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龄主体二孩生育焦虑影响因素的性别差异分析
闫 玉，张竞月
（长春师范大学 性别文化研究所，吉林 长春 130052）
【摘 要 】本文基于长春师范大学性别文化研究所“‘二孩政策’对女性生育行为的影响调查”数据分析育龄主体二孩生育焦虑的影响因素。采用质性与量化相结合的序列混合方法，首先使用质性分析方法对二孩生育焦虑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索性分析，再分别从生育的直接成本、间接成本、生育观念和性别偏好几个方面量化分析性别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直接成本和一孩性别在整体模型中对二孩生育焦虑有显著的影响。直接成本对二孩生育焦虑的影响程度最大，性别对直接成本和一孩性别没有产生调节作用，二者对男性和女性二孩生育焦虑都具有同等重要的影响。性别作用抵消了间接成本和生育观念对二孩生育焦虑的影响，间接成本对男性二孩生育焦虑的影响高于女性。生育观念对女性二孩生育焦虑有显著影响，但对男性没有显著影响。
【关键词 】育龄主体；“全面二孩”政策；二孩生育焦虑
一、研究背景
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问题始终是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为了解决不同阶段出现的人口问题，中国的人口生育政策经历了一系列的调整。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有效地控制了人口增长，但是也使中国进入以成本约束驱动为主导的低生育率阶段，［1］出现了人口少子老龄化、出生人口性别结构失衡和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为了解决人口结构的失衡问题，我国于2016年正式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然而却似乎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很多研究表明我国育龄主体的生育意愿呈现出逐步下降的趋势。［2-3］生育意愿直接体现生育观念和文化，是人们基于过去和现在的生活境遇及经验产生的对生育行为的态度和看法，具体包括意愿生育子女数量、意愿性别和生育时间三个维度。［4-5］制约家庭生育意愿的因素非常复杂，年龄、代际、受教育程度、职业类型、女性的社会家庭地位、生育观念、家庭结构、抚养孩子的费用及其收益成本的比较等都会影响生育意愿。［6-12］生育意愿不能等同于生育行为，［2］［13］从生育意愿转化成生育行为通常需要经过一个中介变量，［14］制约生育意愿的因素同时也制约着生育行为，但是对生育行为的制约性更大。［14］有研究表明育龄夫妻存在着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严重背离的情况。［2］［13］［15］目前我国大部分的育龄主体还是具有生育两个孩子的意愿，［10］［16-17］但是大部分的育龄家庭都放弃了生育二孩的行为。意愿与行为的背离必然会使育龄主体对是否生育二孩产生焦虑情绪。
焦虑这一概念起源于心理学。［18-19］但是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认为“焦虑”不仅可以反映心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个体对社会环境或者社会现象的一种反应，称之为“个体焦虑”，而“社会焦虑”则是“个体焦虑”的集合，［20-21］是一种社会存在，可以用来解释社会现象。［20-23］在二孩生育决策过程中，当生育主体的主观二孩生育意愿与客观的生育行为阻碍出现矛盾时，育龄主体就会产生焦虑情绪，我们称之为“二孩生育焦虑”，具体表现为生育主体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或者出于自身对二孩的渴望，想要生育二孩，但是受到经济条件、职业条件或者孩子照料问题的限制，而不能生育二孩时产生的焦虑，或者育龄主体没有生育二孩的意愿，但是与祖辈或者配偶的生育观念发生冲突，不得不在“生与不生”之间犹豫而形成的焦虑情绪。在这个前提下，研究哪些因素影响了育龄主体的二孩生育焦虑成为一个迫切的问题。
二、理论基础及文献回顾
20世纪5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生育水平开始下降并且持续走低。这种现象引发了西方学者对人口生育理论的研究。莱宾斯坦最早使用经济学理论构建了孩子的成本-效用模型，认为生育成本是父母在生育和养育孩子期间所付出的物质与非物质要素的总和。［24］生育成本可以分为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直接成本是养育子女过程中为孩子支付的教育、医疗、娱乐等费用，间接成本则是父母为了抚养孩子所放弃的受教育机会、工作收入和家庭消费水平下降等隐性成本。孩子的效用可以分为享乐效用、经济效用、（养老）保险效用、孩子承担家庭经济成本风险的效用、长期维持家庭地位以及扩展家庭规模的效用。［25］
