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的遗产——论民国初期文化的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和论文,民国论文,遗产论文,初期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概念变迁”的观点看，研究民初的“共和”论述及其实践对于评估辛亥革命，以及20世纪中国“革命”之旅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因其“失败”而被忽视，这不是对待历史的应有态度，实际上仍因循了关于新旧民主主义的二元思维惯性。本文仅就知识分子与1910年代中期都市印刷媒体之间的连接等方面，以上海为限，来说明民初“共和”思想及其文学文化的转型。 从政治转向“游戏”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七八年间，就文学期刊而言，1902-1909年晚清“小说界革命”时期共出版了20种，而从1910-1922年出版了52种，特别是1914-1915年这两年里一下子冒出了30余种。[1]这一突发现象多半与南社的内部分化有关。南社是与反清政治力量结盟的文学社团，在文化上张扬“国学”，其成员大多具有传统文士流连诗酒的浪漫气质。名义上是全国性组织，人员广泛而庞杂，却不具政治实力，因此在袁世凯企图称帝之际处于“革命”与“专制”之间难以适从的窘境。一方面，南社成员大多接受晚清民主、自由思潮的影响，拥护“共和”而反对帝制；另一方面，他们也不认同“革命”，当柳亚子大声疾呼“二次革命”时，社员反应冷淡。1913年春宋教仁被暗杀，同年9月宁太一被当局枪杀，反袁斗士纷纷遭迫害，共和宪政遭到践踏。柳亚子《闻宁太一噩耗痛极有作》：“当年专制犹开网，此日共和竟杀身。”[2]宋、宁皆属南社中坚，皆有功于革命，却遭惨死，迎来的共和却比满清前朝还专制，这让人难以接受。柳在极度悲愤中对“共和”表示的不仅是失望，也是对历史的无奈。 把“共和”与“专制”对应的用法在当时很普遍，常见于一般报章书刊，如“近因欧风东渐，文明日进，国体共和，实行自由”[3]，或如“共和时代，男女平权，欧风东搧，美雨西连，世界潮流，皆为所牵”[4]。这类例子不胜枚举。辛亥之后上海的报刊，尤其是文艺副刊，大多为南社成员所掌握，然而1914-1915年间在“专制”的乌云密布中冒起的杂志浪潮，则意味着某种文化上的深刻转型。 那些由南社成员主持的杂志，如包天笑的《妇女时报》《小说时报》《小说大观》等。王钝根、陈蝶仙、周瘦鹃的《游戏杂志》《礼拜六》。徐枕亚、吴双热的《小说丛报》等，代表文学文化新传播的主流。另如刘铁冷、蒋著超的《民权素》、陈蝶仙的《女子世界》、王文濡的《香艳杂志》、姚鹓雏的《春声》等推波助澜，遂构成一股文化新潮。杂志的繁兴不全与政治高压有关，从远因来看也是科举制度被取消之后，文人转向都市印刷传媒的职业选择。30余种杂志的文学风格与文化姿态各异，共同趋向是去革命化或去政治化。其中带着政治上的挫折与幻灭，或传统文人的顾影自怜与风流自赏，但一旦走上文化生产的轨道，必然受到商业竞争机制与都市受众取舍的制约。事实上在运营过程中，作者与消费机制、读者在不断磨合和调适，杂志即是这三者共谋协商的场域，其文化产品被赋予社会意义，商业上的成功往往投合了大众的生活欲望与消费习性，由是催生出一种新的都市意识形态的文化范式，文人身份也随之发生变化。 