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行政化：回归大学之道的体制保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道论文,体制论文,行政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号：A 文章编号：1004—9975（2010）06—0109—06
当学界普遍热议大学精神陷落，大学官场化气习肆虐，大学的“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再的时候，从2009年到2010年间，温家宝曾数次就教育问题发表谈话。2009年初，温家宝在国家科教领导小组会议上说：“教育方针、教育体制、教育布局和教育投入，属于国家行为，应该由国家负责。具体到每个学校如何办好，还是应该由学校负责、校长负责。不同类型学校的领导体制和办学模式应有所不同，要尊重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教育事业还是应该由懂教育的人办。”[1]2010年1月，温家宝就《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和科教文卫体界代表座谈时强调：“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大学必须有办学自主权。”[2]2010年2月6日，温家宝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征求意见座谈会上再次强调，要积极推进教育体制改革，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改变教育的行政化倾向。[3]2010年2月28日，国家就《规划纲要》启动第二轮公开征求意见，问计于民。2010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大学办学的“去行政化”又成为代表们的一个热议话题。上述信息表明，大学的办学体制、办学自主权、大学管理的行政化倾向等长久困扰大学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已经引起最高决策层的关注。深入探究回归大学之道的学理依据及实现途径，乃是当前学界的一项紧迫任务。
一、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大学的根本属性
大学是什么？康德——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个回答大学是什么的人——认为：“大学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它的品性是独立追求真理和学术自由。”
那么，学术自由又当作何理解？先说“自由”。它是指人们在私人和公共生活领域中自主地思考和采取行动的一种权利或状态。其内涵至少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自由”不仅涉及到私人领域，而且也涉及到公共领域；第二，“自由”不仅是一项社会权利，也是一种思想活动或情感状态；第三，“自由”的核心就是“自主”，既包括“免于强迫”，也包括“按照自己的意愿计划去做某事”，因此，“自由”既是“消极的”，也是“积极的”；第四，“自由”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是每一个人广泛的社会权力与基本的存在需要。[4]195－196自由，是人的类本性。因此，它是不可剥夺、出卖或让渡的。“在观念上，人们应该认识到，只有自由的劳动，才是人的劳动，强迫劳动是劳动的异化，也是人的异化；只有自由的学习，才是真正的人的学习，强迫学习是学习的异化，也是人的异化；只有自由的生活，才是人的生活，不自由的生活，是生活的异化，也是人的异化。”[4]198阿克顿在反省古代自由史的时候，注意到了威胁自由的“天敌”——“无知与迷信、征服欲与贪图安逸、强人对权力的渴望和穷人对食物的乞讨。”[5]30仅以自由的“天敌”——“无知与迷信”论，教育最基本的功能就是改变人类普遍的无知状态，培养他们健全的理性；教人以理智地怀疑，而不教人以迷信。当“自由”与“教育”之间联姻并构成一种人类教育史上影响深远的教育思潮——“自由教育”的时候，它的内涵已经大大地拓展了。自由教育具有了人道主义、民主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精神特质。因为，这种教育是一种“发展理性的教育”，它是对付专制教育的最好武器，是培养民主公民和建立民主社会的基础。
大学的自由，首先表现为学术自由。要有学术自由，就必须有院校自主，即院校拥有相当大的办学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其次是要有环境宽松、包容异声的风气。再次，学术研究不受政治、政府、基金会及其他外力的支配和干扰。
