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阐释学学科建设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科建设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03)05-0129-06
一、问题的提出
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中，文学研究越来越具有开放性、交往性和对话性，我国当代著名学者钱中文先生的一本新著就以《文学理论：走向交往与对话的时代》为题[1]。钱先生的观点代表和概括了我国学术界对当今文学研究性质和走向的普遍认识。本文拟就这一论题稍做粗浅的思考、追问：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之中，文学研究的交往与对话为何必要、何以可能以及如何进行。本文认为，文学研究的交往与对话是由于理解的需要而必要，由于理解的达成而成为可能，并通过阐释的活动而得以进行。当代文学研究面临的三个基本问题或三个基本领域全都与阐释学息息相关（阐释学，又称为解释学、诠释学或释义学，英文为Hermeneutlcs.）。首先，如何沟通古今文艺理论，实现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现代转化或转换？其实质亦即为文学阐释学问题。其次，如何沟通中西文艺理论，开展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实现中西文艺理论的互识、互证与互补？其实质也是一个文学阐释学问题。再次，打破文学研究的封闭状态，走向文学研究的跨学科研究或文化研究，其实质仍属文学阐释学问题。因此，阐释学理论以及文学阐释研究是当今文学研究的入手工夫，是当今文学研究的第一方法，也是当今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其实，以阐释学视野来处理文学研究的上述三个基本问题，在我国老一辈学者那里早巳是他们的文学研究的实践。其中，尤以钱钟书先生的学术研究最有代表性。钱先生的煌煌巨著《管锥篇》和《谈艺录》[2]，即是以阐释学的基本立场和方法，实现了对古今文论的沟通、中西文论的沟通以及文史哲的沟通。至于在其中的某一方面进行专门开垦并卓有成就的更为数不少。例如，业师重庆炳先生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现代阐释的研究[3]，我国台湾的学者古添洪等人首创的比较文学或比较诗学的中国学派即阐释学学派的设想[4]，海外华人刘若愚、叶维廉、张隆溪等人建构的既具有中国文化底蕴又能参与国际文论对话的文学阐释学理论[5]，以及乐黛云先生等人在跨学科研究或文化研究领域尝试的对异质文学价值和文化价值交流问题的阐释学研究等[6]，均显示了阐释学研究的理论威力。综上所述，阐释学问题，实为当今全球化语境条件下文学研究的一个非常突出的基本问题。
既然阐释问题及其研究是当今文学研究的基础问题或基本问题，那么，探讨阐释学尤其是中国阐释学学科问题，就历史性地被摆到了文学研究者乃至整个中国当代人文学者的面前。
二、中国古代阐释学的历史存在及其特征
现代阐释学作为一门成熟系统的人文学科，是从西方引进的。那么，中国古代有没有自己的阐释学？部分学者以自己具有开创性的研究做出了答案：尽管我国古代没有西方学科意义上的系统的阐释学理论，但却具有同样丰富的阐释学思想。整理这些丰富的阐释学思想，使之具有现代学科理论形态，已经是十分紧迫的任务。海外华人及我国港台学者较早就有过此类尝试。大陆学者汤一介先生也曾呼吁应该建立中国现代解释学，并论证了其必要性和可能性。（注：汤一介近年发表的四篇专论创建中国解释学的论文，分别见《学人》第13辑、《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中国文化研究》2000年第2期和《学术月刊》2000年第7期。）清华大学徐葆耕先生接着王瑶先生的“宏扬清华学派学术传统”的话题，卓有成效地清理和总结了以“古今会通”和“中西会通”为特征的清华学派的基本学术思想，指出清华学派的基本学术方法即是诠释学方法。徐葆耕先生并结合西方阐释学理论，对中国现代阐释学的建立问题发表了不少极富启迪价值的见解[7]。青年学者李清良先生更以自己扎实的研究，推出了一本厚重的《中国阐释学》[8]，用条分缕析的现代学术语言，比较全面地探讨了中国古典阐释学的诸多问题，对系统建构中国阐释学做出了重要的尝试。
