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撝谦《六书本义》研究综述
张治东
(宁夏社会科学院 文化研究所，宁夏 银川 750021)
摘 要： 明儒赵撝谦所著《六书本义》是一部继《说文》之后，对六书理论进行系统分析和阐释的文字学著作。由于其对“六书”的细致分类和对文字音形义的精心考证，受到业界的关注，研究者有进行批评的，也有给予赞成推举的，可谓毁誉参半。文章通过对赵氏“六书”观点的理论阐释和释义实践的优劣对比分析，就其在语言文字学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了一个简单归纳。
关键词： 赵撝谦；《六书本义》；文字学
一
古老的汉字，人称“出生不报，死而不葬”，是世界上唯一一种生生不息、未曾中断、历久弥新的文字。裘锡圭先生曾说：“即使只从商代后期算起，汉字也已经有三千三百年左右的历史了。”[1](P28)汉字是当前使用人口最多、流传范围最广的一种文字，具有集形象、语音和词义三位一体的特点，不仅有形、有音，而且还有义。[2](P6)有学者提出，在一般情况下，如果能够知道三千左右汉字的来源和演变情况，就可以很好地使用汉字、能够轻松进行书面交流了。
那么，怎样才能了解和掌握汉字的来源和演变规律呢？怎样才能厘清常用汉字的本义及其词义演绎情况呢？其实，每个汉字都有其产生、发展和演变的独特轨迹，若要更好地探求汉字的本义、了解汉字的发展史，就需要有一套科学的理论依据。在系统分析汉字形体构造的基础上，汉代学者把汉字的产生方式归结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和假借等六种类型，即传统文字学所谓的“六书”。
六书理论是关于汉字形体构造的理论学说，一直是我国传统文字学的核心内容，更是人们探讨文字本义及其衍生义的主要依据。[3](P241)由于时代、科学水平和当时所见汉字资料的局限，古人的六书理论并不完善，所以自许慎《说文》之后，不断有人对“六书”观点提出批评、修正和补充，以使之趋于更加科学合理。
明儒赵撝谦是继二徐、郑樵、张有等学者之后，系统从理论和实践入手对《说文》进行阐发和分析的学者，其代表作《六书本义》是一部以阐释“六书”理论为导向的文字学著作，也是宋元明时期最具有典型代表的作品之一。据《明史》《明儒学案》《明朝分省人物考》等资料显示，赵撝谦是浙江绍兴府余姚县凤亭乡人，为宋秦悼惠王延美之后，到他这一代时已经家境式微，“幼孤贫，寄食山寺。”[4](P2011)寄居食山寺期间，赵撝谦博闻强记，广泛结交往来学者。
据朱彝尊《曝书亭集·赵撝谦传》记载：“友人一善一能辄往访，隆寒溽暑，恒徙步百余里，与朱右、谢肃、徐一夔辈定文字交；天台郑四表善《易》，则从之受《易》；定海乐良、鄞郑真明《春秋》，山阴赵俶长于说《诗》，迮雨善乐府，广陵张昱工歌诗，无为吴志淳、华亭朱芾工草书篆隶，撝谦悉与为友。”[5](P106)正是由于赵撝谦这种涉猎广泛、刻苦钻研、“隆寒溽暑，恒徙步百余里”不辞辛苦、勤奋好学的精神，才有了他日后在文字学、音韵学，以及“易学”思想修养等领域的极深造诣，史载其“博究六经、百氏之学，尤精六书”[4](P2076)。
城市政府作为城市更新的核心主体又可以区分为不同的次级主体。除城市政府作为一个整体的利益主体外，城市政府内部与城市更新相关的各种政府部门往往被视作不同的利益主体，政府官员作为利益主体的一部分有时又被直接当作一个利益主体。简单来说，从实际参与城市更新的过程来看，横向上包括了所有与城市更新相关的部门，如规划局、建设局、市政局等等，纵向上则包含了城市的各级行政序列市、区、街道。总之，城市政府既拥有监、控城市更新的权力，也担负引导城市更新科学化、合理化的义务，因此承担着城市更新核心主体的地位。