创刊于1914年4月的《民权素》杂志显然是政治压迫的结果。其前身《民权报》为国民党喉舌，一贯揭露与抨击袁世凯。报馆设在租界，袁无法直接干涉，于是下令各地禁止销售，邮局停止寄发，《民权报》终于停刊。报纸同人另组民权出版社，出版文艺性的《民权素》杂志，每月一期，主编蒋著超，原来即负责《民权报》文艺副刊。蒋在序言中沉痛表示：“革命而后，朝益忌野，民权运命，截焉中斩。”报纸停刊意味着“民权”的挫败，失去了政治斗争的阵地，他“循文士之请”而转办《民权素》，蒋感到伤感与无奈，认为搞文学“究而言之，这锦心绣口者，可以遣晨夕，抵风月，于国事有何裨焉”[5]。这里流露出传统士人重视事功而视文学为“雕虫小技”的看法。另一序文的作者徐枕亚，原属《民权报》班底，因连载《玉梨魂》而声名鹊起。他尽管情绪低落，仍不失希望：“然而我口难开，枯管无生花之望；人心不死，残编亦硕果之珍。是区区无价值之文章，乃粒粒真民权之种子。……则《民权素》之刊，是又乌可以已乎！马死有骨，豹死有皮，民权死而有素焉，民权其或终于不死乎。”[6]文章无价值，却保留着“真民权之种子”，就难保来日又开出民权之花来。这种乐观态度在胡常德的序文里表达得更为明确。他说《民权报》“以种种困难故而猝然中止，阅者或喟焉惜之。吾诸同志因是心犹未已，思得当以图恢复，倘机缘可遇，行将搜罗杰构，饷我同人。顾此后日之事，吾人当毕力营之”[7]。“以图恢复”宣示其政治意图，却勉励同人“毕力营之”，具战斗色彩。 至1916年4月，《民权素》共刊出17期。杂志中不乏感时伤政、缅怀革命之作，如章太炎《狱中与丹威联句》等，体现了民主共和的理想，但实际上与政治现实渐行渐远，即使对于袁氏称帝和“护国”之役也不兴波澜。《民权素》办不下去，由于经济上的原因，主要缺乏来自市场的支撑。相比之下，王钝根等人主编的《礼拜六》周刊是个成功转型的例子。王是南社社员，也是个基督教徒，政治上无党派背景，却具强烈的共和意识。辛亥革命前夕，《申报》开辟《自由谈》副刊，由王主编。以“游戏文章”为首要栏目，批评时政，嬉笑怒骂，投合大众趣味，却开创了一种以文学风格为中介、以理性沟通为基础的“批评空间”[8]。1912年10月《自由谈》另设“自由谈话会”专栏，比“游戏文章”更直接议论袁氏专制，同时也不赞同“二次革命”，站在市民大众的立场上体现了商报的“中立”立场[9]。“投稿者”大多属平民阶层。有意思的是，从1913年3月起陆续刊出他们的肖像照，约一年间共达100余名，从所附简历来看，大多是文学青年，包括少数女性。这凸现了“自由谈”这一舆论空间的草根性，蕴含着王钝根的某种平民共和的理念。1913年王先后创办《自由杂志》和《游戏杂志》，次年6月又创刊《礼拜六》周刊，与周瘦鹃合编，明确声言将娱乐性发放到首位，政治淡出。周瘦鹃说刊名效法美国《星期六晚邮报》，意谓在周末闲暇之余为读者提供阅读之乐。王钝根在《礼拜六出版赘言》中标榜该杂志的“新奇小说”“轻便有趣”，作为一种周末消遣，比“戏园顾曲”“酒楼觅醉”“平康买笑”更为健康而省俭[10]，似乎不失“寓教于乐”的古训，然而他的去政治化意味着“共和”观念的新实践，带来更为深刻的变化。《礼拜六》与都市的工作时间及其生产机制相扣联，以工薪一族为目标读者，由是决定了它与都市日常生活的密切关系。事实上《礼拜六》是个激进的改版，几乎全是小说，创作与翻译并重，也不排斥白话，据说一见世便“轰动一时”，销数达两万以上[11]。王钝根向读者推荐《礼拜六》，说它比其他娱乐样式更有趣、更有益于身心。