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新形态——发展哲学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中国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哲学论文,新形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09）11－0068－06
一、当代中国发展哲学的兴起背景与基本特点
20世纪是人类历史变化最为迅速和深刻的一个世纪。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战火洗礼，目睹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思想和制度体系的竞争拼斗，见证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潮起潮落，迎来了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以及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壮丽图景。二战之后，尽管东西方国家对峙冷战的局面长期持续，但从人类历史的总体进程来看，时代主题却悄然变化，即由战争与革命转向和平与发展。作为对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和实践要求的观念回应，发展理论研究一时蓬勃兴起、风卷云飞。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恢复国民经济，改造社会制度，探索建设道路，取得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为中国人民追求自由、民主、公正、平等、富裕、幸福的新生活提供了根本制度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和伟大实践缩短了我国同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技术发展方面的差距。但由于社会主义事业前无古人，同时也由于阶级斗争思维定势根深蒂固，“左”的观念体制严重束缚，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发生了失误、遭受了挫折。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崭新道路，作为新时期最基本、最鲜明特征的改革开放，极大地推动了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发展哲学的兴起，其现实根据是发展已成为当今时代和当代中国的主题，发展实践需要发展哲学的导引；其学理根据是为从个别领域、个别方面研究发展问题的实证学科提供整体性、规范性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方法论原则。以当代发展实践和各种发展理论作为自己反刍的原料，从整体上求解发展的难题，探寻发展的内在逻辑，建构发展哲学的理论体系，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责任和使命。作为发展的实践和发展的范畴都是总体性的。实证研究虽然能为人们把握发展内涵、制定发展战略提供帮助，却难以从总体上把握发展问题。为了给发展问题的科学研究提供总体性的思维框架、价值坐标和方法论原则，给日益复杂的发展实践以哲理层面的理论指导，有必要也有可能在反刍发展实践经验、概括发展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建构一门具有总体性和综合性的、求解发展的元理论和元问题的学科——发展哲学。
发展实践催生发展理论，发展理论引导发展实践。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的发展哲学研究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日益勃兴。我国学者以经过长期学习、研究、教育、实践所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为指导，其发展哲学研究一开始便显示了不同于西方学者的特点。一是具有鲜明的实践性。我国的发展哲学研究高度关注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与当代中国的政策导向相互作用。研究者所倡言的社会发展目标具有综合性和整体性、人的现代化是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目的和终极价值取向、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与可持续发展是当代中国发展的必然选择等学术主张，通过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通过影响战略策略、方针政策的制定，与现实实践相互引发、并进互动，对于引领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具有综合性和跨科领域性。发展理论兴起之初，主要是分学科的经验性、描述性、对策性的实证研究。这些研究虽能为人们把握发展的某一方面的内涵、制定发展战略、谋划发展思路大有裨益，却难以从总体上把握发展问题。但作为实践的发展和作为范畴的发展，都是总体性、综合性的。对于发展，不仅要作实证性、经验性、对策性考量，还应作反思性、规范性思考，为发展各分支学科研究和发展战略策略制定提供一种总体性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方法论原则。