笔者以为，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国古代学术的民族特色，恰恰就表现为阐释学取向或阐释学路径。中国传统学术研究史上绝少抛开前人观点而另起炉灶的现象。围绕前人留下的经典来不断修正不断诠释，是中国传统学术区别于西方学术的特征之所在。坚持这一特色，本身即是坚持了民族特色。同时，中国古代阐释学思想与西方阐释学都具有深刻的问题意识，彼此之间具有可以相互发明、相互对话之处。因而，坚持中国阐释学传统最有可能做到地方性与世界性的统一。当然，可能性不等于现实性。这是因为，尽管中国古代具有极为丰富的阐释学思想，但毕竟缺乏系统形态的现代学科意义上的阐释学理论。因此，要真正使中国传统阐释学能够与西方阐释学进行学术对话，充分发挥其在中国现当代学术研究中的巨大作用，就必须实现中国古典阐释学的现代转换或转化。
因此，可以将“中国阐释学”这门基础学科分为古典阶段与现代阶段（或古典形态与现代形态）。其界限大致以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为宜，此前的为中国古典阐释学，此后的为中国现代阐释学，尽管后者至今仍在建构过程之中。在此，笔者拟谈谈对中国古典阐释学和中国现代阐释学的粗浅认识。
中国古典阐释学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基本形态，即儒家阐释学、道家阐释学以及二者综合形态的阐释学（中国化的佛学即禅宗阐释学基本思路与道家阐释学大体一致，故略而不论）。每种又可分别出其原始形态与衍生形态。
大体而言，原始儒学阐释学指孔孟对他们心目中的远古时代的尧舜禹及周公等人的“仁政”理想而展开的阐释，后代儒学阐释学则主要围绕对孔孟等人的原始儒家经典著作来展开，可称之为社会政治伦理取向的阐释学。其特点是崇尚先圣，重视原典，强调道统。运用到对文学文本的阐释时，也主要是以上述标准来衡量。由此造成了中国古代儒学鲜明的复古倾向。即便是有所变化和创新，也要围绕着儒学经典，在圣人的名义下进行。否则，便被视为异端邪说。儒学阐释学对于维系社会价值的连续性、统一性、规范性和稳定性，起着巨大的作用。显然，现实功利性追求实为儒学阐释学的基本视点，缺乏本体超越性和个体超越性是其根本缺陷。
虽然原始儒学阐释学也有“为仁由己”、“推己及人”的说法，看到了个体在抵达仁爱境界、把握仁义真谛中的作用，但由于后代衍生的儒学阐释学赋予了先秦圣人以至高无上的地位，因而从根本上说，后代儒学阐释学是以对个体意识和个体意志的克服来进行释义活动的。圣人原意、本意或用心具有终极性，从阐释原则上讲，不允许对这种至上价值作随意把握，因而导致其阐释活动具有神圣性或权威性。与此相关，阐释主体对儒学经典本旨的把握，也因此往往具有独断性和排他性。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道家阐释学成为中国古代阐释学整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补充。先秦老庄道家阐释学主要围绕对本体状态的“道”的阐释来展开。“道可道，非常道”。道的混沌性超越性本体性决定了对“道”的阐释具有隐喻性、诗意性和个体性特征。道家经典本身因而也就具有对阐释者的极大的开放性。因此，不同于儒学阐释学的崇古宗经倾向，道家阐释学具有鲜明的崇今崇我的倾向。由于对这种本体状态的“道”的个性化和开放性阐释与对文学文本或审美体验的阐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因而道家阐释学最容易被运用到诗学阐释活动和美学阐释活动之中。
尽管儒学内部也有法先王与法今王之争，有老师与弟子孰优之争，但总起来看，儒学阐释学更重原典和古典，道家阐释学更重创典和今典。这也是人们常说的“儒道互补”的重要表现，即：儒学阐释学强调的是圣人的本意或用心，而道家阐释学则在“道”的名义下张扬阐释者本人的视界。或者说，儒学阐释学主要通过向经典和圣人的靠拢来实现阐释者与经典文本的“意义视界”的一致，而道家阐释学往往通过张扬阐释者的个体才情、性灵、童心等来实现文本与主体的“精神世界”的一致。儒学阐释学借助于“照着讲”来实现“接着讲”，而道家阐释学则借助“接着讲”来实现“对着讲”，前者是“经典”借助于阐释者来言说，而后者是“阐释者”借助于经典来言说。因此，又可以再把儒、道阐释学分别表述为传统阐释学和浪漫阐释学，或现实主义阐释学与浪漫主义阐释学。