劝说口吻含着杂志、作者与读者的契约关系。这不仅意味着知识分子放下身段，对于“文以载道”的传统也是个转折，这就不同于梁启超与五四一代的“通俗”态度，即把大众看作落后的、有待改造的，似乎理所当然地要把观点或思想强加在他们身上。 对于《礼拜六》的西化和启蒙的特征，学者们作了不少研究。[12]单以周瘦鹃为例，几乎每期有他的作品。在1910年代中期，他的小说写作非常旺盛，包括创作、翻译和伪翻译，主题方面有的宣扬具有超阶级、超民族的“高尚、纯洁”的爱，有的表现法国大革命的血腥残暴，有的讲拿破仑传奇，一反以往英雄崇拜的写法，而把他还原为一个七情六欲的血肉之躯，折射出大众的世俗欲望。某种意义上，周瘦鹃是“共和”意识形态转型的代言者。 女子参政运动与男女平权 民国成立伊始，首先在政治领域中，妇女参政运动为争取男女平权发出强音，且产生深刻的社会影响。原先在反清运动中有各种女子军队，如女子革命军、女子北伐队、女子军事团、女子暗杀团等可谓风起云涌。战事结束后，女子军队即被南京临时政府解散，一些女子军队的领导者转而掀起女子参政运动，纷纷建立各种团体，一时间轰轰烈烈。她们自觉将女权运动转入体制内运作，这对于从“革命”到“共和”的范式转换足具象征的意义。她们以英美等国的女子参政运动为榜样，其中要数唐群英、张汉英为首的女子参政同盟会最为勇敢。发现《临时约法》公布时没有写进有关男女平权的条款，她们上书与孙中山要求修正，大闹南京参议院，后来国民党成立，也没有承认男女平权，唐群英当面责问宋教仁，且怒掴其颊[13]。David Strand在其近著Unfinished Republic(未完成的共和)一书中，把唐群英在参议院掌掴宋教仁视为一个象征性例子，认为由是带来一种“新型的政治”。尽管辛亥革命之后新的政体建设步履艰难，但从尊卑和男女之间政治平权这一点看，就其价值与日常实践而言，确实改变了传统的价值观念与政治秩序。如唐群英等所领导的女子参政运动所示，激发出巨大的社会活动与公共言说的能量[14]。 关于民初妇女参政运动，学者很少关注当时报刊杂志传媒对于女子参政运动的推动作用。如著名的《女界代表张群英等上参议院书》于1912年6月发表在《妇女时报》上。《妇女时报》的主编是包天笑，与唐、张两人都属南社成员。同期还刊登了以林宗素为代表的另一个女子参政组织的《女子参政同志会宣言书》。其实一年前1911年5月在《妇女时报》创刊号上已刊登了六张题为“英国妇人参政权之领袖”的照片，其时辛亥革命尚未发生。该杂志大力支持女子参政运动，几乎每期有这方面的文章，从外文资源介绍欧美各国女子参政的历史与现状。其中周瘦鹃的《泰晤士河畔女子要求参政之怒潮》一文翻译介绍了20世纪初英国的埃米琳·潘克赫斯特所领导的女权运动，最后一段针对中国女子参政运动的话激情洋溢。 《妇女时报》关于女性在公共领域里的角色塑造，如女子教育、女子北伐军的照片等，仍留有晚清时代的余绪，然而总体上以“发扬旧道德”“灌输新智识”为宗旨，以理性表述代替了清末革命时代的浪漫激情。如大力支持“妇女参政运动”意味着现存体制中的改革姿态，如关注底层女工状况等含有更广阔的“社会”视域。对于都市新文化空间来说，更具决定意义的是由女权争论转向以女性身心为核心的日常生活的实践，通过大量源自日本、欧美的译介，从个人卫生、体操、饮食、心理、妊娠到婴儿养育等方面介绍知识与经验[15]，旨在造成现代“国民之母”，而有关“贤母良妻主义”“理想新家庭”的讨论，则蕴含着发展都市“核心家庭”的空间想象。 另一种形式，即围绕女性所打造的时尚世界，对于后来的都市杂志产生范式性的影响。