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发展研究开始向总体性、综合性、反思性、规范性方向发展，呈现出了从单一、分化向统一、综合以及由具体问题向元问题、基本问题转化的趋势。三是当代中国的发展哲学研究群星灿烂、新著迭出。李德顺、李连科、李景源、袁贵仁、马俊峰、王玉棵等专家学者，对价值、价值认知、价值评价、价值选择、价值创造等问题进行探讨，为发展哲学研究提供了价值坐标体系。景天魁在学术界较早提出发展哲学的概念，并对社会认识论问题、发展哲学问题、中国社会发展战略问题进行了富有开拓性的研究。陈中立等在《思维方式与社会发展》一书中对于社会发展与思维方式变革的关系作了系统思考和阐释。北京大学哲学系的一些专家学者以哲学必须关注现实、引导实践的学术使命感，致力于社会发展理论、发展哲学的研究。丰子义出版了《现代化的理论基础——马克思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现代化进程的矛盾与探求》、《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历史考察和当代意义》、《发展的反思与探索——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阐释》等著作。他认为，发展理念是对于发展本质与意义的基本认识和体悟，其发展理论的核心，反映时代精神、实践理性和价值取向，支撑和影响发展理论建构与发展实践推进，引导一个国家、民族发展进步的潮流。发展既具有规律性，又具有价值性，发展理念作为对于发展进行理性与价值、科学与人文等全方位审视和综合性研究的理论成果，也应当是历史观与价值观的统一[1](P127)。中国人民大学郭湛等专家学者以对马克思主义原典的准确把握、以对现代自然科学的全面了解为学术底蕴和立论依据，对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马克思东方社会发展理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哲学问题、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出版了《中国现代化之哲学探讨》、《人活动的效率》、《主体性哲学——人的存在及其意义》、《社会公共性研究》等著作。吉林大学孟宪忠、邴正、刘少杰、周光辉等专家学者的《社会发展哲学研究——中国现代化的理性思考》一书，对当代社会发展趋势、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代价和目标选择、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现代化理论的迷失与超越、社会发展观念的现代变革等问题进行了探索。苏州大学任平等专家学者，从交往实践入手研究发展哲学，把当代中国与世界的发展问题描述为主——客——主的多元主体相互交往、共同发展的过程。中央民族大学贺金瑞、中共山东省委党校贾英健分别出版了《全球化与交往实践》、《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等著作。山东大学刘陆鹏、何中华关于市场经济与道德的关系以及关于发展与制度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中共中央党校有关专家学者组成的学术团队，一直致力于发展哲学研究，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发展研究学派，出版了《邓小平理论与社会主义历史命运》、《发展理论论纲》、《社会发展理论和中国社会发展战略》、《发展与代价》、《发展哲学引论》、《当代中国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研究》、《当代社会发展的哲学研究与论辩》、《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理论新词典》等著作。杨春贵等撰著的《邓小平理论与社会主义历史命运》一书，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多维视野，全面阐述邓小平理论对于开辟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局面的历史性意义。庞元正提出了主题转换说，指出随着从无产阶级革命向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发展，随着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从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的转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涵也相应地从以革命为中心转向以发展为中心。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发展并不否定革命，但革命从属于发展。我们是为了发展而革命，而不是为了革命而发展。我们既要反对以发展否定革命的观点，充分肯定革命在社会进步中的巨大作用；又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发展理论研究，对发展问题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并且以发展理论的最新成果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杨信礼在其博士论文《发展哲学引论》中，对发展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自然前提和社会前提、动力机制和整合机制、目标追求和价值取向、客观规律与主体选择、世界历史与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发展观念的重建和发展模式的转换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刘森林、邱耕田等学者分别出版了《发展哲学引论》、《发展哲学导论》等著作。