通过查阅张廷玉《明史》、朱彝尊《曝书亭集》和焦竑《焦氏笔乘》等文献资料，我们可以推断赵撝谦曾有著述三百余卷，但因其一生清贫，无力付梓刊印，致使大多散佚，仅有《六书本义》十二卷、《声音文字通》三十二卷、《学范》两卷、《造化经纶图》一卷、《赵考古先生文集》两卷传世。其中，《六书本义》较为集中地反映了赵氏的“六书”学思想。《六书本义》有关六书理论的许多观点和思想，都源于郑樵的《通志·六书略》和张有的《复古编》，赵氏的可贵之处在于，其研究并不拘泥于郑、张二人，更是打破了《说文》的藩篱，研究方式别出心裁，故能自出新说，这对我们后来的研究者是很有启发的。
二
赵撝谦《六书本义》收字一千三百字，定部首为三百六十部，以象天地生成之数，分为《数位》《天文》《地理》《人物》《草木》《虫兽》等十二卷。卷前为《提要》，注明作者的大致情况及被录入《四库全书》的缘由，其后有《原序》，次为《凡例》九则，再次为《纲领》，最后为《天地自然河图》《六书相生总图》《以母统子之图》《谐声累加图》等13幅图考，《图考》之后是正文。正文于每一字都先注音、次释义，再分析字形。有的还要说明引申义、假借义等。[7](P9)
采用TU-1901双光束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光谱法测定黑米液态发酵酒中总黄酮的含量，以芦丁为对照品，黄酮类化合物中的酚羟基与三氯化铝在中性介质中生成具有特征吸收峰的有色络合物，在一定的浓度范围内，该络合物的吸光度值与总黄酮的浓度成正比[4]。总多糖含量的测定采用苯酚-硫酸法[5]，检测波长490 nm，以葡萄糖来计算，并测定其相对含量。
壮拳不仅是壮人生存斗争的工具，更是狂欢时刻“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娱神娱人之手段。壮人有着自己独特的事关宗教信仰的民俗和节庆活动，如“三月三”歌节、牛魂节、蚂拐节、中元节等壮族特有的节庆以及节庆中的民俗体育活动无不体现着对天神、雷神、牛神、蛙神、“布洛陀”、祖先、大树等信仰中的“自然崇拜、鬼魂崇拜、祖先崇拜、英雄崇拜、图腾崇拜、动植物崇拜”[12]，神祗众多，信仰繁杂。
赵撝谦极富开拓性的创新思维和对汉字形音义的深入研究，受到了后世学者的推崇。明焦竑《焦氏笔乘》称其“字学最精，行世者惟《六书本义》及《学范》六篇。”[9](P134)赵撝谦《六书本义》对“六书”的细致分类得到了清代学者的认可，他的著作《六书本义》被收入《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六书本义提要》：“第于各部之下，辨别六书之体，颇为详晰。其研索亦有苦心，故录而存之，以不没所长焉。”[10](P286)
囿有传统之见，清儒对赵撝谦《六书本义》多持否定态度。曹仁虎《转注古义考》就指出：“至于赵古则辈，因此遂诋《说文》考、老之非，而实是许书之误也……明之赵古则、杨慎、吴元满皆以象形、指事、会意、谐声、假借、转注为次，盖转声之说起于宋时，其意谓假借不足，而后转声以演义，故以之居六书之末。既紊六书部位，又与转注之本义不合，未可从也。”[11](P3)
近现代以来的学者对赵撝谦《六书本义》的研究也很少给予关注，仅对其在语言学史中给予一般性介绍。譬如，在胡朴安《中国文字学史》、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赵振铎《中国语言学史》、张其昀《“〈说文〉学”源流考略》、宋均芬《汉语文字学》、黄德宽、陈秉新《汉语文字学史》等著述中，学者们对赵撝谦《六书本义》只是作了简单地介绍，并未进行深入研究。
笔者认为，否定与鄙弃赵撝谦及其《六书本义》在文字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实不足取，客观历史地看待前人的研究成果，才能全面勾勒和厘清汉语言文字学史的发展脉络。其实，赵撝谦关于文字起源的论述以及他在《六书本义》中对文字形音义的深入剖析和精心考证都很值得推敲，马叙伦就曾说：“元朝的戴侗、杨桓、周伯琦，明朝的赵撝谦、魏校、杨慎、吴元满、赵宦光，都很注意字形的研究。”[12](P95)