《妇女时报》在第1期上刊出一张题为“欧洲女子最时式之大帽”的照片。另有《纺绸衫之话》《妇女与纸烟》等文，言及街市风景中妇女购物与生活习惯的新动向。这些短文言及头发和发髻、短衣和鞋履的式样，评判中不无道德焦虑，也只是不满其过度表现而已。“时式”“时尚”之类的关键词则暗示了杂志的消费导向，后来《妇女时报》上各国女子发型、装束及帽子新款的照片愈益增多，而《女界装饰与国家经济谈》等文则涉及女性的消费经济。 1916年1月商务印书馆推出《妇女杂志》，如《发刊词》说的亦以发扬“阴教”为宗旨，偏重灌输知识与道德论述，在《妇女时报》之后，占据了新女性话语主流。对《妇女杂志》已有不少研究，周叙琪在《一九一○～一九二○年代都会新妇女生活风貌》一书中对于该杂志在民国初年所表现的方方面面言之甚详。其“中心主旨是成就贤妻良母”，妇女教育的内容包括家政、个人妆饰、美容等，基本上是沿着《妇女时报》的路线[16]。 女性主体与私密文学空间 晚清时期以《女学界》《女子世界》等杂志为代表，女权意识高涨，以废缠足、兴女学、种族革命、家庭革命等议题为主，涉及男女平权、自由恋爱等问题。而1910年代中期如《妇女时报》《妇女杂志》《中华妇女界》《女子世界》《眉语》《莺花杂志》等或以女性为主体，或直接由女性主编，兴盛一时，在民初不再以“革命”为号召，抱着对“共和”、对男女平权的期许，各自开展社会改良的议程，重塑以家庭为中心的女性角色。《妇女时报》等女性杂志围绕女子参政、自由婚姻、贤妻良母、个人情欲、日常生活、物质文化等方面，远较晚清以来的女性话语来得多姿多彩。在“共和”社会新秩序的想象中重塑女性主体，相对于“革命”意识形态而言，总体呈现内敛、回归的趋势，以调和新旧文化为宗旨，试图以传统文化充当现代性的缓冲机制。一方面重在个人心理、家庭的建设，为女性身心开拓新的公共与隐私空间，也为她们设置新的规限；另一方面语言、小说也吊诡地展示其形式的可能与局限，而如“美人”“时尚”“裸体”等话题则切入都市现代性脉络，也带来女性身份认同与商品消费的复杂问题。 与上述杂志相比，《女子世界》《眉语》《香艳杂志》与《莺花杂志》等更具文学性，不约而同承传了古典“艳诗”的抒情风格，炫耀私情之美，这在“革命”时代是不可思议的。从性别角度看《眉语》似最有发言资格，主编高剑华及其作者团队皆为女性，如黄锦珠对于其中可以考实的10位女作者作了研究，指出她们的作品重在表现晚清以来不多见的“私密领域的情欲议题”，其中的“女性主体”是相当纠结微妙的，一方面服膺父权体制与社会价值，一方面禁不住欲望的闪烁，“女性主体以幽微之姿，在少数却可贵的场合如灵光闪现，扭转了既有的旧女性形象，也泄露了女作家对于主体性的把握与重视”。有些爱情故事中这种自我“把握与重视”意味着“女性不但是情爱的主体，而且是世界的中心”[17]。 去政治、去革命是女性主体的主要特征，即冯天真《悔教夫婿觅封侯》的主题。小说以唐诗为题目，却赋予现代意义，所谓“君子道消，小人道长”，联系到共和建国之后的党争，暗杀盛行，多半在谴责袁党。但女主人公的后悔，是认识到她误信了“为国宣力，为民造福”的观念，她的丈夫的生命是比“国”“民”更为珍贵的。这也说明在民初去政治化的反思中，产生了以个人和家庭为重的意识。 开拓夫妻之间的私密领域，大约是《眉语》最突出的特征，而高剑华和许啸天经常现身说法。如许的《新情书》十首，中国文学里讲“闺房之乐”的大约始自《浮生六记》，但是比起许啸天的肉麻之语，当然要望尘莫及。