韩庆祥在《发展与代价》一书中，系统研究了代价的涵义、实质、类型，代价产生的必然性，对待代价的正确态度，以及控制发展代价的方法路径。袁吉富等在《发展的代价》一书中，从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的维度，对于代价在社会进步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如何正确认识、付出、评价代价，以及当代社会发展的代价问题作了系统的研究与阐发。发展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发展的一种新形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将对理论界提出更多的课题，作为时代精神之精华的哲学也必将对发展实践的经验作出新的概括，对发展哲学研究领域作出新的拓展。
二、当代中国发展哲学的学科定位与体系建构
要解决发展实践中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引导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必须对于发展的元问题进行研究，建构一种植根于中国发展实践的发展哲学。衣俊卿认为，发展哲学不是单纯的理性活动，而是重要的实践理性活动。必须转变哲学研究的范式，使哲学真正回归现实生活世界，而不是将哲学当作游离于现实世界之外的纯形而上学思考[2]。刘少杰指出，当代哲学是发展哲学，社会行动、社会分层、社会交往、社会规范、社会冲突以及社会变迁等社会学问题亦将进入哲学视野，分野100多年的哲学与社会学将在对社会进行整体观照的发展研究中走向融合[3]。
丰子义主张把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与现实问题研究结合起来，根据时代变化确定研究的主题，根据现实实践提出研究的问题，根据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与思考形成研究视角，从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互动中确立研究方式，并对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与特点、社会发展与现代性建构、社会发展与理性重建、社会发展与历史进步、社会发展与结构转换、社会发展与跨越、社会发展与创新、社会发展与竞争、社会发展与财富创造等问题，进行富有创新性的研究。
刘森林在《发展哲学引论》一书中认为，哲学不只是一种学问，同时也是一种行为规则。发展哲学要通过合理性、公正秩序等问题的探讨，反思批判发展话语和发展实践，以特有的行动方式参与和影响对现代社会发展秩序的构造。发展哲学应把自己定位为一种具有明显哲学色彩的社会理论，它不是统摄发展学各学科的哲学概括，而是对于一般性、跨越性问题作更多的哲学反思与批判的社会发展理论。而对理性、合理性问题的反思、质疑和求解，是当代发展哲学的中心问题。
邱耕田认为，发展哲学是将人们的发展观用理论的形式加以抽象概括，通过一系列特有的概念、范畴以及系统的逻辑论证而形成的思想体系，是系统化、理论化的发展观。
贺来认为，为了摆脱发展哲学无根基的漂浮状态，就要解决发展哲学所研究的中心主题及其在诸学科中的位置问题。发展哲学的独特理论定位在于它对发展价值的前提批判，这是发展哲学作为一个学科所以可能的最深层的根据。人类所有学术研究都与社会发展有关，对社会发展的思考并不是哲学的专利。从理论层面分析，发展哲学的特质就在于它在研究社会发展问题时，运用哲学思维方式，体现哲学思维品格，而价值批判则是这种思维方式和思维品格中最核心的东西。价值批判是一种价值意义上的解蔽和超越，它使人们保持生机勃勃的求真、向善与审美意识，推动人们向未来敞开自我超越和自我创造的空间。正是这种价值批判，构成哲学之最重要的、任何其他学科不能代替的理论旨趣，并因此成为哲学存在合法性的最有力证明。如果这种价值批判指向社会发展领域，就表现为对发展价值的前提批判。所谓发展价值，就是那些引导社会发展的深层价值理念、价值原则和价值尺度。这些理念、原则和尺度引导社会发展的方向选择、目标设计和模式筹划，塑造社会发展的品位和层次，影响对社会发展的最终结果。从现实层面来看，在一个社会的一定发展阶段，应该有一种或几种比较统一和稳定的、具有强大感召力的、作为主题性的价值理念，来作为社会发展的追求目标，充当社会发展赖以定向的基本参照系，充任社会整合的精神纽带，承当社会发展深层的合法性根据，并以此凝聚社会资源，规范社会行为，形成社会共识，从而保证整个社会维持一个理性的发展方向并生成一种健康的精神气质。通过对于发展价值作前提批判，进行价值清理和价值排序，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理论呼唤，因而也是发展哲学研究最为紧迫的中心课题[4]。