在本研究的130例患者中，CYP2C19*2等位基因的发生频率为36.2%，CYP2C19*3为4.6%，与张秋等[12]报道的结果（33.45%、4.55%）基本一致，均高于瑞士白种人（21.3%、0.3%）[13]和埃塞俄比亚黑种人（13.6%、1.8%）[14]，证明 CYP2C19 的基因多态性分布受到种族和地域环境的影响。
“肇庆市水上搜救分中心，‘粤肇庆渡026’呼叫，我船在丽晶渡口对开水域与一艘下航的浓硫酸船‘粤肇庆槽333’发生碰撞。我船有多名乘客落水，情况危急，请求救援。”
加里·贝克尔在孩子的成本-效用理论上进一步提出了孩子数量质量替代理论。［26］认为孩子是一种“时间密集型”商品，需要父母付出大量时间来陪伴和培养，同时，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父母的时间价值极大增加，培养一个孩子需要付出更多的机会成本，而且社会的发展也需要孩子具有更高的素质，因此，机会成本以及为了培养更高质量的孩子所付出的更高的养育成本是父母在做出生育决策时必须考虑的因素。换句话说，对孩子质量的需求会降低对孩子数量的需求。
传统语义学认为一个多义词的各义项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义项的产生是任意的，而认知语言学家则发现在这些看似杂乱的语言现象背后存在着不同的认知机制。概念的形成是人类认知的结果，意义是经过人的思维加工而成的，多义词的各义项之间的关系是系统的。在当代认知语言学家看来，隐喻和转喻是词汇延伸多义的主要认知机制。该文主要从隐喻和概念整合的角度来探讨英汉语中人体词的多义性构建。
经济成本是决定育龄主体二孩生育意愿的物质基础，［27］而生育观念则是影响育龄主体生育意愿的内在因素。［28］在考虑二孩生育焦虑的影响因素时要将生育观念的因素考虑进来。由于中国各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开放程度有较大的差异，因此在做出二孩生育决策的时候，欠发达地区的育龄主体在性别偏好上比发达地区的育龄主体更加严重，受性别观念差异的影响，［29］女性的生育观念比男性更趋于现代。尹勤等经过调查发现，对于调查中“性别偏好”的问题大部分的育龄主体都选择了“无所谓”，但是男性会有较强的“男孩偏好”。［30］
由于女性是生育的主体，随着女性教育程度和劳动参与率的提高，越来越多的职业女性承受着工作和家庭冲突带来的间接成本。因此，男性和女性在二孩生育焦虑的影响因素上很有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在研究二孩生育焦虑时，有必要区分性别进行研究。
2.模型结果
已有的关于二孩生育的研究成果虽然比较丰富，但整体上来看还有一些局限性。一是大部分的研究是从单一视角出发，或从经济视角验证生育成本-效用理论，或从女性受教育程度和就业率的提高角度检验女性的家庭-工作的双重压力，或从文化视角检验生育观念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却甚少有研究考虑育龄主体的二孩生育焦虑影响因素的性别差异。二是大部分关于二孩生育的研究都是采用量化的方法进行衡量，得出了育龄主体生育行为的整体影响因素，却缺乏深入的原因探讨。部分采用质性方法的研究由于缺乏对整体数据的量化支持而显得有些证据不足。为了弥补相关研究在以上两个方面的不足，本文使用质性和量化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探讨影响育龄主体二孩生育焦虑的深层次原因，考虑性别在经济和文化因素影响二孩生育焦虑的过程中的调节作用。
三、数据样本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样本
该研究样本来自“‘二孩政策’对女性生育行为的影响调查”数据，调查单位为长春师范大学性别文化研究所，调查时间为2016年10月至2017年4月，调查范围为吉林省的8个地级市，依据调查地区的相对人口规模进行样本数量分配，使用多阶层整群抽样方法。调查对象为20-45岁（截止到2016年10月）有配偶并且已经生育至少一个孩子的育龄人口（不限性别）。调查共发放问卷1 920份，回收有效问卷1 834份。调查涉及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二孩生育意愿和影响生育二孩的主观因素、育龄家庭夫妻对生育二孩对工作和家庭将带来的影响的预期和政策性预测几个方面。本文研究目的是测量各项因素对二孩生育焦虑的影响，在所有接受调查的育龄主体中关于生育意愿有四种倾向：“想生”“不想生”“不确定”和“想生不敢生”。选择“想生”和“不想生”的育龄主体因为已经确定了生育意愿，不会再为生育问题做过多考虑，基本不存在二孩生育焦虑问题。只有“不确定”和“想生不敢生”的人群会对生育二孩存在顾虑。因此，本文将研究对象设定为“不确定”和“想生不敢生”人群，剔除掉选择“想生”和“不想生”的育龄主体，最终样本为542人。