所谓“娇嗔”似乎是一种满足男权狂想的性格，在许啸天《怎不回转脸儿来》这一篇里也有所表现，但在如何对待夫妻相处之道方面，作者的认识是十分现代的。 民初的女性话语常常是以退为进，新旧两极之间很不平衡，在优雅和自律中潜藏着某种骚动，一面坚持本土传统，一面展示开阔的世界视域。《眉语》创刊号封面是一幅裸体女子图，便是欲望的大胆表露。以前在《小说月报》《小说时报》上已出现过女子裸体画，但不像《眉语》那么多且频繁，总共18期发表了十多幅，与其他中西爱情照、妓女照及美人照等，呈现了杂志的——如编者所标榜的——“香艳”风格。就女性走向公共空间而言，大约没有比裸体更具冲击力，而对于一个女性同人的杂志，频频以女子裸体图像炫于杂志封面，如此自我呈现也够具挑战的意义。如第4期载有高剑华的小说《裸体美人语》，值得特别关注。小说自述名为“眉仙”，自幼神韵清远，性格恬淡。高自比为“裸体美人”，不啻惊世骇俗，然而将之变成一个返璞归真的寓言——实即在宣扬《眉语》的哲理，其自名为“眉仙”并非偶然。在高的笔下，裸体美人完全是一种艺术美的表现，按照来自西洋的观念，裸体图画凝聚着精致的艺术形式，代表一种纯粹的美，这也是当时不少文学杂志刊登女性裸体图像的理由。但是我们也知道，女性裸体一向是在男性欲望凝视中，后来刘海粟在美术课堂里采用裸体模特儿，市场上充斥着裸体图片。也就是说，纯粹的艺术表现是一回事，商业效应是另一回事。[18]事实上，《眉语》的大量裸体美人照片并非与商业效应绝缘。比方说在第13号出版时，编者大做广告，说《眉语》“一年销数达万册”，凡预订半年的，可得到一张二尺长、一尺余宽的裸体美人画月份牌。的确这份杂志表面上保守，实际上在某些方面相当激进，受市场欢迎可以想见。至1916年被教育部属下的通俗教育委员会勒令停刊，多半由于鲁迅提的建议。 《莺花杂志》也属于女性主体的一种“纯文学”表现。主编胡无闷，第1期上刊出她的照片，闺秀模样，衣着高领时装款式。1916年初《余兴》杂志上有她的一篇《小传》，说她“本世家女，生长燕京”，“其所著《奁艳丛话》一书，尤为海内所推重”。另外她扮演京剧旦角，有一副好嗓子，“在京时偶一扮演，一声河满，轰动全场，喝彩之声，振于屋瓦”[19]，1915年2月胡无闷在上海群仙茶园登台演戏，报纸称她为“全国驰名文学闺秀”，“精于音律，工串青衣，远胜梅兰芳、王瑶卿数倍”[20]。广告修辞不无夸饰，但能连演三夜，戏目不同，应当有点真功夫。 杂志命名从古诗“莺花不管兴亡恨”中摘取“莺花”两字，据赵翼《瓯北诗话·诗人佳句》：“莺花不管兴亡事，妆点春光似昔年”。本是宋朝遗老感叹草木无情，不能体会人间兴亡之痛。而杂志编者移花接木，自比“莺花”，有意远离政治。《莺花杂志》的“编辑大意”曰：“凡妆楼之记，侍儿之禄，摛华掞藻，挹取无穷”，大多从古典文学库储中选取编辑而成，且声明“所选之作，类皆如金炼液，斲玉取精，务使阅者味之而腴，嗅之而芳，按之而泽，睨之而华”[21]，与一般男性创办的杂志不一样，毫无醒世启蒙的意思，仅强调质量，似是一种纯艺术的取向。胡无闷以《奁艳丛话》一书闻名，杂志也明确标示“香艳”倾向，由目录所见，如“香艳诗话”“历朝宫词汇录”“闺秀诗传”“闺艳纪事”“宫闱秘史”“花丛掌故”等，具有女性文学的意味，而编选也出自一种女性视角。细察某些作品如《幽欢词》《幽会》之类，不乏情色描写。 “新旧兼备”的文化政治 民初数年间在文学与文化方面出现突发性的转型，虽然以上海为限，如《小说时报》《礼拜六》等在形塑一种新的商品与消费导向的都市大众文化，文学领域中以“家政”为想象舞台建构女权主体，实即与处于新发展的都市“核心家庭”步调相一致，上述许啸天《怎不回转脸儿来》所表现的，正是在这种新型的私密空间中夫妻关系的自我调适。