发展是有机体内生的、结构和功能日趋复杂和完善化的、不断产生新质的前进和上升的运动与变化。人类社会作为人以自然界的先在性和优先地位为既定前提、以自身的存在和活动构成的有机的系统整体，是有结构、有层次的，社会的运动变化是由有目的、有意识的人的活动来驱动的。从根本上来说，社会发展是人类不断提高自身的主体能力、不断由必然走向自由、不断获得自身的解放、追求自身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历史过程。社会发展的历史实质上就是人的本质力量发展的历史。进步、提升、创造、争取自由和完善是人类的本性。人类的这种能动创造的超越性本性决定了人与社会都是未定型的和处于不断的塑造和建构之中的，决定了人的存在具有开放的、追求应然理想境界和日生日成的性质。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与社会在本质上是一种向未来敞开的可能性。“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5](P174)。人类的这种能动创造本质是人自身与社会之发展、完善、提升的内生动力。当代社会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和经济的发展，而是以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为基础和决定性力量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社会结构的改革与完善以及文化观念、价值取向的深刻变革；当代社会发展不再是各个国家的孤立发展，而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各个国家相互依存的共同发展；当代社会发展已逐步超越见物不见人的物本论偏见，而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核心动力、根本目的和终极价值；当代社会发展已经摈弃了绝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眼界，而关注并谋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在社会发展研究理论系统中，大致有三个层面：其最高层面是作为一般哲学理论的社会发展观，即历史唯物主义。它揭示人类社会最深刻的本质、最根本的动力、最一般的规律。恩格斯说：“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做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6](P28)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最一般的理论，是各门社会历史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处于社会发展理论系统最低层面的是关于社会发展的各门具体科学，如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发展社会学、发展文化学等，主要研究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诸领域的具体矛盾、具体问题以及战略、策略、规划、政策等等。发展哲学则是处于社会发展理论系统的中间层面，它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世界观方法论指导，是一般哲学层面的世界观方法论在社会发展问题研究中的运用；同时，它又是社会发展特别是当代社会发展的前提性批判和元问题研究。其抽象的程度高于社会发展研究的各具体学科，低于作为一般哲学世界观的历史唯物主义。发展哲学概括各门具体发展学科研究的成果和社会发展实践的经验，是由实证层面的研究上升到哲学基础理论层面的一般社会历史观的中介，同时又是由一般社会历史观过渡、渗入到实证层面的社会发展理论与发展战略、策略的桥梁。发展哲学是沟通社会发展理论的一般层面和实证层面的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环节。
对于社会发展进行反思性、批判性、规范性研究的发展哲学，不仅有其学科定位，还应有其理论体系。庞元正、丁冬红等在《发展理论论纲》一书中，建构了一个发展理论的体系框架，对于发展的本质、主体、价值、规律、机遇、模式、战略等发展理论的元问题以及发展与经济增长、发展与技术创新、发展与制度选择、发展与社会公平、发展与政治稳定、发展与文化建设、发展与公民素质、发展与全球化趋势以及可持续发展等基本问题进行了研究。
刘森林的《发展哲学引论》一书由发展的意蕴、从自然性发展到自主性发展、发展规律、发展机遇、矛盾与制度、主体与理性、发展的动力与德性等九章组成，讨论了规律与机遇、必然与选择、自然性与主体性、二分与多元、矛盾与制度、理性与自发性和非理性、民族自主与全球化、力与德、个人主义等问题。
邱耕田在《发展哲学导论》一书中论述了社会发展的含义、特征、结构、功能，分析了当今社会发展的人本化趋势、持续化趋势、科技化趋势、知识化趋势、生态化趋势、全球化趋势、加速化趋势、信息化趋势、调控强化趋势，探讨了发展的代价规律、协调规律、创新规律、可持续规律，探讨了发展哲学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关系。该书以社会发展的整体为研究对象，以社会发展存在与社会发展意识的关系问题为基本问题，切入社会发展的本体与社会发展的核心理念，探讨了发展认识论、发展规律性、发展的价值选择等问题，最后落脚于发展哲学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关系，从而构成了一个从一般发展实践始到以具体发展实践终的、但可不断容纳发展实践所提供的新内容、新形式和新理念的开放体系。
笔者在《发展哲学引论》一书中，试图建构一个以实践为逻辑起点和主线、又以发展实践的观念重建和方式转型为归宿的发展哲学理论体系，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八个方面：
第一，关于发展的历史起点与发展哲学的逻辑起点。发展本质上是人类不断提高主体能力、从自然和社会中获得解放、追求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历史过程。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人类本质力量发展的历史，而人的本质力量是通过主观与客观、理性与价值、目的与规律、观念与活动相统一的总体性实践获取和展现的。实践是人类自我创生、自我肯定的方式，是人的本质力量得以获得和展现的方式，是社会有机体建构和发展的方式。实践是人类社会诞生和发展的历史起点，也是作为对社会发展作规范性、反思性研究的发展哲学的逻辑起点。