毋庸置疑，无论是从理论阐发，还是从释义实践，赵撝谦都对《说文》作了精心校订和拾遗补证，并且兼容并蓄，综合郑樵《六书略》和张有《复古编》，对《尔雅》《方言》《广雅》《广韵》《玉篇》《类篇》等古文献材料给予消化，在博采众长继承前人研究成果，并对之进行融会贯通的基础上，通过自己多年的不断考证和细心考察，然后注入自己的思想观点，集天下之书为一书，成就鸿篇巨制《六书本义》。
通过对赵撝谦《六书本义》的综合考察和分析研究，发现赵氏的“六书”理论并未宗法于许慎的《说文》，也有别于郑樵的《六书略》和张有的《复古编》，[8](P101)有很多观点都有其独到的见解和创新之处。尤其是赵氏能够较早以图表形式将汉字部件拆分与“六书”演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尝试，对科学汉字构形学的研究具有很高的学术参考价值。赵撝谦《六书本义》“以母统子，以子该母，子复能母，妇复孕孙”的“文字子母”理论和“文字拆分叠加”理论对后世文字学研究具有极为深刻的影响。
赵撝谦《六书本义》创造性地阐发了自汉以来有关六书理论中一些较为简单、含糊的说法，提出“士之为学必先穷理，穷理必本夫读书”[10](P287)，“六书明，则六经如指如掌”[10](P293)等观点，明确了“六书”在文字学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在字义训释上，赵撝谦并不墨守《说文》，有些地方能够大胆给予新解，纠正许说之误，有的释义可与甲骨文、金文相契合。譬如：“酉”字，《说文》：“就也。八月黍成可为酎酒。”[13](P311)《六书本义》：“酿黍米以供祭祀宾客之饮也，仪狄造杜康润色之，象酉在缶瓮中，上有盖。”[10](P356)“酉”，甲骨文写作“
”，像在一个大缸“
”中间加一横变成“
”，表示缸里有液体、酒汁，“
”像过滤酒糟的酒篓，造字本义当为“酿在大缸里的酒”。由古文佐证，赵氏说解更符合文字的造字本义。
《六书本义》在文字释义和字形结构分析方面，多有可圈可点之处。据传，赵撝谦家中藏有大量石鼓拓片，诚西周故物，[14](P2)这可能是前文所说他不盲目迷信《说文》的一个有力支撑。赵氏以翔实的古文字资料为依托，结合《说文》《尔雅》《方言》《广韵》《六书略》等古文献资料，于每一字都进行了审慎解读和精当分析。据统计，《六书本义》有关文字的释例，有一半之多出自《说文》《周礼》《汉书》等，这种引经据典的方式大大增强了文字释义的权威性。
收集中南大学湘雅医院2016年1～12月血液标本中分离的大肠埃希菌菌株144株，同一患者多次分离到的菌株不重复计入。质控菌株为大肠埃希菌ATCC 25922。
然而，不尽人意的是，这些研究始终没有跳出《六书本义》著作本身关于“象形、指事、会意、谐声、转注、假借”等“六书”研究的藩篱，对赵氏所提“兼书”“六书体用”等理论观点只是从文字学理论入手作了初步的分析研究和价值评估，对赵撝谦《六书本义》关于文字释义和字形结构分析等情况则缺乏深入研究，也没有站在文字学整体发展的高度，将赵撝谦存世著述与其他有关文字学著述综合起来进行比较和研究，更没有将赵撝谦《六书本义》关于“六书”的研究放在整个文字学发展史中，从音、形、义三方面入手，结合其所涉猎的记号字、俗字、异体字、古今字、同源字、同形字、同族字等各类语言文字现象进行系统分析和比较研究。
对历史做出客观的分析和评价，是对历史的最大尊重。经过十余年的苦心钻研和探索，笔者站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古今方家之说，即蔡永贵先生的汉字字族学理论、王宁先生的汉字构形学理论、苏培成先生的现代汉字学理论、王力先生的音韵学理论等知识，通过与许慎《说文》、戴侗《六书故》，以及郑樵《通志·六书略》和张有《复古编》等著述作比较，从汉字的形义、音义等方面入手，对赵撝谦《六书本义》所涉猎的文字释义情况及涵盖的语言文字现象做出综合考察和研究，试就其在汉语言文字学史上的地位给予一个适当回归，同时也对今后的文字学研究资以借鉴。
