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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以来，随着亚太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与日本、韩国、台湾、香港两国两地区（以下简称东亚）的经贸合作日趋密切，特别是东亚地区的外商在华投资设厂与合资办厂势头旺盛，我国由此发展了出口导向的制造业与加工装配业，并与东亚形成了较密切的产业分工格局。随着外商在华投资竞争的开展，东亚产业分工格局正面临着新的变化和重构。
一、东亚经济新格局
冷战以后，东亚地区相对稳定，地区经济发展迅速，为该地区经贸合作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各国各地区之间经济上的竞争与合作已成为主题。东亚经济新格局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一）东亚地区经济持续快速的增长
自60年代以来，东亚地区一直是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其发展速度大致相当于拉丁美洲的3倍，比非洲快4倍。亚洲开发银行（ADB ）首席经济学家萨蒂斯·杰哈博士在1993年曾提供这样的数据：在过去20年内，东亚经济年增长率达8%，大大超过发展中国家年均4.3%和发达国家年均3%的增长速度。在此期间，新加坡、韩国、 台湾和香港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8.5%，以中国、 越南等为代表的正在由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渡性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8.6%。随着经济高速增长，东亚地区人均收入在过去25 年内几乎增加了3倍。这在经济史上是无可比拟的纪录。90年代以后， 全球经济普遍低迷，而东亚经济却一支独秀，保持了强劲的发展势头。
日本是东亚经济腾飞的“领头雁”。日本1945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仅为美国的6%，低于英国、法国和德国。进入60年代， 日本经济迅速发展。到1968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就超过了英、法、德，仅次于美国，在西方世界居第2位。1990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29890亿美元，高于美国，达到人均21863美元。历史已经证实，日本仅用30 年时间就成为世界经济强国。
我国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的15年间，经济发展异常迅速。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588亿元增加到1994年的43799亿元，增长了11.2 倍，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9.5%。从1992年到1994年， 连续三年保持在10%的增长速度，居世界首位。“八五”前四年（1991～1994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11.7%，而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为1.9%，发达国家年均增长率为1.7%，发展中国家年均增长率为5.3%。据世界银行计算，1993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5811亿美元，居世界第7位。 随着经济的发展，居民收入增长很快。1994年和1978年相比，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33.6元增加到1223.6元，增长8.2倍，扣除价格因素，增长2.6倍；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由316元增加到3179.2元，增长9.1倍， 扣除价格因素，增长1.7倍。人民生活水平改善如此之快， 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上也是不多见的。
回顾过去，不难发现，东亚经济已经出现奇迹。展望未来，21世纪可能是亚洲的时代尤其是东亚的时代。不少经贸组织纷纷预测21世纪的经济发展趋向及其速度。据世界银行1994年发表的预测报告，从1994年到2003年的10年内，东亚经济年均增长率为7.6%， 将大大高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年均增长率4.8%和西方七大国经济年均增长率2.7%的速度。
日本国民经济研究协会理事长、经济学家叶芳和曾经对日、中、美三国经济的发展做了如下预测（见下表）：
21世纪的日、中、美三国国民生产总值预测
单位：亿美元
年份中国 美国日本
199243505951037050
200093006970046900
201024200
8500063100
202062700
103600
84800
2025
101000
114400
98300
注：（1）美元、人民币、日元的汇价均按1992年的计算。
（2）年均增长率日本为2%，美国为3%，中国为10%。
按照表1日本经济学家的预测，到2025年中国经济将超过日本， 接近美国，居世界第二位。
（二）区域内经贸合作日趋加强，内部贸易蓬勃发展
1.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条件。从外部条件来看，第一，冷战的结束和国际格局的变化，使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明显趋于缓和，各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交流和合作的巨大潜力逐渐显现出来，第二，80年代以来，许多东亚国家继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之后相继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并对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从而带动了该地区投资和贸易的迅速增长，使得开展各种区域经济合作的条件日臻成熟。第三，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的发展，尤其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使东亚经济面临巨大的压力和挑战。从内部条件来看，除了地理位置相近或相邻以外，东亚地区各国的经济存在很大的互补性。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可将该地区的国家（地区）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拥有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和完备的工业生产体系的日本，在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方面有极大的优势；第二层次是亚洲四小龙，拥有中等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最后一个层次是中国和除新加坡以外的东盟国家以及其他一些刚刚开放或尚未开放的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这些国家在自然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有比较优势。这样，参加经济合作的各国和地区就可以充分利用本国和本地区的比较优势，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共同开发并享有潜在的经济利益。