交通大学校长叶恭绰在1921年开学演讲时说：“研究学术，当以学术本身为前提，不受外力支配，以达于学术独立境界；人类生存世界贵有贡献，必须尽力致用方不负一生岁月，学术独立斯不难应用，学术愈精，应用愈广。”[6]
今人论及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每以蔡元培主政北大、梅贻琦主政清华以及延续至二战时期的西南联大为典范。事实上，这个时期的大学，确系中国大学的黄金时期；这个时期的大学，更具现代大学的精神气质。其最为可圈可点者，也正是比较独立、民主的办学特色与自由研究的学术风气。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在《十七世纪英伦的科学、技术和社会》一书中讨论到清教徒的价值观对17世纪英国科技发展的影响。他指出了一个很耐人寻味的事实：那就是在当时68位皇家学会会员中，竟有48位清教徒。
学术自由，也应包含学者不同宗教信仰的自由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唯其如此，大学才能因其博大的胸怀而网罗英才，创造奇迹。
比尔·雷丁斯在《废墟中的大学》一书中提出，面对全球化语境中的大学处境，大学应该成为一个新的共同体，即“各执己见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不再以“共识”为凝聚力，而是以差异，或以承认彼此的差异为基础。现代西方大学的教育理念有3个阶段，康德的理性大学、洪堡的文化大学和当代的所谓一流大学。大学从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机构变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经营机构，其为国家培养公民主体的使命，让位于为就业市场提供具有竞争能力的人力资源的任务，同时它自己也面临市场竞争机制中的各种挑战。因此，它越来越成为许多机构或企业中的一员，而不再是一个象牙塔。大学功能的多元化和开放性，使得学院政治、学院经济这两种丛林原则更容易遮蔽大学的精神追求与梦想。然而，即使如此，只要大学还不甘心退化成可有可无的盲肠，那么，它与其说是在受到丛林原则的无情制约，倒不如说它是在残酷的丛林中仍然坚持维护着人类的尊严。[7]28毫无疑问，一旦失去了学术自由，背负权力专制的精神枷锁，大学的活力以至生命力也就危在旦夕了。
二、目前中国大学的问题，根本上说是体制问题
我国的高等教育，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即完成了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型。扩招前的1998年，我国18—22岁的适龄青年上大学的比例仅为4％，而当时人均GDP不到中国一半的印度，适龄青年上大学比例为8％，当时人均GDP与我国不相上下的菲律宾则为20％，当时人均GDP略高于我国的泰国，这个数字则为31％一37％左右。[8]从1999年开始的高校扩招，意味着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步入了跨越式发展轨道，1998年全国高校招生人数为108.36万人，1999年扩招比例高达47％，其后三年分别以25％、17％、lO％的速度增长，到2002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人数达320万人，毛入学率达15％。到2008年，招生人数达599万人，普通高校在校生人数已超过2000万，毛入学率达23％。2009年，招生人数达到629万，比上年增长4％。我国大学生和研究生的数量已稳居世界第一。变化之大，进步之快，令世界瞩目。
现在的突出问题是：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并没有同数量增长一样同步提高。恰恰相反，社会上较普遍的看法是：高等教育质量滑坡，与高校扩招之间存在某种因果关系。问题果真如此吗？
笔者以为，影响我国高校教育教学质量提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扩招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本源的问题，还是个教育体制问题。
我基本上赞同刘道玉先生的观点。“所谓本源，即事物产生的根本原因，而教育的本源是指影响教育质量和科学水平的根本原因。”他认为，我国高等教育的本源问题有三：第一是大学的理念问题；第二是大学的体制问题；第三是大学培养人才的模式问题。刘先生指出，“中国大学的体制是高度集权制，也可称作大一统制，”1985年中央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曾明确指出：“必须从教育体制入手，有系统地进行改革。改革管理体制，在加强宏观管理的同时，坚决实行简政放权，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但20多年过去，实际情况是，不仅没有放松，而且统管得越来越严重了。[9]计划经济思维和工程思维在教育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无以复加。这样一种大一统的教育体制，使得教育行政部门几乎垄断了一切教育资源，把持着一切教育的决策权与管理权，严重地挫伤了大学办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大学的问题主要是教育质量问题，质量问题又主要归结为体制问题。那么，体制问题又当作何理解呢？