三
1.2.2 观察组 采用头带固定鼻插管方法，确定气管插管成功后，在采用传统交叉固定的基础上，选用长75 cm、宽5～6 cm的具有粘合带的棉质头带，平铺于患者枕部，再将一块开刀巾对折成三角巾，包绕患者额部后用胶带粘合，再用棉质头带粘合三角巾，1块5 cm×5 cm的海绵垫于患者的额部正中放上气管导管连接的螺纹管，注意与鼻部距离适中，防止压迫于鼻部或额部任何部分，将气管导管连接的螺纹管、海绵垫和三角巾用胶布做横向与纵向的整体固定。防止螺纹管与导管脱落分离，待手术医师消毒铺巾，铺巾完毕后，巾钳固定。
在六书理论的具体阐发上，赵撝谦多有创造性贡献。关于文字的造字本源问题，《六书本义·六书总论》曰：“夫观日月列星之悬象，云雷风雨之变态，山川之流峙，万物之纷错，莫非天地自然之书？自昔大嘷飞龙之利，不过仰观天文，俯察地理，旁及鸟兽草木人物之宜，效其形、画其迹而已。故六书初一曰象形，文字之本也。”[10](P289)赵氏不仅认为“象形”为“文字之本”，而且还敏锐地发现由描绘客观实物之形而成的象形字是所有自源文字的基础。
近些年来，随着文字学研究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起对赵撝谦及其著作《六书本义》的研究。有不少专门研究其著述成果的学术论文，譬如《赵谦〈声音文字通〉卷数及性质考辨》(丁治民，2008年)、《赵撝谦著述考》(张明明等，2007年)、《十二卷本的〈声音文字通〉》(文映霞，2007年)、《赵撝谦〈六书本义〉考》(张治东，2017年)等，也有作为硕博士论文进行研究的，譬如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六书本义〉研究 》(郭长颖，2008年)和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六书本义〉研究 》(刘艳清，2007年)等，都从不同视角对赵撝谦及其著述给予分析和研究。
二元酸与二元胺所合成的聚合物被称为聚酰胺[10]，是一类非常重要的工业产品，比如我们熟知的尼龙-66（聚己二酸己二胺）与尼龙-1010（聚癸二酸癸二胺），以尼龙66为例，合成方程式如下：
赵氏以“象形为万世文字之祖”，认为象形“文”为文字孳乳发展的最初构件，其他“六书”则是在象形“文”的基础上通过拆分与叠加的方式衍生而出的。“昔者圣人之造书也，其肇于象形乎，故象形为文字之本。而指事、会意、谐声皆由是而出焉。”[10](P290)赵撝谦的这种汉字拆分与叠加的意识，对现代汉字构形学以及汉字二元构字方式的发现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在王宁先生所创立的汉字构形学理论中，有很多观点都能在《六书本义》中找出端倪。
据资料显示，赵撝谦曾隐居坞山县万书阁，“筑考古台，读书其上。谓六经子史，历代阐发有人，惟音韵之学，世久不明，乃著《声音文字通》一百卷，《六书本义》十二卷。”[6](P1052)在此期间，赵撝谦博览群书，考取诸家论著，论其得失以成一家之言，他生平的著述，诸如《六书本义》《声音文字通》《造化经纶图》《易学提纲》等，大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