除了对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以外，此次调查还以个案深度访谈的方式进行资料收集，于2016年10月至2017年3月期间在吉林省内选取了21名20-45岁的育龄人口，分别进行半结构化访谈，就二孩生育的观念、条件、现实情况、影响因素和对未来的预期等方面进行访谈和记录，以期深入了解和分析二孩生育焦虑的影响因素。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质性与量化相结合的序列混合方法分析（SequentialMixed-methodsAnalysis，SMMA），［32-33］混合研究方法可以整合两种研究方法的优势，充分弥补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的不足，［34-35］增强研究的解释能力。［35］质性研究主要采用半结构化访谈的形式，对21名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育龄主体进行采访，以期深入了解二孩生育焦虑的影响因素。量化方法主要采用发放调查问卷的方式，问卷中分别涉及了生育观念、生育成本及效用等多方面影响因素，使用多元回归（Multiple regression）分析性别在经济文化对生育焦虑的影响过程中的调节作用，分析工具为SPSS22.0。
第一、银饰陪葬品之俗。在白银古道及其左近村落，有用银饰陪葬之俗。据对左近葬俗的调查，明中后期以来这一情况有一定普及度，陪葬品有银手镯、银项圈、银脚镯、银链、银耳环、银耳坠、银发髻、银簪子等。据言，有着“万能”的白银陪葬，能够保护死者平安到达阴间，即使因为在阳世犯了罪，到阴间也可以通过银饰买通鬼差，少受些罪过，甚至可以享受一般的鬼无法享受的待遇。
四、质性分析及结果
在质性访谈中我们发现，我国传统观念和道德规范在日常生活中发挥很大的作用，在家庭内部仍非常看重亲情、宗族延续这样的观念，这一点深深渗透到人们的一孩生育决策中。［7］但是在生育二孩的时候，育龄主体往往会从养育一孩的经验出发，考虑更加现实的问题，比如由谁来照顾孩子，再生育一个孩子需要付出多少经济成本以及自己的现实条件是否适合再生育一个孩子等。与生育一孩时相比，育龄主体在做出生育二孩的决策时更倾向于“经济理性”。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对于孩子成长为劳动力后的质量要求逐渐提升，父母对孩子质量的要求也更高。生育孩子除了需要为他们提供最基本的衣食住行，还要付出更多的成本给他们提供高质量的培养教育条件。而在较高程度市场经济化的中国社会，这些都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很多受访者表示养育一孩成本已经使家庭收支几近于平衡，再生育一个孩子恐怕会严重影响家庭经济和家庭生活质量。［36］
除了生育成本以外，生育观念和“性别偏好”观念也是影响二孩生育焦虑的重要因素。受到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经济、文化和政策法规背景的影响，不同时期、不同代际的人群会产生不同的生育观念，［28］传统的生育观主要是以“多子多福”“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等观念为主，经过多年来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育龄主体的生育观念已经由最初的早生、多生转变为自愿少生、适当晚生。［28］另外，性别偏好也是传袭多年的落后的传统生育观念，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以及一些较重视子嗣延续的地区仍然占据主流地位。［37］在我们的质性研究中发现，一孩是女孩的家庭，育龄夫妻的二孩生育焦虑明显高于一孩是男孩的家庭，尤其是父亲是独生子女的家庭，一孩是女孩的父亲生育焦虑更加明显。
生育观念通过“您赞同以下哪些生育观念？”来测量，答案分别为多子多福、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生育是女性价值的体现（代表传统型生育观念），生育是为了参与孩子的成长过程、少生优生，一个最好、生育是促进夫妻关系的纽带（代表现代型生育观念），最后使用现代型生育观念总分减去传统型生育观念总分，分数为正且越高说明该调查对象现代生育观念水平越高；分数为负且越低说明该调查对象传统生育观念水平越高；分数为0则相互抵消。
五、量化分析及结果
（一）变量设置