2.区域内部贸易蓬勃发展。（1 ）亚洲区域内相互贸易额增长迅速，而且随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动将会继续增加。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80年代后半期与90年代前5年中， 亚洲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的贸易年均增长率达20%以上，高出世界贸易同期年均增长率1倍。 这一发展趋势随着1993年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继续加快，在1994年4 月下旬，东盟六国的经济部长在马来西亚举行会议，会上达成了新的协议，同意将原定15年内建成自由贸易区的计划提前5年完成， 并考虑把农产品和非制成品的降低关税也纳入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之中。可以预见，由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动而产生的贸易开辟效应，将使亚洲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贸易额更加迅速的增长。
3.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进展。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是目前亚太地区唯一具有官方性质的全区域经济合作组织。1990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建立“东亚经济集团”（后改为“东亚经济核心论坛”）的设想，该设想的本质就是建立一个官方组织，以促进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这对于适应当代世界经济集团化、区域化潮流，维护东亚地区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外商投资与东亚经贸关系
自1979年以来，我国制订了对外开放的政策，吸引外方来我国直接投资，举办中外合资企业，弥补我国建设资金的不足，引进先进技术，扩大出口贸易，增加就业机会。这在过去的15年里已经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改善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据统计，从1979～1993年间，我国累计实际利用外资额为618.7亿美元，其中日本、 韩国以及香港、台湾地区的投资合计占总额的79.9%。香港地区名列第一、美国第二、日本第三、台湾省第四、韩国第八。香港、台湾和日本厂商在我国国内投资起步较早，从80年代初至今持续不衰。韩国厂商投资起步较晚，主要开始于90年代。
东亚地区对我国直接投资的增长，刺激和带动了东亚地区贸易的发展。
（一）外商在我国投资设厂，直接带动了各种机器设备、原材料和零部件向我国的出口，增加了台湾、日本、韩国对我国的贸易顺差。仅1993年台湾省和日本对我国贸易顺差即高达114.7亿美元和74.7 亿美元。中韩进出口贸易1990年还只有6.7亿美元。1991年扩大到32.5 亿美元，但该年韩国对我国贸易逆差为11.1亿美元，随着韩国对华投资增大，1992年转为顺差1.8亿美元，1993年顺差达25亿美元。1993 年韩国出口增长率为7.58%，其中60%与我国有关。
（二）外商投资设厂或合资办厂，推动了我国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和加工装配业的发展，出口能力提高，从而有利于我们实行出口带动战略，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据统计，1993年我国三资企业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27.5%，1994 年达到28.4 %， 从1983～1993年的10年间，前5年国内出口贸易只增长了83%，而后5年，则增长了126%。进出口额1978年仅有206亿美元，1994年达到2367亿美元，增长了10倍以上。 我国与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比重从1988 年的56.7%上升为1993年的59%。这就是说，我国的市场主要被亚洲国家占领，我国的进出口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即外贸依存度）1994年已达43%，标志着我国已基本上成为开放型国家。
（三）我国与东亚经贸关系更加密切，相互重要性不断提高。据统计，从1988年到1993年，我国与东亚的贸易总额从367.06 亿美元增至941.7亿美元，5年间增长了1.57倍，超过同期我国外贸总额的增长幅度（1.43倍）。1993年我国十大贸易伙伴中，日本第一，达390亿美元， 香港地区第二，为325.4亿美元，台湾省第四，为144亿美元，韩国第六，为82.2亿美元。我国内地始终是香港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是台湾省的第三大贸易伙伴，第二大出口市场。台湾学者称，到1993年，台湾对大陆的出口依存度已达到9.83%。中日贸易1991 年突破200 亿美元， 1993年我国已成为日本第二大贸易伙伴，1993年中韩贸易已占韩国外贸总额的4.8%，我国已成为韩国第五大贸易伙伴。
三、东亚产业分工格局——雁行分工结构
（一）雁行分工结构的形成
东亚各国根据世界产业发展的动向，不断推动本国产业结构更新和升级，是形成雁行分工结构的前提条件。
日本以日元升值为契机，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二战后日本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纺织业，不久重点渐渐移至钢铁业，并依次又移向造船业和汽车业。到了本世纪80年代，日本出口的重点又变成了家用电器。国内产业知识技术密集化程度提高，劳动密集型和传统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通过厂商直接投资移往海外。在东亚各国间，日本的产业结构升级带动了“四小龙”的产业升级。港台地区及韩国抓住这个机遇，填补日本让出的产业空间，大力发展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把失去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东盟和中国国内。东亚外商在我国投资设厂，带动了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并使沿海工业生产加入东亚区域性国际分工。可见，东亚产业分工格局特征是：日本、港台地区和韩国、东盟及中国国内两极转移的分工格局，即所谓的以日本领先的“雁行分工结构”。
