆宗附之”时，那时“谢脁未遒”，“范云名级故微”，“（沈）约称独步”。
据《梁书·江淹传》称：“（齐）明帝即位，（淹）为车骑临海王长史。俄除廷尉卿，加给事中，迁冠军长史，加辅国将军。出为宣城太守，将军如故。在郡四年，还为黄门侍郎，领步兵校尉，寻为秘书监。”江淹当于齐明帝建武元年出守宣城，“在郡四年”罢归则在建武五年（498），那时他已55岁，从此开始步入文学创作的低谷期。这与“晚节才思微退”的“晚节”，在时间上是相符的。必须指出的是，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江文通集汇注》（明·胡之骥注），编者在《出版说明》中提到此事时说：“《南史》云‘江郎才尽’始于其为宣城太守罢归时，此当齐明帝永明末年，距《自序传》的写作有十年以上。”这段话的明显错误有二：一是“永明”不是齐明帝的年号，据上引《梁书》本传，江淹出守宣城在齐明帝即位之初，是“永明”以后发生的事。二是江淹为宣城太守罢归的时间，距他写《自序传》不止“十年以上”，而是20年左右。
但如按《诗品》第二种说法，“江淹才尽”在“永明相王爱文，王元长等皆宗附之”之时，那就是建武之前永明年间的事。此处“相王”指齐武帝次子竟陵王萧子良，他当时位至司徒，故称“相王”，正如曹操为魏王又居丞相之高位，《文心雕龙·时序》称“魏王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一样。《南齐书·萧子良传》载：“（永明）五年，正位司徒，……移居鸡笼山邸，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讲语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萧衍、王融、谢脁、任昉、沈约、陆倕、范云、萧琛，号称“竟陵八友”。西邸文人崇尚声律，讲究诗歌的技巧，常相与酬答唱和，内容以闺情、咏物为主。这时谢脁年仅20余岁，诗歌创作亦以闺情、咏物为多，艺术上还处在学习、成长的阶段。谢脁诗歌的特色和成就主要表现在山水诗，从时间上说，应该以永明八年（490）萧子隆受命为镇西将军、荆州刺史，谢脁任镇西功曹，转文学，翌年随萧子隆赴任荆州为新的起点。所以“谢脁未遒”应指永明四年至八年参与西邸文学活动这四年中的情形；按钟嵘的第二说法，此时江淹已经“才尽”了，比之江淹罢宣城郡梦郭璞而才尽的说法，在时间上大约要早十来年。
两种说法究竟哪一种更近实情呢？我以为后一种说法比较可信。因为梦郭璞而才尽终究神秘色彩太浓，而后一种说法则是江淹同时代的钟嵘言之凿凿的实录：有具体的时间（永明年间），又是从比较（那时“谢脁未遒”，“范云名级故微”，而“（沈）约称独步”）中得出的结论。这个结论表明“江淹才尽”时不过四十来岁，距他谢世还有近20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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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大家比较感兴趣的问题是“江郎才尽”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江淹是宋齐文坛享有盛誉的作家，在《诗品》中，他的同时代诗人没有一个列入“上品”的，在入选“中品”的几个诗人中，江淹位次谢脁之后，而名列范云、丘迟、任昉、沈约之前，足见他在钟嵘心目中的地位了。他的诗歌成就虽不必如清人王士祯说的那样“宜在上品”（《渔洋诗话》卷下），但其“拟古”之作在当时确是独标风韵的，显示了他的文学素养和文学表现功力之不凡。他的诗寄意遥深，笔力苍劲，自有一种内在的风力感人，故钟嵘评其诗“筋力于王微，成就于谢脁”，认为他的诗气格比王微诗有力，而成就则稍逊谢脁。这个评价是比较公允和中肯的。江淹的赋比诗造诣还高，尤其《恨》、《别》二赋，更是震撼人心的名作，倍受时人和后人赏爱。他把世人关注的死亡和离别所引起的种种“吞声”、“销魂”的情状刻划得细微入情、凄婉动人，加以对偶工巧，造语清绮，引起了不同时代读者普遍的共鸣。就是这样一位在当时已有广泛影响的文坛高手突然才思大减，写不出足以动人的佳作来，人们能不深表关切，以至生出种种耸人听闻的传说来么？
“江郎才尽”的原因，历来有两种说法：一是认为江淹官位日显，处富贵之境而导致诗思枯竭，如明人王世贞说：“文通裂锦还笔入梦以来，便无佳句。人谓才尽，殆非也。……近一江右贵人，强仕之始，诗颇清淡；既涉贵显，虽篇什日繁，而恶道坌出。”（《艺苑卮言》卷八）清人姚鼐亦云：“江诗之佳，实在宋、齐之间仕官未盛之时。及名位益登，尘务经心，清思旋乏，岂才尽之过哉？后世词人受此病者，亦多有之。”（《惜抱轩笔记》卷八）二是认为江淹入齐之后对永明新诗派那种讲究声律，竞写艳情的作风不满，但又无力与之抗衡，故愤而搁笔以示抗议，清代著名诗评家王夫之即持此说：“文通于时，乃至不欲取好景，亦不欲得好句。胍胍自持，一如处子，唯循意以为尺幅耳。此其以作者自命何如也。前有任笔沈诗之俗誉，后有宫体之陋习，故或谓之才尽。彼自不屑尽其才，才岂尽哉？”（《古诗评选》卷五）船山先生十分敬重江淹，对其“才尽”甚为惋惜，因此极力为之辩白，说他面对新派诗人实有一种“不屑尽其才”的无奈和愤慨。