1.因变量：二孩生育焦虑。首先通过“二孩政策放开以后，看见周围的人生二孩，你是否想生？”这个问题来确定研究对象。答案分别为“想生”“不确定”“想生不敢生”“不想生”，“想生”和“不想生”的育龄主体都有确定的生育意愿，因此这部分人不存在或很少有二孩生育焦虑。只有“不确定”和“想生不敢生”育龄主体才会存在二孩生育焦虑。对于“不确定”和“想生不敢生”的育龄主体，我们通过一个问题测量生育焦虑，即“看见别人生二孩，而你不具备某些生二孩的条件，你感到焦虑的程度有多大？”编码为1-5分，1分为不太焦虑，5分为非常焦虑。
方法:各组试验犬试验前,在犬耳部采样进行活菌计数,采样后将宠物源耐甲氧西林伪中间型葡萄球菌(MRSP)制成菌液涂于脱毛后比格犬耳部。每一采样面积上含菌量为105～106 CFU。晾干后,先采对照样品,然后各试验组进行消毒,5 min 后在对照的邻近部位采样,做活菌计数,并计算杀灭率。
1.描述性统计分析
“性别偏好”使用“一孩性别”变量测量，男性编码为1，女性编码为2。
表1 连续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根据相关理论和质性分析结果，本文做出以下假设：直接成本极大地影响二孩生育焦虑，性别对直接成本有调节作用，直接成本对男性的影响比女性更大；间接成本对二孩生育焦虑有显著影响，性别对间接成本有调节作用，间接成本对女性的影响比男性更大；生育观念对二孩生育焦虑有显著影响，性别对生育观念有调节作用，生育观念更先进的女性的二孩生育焦虑更大；一孩性别对二孩生育焦虑有显著影响，性别对一孩性别有调节作用，一孩是女孩的家庭中男性比女性更渴望生育二孩。为了验证本文提出的假设，本研究使用多元回归方法对数据进行量化分析。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8.0统计学软件分析数据。计量资料以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等级资料采用秩和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4.2 控制活动实施不到位。内部控制活动在企业内部控制中占重要地位，它的实施对企业内部控制效果的发挥产生主要的影响。从调查来看，控制活动实施不到位是企业面临的一大难题，主要表现在我国企业控制活动缺乏执行力，执行过程不严格。
3.调节变量：本研究将性别作为调节变量，性别为二分类变量，将男性编码为0，女性编码为1。
这种形式有时候也会把它与集体体育课的练习相互补充：例如在集体学习动作技能以后通过晨间分组的方式练习巩固，或者将晨间分组锻炼的内容设置成一个较为完整的体育游戏情境在集体体育课中开展竞赛。
4.控制变量为人口学变量“年龄”“教育程度”“户籍性质”“家庭人均收入”和“职业类型”。研究对象的年龄按照出生年计算。教育程度编码为1-4，1为“小学及以下”，2为“初中”，3为“高中”，4为“大专及以上”。户籍性质分为“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城市户口”编码为1，“农村户口”编码为2。家庭人均收入分为6个等级，分别为“1 000元以下”“1 001元-2 000 元 ”“2 001 元-3 000 元 ”“3 001 元-5 000元”“5 001元-8 000元”和“大于8 000元”，编码为1-6。职业类型重新编码为二分类变量，分别为“体制内工作”包括政府公务员、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工作人员，编码为1；“体制外工作”包括外企、私企、务农和自由职业者，编码为2。
（二）结果与分析
2.自变量：主要是检验二孩生育的成本、观念以及“性别偏好”对二孩生育焦虑的影响。成本分为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直接成本来自三个问题：您是否认为生育二孩会对您的家庭经济状况造成较大影响？您是否认为生育二孩会降低您的家庭生活质量？您是否认为生育二孩会降低您的个人生活质量？每题答案分为“是”与“否”，选择“是”的编码1分，选择“否”的编码0分，三题分数相加，分数越高，表示直接成本越大。间接成本来自两个问题：您认为生育二孩会对您的职业造成哪些影响？分别有四个选项：影响经济收入、减少个人再教育和培训的机会、影响个人职业发展和影响个人职业晋升。这里的影响经济收入与直接成本不同，此处的经济收入是由于生育二孩行为造成的职务改变或者失业等原因造成的。四个选项分别编码1分，分值加总后得分越高代表对职业影响越大。另一个问题是“您认为生育二孩是否会缩减您的娱乐时间和空间？”答案分别为“是”与“否”，答“是”的编码为1分，“否”编码0分，与职业影响一题分数加总，分数越高代表间接成本越大。两个变量的最小值都为0，代表二孩生育焦虑不是由这个原因引起的。直接成本最大值为3，间接成本最大值为5，分值越高代表该变量影响越大。