体制，即体系和制度的简称，具体指国家政权机关与企业、事业等单位的隶属关系及权力划分关系。德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在论及大学的独立性时指出：“大学是无条件追求真理的地方，大学独立到什么程度？大学不仅相对于国家是相对独立的，而且对于市场、公民社会、国家和国际的市场也是独立的。”[9]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于1955年发表论文，讨论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他认为，政府有责任投资教育，没有必要经营教育。而我们国家的情况却正好相反。
总括起来，中国大学遭遇的体制病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办学理念政治化。大学到底应该是意识形态较量的阵地，还是崇尚学术自由进行自由学术争鸣的殿堂，还是个问题。学术还是有禁区的。正如已故著名史学家黎澍所说：“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越大，风险也越大。”笔者则认为，社科研究雷区多，就看你会躲不会躲。一所大学，如果始终把学术与政治搅和在一起，那就很难保持理性批判的品格。解放以后，我们党事事以前苏联为师，党和政府对大学的意识形态管控甚严。政治理论课占去大学课程的相当比例。这个传统一直延续至今，从未改变，甚至有于今为烈的态势。大学的高度意识形态化还表现在，把大学绑在了政治运动的战车上。解放几十年，在历次大的政治运动中，大学师生大体上都是模范运动员，却荒了学术的良田。假使大学这个庞大的机体，从里到外，流淌的都是政治的血液，大学的独立性就很难保证；同理，基于独立性之上的学术研究也就很难有大的突破，大的作为。
（二）管理体制的行政化、官僚化。大学的行政化倾向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教育行政部门把大学完全纳入整个庞大的官僚系统并按照行政系统的思维、套路、模式管理大学，掌握着太多本应归高校掌控的资源，拥有太多太大本属高校的职权。教育部理所当然地成为全国几千所高校共同尊崇的婆婆，大学及其校长不过是听命于她的小媳妇。婆婆权力过大，媳妇便懒得作为。大学校长来源的制度选择，客观上又进一步加强了“大学行政化、官僚化”的色彩。实际上，中国大学校长来源的制度选择，从1949年建国一开始就被确定了下来，于今几乎成了一种惯性制度。一是它的行政级别，二是它的政治要求，最后才是它的学术要求。而且基本上实行的是委任制。当然，解放初我们从旧政权手中接收大学共105所，那时候所任命的重点大学校长，比较注重他的社会声望，虽然这种社会声望明显有了意识形态色彩，但民国时代看重校长社会声望的传统并未完全中断。如被称为“红色教育家”的吴玉章，曾任延安大学首任校长，解放后又任中国人民大学首任校长，后任四川大学校长；李达任武汉大学校长等。其中还有一些教育型的大学校长，如复旦的陈望道、北大的周培源、华东师大的刘佛年等，他们的声望更多地则是来自其学术背景，但与蔡元培先生又不可同日而语。现在选择大学校长，社会声望一条似乎并不那么看重了。近年越来越引人关注的现象是：大学校长的官员化，教育行政部门官员外放出任大学校长（书记）。部里的司长外放做校长（书记），升为副部级；厅里的处长外放做校长（书记），升为副厅级。主要是基于提拔干部考虑而频频出现的高校班子的“空降部队”，使得高校的行政化色彩骤然加重。我以为，人们对大学校长行政级别的猛烈批评，很大程度上正与此现象密切相关。
行政化的另一体现是来自大学内部，即以行政职务作为奖优用才的手段，官本位思想在高校大行其道风气日盛。越来越多的学有成就的学人如教授、博士等，行色匆匆，心浮意躁，有追名逐利之心，无潜心把玩之趣，决意要弄个什么“主任”、“处长”当当。行政官职一旦成为衡量一个人学术成就的标杆，其对学术的腐蚀及其流弊可就大了。人才评价行政化，学术从业人员世俗化。学者不以学术成就大小论优劣，而以官位高低论英雄，把行政职务等同于学术水平。结果大学里“处级××”越来越多，安于本分一心治学的学者愈来愈少。学术本位意识让位于自下而上的官本位意识，行政权力坐大，学术的权威、教授的权威矮化，最终使得学术被异化为行政晋阶的点缀。从一定意义上说，大学以“提官奖学”，大学教员热衷于跑官要官，乃是当下中国大学行政化取向及官本位主义流行的最典型体现，它对大学的学术研究以至大学精神最具杀伤力。
第三是学术事务的行政化管理。教育行政部门对高校的管控延伸到高校内部的方方面面，甚至将纯学术议题、学术活动演变为一种行政议题权力活动，导致学校乃至教师对行政权力的高度依附。突出地表现为各类研究项目、奖项的评审、专业设置以及教师职称晋升等等。由于对关乎大学发展的重要资源的集中掌控，校长们的“跑部运动”及所谓的“学术包工头”现象便永远无法遏制。