在“六书”的研究上，赵撝谦《六书本义》更趋细致和深入，并且进一步发挥了“独体为文，合体为字”的观点，《六书本义·六书总论》曰：“独体为文，合体为字。象形、指事，文也。象形，文之纯；指事，文之加也。会意、谐声，字也。谐声，字之纯；会意，字之间也。”[10](P289)赵氏的这些观点，不仅明确揭示了“六书”的关系、次第，而且充分剖析了汉字形体结构的某些特征，这对我们今天分析汉字的形体构造仍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教育传播是教育者按照一定的目的要求，选择合适的信息内容，通过有效的媒体通道，利用多媒体把知识、技能、思想、观念等传送给学生，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信息交流活动。传统的纸质媒介在信息的传递上是静态的、单一的、单向的，它只通过视觉刺激作用于接受者。而基于计算机网络传播系统的网络媒体极大的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模式。它以其数字化、网络化、多元化、全球化、多媒体化、实时化、及时反馈等特点。正在影响着我们的教学模式，影响着知识的组织、传递与获取，提高了人们获取知识、读书学习的效率。
在“六书”分类中，赵撝谦《六书本义》承袭郑樵《通志·六书略》，依照“正生”和“兼生”的分类方法剖析“六书”。但与郑樵在《六书略》中关于“六书”的分类所不同的是，赵撝谦于“六书”的每一个细目都要详细举例，以说明概念内涵。譬如，赵撝谦《六书本义》关于“指事”的分类，依“象形”之“正生”“兼生”的分类方法，将“指事”分为“正生附本”和“事兼生”两类。
臂丛神经损伤是一种最严重的周围神经损伤，损伤的原因大部分是摩托车意外、工伤以及产伤等各种原因引起的，由于生理解剖的特点，臂丛神经损伤后治疗较困难，疗效也不甚理想。受伤后患者上肢功能大部分或完全丧失，遗留终身残疾，给患者及家庭带来了极大的痛苦。神经移位是治疗臂丛神经损伤的主要方法，其中膈神经移位肌皮神经是治疗臂丛神经损伤的常用术式之一，有效率达84.62%［1-2］。正确的临床诊断、积极的心理指导、完善的康复护理、科学的功能锻炼将对臂丛神经损伤后上肢功能的恢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我院于2011年1—6月共开展膈神经移位术108例，均取得满意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赵撝谦《六书本义》继承郑樵《六书略》，充分肯定了六书在文字学中的地位和文字释义对于解经释义的重要性，“六书明，则六经如指诸掌。”[10](P293)又曰：“士之为学必先穷理，穷理必本夫读书，读书非识字，义之所载、所该以俟。心悟神入，豁然贯通，则于上达乎。”[10](P287)赵撝谦能够充分认识和明确“六书”在文字学中的关键作用和核心地位，这使文字学理论研究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
选择培养基，从牦牛酸醡肉中共分离纯化得到乳酸菌11株、芽孢杆菌10株、真菌17株(不排除同种菌)，一一编号，保存于4 ℃冰箱备用。
关于同形字问题，赵撝谦《六书本义》提出“同音并义不为假借”“双音并义不为转注”等观点，就假借与同形、转注与同形的关系问题作了撇清和梳理。[15](P10)赵撝谦在《六书本义》中收录了大量同形字，并就同形字词义之间的关系作了辨析说明。如：“同音并义不为假借者，台说之台，即台我之台，皆得从口而为意，从
而为声也；壬担之任，既象治壬之形，壬娠之壬，亦象怀壬之形也”。[10](P293)赵氏结合同形字构造类型还提出了“因义之借”“无义之借”“同音并义不为假借”“展转其声而注释为他字之用”“因义转注”“无义转注”“双音并义不为转注”等概念，为我们今天研究同形字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
赵撝谦《六书本义》在系统分析汉字形体结构的基础上，提出“子从母生，孙从子出，各有所统”[10](P288)的文字“子母”说，认为文字最基本的字形是“母文”，由“母文”可孳乳出“子字”，再由“子字”孳乳出“孙字”。这里赵氏所谓的“母文”不仅具有孳乳分化能力，而且其自身也是一个形、音、义兼备的独立个体。后出孳乳字，包括“子字”和“孙字”，都是在“母文”形、音、义的基础上，通过“以母统字，以子该母，子复能母，妇复孕孙，生生相续各有次第”[10](P286-287)的方法孳乳产生的，是母文意义的具体化、对象化和类属化。孳乳字与“母文”在意义上相通、形体上相承、读音上相同或相近。