原始儒学阐释学的阐释一般都言简意赅，追求“辞达而已”。两汉经学阐释学由于人为地拔高原典，将原典神圣化，导致了儒学阐释学出现烦琐注释的弊端，失却了原始儒学阐释学的原有风貌。而道学阐释学则不同，它天然地并且一直都具有简洁、含蓄、凝练、隐喻、象征等诗意化特征。
当然，儒、道阐释学的区分是相对的，到魏晋南北朝尤其是唐宋以后，各种阐释取向日益会通。时至宋代，中国古典阐释学基本完成了儒家阐释学和道家阐释学的综合，主要体现在宋代理学阐释学那里。
中国古典阐释学在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以及叶燮那里得到了集大成式的总结，而在清代考据学那里内涵着衰微，即蜕变为一种文字学或考古学，既汩没了经世致用的追求，又缺乏主体个性精神的张扬，从而远离了儒道阐释学的基本精神。
中国古典阐释学发展单靠自身的文化资源，已经难以继续发展。中国文化及中国古典阐释学的生存土壤发生了历史性的根本变化。中国古代阐释学由古典形态走向现代形态成为历史的必然。
三、中国现代阐释学建构历程的回顾
中国阐释学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萌芽于晚清的康有为。处于救亡图存、变法求新时代氛围中的康有为，深受西方思想的影响，借助对今文经学董仲舒公羊学派的重新阐释，赋予公羊学派“三世”说以新的意义：以“据乱世”为君主专制，“升平世”为君主立宪，“太平世”为民主共和，试图实现中国古代儒学与西方的国家学说、民主思想和进化论等新学之间的视界融合[9l。康有为的融合中国传统儒学思想与西方近代文化思想的阐释路径，作为中国现代儒学阐释学的最初尝试，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转折意义。
中国古典阐释学与西方学术思想碰撞、磨合、交流和对话的100余年的历史，实为其逐步向中国现代阐释学转型的历史，其间出现了许多具有阐释学意识的人文思想家。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国学大师丛书》已经编辑出版两辑共30本，30位传主除前面提到的康有为之外，还有梁启超等一大批闪亮的名字。综括上述传主的学术理路来看，大体可以分为三大类，其一，走的是传统阐释学的路子，如黄侃、刘师培、廖平等。其二，以印度唯识宗等佛学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来诠释中国古代儒学文化资源，如熊十力、马一浮、欧阳竟无等。其三，用西方欧美思想来诠释和激活中国传统，如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鲁迅、蔡元培、严复、梁漱溟、钱穆、胡适、陈寅恪、郭沫若、冯友兰、贺麟等等。应该说，第三类学者在其中占绝大多数，因其学术研究具有现代意义上的阐释学视野，称为“现代新儒学”，其学术成就更为显著。可将他们视为中国现代阐释学建构历史中出现的重要人物。
当然，狭义的或明确的中国现代阐释学建构则肇始于20世纪后期的海外华人学者的相关研究。景海峰先生的《阐释学与中国哲学》一文对此作了专门回顾。据景文的归纳，在中国现代阐释学建构历程中，海外学者傅伟勋的“创造的诠释学”、成中英的“本体诠释学”、台湾学者黄俊杰的“经典诠释学”以及大陆学者汤一介关于建构“中国解释学”的构想等最有成就[10]。
需要指出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现代阐释学的建构又注重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其中，最有成就的当数李泽厚先生，李先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康德哲学与中国传统儒学进行了极富创造的融合，在中国现代阐释学建构历程中占据重要地位[1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阐释学的实践日益走向多元，尤以90年代之后出现的受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而形成的后现代解构阐释学或批判阐释学最为引人注目，其积极和消极的意义一时还难以全面厘清，需要深入再反思。