本文分析了育龄主体二孩生育焦虑的影响因素，首先使用质性分析方法对原有理论和文献中的变量进行验证，同时探索是否存在新的影响因素。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影响二孩生育焦虑的因素不仅包括经济成本因素，同时生育观念因素和传统的“性别偏好”的文化因素对二孩生育焦虑的影响也非常大，目前该方面的研究较少，通过分析之前的研究成果和质性分析的结果，本研究确定了生育成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生育观念和性别偏好作为模型的主要自变量对育龄主体的二孩生育焦虑进行量化分析，同时分析性别对这些影响因素的调节作用。
首先我们对所有变量进行了描述性分析（见表1）。描述性统计分析包括分布频率、均值、标准差和分值范围，用来描述育龄主体的社会人口学特征、二孩生育焦虑程度、生育观念、一孩性别和生育成本。生育焦虑最小值为1，最大值为5，均值为2.03（1.07）。性别分布十分平均，男性为272人，女性为270人。研究对象的最小年龄为20岁，最大为45岁，均值为35.01（5.06）。城市户籍和农村户籍分别占样本总量的54.1%和45.9%。受教育程度主要集中在高中教育程度，占样本总量的41.9%。家庭人均收入以3 001-5 000元的人群为主，占样本总量的28.0%。体制内就业的人群占样本总量的42.1%。一孩性别分布比较平均，男孩和女孩的比例分别为49.5%和50.5%。生育观念均值为1.02（1.38），直接成本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3，均值为1.85（0.99），间接成本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5，均值为1.69（1.40）。我们对所有的变量分男性和女性组做了独立样本t 检验，结果显示除了因变量生育焦虑有显著差异以外，两组的所有自变量都没有显著差异。
随着我国人口结构问题的凸显和近年来生育政策的频繁调整，关于二孩生育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与日俱增。生育行为与生育意愿的背离是当前育龄主体生育状况的主要表现形式。［13］［15］生育的成本-效用理论是研究生育意愿的最基本理论，大部分学者得出的结论仍然认为生育成本是影响二孩生育意愿的最主要因素。［31］另外，第一孩为女孩、生活在非中心大城市、双方祖辈对其生二孩的愿望强、女性的主观规范和行为控制等因素都会增加符合条件人群提出二孩生育申请的可能性。［9］［14］
表2为整体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所有变量的VIF值都小于10，所有变量容差值都大于0.2，说明变量之间没有共线性。Durbin-watson估计值为1.874，模型解释了二孩生育焦虑的22.5%。从整体模型中可以看出，直接成本对二孩生育焦虑的影响最大（β =0.248，t =6.209，P ＜0.05），一孩性别是女孩的育龄夫妻的二孩生育焦虑更大（β =0.124，t =3.118，P ＜0.05），生育观念和间接成本在整体模型中对二孩生育焦虑没有显著影响。性别对间接成本（β =-0.210，t =-2.850，P ＜0.05）和生育观念（β =0.221，t =2.650，P ＜0.05）有调节作用，对直接成本和一孩性别没有调节作用。
表2 二孩生育焦虑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结果
3.性别对二孩生育焦虑影响因素的调节效应
接下来进一步测量了性别的调节作用。分性别模型的Durbin-watson值分别为1.721和1.949，两个模型分别解释两组调查对象二孩生育焦虑的24.0%和22.3%。模型结果进一步验证了整体模型中得出的调节结果，性别对间接成本（男性组：β =0.244，t =3.500，P ＜0.05；女性组：β =-0.018，t =-0.258，P ＞0.05）和生育观念（男性组：β =-0.040，t =-0.694，P ＞0.05；女性组：β =0.167，t =2.868，P ＜0.05）有调节作用，在对直接成本和一孩性别的进一步检验过程中没有发现性别的调节作用（见表3）。
表3 性别对二孩生育焦虑影响因素调节作用的多元回归结果
六、结论与讨论
在多部件系统中，对于一些功能相对简单、精确度要求不高的部件，通常可以找到适合的数学模型对其使用寿命进行预测。本文以全周期维修费用率最低为目标，针对部件寿命分布已知的异构多部件系统进行非集中式维修决策的研究。