（二）雁行分工结构下的市场结构
与这一产业分工格局相适应的市场结构表现为鲜明的“级差转移”特征。即发达国家和地区由于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转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而将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直接投资转移到较不发达国家，从而加强了国际分工和各国产品的互补性，促进了相互贸易的扩大。
日本利用投资带动贸易，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输出资本、技术和设备，调整出口产品结构，保证出口产品的竞争优势。而其他国家和地区利用引进的技术、劳务和资金，生产制成品反销日本。
港台地区及韩国向我国国内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开展自身内部的产业升级，发展中高级技术产业，由此构成对日本中高级产业的机械设备、中间原料和零部件的需求，形成向日本进口；港台地区及韩国向我国国内转移产业刺激了出口。
我国国内由此获得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促进了劳动密集型产品对香港、日本、美国的出口，并扩大了此类产品的市场占有份额。
（三）雁行分工结构下，东亚各国的比较利益
在这种结构下，日本处在最有利的地位，凭借技术优势出口附加值高的产品，进口附加值低的产品，获得较大的比较利益。
我国国内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扩大了就业，在出口贸易中也获得了相应的比较利益，但所取得的技术转让效果较差，产品档次低，贸易条件不利。由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所形成的外商投资企业，绝大多数是技术层次较低的中小企业。据调查，投资额在100 万美元以下的生产型项目，绝大多数是劳动密集型；投资额在100 万美元以上的工业项目中，轻纺等劳动密集型项目占80%，电子工业项目中，约有70%为产品组装线。从长远看，不利于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
台湾省、韩国尽管在目前产业转移中能获得较多的比较利益，但在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完成和出口优势丧失以后，能否实现产业升级，并与美、日等发达国家展开国际水平分工；同时，在中国劳动密集型工业成长及其产品竞争下，它们的工业能否实现技术更新、产品换代，都面临着挑战。
四、外商投资竞争与分工格局重构
（一）外商在华投资竞争日趋激烈，美国、欧洲的大企业凭借其资本和技术优势，在前几年对我国的投资活动中已经显示了技术档次的相对优势
据1979～1992年累计数，美资企业平均外资金额为149万美元， 英资企业为382万美元，法资企业为283万美元，德资企业为486万美元，这说明欧美投资项目虽少，但项目规模较大，后劲较强。这种状况实际上包含着美国和欧洲大企业争夺我国国内市场的战略。在1993～1994年我国国内的外商投资热潮中，美、英、法都加大了投资比重，特别是美国，一跃而超过日商投资累计数，而居我国外商投资第三位，仅次于港台地区。
我国沿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高新技术项目已由前几年的10%提高到1994年的30%以上，项目中的资金密度增加，1994年新批的3 万家外资企业，外资项目投资额由1993年的180万美元增至220万美元，跨国公司日益把我国国内的市场、劳动力和廉价科技人才纳入自己的生产体系，这些企业在我国国内生产的中高技术产品，在内销市场和低成本的支持下，在国际市场上也极具竞争力。
（二）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增长，极大地动摇了形成未久的“雁行分工结构”
面对美国和欧洲跨国公司的挑战，日本产业界已经露出抛弃级差转移战略的苗头，日商对华投资已从纺织、食品加工转向资本密集程度较高的产业，形成美、日、欧竞争的形势。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设厂，使产品高级化、国际化，直接构成对台港地区及韩国同类产品的竞争威胁。面对这种形势，台湾省产业界已坐立不安，加上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多已转至中国国内，使中上游产业中的大企业失去内销市场，迫使台湾大企业寻求向大陆投资，争夺大陆市场份额。1993年台湾省前100家大型企业集团中有60 家已赴大陆谈判投资，40%的上市公司通过股东大会，授予董事会总额达19亿美元的大陆投资权限。而且其投资领域将以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如石油化工、机械、建材、汽车、钢铁、电气机械、通讯器材、橡胶制品等领域，食品、纺织等传统产业也有加大投资规模、提高投资技术档次之势，服务业的投资规模也开始趋于大型化。
（三）雁行模式的垂直分工结构不久将逐渐被多元化的分工结构和更合理的市场体系所取代
随着外商投资在我国的发展和中高技术转移的增多，必将使我国制造业从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向中高技术的劳动密集型或劳动——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使产品档次高级化，从而促进国际水平分工的发展，形成东亚地区多元化分工格局。
素以财阀经济为支柱的韩国产业界，必然不会放弃向我国国内投资的机会，在中小资本向我国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大公司正筹划扩大对华投资，提高投资规模和技术档次，充分利用我国市场，以形成多样化、多形式的分工格局。事实上，继韩国大宇集团在山东投资水泥项目、金星在上海和长沙投资彩色显像管和录像机项目之后，三星公司在威海投资了程控交换机项目。
日本产业界及其经济学家期望的理想模式“雁行分工结构”是难以持久的。其原因在于欧美大企业不会坐失进入我国市场的良机，我国政府采取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多元化国际市场方针，决定了东亚产业分工结构必将随着外商在大陆的投资增长及竞争而发生变化。未来的分工格局，将是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的交叉体系。这种多元分工有利于各国各地区依据各自的要素禀赋优势和市场优势进行分工合作，通过有效地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来达到降低成本和提高质量的目的。从而既能获得垂直分工的比较成本利益，又能获得水平分工的产品差别化利益和规模效益，以促进东亚地区经贸关系的更大发展和地区经济的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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