值得重点提及的是，钱钟书先生的《谈艺录》和《管锥篇》的问世，标志着比较系统的中国现代审美阐释学的出现。钱先生的这种审美阐释学具有深厚宏阔的文化意识和文化视野，达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境界，以至于钱先生的学术研究本身成为一门显学即“钱学”，进入了重要今典的行列，具有当代经典的崇高地位。如何深入研究和推进其学术，还有待做细致和专门的探讨。
四、几个相关问题的初步思考
综上所述，尽管中国现代阐释学建设已经取得很大成绩，但学科的自觉意识还远远不够。由于中国现代阐释学的学科建设牵涉到很多问题，诸如：建构中国现代阐释学的目的是什么？中国现代阐释学与中国古代阐释学有何不同？中国现代阐释学与西方阐释学有何不同？中国现代阐释学的学科品格、学科性质以及学科形态是什么？如何建构中国现代阐释学？中国现代阐释学在文艺研究和美学研究中的具体体现、独特任务以及独特方法是什么？等等。
建构中国现代阐释学，并不是为了在众多的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家族中简单地增添一个学科，如果这样，阐释学的存在价值将锐减。建构中国现代阐释学的目的在于为中国当代文化的研究提供一个本体论、存在论、价值论及方法论的基础。笔者认为，阐释学并不是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并列的一个学科，阐释学也无意为自己划定一个独特的、独有的研究对象和领域。阐释学是面向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是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是一门元人文学科或元社会科学，属基础学科，即人文哲学或社会科学哲学。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在研究对象、研究主体、研究方法、研究任务等诸多方面均不同于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的对象是外在于人的自然世界，研究主体在研究过程中应避免主观意志的介入，研究方法是经验实证，研究任务是要找出与人的意志无关的客观规律，等等。而人文社会科学则不同，它所研究的对象恰恰是人类自己创造的文化世界和价值世界，研究主体在研究过程中也不可能做到完全排除主观意志，其研究方法是理解和阐释，研究任务则是寻找文化意义、文化价值的真谛，为社会语言形式和社会意识形式提供某种基础性的方法和依据。建构中国现代阐释学正是为中国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这样较为普适、通用的基础。它既为众多人文社会科学提供基础，也有赖于众多人文社会学科的具体研究的推进。
中国现代阐释学固然是中国古典阐释学在今天的发展，但也不能简单地归结、等同或还原为中国古典阐释学。首先，中国古典阐释学思想是潜存于历代学者对儒道释的阐释活动之中的。中国古典阐释学是朴素的不自觉的，没有为其他学科提供方法论的自觉追求。何况中国古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分化本身就不够自觉，带有文史哲不分的混沌整一的特点，换言之，现代意义上的学科体系还不明显。既然如此，自觉地为诸种人文社会科学提供统一方法论的阐释学的形成也就无从谈起。其次，中国古代朴素的阐释学实践虽然也蕴涵着丰富的思想和方法，也形成了一些历代相传的较为稳定的阐释学概念和范畴，但阐释主体对这些方法、范畴缺乏明晰的界定，更缺乏系统的论证，因而未能形成自觉、系统的现代意义上的学科。而中国现代阐释学的范畴、方法、原理及体系却要努力用明晰的严谨论证的语言来表述。第三，中国古典阐释学面对的是本土文化、东方文化或同质文化，而中国现代阐释学面对的是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文化、西方文化以及整个世界文化，基本的视域发生了根本变化。