以上两种解释都有一定的根据和道理。王夫之看到江淹诗歌创作无论题材、艺术方法和风格都与齐梁新体诗派存有某种差异；但问题是江淹无意在文坛争雄，本是齐梁新体诗派形成以前的事。这种新体诗滥觞于永明，其特点是在形式上讲究声律，在内容上热衷艳情，风格上变元嘉以来的典丽奥涩为圆美流畅。从江淹现存诗歌看，他实际上是这一艺术递嬗的过渡人物。钟嵘在《诗品》中常常将他与齐梁新派诗人如谢脁、沈约、范云、丘迟作比较，从中揭示出彼此诗风的异同。如说江诗“成就于谢脁”，谢脁是齐梁新派诗人的杰出代表，钟嵘将江、谢二人放在一起来评判本身就说明他们在创作上确有相通之处。又如说沈约的诗“意浅于江”，范云、丘迟亦“当浅于江淹”，这里的“浅”都是从诗风上说的，不是指思想内容上的肤浅或浅薄，而是指语言风格上的平浅而言。齐梁诗人一般都提倡、追求诗歌语言的平浅自然，如沈约主张“直举胸情，非傍诗史”。（《宋书·谢灵运传论》）“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诵读，二也；易识字，三也。”（《颜氏家训·文章篇》）萧子显提倡“言尚易了”（《南齐书·文学传论》）钟嵘标举“自然音旨”、“即目”、“直寻”（《诗品》）。这种自然、平浅、流丽的语言风格与大明（宋孝武帝年号）、泰始（宋明帝年号）中“文章殆同书钞”的风气是有明显差别的。而江淹的诗比之齐梁新派诗人的诗风虽然显得深沉一些，但毕竟比较接近谢脁、沈约等人的风格。由此可见，江淹在诗歌创作上与齐梁新派诗人并不像王夫之想像的那样对立，将他描画成“胍胍自持，一如处子”那种誓不同流合污的自持和清高，似乎并不合实情。
“江郎才尽”的另一种解释是江淹的官越做越大，“尘务经心，清思旋乏”。其实，做官也有各种各样的做法，有的人一心追名逐利，陷于尔虞我诈的互斗漩涡，离广大人民越来越远；有的人沉溺于富贵温柔之乡，再无高尚的人生追求。这两种人做了官自然无诗可写，或再写也写不出好诗。但也另有一种人身在官位，仍时时想着人民的疾苦：“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杜甫：《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文学史上确有一些诗人是居官而忧国忧民，写了不少好诗的。所以，光从居官显贵的方面去解释“江郎才尽”的原因，似乎并未揭示问题的实质所在。
要了解“江郎才尽”的原因，我以为现存江淹集中有几篇文章是值得注意的，如《自序传》、《报袁淑明书》、《与交友论隐书》等，都是他自叙平生志趣的肺腑之言。《自序传》是他35岁迁正员散骑侍郎、中书侍郎时写的一篇自传。《报袁淑明书》、《与交友论隐书》是写给他平生最敬重，又能与之“神交”，叹为才识“天下绝伦”的袁炳的两封信，估计是他35岁以前的作品。从这些作品中多少可以看出江淹平生的志趣和他性格中某些真实的东西。
容貌不能动人，智谋不足以自远。……幸以盗窃文史之末，因循卜祝之间。故俛首求衣，敛眉寄食耳。（《报袁淑明书》）
自度非奇力异才，不足闻见于诸侯。……尝感子路之言，不拜官而仕，无青组、紫绂、龟纽、虎符之志。但欲史历巫卜，为世俗贱事耳。……守清静，炼神丹，心甚爱之；行善业，度一世，意甚善之。今但愿拾薇藿，诵诗书，乐天理性，敛骨折步，不践过失之地耳。（《与交友论隐书》）
人生当适性为乐，安能精意苦力，求身后之名哉？故自少及长，未尝著书，惟集十卷，谓如此足矣。……仕，所望不过诸卿二千石，有耕织伏腊之资，则隐矣。（《自序传》）
以上引文，至少可以说明：
第一，江淹对自己的才性缺乏自信，年轻时即存有严重的自卑心理。
第二，在政治上没有太高的追求。做官的目的，主要出于衣食即经济方面的考虑；以官至“诸卿二千石”为最大满足。《隋书·百官志》云：“诸卿，梁初犹依宋、齐，皆无卿名。”梁天监七年，始置十二卿，属中央王朝中第二大等官职。“二千石”是俸禄的一级，江淹后来做的御史中丞，属三品，二千石；侍中、卫尉卿、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均属三品、中二千石。
第三，通过做官，解决衣食之需之后，则倾心于佛老的“清静”、“适性”境界。在他的灵魂深处，既有佛老的超世的一面，也有享受人生的世俗的一面。古人认为，功名（一般要通过“仕”的途径才能达到）、著述均属不朽之伟业，也是求得身后之名的重要依据。江淹认为，不仅做官要“精意苦力”，著书为文也不轻松，与他的人生追求“适性为乐”是矛盾的。因此，他即使在年轻时也未尝“著书”（指撰写专著），只是写了一些单篇的“文章”（主要指诗赋），辑成十卷，且认为“如此足矣”。细味此话，他似乎在向世人宣称：写文章本身就是殚精竭虑的苦事，故以“集十卷”为满足。新、旧《唐书》均著录江淹前、后集各十卷，《自序传》说的“集十卷”当是他35岁时编定的“前集”；后集十卷或许就是“才尽”之后写的那部分作品，其中主要是自撰的应用文和在官场代人写的诏、启、章、表之类，最能展示文学才华的诗赋之类吟咏性情之作大概是不多了。
可见，“江郎才尽”早在入齐之初，即江淹35岁任中书侍郎时就开始，此后不复再创佳绩，而不是“晚节”才出现的问题。这一推断，与所谓“晚节才思微退”的说法，实际上提前了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