第二，关于发展的自然前提以及发展与环境支持能力的关系。人作为有生命的存在物起源于自然界，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结果；人类社会依赖于自然界，必须以实践为中介与自然界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变换，在与自然界不断加强的联系中得以生存和发展。随着人类实践能力的提高与实践方式的转换，人类不断拓展发展空间，但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资源的安全利用标准以及作为系统而起作用的铁的自然规律，则设定了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界限。在现时代，人与自然、社会发展与环境支持能力的矛盾以环境污染、资源耗竭、能源危机、生物多样性消失等方式凸现出来。要谋求人与自然的真正和解，必须转变发展观念、发展方式和交往方式。
第三，关于发展的中介与方式。交往作为发展的中介与方式，是一个复杂的关系体系，其中有生产技术交往、经济交往、政治交往、社会交往、精神交往。交往活动与关系的制度化形成了内涵着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社会结构和观念文化结构的社会有机系统。
第四，关于发展的动力机制与整合机制。在社会发展动力系统中，有经济力、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等层面。由需要、劳动、生产力、生产关系所构成的经济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主要由国家权力、政治法律制度和实施机构等因素所构成的政治力，为社会发展提供政治资源和动力；观念文化是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它通过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情感态度而起作用；由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的体制、机制所构成的社会力，为社会发展提供社会资源和动力。由经济力、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所构成的动力机制应当为社会发展提供内含着向度、量度和协和度三个指标的适度动力。其运行过程主要有动力源开发、动力转化、动力培育、动力分配以及动力反馈五个环节。社会整合是以组织的、规范的、制度的、情感的、价值的方式，对于社会中的各种利益、动力、目标和结构进行协调，调动、规约、引导、运用社会中的积极因素，消除社会中的消极因素，使社会得以协调、稳定和良性运行。
第五，关于发展的目标追求与价值取向。人是一种总体性存在，人的活动是一种总体性活动，社会有机体是由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人口、资源、环境构成的系统整体。人、人的活动以及社会系统的总体性是社会发展的目标追求与价值取向的总体性的内在根据。发展是经济社会与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与此相适应，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与评价尺度也是多维的而不是单向度的。在社会发展评价尺度系统中，内含着经济评价尺度、制度评价尺度、文化评价尺度、社会评价尺度、环境与生态评价尺度以及人的评价尺度。多极主体的多层级需要的满足，生产、消费、认知、交往、道德、审美等各种能力的全面发展，完整的人的生成，是发展的最高评价尺度。
第六，关于发展的客观规律与路径选择。社会发展是以物质生产为深刻基础的社会有机体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的过程。人的实践活动既受客观的、历史的诸种条件制约，又受自身的内在需求和价值观念的导引，参与社会发展进程的各种因素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社会历史的规律性、必然性不是预成的而是在主体有选择的认识和实践活动中生成和实现的。人的需要是选择的内在动力，人的价值观念是选择的坐标，人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则使所选择的可能性维度变为现实的社会运动。为了正确选择社会发展的道路和模式，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必须尊重客观条件和客观规律，全面认识规律系统；必须正确处理全局与局部、目前与长远、代内与代际等各种利益关系；必须提高人的素质，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