中国现代阐释学也不等同于西方阐释学，不能成为西方阐释学的全盘照搬，甚至不能是西方阐释学的简单移植。尽管中西阐释学应该而且可能具有相互对话、通约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即共同回答当代世界各国文化交往、文化建设、文化发展和文化研究的相同问题，共同为人类文化发展和人类精神生活提供对话与阐释的方法、标准及意义。但是，把中国现代阐释学简单地化约为西方阐释学却无助于这样一个任务的完成。无视当代中国人的生存境域和历史传统恰恰违反了阐释学的基本原则，即强烈的主体意识、历史意识及语言意识。中西现代阐释学的基本的阐释方法、原则甚至终极追求都可能是相同的，而具体的阐释视阈却有所区别。因此，二者是“异中有同”与“同中有异”的统一。
中国现代阐释学的学科品格是由它区别于中国当代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区别于中国古典阐释学、区别于西方阐释学等特点所决定的。中国现代阐释学的学科品格应该既是民族的，同时又是向世界开放的，具有可与西方阐释学对话通约的品格，尤其应该具有多元阐释的言说能力。中国现代阐释学作为一门人文社会科学基础、方法论以及元理论（它是“一元”和“多元”的辩证统一），主要面向中国当代其他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包括中国当代文化有机构成中的各种亚文化和亚学科。中国现代阐释学的学科形态可以再作进一步的具体化，在面向中国现当代各门具体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时候，具体化为语文阐释学、文艺阐释学、历史阐释学、法律阐释学以及宗教阐释学等[12]。
如何建构中国现代阐释学的问题由此也内涵于上述探讨之中。中国现代阐释学的建构有赖于对中国古代阐释学传统思想资源的系统清理和充分吸收，使那些掩埋于古代典籍中的仍有价值的思想得到激活，抹去其表面灰尘，畅通其内在血脉。中国现代阐释学的建构也离不开对西方阐释学学术成果的有系统的深刻的充分研究和汲取，并使之与中国传统阐释学思想相互碰撞、对话、发明和补充。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现代阐释学的建构应该在对中国现当代文化的具体阐释的实践土壤中生长，在中国现当代各门具体人文社会科学对阐释学原理的具体运用中生长。因此，中国现代阐释学学科的建构离不开几乎所有人文社会学科的学者的共同努力，单靠少数哲人建构中国现代阐释学学科是不够的。
中国现代阐释学运用在文艺研究和美学研究时，受到具体阐释对象（文艺文本或审美对象）、具体阐释主体（文艺接受者或审美主体）以及具体的阐释方法（鉴赏或批评）的制约，具有不同于其他文化阐释活动的独特体现、独特任务以及独特方法。中国现代文艺阐释学是作为文艺研究基础的文艺哲学学科，与其他具体的文艺批评方法并不处于同一层面。各种具体的文艺批评方法在中国现代文艺阐释学学科的话语系统中，只是一个构成要素，即阐释者的视点。中国现代文艺阐释学和审美阐释学始于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与《红楼梦评论》等。此后，朱光潜、宗白华、吴宓、陈寅恪、闻一多、朱自清、钱钟书、王瑶、郭绍虞、罗根泽等均为中国现代文艺阐释学做出了杰出贡献。在谈到钱钟书先生的阐释学特性时，徐葆耕曾指出：钱先生把阐释学“从历史层面、伦理层面、经世致用层面推向了精神、情感层面。钱所关心的重点不是政治的兴衰、道德的训诫和历史的真伪，他的注意力集中于人的心灵，是理性、情感、意志、人格等问题，他注重挖掘文化传统中的智慧与美，从暮气沉沉的旧传统中开拓出一个新的富有魅力的精神世界”[13]。徐的这段话作为对中国现代文艺阐释学重要特征之一的概括也是极为精到的。笔者要补充一句，钱钟书先生的文艺审美阐释学虽然着眼于人的精神世界、心灵世界和情感世界，但他的阐释学视阈却毫不封闭，而是恰恰相反，即从广阔深厚的文化视阈中取得对文艺审美价值的深刻洞见。当然，理想的中国现代文艺阐释学不仅是一种认知与体验的阐释学，而且是实践和创造的阐释学；不仅是一种交往与对话的阐释学，而且是反思与批判的阐释学。这需要另文探讨。
［收稿日期］2002-1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