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基础教育改革的逻辑与理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芬兰论文,教育改革论文,逻辑论文,理念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芬兰的基础教育为全世界所瞩目
迄今为止的三次PISA（即“国际学生评价项目”）测试发现：芬兰以总分第一的好成绩三次捧走了冠军；其学生的发展也比较全面，阅读能力、数学能力、科学素养和问题解决能力都很优秀；不同地区间、各学校间的差异，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成绩差距在所有参评国家中最小；芬兰的总体成绩还在不断提高，其基础教育仍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芬兰的教育支出在OECD中仅仅处于一般水平，而其学生却取得了一流的成绩，其基础教育产出率比较高。[1]后续的一系列调查还发现：芬兰的学生乐学，教师乐教，整个教育系统甚至是整个社会，都处于一种高度信任、具有高度共识的和谐状态。芬兰优质、均衡的基础教育已经成为全世界学习的对象。
二、芬兰的基础教育改革模式不同于国际上的普遍模式
芬兰优异的PISA成绩，吸引了许多“教育朝圣者”前去参观学习。研究发现：芬兰并没有采用国际上教育改革的普遍模式，而是从自身的特点出发，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基础教育模式。
20世纪80年代，许多国家掀起了“国际化教育改革运动”。改革首先强调教育结果；如何衡量教育结果？该问题又引发了90年代的教育评价标准化运动，进而产生了带有强制性的考试体系和评价制度；为了配合这种外部考试体系和评价制度，相应的课程改革和连带责任制度也随之而产生。这场改革的结果之一是：突出强调学生的阅读、写作、数学和自然科学等能力，因为它们易于通过标准化考试来衡量和比较。然而，片面强调学生这些方面的能力，必然带来对其它品质培养的忽视（如心绪的平衡和社会承受力），而这些品质在现代社会中却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教育改革的结果之二是产生了一系列的考试评价制度、责任连带和追究制度，如评估、认证、晋升、奖惩等。[2]教师和学生时时都处在这些制度的阴影下，整天忙于应付这些考试和评价，使得部分教师和学生厌教、厌学。
芬兰在教师协会的抵制下，并没有采用这种市场导向的普遍模式。与评价标准化的做法相对应，芬兰对学生的评价非常宽松灵活：老师可以向学生建议更高的学习目标，布置网上作业等，当然也可以自己出题来检验学生的学习情况，但这些测试的结果都是保密的，其目的也是帮助学生更好地发展；与强调读、写、算和自然科学的做法相比，芬兰更强调全纳教育、平衡教育，即对人的个性发展的各个方面（如道德、价值观、创新能力、知识与技能等）都很重视；与国际上普遍实行的严格的教师评价和连带责任的做法相对应，芬兰实行的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之上的自觉职业责任，即人们对教师和校长的专业能力给以充分的信任，相信他们最清楚学生的学习情况，并能够给以最适合的教育。[3]
三、为什么芬兰的基础教育改革能够成功，并走出一条适合于自己的道路——逻辑与理念上的追问
20世纪60年代之前，芬兰的基础教育和其它的国家一样都在追随着国际上流行的做法。1968年，芬兰领导基础教育改革的决策者发现：采用国际上流行的基础教育改革的做法，并没有给芬兰学生的发展带来多大的正面影响。于是，开始寻求一种全新的改革信仰和范式，并最终完成了由外向借鉴型到内向创新型的格式塔式的转换，认为芬兰的基础教育改革应当尊重本国人民、相信本国人民、依靠本国人民，从本国人民的共享教育理念和教育愿景出发，不能盲目追随国际上比较流行的做法。此后，芬兰的基础教育虽然历经许多坎坷，但一直都处于持续发展之中。
崇尚教育是芬兰人民的最早的共享教育理念之一。