而女性作家对于“香艳”传统的开拓则含有掌握闺房空间话语权的倾向，使得文化传统在延续中出现内在的断裂或颠覆。稍加细察，可发见文化转型遍及各个角落。1912年高剑父等人创刊《真相画报》开铜锌制版画报之先河，属印刷技术的革新。[22]1914年经营三、张石川等创办《新剧杂志》，报道了张石川、郑正秋和美国亚细亚影戏公司合作拍片的情况[23]，其中《难夫难妻》一片在中国电影史上被尊为国产“故事片”之祖，尽管经典化另有故事[24]，事实上他们从事的改良新剧(即后来的话剧)，以及在1920年代建立了明星影戏公司而进行大批量电影生产时，“家庭伦理剧”成为他们的招牌产品。另外这波杂志潮也与中国现代美术的源起有关，十余种杂志套用欧美流行杂志封面女郎的格式，由徐咏青、郑曼陀、丁悚、沈泊尘等画家制作，一面是脱胎于传统仕女画的美人形象，伴之以香草名花，另一面运用照相临摹、水彩写生、光影透视的西画技法。清末传教士与《点石斋画报》已输入西画技法，也产生了一批月份牌画家。至1912年刘海粟、张聿光等人开办美术学校，采用包括模特儿写生的西画教学课程，丁悚、沈泊尘等即是美术学校的教员，这被美术史家认为是中国现代美术的发端[25]。 如果说民初的共和实践意味着政治层面的制度移植，那么在上海所呈现的新媒体景观在文化上具整体性，也可说是文化上的移植。如《礼拜六》仿照美国《星期六晚邮报》之例，各种新范式纷呈，是去革命化而致力于和平建设的产物，也是半殖民上海提供了都市发展的契机。从主办这些杂志的知识人的阶级成分来看，或接近杨天石所归纳的“共和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是南社人，在专制与革命的夹缝里转向都市文化实业，实际上也是一种选择——专制或革命之外的选择，遵循的是共和的逻辑，利用有限言论自由的权利，以和平手段致力于日常点滴实际的改良。即使不属于南社的，如《眉语》的高剑华与其编辑班子，或如《莺花杂志》的胡无闷，多为名媛闺秀，与大多南社人一样，属缙绅阶级，刻意显示她们优雅精致的文学品位。但是既投入文化产业，其生存与发展取决于能否玩转印刷资本机制、能否获得读者大众的青睐，换言之取决于能否成为具“现代性”的创意产业。这方面从多数杂志采用封面女郎这一点来看，尽管动机与效果各有不同，都在力图打造某种都市时尚景观。如叶文心在《上海繁华》一书中指出，如月份牌或商品广告等无不为市民建构一种美好生活的愿景，蕴含着中产阶级的文化价值。[26] 文学主张或风格各有千秋，但面对全球价值流通的时代，这些知识人在以本土文化本位来汲取与融合外来文化方面，显示出一种集体无意识。从最初《小说月报》声称“缀述旧闻，灌输新理”与《妇女时报》的“改良恶风俗”“发扬旧道德”“灌输新知识”[27]，确定了中西新旧杂糅的文化方针。至1921年《礼拜六》复刊，更以“新旧兼备”概括之，也即“旧”派文学社团的共通标尺。这一亦中亦西的文化立场可追溯到清末，如1904年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将叔本华哲学熔于一炉，即为典范。1905年黄节、邓实创办《国粹学报》，南社由是发端，刊中章太炎、刘师培等阐述了以汉语为主体的文学理论，南社文人激澜扬波[28]。这一国粹思潮无疑具某种保守性格，但如学者们对于《国粹学报》的研究指出，这种保守性并非抱残守缺，而与现代价值是辩证互动的[29]。