通过对整体样本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发现一孩性别和直接成本对二孩生育焦虑有显著的影响，生育观念和间接成本没有体现出显著影响，但是性别对二者存在调节作用。直接成本对二孩生育焦虑的影响程度最大，这验证了贝克尔生育成本-收益理论，说明生育成本仍然是影响二孩生育焦虑的主要因素。在我国现阶段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下，生育和养育成本私人化严重，大部分还是由家庭来承担，［27］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研究所调查显示我国家庭收入的增速明显慢于孩子教育支出的增速，［27］从有限的收入中拿出大部分的资金生养二孩，对于大部分的家庭来说压力是巨大的。性别对直接成本没有调节作用，从性别调节模型结果来看直接成本对男性和女性二孩生育焦虑的影响都十分显著，说明直接成本无论对男性还是对女性都具有同等重要的影响。
解析：由“子一代中红花植株和白花植株的比例为5∶1”可知，亲本红花植株中既有纯合子，又有杂合子（因为若亲本红花植株全为纯合子，则子一代全为红花植株；若亲本红花植株全为杂合子，则子一代中红花植株和白花植株的比例为1∶1）。因此，该题的关键就是要确定亲本红花植株中纯合子与杂合子各自占的比例。
在整体模型中，间接成本对二孩生育焦虑没有显著的影响，这是因为性别的调节作用将间接成本的显著效果抵消了。生育二孩需要育龄主体放弃更多的职业晋升或者培训机会，同时由于生育二孩带来更多的家务工作会缩减育龄主体的闲暇休息时间，降低其生活质量，因此，间接成本对于二孩生育焦虑从理论上来讲应该有显著影响。当我们将性别作为调节变量加入模型中时，间接成本对二孩生育焦虑的影响就显现出来了。但与假设不同的是，间接成本对男性二孩生育焦虑的影响高于女性。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性别观念也不断进步，虽然目前我国大部分的家庭中女性仍然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38］但是女性教育程度、劳动参与程度、家庭收入和社会家庭地位的提升都有效地帮助女性缩短了家务劳动时间，与此相对应的是男性的家务劳动时间延长。［39-40］研究显示性别观念的改变和性别分工的现代化降低了女性的生育意愿，但是对男性的生育意愿影响不大，也就是说，女性的生育意愿较以前更低，而男性的生育意愿变化不大，生育意愿的性别差距拉大，在这种情况下，拥有较高生育意愿的男性在面对生育二孩可能带来的更高间接成本可能会产生比女性更大的焦虑情绪。
生育观念对整体模型没有显著的影响。在将性别作为调节变量加入模型以后，生育观念对女性二孩生育焦虑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但是对男性没有显著影响。刘爱玉和佟新在其研究中指出，中国两性的性别观念正处于从传统观念向现代观念的过渡状态，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的幅度远远快于男性，同时由于女性在传统性别观念中处于弱势地位，想改变弱势地位的愿望更加强烈。因此，女性的性别观念总体上更趋现代，男性的性别观念总体上更趋传统，［29］这意味着男性的生育观念比女性更新得慢。同时，育龄主体祖辈的生育观念依然处于传统状态，当持有现代生育观念的女性的生育意愿与丈夫或者祖辈出现分歧的时候，可能会增加育龄女性的二孩生育焦虑。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人生育观念的转变过程中，生育数量和生育时间转变程度比较大，但是在很多经济欠发达地区“性别偏好”问题仍比较突出。［41］吉林省是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之一，受到传统“男孩偏好”生育思想的影响，该地区育龄主体普遍还是希望能够生育一个男孩。因此，无论男性还是女性，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的生育主体的二孩生育焦虑都会比较大，从性别调节模型结果来看，一孩性别对男性的二孩生育焦虑有显著影响，对女性的二孩生育焦虑处于边际显著水平，说明一孩性别对男性和女性二孩生育焦虑的影响都比较重要，但男性的“性别偏好”比女性严重，这也验证了我们的假设。由于性别差异不十分明显，因此，性别对一孩性别没有产生调节作用。但是一孩是女孩的家庭仍然会受到来自社会和家庭等多方面的压力，尤其是男性，在孝文化背景下承担着“继承香火”的家庭重任，但是又面临着经济成本、照看孩子以及与妻子生育意愿不统一等方面的生育阻碍，因此，一孩是女孩的男性的二孩生育焦虑更大。由“性别偏好”引起的二孩生育焦虑不仅会影响育龄家庭的发展，更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发展。因为一旦由“性别偏好”引起二孩生育焦虑的家庭很有可能会为了生育一个男孩而选择做性别鉴定，进行二孩的性别选择进一步造成社会性别比的失衡现象，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在本研究中没有发现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类型对育龄主体二孩生育焦虑的显著影响。这可能是由于调查对象的受教育程度较高，受到吉林省经济体制的限制，受访者的职业类型大多属于体制内的工作或者外企或国企，没有产生足够的差异性。