该理念认为：一个国家只有拥有优质的教育，才具有国际竞争力。芬兰总统哈洛宁多次说过： “我们认为，具备世界最强竞争力的秘诀，是教育”。[4]芬兰的历届政府一直尊重人民的理念，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早在1921年芬兰就开始实施九年义务教育；20世纪90年代，为了摆脱经济危机，芬兰实施了重大的经济改革，由原来的外向型经济转向知识经济，即主要依靠高层次的人才资源，信息及通讯技术的运用，以及教育和科研机构的尖端研究和创新来获得经济的发展，这次经济转型使得芬兰人更加重视教育。
优先发展教育、重点投资教育是芬兰政府尊重本国人民崇尚教育的必然选择。芬兰政府将教育置于国家政策的中心，加大对教育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
近几年来，芬兰教育科研经费增长率远远高于其它发达国家，居世界首位。例如2001年，芬兰教育部教育科研经费预算为50.97亿欧元，比2000年增长8％。2002年教育科研预算为54.66亿欧元，比2001年增长7.2％。[5]
物力资源的投入主要表现在图书馆建设上。从70年代开始，芬兰中央政府就和地方政府联合投资，建立全国图书馆网络。现在，芬兰共有989个公共图书馆，平均5250多人就拥有一个，人均占有图书馆的比例居世界首位。[6]这些图书馆免费为所有人提供图书借阅及相关服务，并主动为当地的综合学校服务。此外，还有流动图书馆免费到农村学校服务。
在人力资源投入上，芬兰政府给基础教育配备最为优秀的人才。1.精心选拔师范生。在芬兰，教师工作被认为是最有地位和吸引力的职业。每年大约5000名学生申请教育专业，仅有约10％被录取到大学教育学院，没有被录取的学生还可以参与下一年的选拔，结果芬兰的师范生基本上是全国最优秀的学生；2.精心培养教师。芬兰所有从事基础教育的教师，都必须由综合性大学采取“做中学”、“研究性”的模式来培养。这种模式培养出来的教师不仅具有广博精深的教育学、教学法和学科课程的知识，而且最易于将理论与实践紧密地联系起来，熟练的运用理论知识解决日常教学问题，并在教学实践工作中继续自己的研究和创新；3.严格准入制度。根据芬兰《基础教育法》的规定，师范生不但要具备硕士及以上学历，还要通过教师资格考试，才能申请基础教育的教师职位；4.精心选拔教育管理人才。80年代后，芬兰的中央、地方和各学校都坚持以能力为本位的理念，力争聘用年轻有为、具有创新精神的管理人才；5.鼓励自我提高。各级教育机构都鼓励教师和教育管理人员，开展积极的自主学习和研究，并提供免费的培训，不断提高他们的专业素质。
芬兰人民的最早的共享教育理念之二——基础教育是面向全体芬兰公民的公共服务事业；福利教育、免费教育是他们的共同愿景。
从1968年起，历届芬兰政府都秉持了这一教育理念和愿景，为让每一个芬兰人都能够接受免费的义务教育进行了长期的不懈努力。1980年芬兰实现了学费、书本费、医药费等全免的九年制义务教育。现在，芬兰作为一个典型的福利社会国家，其综合学校不仅为学生提供免费的义务教育，还为学生提供免费的医疗，免费的教科书和作业本、铅笔等日常学习用品；另外，还为教师和学生提供免费餐。如果学生出去旅行或考察，只要在5公里以内，学校还提供交通费用。学校里配有的计算机、互联网和打字机免费供学生和老师使用。学校和教育当局也为中小学教师提供免费的在职或脱产培训以及攻读学位。[7]
基础教育的福利性和免费性，使得芬兰的综合学校能够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集中用在促进学生的发展上；而在以市场为导向的国际普遍模式中，中小学校的很大一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教育资源的争夺上。另外，基础教育的福利性和免费性也为实现教育平等，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芬兰人民的共享教育理念与共同愿景之三——平等教育与公平教育。
基础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福利，其分配的基本原则自然是公平与平等，即应该让所有居住在不同地区、智力不等的同龄人，都有机会免费接受同样的教育，不应当有因贫困、交通困难、智力差或身体有残疾而上不了学或辍学的学生。70年代后，公平与平等原则成为教育政策的指导原则，政府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营造优质综合学校网，1995年该学校网已经形成，使得不同地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基础教育的质量差别很小。另外，政府还准备在互联网上建立学校，为在海外的芬兰儿童提供免费的基础教育。[8]