站在解经传道的高度，赵撝谦清晰地看到了俗字对于文字发展的不利因素，并于《六书本义·原序》曰：“至天宝间，诏以隶法写六经，于是其道尽废。然犹凡例不达，六义未确，终莫能明。以其指事为象形，会意为指事，既非矣，至有以转注为假借，会意为转注，则失之甚者也。于乎正书之不显，俗书害之也，俗书之相仍，六义不明也。”[10](P287)在承袭前代字学研究的基础上，赵氏察觉前人过度违背汉学理论带来了诸多弊端，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俗字的泛滥使用。赵撝谦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俗字在汉字发展过程中的诸多影响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看法，为学者研究俗字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和实践经验。
四
当然，由于受到时代、历史等各方面原因的限制，赵撝谦《六书本义》在很多方面还存在明显的缺漏和失误。如赵氏关于“假借”“转注”的定义，常常把“假借”“转注”和词义的引申、文字的通假等现象混为一谈。在造字祖源上既认为“象形”为一切文字的基础，同时又提出：“八卦列于六经，为万世文字之祖。”[10](P296)这不仅弄混了八卦和象形的关系，而且对文字的起源有着误导之嫌。甚至在“六书”理论的架构上也存在明显缺陷。以上诸多鄙陋，可能与他所处的时代环境以及文字学发展的特定阶段有着难以割舍的关系。
关于部首与列字，赵撝谦《六书本义》最令人费解处莫过于他对部首与列字的重叠问题的看法。[8](P104)赵氏既将某些字已立为部首，于它部下又重复罗列该字，这种情况在《六书本义》中高达一百八十余处之多。赵氏却解释说：“虽从母为子，而又能生它字者，既见于所生母下，而又别出为部，亦犹人皆出于父母，既长而又能生其所生也。”[10](P289)赵氏此举，不仅无法使文字结构更趋明朗，反而因为体例错乱，令人不知所从。况文字一旦为部首，即不能再分解，若能分解，自然也该归入它部，怎么能既入别部，又可兼作部首？[8](P104)
列字体例不够统一，赵撝谦《六书本义》多采小篆列字，但部分字例却以古文、籀文列字。[8](P104)在《六书本义》中，以古文为正文者有及、回、畎、六、终、畾、麗等七字，赵氏既取小篆作正文，而这些字却以古文为之，一旦取古文、籀文列字后，反而形成入部的困扰。因为赵撝谦《六书本义》收古文为字头，所以很难给这些字归部，于是将它们附于每卷之末，分别以附录作处理，这说明赵撝谦在归部上的不确定性。以籀文为正文者如“
”字，赵氏释“”字不言隶体，却以“今但用某”[10](P340)诠释，这样极易和俗体相混，这显示了赵撝谦《六书本义》在编排体例上部首不足的缺憾。
没有撇清假借与引申的关系，在《六书本义·假借论》中，赵氏关于“假借”的分类有一个明显疏漏，就是混淆了假借与引申的概念，如“因义之借”是因某些义本无其字，于是就取一义近且音同之字代替。“因义之借”所取借字，除具音同义近条件，最主要特征便是利用引申想象作用。而引申与假借是两类不同范畴的概念，赵氏在此却将二者牵强放在一起，实属不该。在具体字例的释义方面，赵氏将引申写作假借，使人容易混淆二者概念。譬如“皮”字，《六书本义》：“剥取兽革。生曰皮，理之曰革，柔之曰韦。从又指所剥皮。……借肌表肤。”[10](P329)在此处，“肌表肤”是“皮”的引申义，并非假借义。
赵撝谦《六书本义》“六书”归类不够明确，在象形、指事、会意、谐声以及转注与假借等“六书”的归类上，常有混淆不清的地方。赵氏认为象形加物可以构成指事，其实我们应该根据附加的内容来定，若附加的内容可以成文又具有表意功能，那么此字即可归入会意，若具有表音功能则可归入谐声，而不是简单的指事。