本研究不仅扩充了关于育龄主体生育方面的研究，同时对政府相关政策的制定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生育成本和生育观念是影响二孩生育焦虑的主要因素。目前我国二孩生育的基本成本较高并且几乎全部是由家庭承担的，［27］这是造成育龄主体二孩生育焦虑的主要原因之一。为了降低育龄主体的二孩生育焦虑，需要政府、社会和家庭等社会单位构建生育成本多元分摊机制，以推动全面二孩政策的平稳落地。
从政府层面来看，首先需要尽快建立和完善全面二孩政策支持体系以及二孩生育成本多元分摊政策体系。健全生育保险制度，扩大生育保险的覆盖面，不仅育龄女性需要缴纳生育保险，育龄男性同样也要缴纳生育保险，让更多的育龄家庭切实地享受到生育福利。同时出台儿童养育津贴政策，分摊儿童养育的直接成本。其次，政府需要合理配置二孩生育的基本公共资源，有效整合医疗服务资源，制定合理的服务价格，提供定制化服务。第三，政府应该科学合理地确定各级教育的财政投入比例，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整合课后辅导机构，有效降低孩子的教育成本。第四，政府应做好性别平等宣传工作，推进社会性别主流化。鼓励男性积极地参与到家庭劳动中，摒弃传统老旧的生育观念，接受新的生育观念，降低女性由于生育观念差异带来的二孩生育焦虑。
从社会层面来看，各个基本单位主体应明确自己的责任分工，配合政府的宏观指导，切实有效地降低育龄主体的生育成本。企业是育龄主体获取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企业应该积极履行二孩生育成本分摊的社会责任，积极为育龄主体足额缴纳生育保险，保障女职工的生育福利。为育龄主体建立“弹性工作制”，育龄主体可以根据自己的家庭情况调解工作时间，既能有效地完成工作，又可以兼顾家庭。有条件的企业可以设立企业托儿所或者幼儿园，解决育龄女性生育后孩子的照料问题。社区是社会的另一个基本单位，可以为育龄主体提供家庭生活支持。社区可以扩充社会资本的构建，以社区为单位，增强社区居民的社会参与和社会交往，增进邻里之间的信任和情感，提倡邻里之间互惠互助，合理分配社区资源。比如社区中退休的空巢老人可以为育龄家庭提供儿童照料的服务，既解决了空巢老人的情感支持问题，又解决了育龄主体的孩子照料问题。同时社区可以为育龄主体提供家政服务、孩子照料等基本服务，缓解育龄主体由于生育二孩的间接成本所带来的生育焦虑。
从家庭层面看，家庭内应该确立平权意识，男性应积极主动参与到家务劳动中，减轻家务劳动对女性带来的束缚。育龄主体应树立性别平等的观念，同时逐渐改变祖辈的传统生育观念，降低由于生育观念差异给女性带来的二孩生育焦虑，同时也缓解男性由于一孩性别产生的二孩生育焦虑。
本研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本研究使用的是截面数据，在截面数据中无法明确确定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是本研究有足够的理论支持，同时在相关理论支持下，自变量和因变量显现出显著的统计学关系，因此，研究结论是可以接受和借鉴的。第二，本研究的研究地域是在吉林省内，并没有做全国不同地区的分层分析，因此在结论上只能代表吉林地区以及与吉林地区经济发展和人口结构相似的地区。吉林省是我国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一个地区，人口结构所显现出的问题也比较突出，比较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因此，本研究得出的结论具有一定的延展性。在未来的研究中会进一步使用全国性质的数据库（如CGSS等），尝试使用纵向数据对生育成本及生育观念等相关问题进行分析，进一步明确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同时将研究扩展到不同地区，分析不同地区二孩生育焦虑的差异以及形成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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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Gender Difference on Influential Factors of Second-child Fertility Anxiety among Subjects of Childbearing Age
YAN Yu，ZHANG Jingyue