为了在学校内和学校之间贯彻平等与公平原则，芬兰政府坚持不设尖子班，不把学生分成好学生和差学生，不给学校排名次，不办“重点学校”，强调每个教师都有义务和责任教育好不同类型的学生。对于在学习上暂时落后的学生，学校和教师有责任提供有针对性的帮助；同时，要保持宽松自由的教学环境，最大程度地满足有才华学生的求知欲和个人发展。另外，芬兰是一个多移民且拥有两种官方语言的国家，综合学校要照顾学生中的这种语言和文化背景的差异，进行灵活多样的课程安排。
芬兰人民的共享教育理念与共同愿景之四——全纳教育、综合教育。
基础教育应该囊括影响学生发展的各个方面，从而使学生获得全面发展、综合发展。芬兰政府在基础教育改革中始终秉持这一理念，主要表现在：1.在教育的宗旨上，坚持普及义务教育是在不给学生为考好成绩、升年级和获证书的压力下满足孩子天生的求知欲，发展和培养孩子的兴趣与爱好，使他们的知识、技能、道德、教育理念、人生观、审美能力、创造力、交际能力、社会经验和身体素质都能获得发展；[9]2.在机构设置上，1976年芬兰政府用更公平的综合学校代替传统的双轨教育制度。承担义务教育责任的综合学校应关注学生成长的各个方面，从医疗、卫生、保健，到学习、食宿，再到交通、旅行、考察等，从而把综合学校变成学生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的摇篮；3.在课程设置上，综合学校设置了灵活多样性的课程：母语、第二官方语言、外语、公民学、环境科学、宗教或伦理学、历史、社会、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体育、音乐、美术、视觉艺术、手工制作、家政等；此外，学校还可以根据学生的要求开设信息技术等选修课程，以促进学生的全面、综合发展。
第五，个性化教育、多样化教育是芬兰人民秉持平等、公平教育和全纳、平衡教育的必然结果。
入学机会的公平与平等仅仅是教育公平与平等的初级阶段，教育公平与平等的发展必然强调结果（即学业成就）的公平与平等。事实上，每个学生在某些方面的发展总会超前或滞后于一般水平，学校和教师为了追求结果的公平与平等，必然会实施个性化的教育：1.在课程设置上，学校充分尊重学生的意愿，设有必修课和选修课，学生可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来选择；2.在课程时间安排上也比较宽松和灵活，学生都有充分的自由来安排自己的学习计划。另外，学生上课时间非常短，学校每年有三个多月的寒暑假和一个专门的滑雪假期。无论是假期还是周末，学生都没有繁重的家庭作业，孩子在自由时间里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爱好和专长；3.教材的类型及课程的内容、讲授形式和教学方法，也是根据学生的特点、兴趣和需要而安排。当学生觉得教师上的课无法满足其求知欲时，会在征得教师的同意之后，离开教室去图书馆或其他地方寻找辅导材料自学；4.特殊教育。这里的特殊教育不只是给有严重学习障碍的儿童，而是所有的儿童在学习科目上有困难时，都可以寻求一定时数的特别辅导，特殊教育与正常课程进度相辅相成，有效地提高了在特定科目上较弱的学生能力；[10]5.地方政府和学校也可视学生实际情况侧重于不同的科目，并自主灵活安排授课时数和假期；还可以根据学生的需要设计不同的教室以及其它事项。如果需要，学生还可以得到心理问题、生活问题等个别指导。
这种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来安排和设计不同的学习环境和方式的做法属于狭义上的个性化教育。广义的个性化教育不但指针对某一学生，还可以指针对某一学校、地区、甚至国家的具体情况所实施的符合其客体对象特点的教育。但无论是狭义的还是广义的个性化教育都必然导致教育的多样化。
第六，信任文化与自觉责任意识是芬兰实行尊重人民、相信人民、依靠人民这一根本战略的历史与逻辑的结果。