第七，关于发展的国际条件与世界背景。社会发展既是一个纵向推进、上升的过程，也是一个横向扩展、整合的过程。在全球化时代，我们必须确立系统性思维、多极性思维和多向度思维，在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竞争与合作、冲突与融汇的过程中谋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第八，关于发展问题的认识论、价值观、历史观解决路径。人类作为有意识的自觉能动的主体，能够按照客观尺度和内在尺度建构作为实践的目的和计划的实践观念，进行创造性的实践活动。无论是客观尺度还是内在尺度，都是一种系统性存在，并且通过认识在中介，以理性和价值的形态为主体所理解和把握。由于人们对于两种尺度的认识的片面性以及理性与价值的分离，即理性缺乏价值的规约，价值缺乏理性的支持，造成了实践观念的偏弊。这是发展实践出现一系列问题的深层次的思想根源。要实现经济社会与人的全面协调健康持续发展，必须克服理性与价值的偏弊及其分离，达成二者的深层整合。人既是处于此在状态中的具体的人，又是处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普遍的和整体的人。作为此在状态的人，他所致力的理性与价值的整合具有当下性、直接性和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往往只看到理性与价值的直接的和表层的整合，看不到二者潜在的、间接的、经过长期积累才显现出来的深层冲突，实践的结果和影响往往远远超过人们的价值预期。当代人类所面临的一系列全球性问题是理性与价值的偏弊以及二者深层冲突的表现。要克服理性与价值的深层冲突，必须充分认清其认识论根源，纠正实践观念的偏弊。但理性与价值深层冲突的根本解决，则只有通过社会制度与体制的改革以及世界经济政治秩序的重建，在社会历史的进一步发展中得以实现。针对当今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多矛盾和问题，从理性与价值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视角来看，应确立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人本性以及全球性与开放性的发展观念，并实现发展实践方式的根本转型。
三、当代中国发展哲学的现实关切与未来走向
在新的世纪，中国人民踏上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国共产党人总结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吸取国外发展经验和发展理论成果，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反映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特征新要求，着眼于丰富发展内涵，创新发展观念，拓展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题，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鲜明地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为谁发展、靠谁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为实现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以及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科学世界观方法论指导，同时也为当代中国发展哲学研究拓展了广阔的理论空间。
当代中国发展哲学研究，从经验层面而逐步进入理论层面，从具体问题而逐步进入一般性、规范性的元问题，由此建构发展哲学研究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以及相关的概念与范畴系统。随着当代中国发展实践的演进和发展理论的深化，发展哲学又将从元问题研究再次转向实证问题研究，以发展哲学所建构的思维框架、价值取向和概念范畴体系为方法论和价值观依托，对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进行审视、评判，为发展问题的理论解决指明方向。这种重新进入实证领域的研究，不是简单重复发展哲学体系建构前初始状态，而是以发展哲学业已取得的思想成果为基础的在更高层面上的回归。当代中国发展哲学所应关注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当代中国发展实践所面对和必须解决的问题，如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问题、改革、发展的动力源开发与动力源利用、效率与公平、社会发展与制度变迁、全球化与当代中国的发展、社会主义理想与社会主义现实等问题。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伴随时代前进步伐，反映社会实践要求，关注重大现实问题，做好深层次的理论研究与建设工作。作为马克思主义当代形态之一发展哲学既要进一步深化已有问题的研究，又要敏锐反映发展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矛盾，从对于社会发展与时代变迁的观照中寻求新的理论生长点；既要吸取、涵纳当今世界发展理论的新成果，更要对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的战略思想、基本经验进行总结、概括、提炼、整合，使之系统化、理论化、逻辑化、稳定化。任平在《走向中国本土的发展哲学建构》一文中指出，21世纪是全球与中国大发展的时代，也必然是发展哲学嬗变创新的时代。当代中国发展哲学的建构必须面向本土经验，既要对接马克思关于发展与资本现代性批判的思想传统，返本开新地“接着讲”，又要在与全球发展理论的积极对话中实现本土化转换，更要在解答当代中国发展问题、反思中国经验中，提升中国本土发展文化，创立特色鲜明、风格独创的中国发展哲学[7]。诚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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