关于“转注”“假借”二书是“造字说”还是“用字说”持徘徊不定态度，在字例阐释和具体运用上也自相矛盾，对二者区隔不甚明了。《六书本义》阐述转注、假借之别时，以转注为声转而义转，假借以音同而借义。两者分别，本已明确，但在转注、假借分类类别上，却有“同音并义不为假借”“双声并义不为转注”，此为一字二义，音义相同字之情形。二例所言既皆为一字二义，何以一入转注，一入假借？令人费解。
赵撝谦《六书本义》最大的失误，莫过于本末倒置，用“六书”界定文字的起源。众所周知，“六书”并不是古人预先制定出据以造字的原则，而是根据汉字的实际情况加以客观分析得出的有关造字规律。从逻辑上讲，应该是先有汉字的造字实践，然后才有六书理论。而赵撝谦《六书本义》认为先有象形，其他各书都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并借以说明象形字在文字发展演变过程中的重要地位。这种提法不免让人生疑，到底是先有汉字，还是先有“六书”？从这个角度讲，赵撝谦《六书本义》没有厘清文字的起源和“六书”在逻辑上到底是什么关系。
未能突破“六书”的局限认识汉字。由于宋元明时期，人们尚未有机会接触到诸如殷墟甲骨文等更多的古文字资料。所以，赵撝谦《六书本义》在讲解一些具体字例时，仍然采用小篆系统的汉字形体结构，以传统六书理论来加以剖析和阐释，当遇到讲解不清的状况时，就会过多附会《说文》，列出所谓“兼书”来敷衍，有囿于“六书”局限之嫌。我们知道，汉字发展到楷书阶段，已经与造字之初的甲骨文有相当距离，即使小篆形体与甲骨文也不可同日而语。若用小篆字体去硬性探寻汉字造字本义，未免会走向片面或极端。
如表3，已添加增香酵母的样品7、8均含有42种风味成分，其总相对质量分数分别为 79.619%和71.75%，而空白组中仅含 33种风味成分，且其总相对质量分数仅为 36.063%，表明添加增香酵母不仅能赋予酱油某些特有的风味成分，还能提高酱油中某些风味成分的相对质量分数。
当然，尽管赵撝谦《六书本义》存在很多不够严谨的地方，但总体来说，它在六书阐释和文字释义方面已经较《说文》有了较大突破，并在一定程度上对《说文》作了相当回归。本着历史客观的态度，公正地评价赵撝谦及其《六书本义》是我们当代文字学学者的学术责任。一方面，赵撝谦《六书本义》确实存在缺漏和失误，致使其一些具有创新性的理论被湮没；另一方面，一些学者墨守、维护许慎《说文》在文字学领域的宗法地位，使人们只看到了清代文字学研究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却忽视了宋元明时期作为汉唐到清代的过渡，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它在文字学发展史上的独特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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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H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331( 2019) 09-0096-06
收稿日期： 2019-04-26
作者简介： 张治东(1976— )，宁夏海原人，宁夏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副编审，主要从事汉语言文字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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