（Institute of Gender and Culture ，Changchun Normal University ，Jilin Changchun ，130052，China ）
Abstract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the influence of the“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on female fertility behavior conducted by the Institute of Gender and Culture of Changchun Normal University，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of the second-child fertility anxiety among subjects of childbearing age.The combination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is used.First，the qualitative methods are used to ex⁃plore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of the second-child fertility anxiety；and then quantifies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gender from the aspects of direct cost，indirect cost，fertility concept and gender preference.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direct cost and gender of first child have significant impact on second-child fertility anxiety in the overall model.Direct cost has the greatest impact on second-child fertility anxiety，and gender has no moderating effect on direct cost and gender of first child，both of them have similar important impact on two-child anxiety，whatever male or female.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gender offsets the impact of indirect cost and fertility concept on second-child fertility anxiety.The indirect cost has a higher impact on male second-child fertility anxiety than female.The fertility concept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female twochild anxiety，but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male.
Key Words ：Subject of Childbearing Age，“Universal Two-child”Policy，Second-child Fertility Anxiety
【中图分类号 】C924.24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6405/j.cnki.1004-129X.2019.01.002
【文章编号 】1004-129X（2019）01-0020-11
【收稿日期 】2018-09-03
【基金项目 】吉林省教育厅“十三五”社会科学项目：吉林省边疆地区人口迁移对女性生育行为的影响研究（JJKH20181191SK）
【作者简介 】
闫 玉（1968-），女，吉林长春人，长春师范大学性别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张竞月（1984-），女，黑龙江大庆人，长春师范大学性别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 韩淞宇］
标签：育龄主体论文; “全面二孩”政策论文; 二孩生育焦虑论文; 长春师范大学性别文化研究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