其实从文化移植的观点看，王国维、章太炎等人在接受自由民主方面是相当激进的。从语言上看文言几乎主宰了民初的文坛，南社中不乏拒绝用白话写作的，但另一方面清末以来知识人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仍在推进[30]，如《小说月报》一开始就在《编辑大意》中表明“文言白话，著作翻译，无美不收”。1917年1月包天笑创刊《小说画报》，在《例言》中宣称“小说以白话为正宗，本杂志全用白话体”，实际上回应了当时在北京酝酿的“国语运动”。这一年《新青年》也开始提倡文学革命，还一律用文言书写。 清末康有为等改良派就警告国人，革命是可怕的，像法国大革命带来的是断头台血流成河的恐怖。事实上辛亥革命成功不久，不少人已在规划将来，梦想共和社会新秩序，首先要求端正心态，消解仇恨，消除革命的暴戾之气，如戴季陶宣扬“爱的真理”[31]，似是治愈心灵创伤的不二法门。民初的都市杂志在很大程度上起了这样的作用，其动机无论是逃避政治、自我麻醉或炒作牟利，客观上是与印刷资本主义共谋而产生的一种奇观，正如许多杂志封面及内页照片所展现的时尚美人，建构了爱与美的欲望幻象。在世界美人群像中，中国当然获得了一席之地，且往往是妓女[32]，借此不仅将爱的理念普世化，也体现了“共和”面前人人平等的准则。本文更想强调的是这一转型意味着“情感结构”的自我修复及其建设，其“私密领域”包括与暴力绝缘、治愈创伤记忆、摆正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而“传统”发挥了为自身找到定力的功能，其中我们可发现明清以来文学“情教”的延续，这从江南地缘来说南社文人是合适人选。这一“情教”与外来观念熔铸成一种新的爱与美的典律，蕴含平等、自由与民主，借此体现一个现代“人”的观念，这一点也是辛亥革命一举推翻4000年帝制，很大程度上成为“人”的观念的世界接轨的先决条件。 如上所述，民初数年间即在新文化运动之前，在上海出现令人炫目的文学、戏剧、电影、美术、出版等方面具新媒体特征的文化景观，在缙绅与市民阶级共同推动下出现从革命到共和的意识形态转型。在共和政治实践受挫的境遇里，这一文化新潮进一步去政治化，在与专制政治的对抗或规避的过程中与都市商业机制及市民大众结盟，从事共和文化的建设。与民初共和政治制度的移植相对应，这一在半殖民上海所展开的文化景观很大程度上追随欧美都市的发展模式；就缙绅阶级而言，虽然是否直接称之为“资产阶级”尚有争议，但并不妨碍其在文化生产中映射着资产阶级的想象与愿景。近现代中国不断在世界民族国家模式中寻找和选择，最终中国大陆选择了苏联模式，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而在胡适看来，自梁启超以来一段时间里，“中国智识界的理想的西洋文明，只是所谓维多利亚时代的西欧文明：精神是爱自由的个人主义，生产方法是私人资本主义，政治组织是英国遗风的代议政治”[33]。高一涵称“英宪之根本大则，亦为吾华所莫能外”[34]，这似乎印证了胡适的论断。关于民国时期上海都市大众文化与维多利亚文化之间密切关系的说法，在学界不算新鲜，这几年一些新的研究说明19世纪后半期维多利亚文化的东亚之旅，对中国的影响尤为深刻[35]。我想这方面的认识还有待深入，也相信会有更多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