“信任文化”的基本内涵是指，政府和人民相信教师、校长、家长和他们所在的团体能为国家的下一代提供尽可能好的教育。[11]当然，这种信任文化的建立需要一个历史过程。80年代，随着教育改革计划的全面实施和巩固，芬兰政府和外界对学校和教师的不信任态度逐渐改变。90年代初，芬兰经济陷入危机，中央政府开始削减教育经费。地方政府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在减少开支的情况下，学校和学生不仅未受其影响，办学成绩还稳步提升，进一步赢得了社会和上级政府的广泛信任和支持。
随着信任文化的建立，教育权力开始下移。当看到学校和社区对本土课程和学校教育的总体安排有决策权后，那些拥有高专业水平和良好道德素养的教师们，都很乐意承担起新的责任；学校也很乐意承担起领导教育改革的使命——设计本校的改革策略，提高学校教育质量。这样一来，伴随着“信任文化”的产生自觉责任意识便产生了。现在，芬兰的学校和教师已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如果一个孩子学习遇到了困难，我们就会认为这是我们的错，应当由我们来解决”。
信任文化只有在廉洁的环境中才能得到繁荣，而芬兰被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认定为“最不腐败的国家”，[12]其公共机构普遍享有高度的公共信任和尊重，诚实与信任被视为芬兰最基本的社会理念。
第七，教育权力的分散与下移是芬兰实行尊重人民、相信人民、依靠人民战略的又一个历史与逻辑结果，也是芬兰信任文化与自觉责任意识的必然指向，同时也是各地方政府、各个综合学校以及广大教师长期的优异表现所积累的结果。
70年代前后，芬兰实行高度中央集权的教育制度，基础教育受到国家的严格管制，教师的日常工作也受到制约。80年代，伴随政府和外界对学校和教师的信任度的增加，教育权力开始下移。90年代，芬兰进入“信任文化”时代，中央政府彻底改革教育管理制度，把大量的权力下放到地方当局和学校层面。
在当前的教育管理中，中央教育部门只负责制定和实施教育的大政方针以及课程开发与教育评价，并向学校和教师提供专业扶持和服务，对教育经费支出进行监督。省一级管理也失去了大量权力，只发挥着有限的作用。地方的领导与管理成为保证和提高教育质量的主要因素。各个学校也拥有很大的权力，可以设计本校的改革策略，根据自己的优势资源安排教学，在国家框架内适当调整教学时间的分配等。教师拥有很大的教学自主权，为实施个性化教育提供了条件和基础。这种不再追求整齐划一的做法，这也是广义个性化教育的体现。
四、领导文化的持续性是芬兰基础教育改革成功的关键
这种领导文化有两层含义：宏观上，是指芬兰的基础教育改革应当尊重本国人民、相信本国人民、依靠本国人民，从本国人民的共享教育理念和教育愿景出发，把教育发展计划作为主要工具，在制定教育政策过程中，基于长期目标和战略原则，重视教育的基本价值理念而不是追求眼前利益；微观上，是指教育改革应建立在对已取得良好结果的思想和实践进行仔细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善于从过去的实践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在继承中创新。领导文化的持续性是指芬兰所有的领导集体都重视继承和发扬基础教育改革中最有价值的方面。
正是基于领导文化的持续性，芬兰基础教育改革的成功并不是哪一次全国性的大规模的教育改革的结果，而是政府和教育系统为了满足个人和社会不断变化的需要，所进行的长达40多年系统的、精心策划的持续调整的结果。[13]
芬兰这种基于领导文化持续性的基础教育改革，与国际上传统的教育改革的做法有很大的不同。国际上的教育改革把大量的财政资源和精力都花费在反复执行外部强加的改革政策上。一波又一波的改革导致了人们的失望和抵制，使他们不再去努力改善教育。相反，芬兰基础教育改革的政策比较温和，它不强求地区、学校和教师必须遵循，而是给他们很大的自主权，使他们能集中精力、竭尽所能地改进基础教育，只要觉得有必要。因此，芬兰这种基于领导文化持续性的基础教育改革不是突变式的，而是渐进式的。也就是说，这种改革一般不是宏观上的大踏步的全面革新，而是微观上的小碎步的局部创造；它给人的印象特点不是革命性、创新性，反而是传统性、保守性。但恰恰是这种可积累性的渐进式的改革，成就了芬兰基础教育举世瞩目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