（三）学术研究与评价的急功近利化。其诱因当然是饱受抨击却依然故我的学术评价制度。作为一个评价制度，目前的通行做法基本上是以急功近利为导向，以广种薄收制造垃圾为结果，败坏学术风气，后果贻患无穷。早在2005年底，我国科研论文总量已排名世界第4，但索引率排名一直在120位之外。据传2008年的统计，总量排名似又向前进了两位。唯SCI马首是瞻，处处拿SCI说事，进而演变成整个科研界的“SCI崇拜”。那么，到底应该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简而言之，学术评价的过度量化，过分追求科研项目的数量和论文的多少，导致堆积虚假学术成果追求名利现象频频出现，助长学术浮夸，催生学术泡沫，制造学术垃圾，不仅违反科学精神，而且严重损害中国的学术形象和学术竞争力：何祚庥院士曾十分坚决地说：“仅拿SCI衡量学术水平，是非常错误的。”它不仅影响到科研人员创新发展，还影响到年轻人工作和就业。[10]丘成桐院士也指出，“光是以量为判别标准不是解决问题的最终方案。”[6]雷丁斯也认为，绝对量化的评估体系构建不了“一流大学”。[11]在20世纪，全世界大量的人才涌入美国，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美国社会和美国大学提供了比其他国家更优厚的机会，使这些人才能够发挥他们的才长。这个制度的奠基石乃是完整的评审制度。丘先生认为，对学术成就公正、合理的评价，会影响整个民族的前途，不可轻视。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哈佛大学教授何毓琦先生早在2005年11月，出于对我国学界学术道德和准则种种流弊的忧虑，给宋健院士写信，认为中国现行的奖励体制过于直接地依赖“学术成就”的数量，有悖国际上通行的学术评价原则。依笔者之见，学术评价上的急功近利和非理性行为，至少在两个方面与学术领域行政权力泛化脱不了干系：一是“数字化时代”行政官员的数字化思维与数字化行为习惯。在这样一个时代，官员们普遍热衷于“算数数”，习惯于“以数字论英雄”。经济领域的“cDP情结”便是一个典型例证。说到底，学术评价上的“SCI”崇拜，不过是经济领域“GDP情结”在学术领域的延伸，所不同的只是称谓的差别而已。二是学术权威被行政强权所胁迫所绑架。学术权威渐成“学霸”，同时又为行政权威的“奴婢”。学术权威与行政权威之间可以达成一种利益默契；彼此要互相保持对对方一定的影响力和依赖。多数情况下是前者向后者做出让步妥协。因为后者才真正掌握着核心资源。在此情势下，要想保持学术评价的客观、公正，比较难。而行政官员要想凭数字说明办事公正，或者用数字说明政绩，则比较方便。
综上所述，行政权与大学治权不能分离，便加剧了大学的官府气息。作为出拔尖人才，出创新成果的基地，大学终因受制于外力和学术自由的丧失而活力不在。
三、去行政化乃是回归大学自由精神的制度保障
今天的大学，担当着沉重的使命。著名的“钱学森之问”，问的正是为什么我们以如此庞大规模的高等教育而培养不出成批的拔尖人才、创新人才；以如此庞大阵容的研究队伍而产生不了令世界瞩目的原创性重大研究成果，钱老直言不讳地说，“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人云亦云，……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很大问题。”[12]怎样破解“钱学森之问”，需要实事求是的精神，更需要敢于负责的勇气。我以为，我们必须做而且能够做的是：尊崇规律，保持理性，坚持按教育规律办教育，集中做好三件事：
第一，厘清学术与政治的关系，给高校以学术主导权。著名哲学家贺麟，早在1941年即撰文讨论“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他指出，“最易而且最常侵犯学术独立自主的最大力量，当推政治。”政治力量一侵犯了学术的独立自主，则政治便陷于专制、反民主。所以保持学术的独立自由，不单是保持学术的净洁，同时在政治上也就保持了民主，政府之尊重学术，亦不啻尊重民主。”他又说，“学术在本质上必然是独立的自由的。”“假如一种学术，只是政治的工具，文明的粉饰，或者为经济所左右，完全为被动的产物，那么这一种学术，就不是真正的学术。因为真正的学术是人类理智和自由精神最高的表现。它是生动的，不是被动的，它是独立的，不是依赖的。”[13]102－105但他同时强调，学术和政治不但须彼此独立自由，还须彼此分工合作。“须知独立自由和‘脱节’根本是两回事，求学术的独立自由可，求学术和政治的根本脱节就不可。”蔡元培先生则于1922年在《教育独立议》一文中直言：“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他论证说，教育是求远效的；政党的政策是求近功的。所以，教育事业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政党之外。[13]90－91照此思路，他提出，大学的事务都由大学教授所组织的教育委员会主持。大学校长，也由委员会选举。由各大学校长，组织高等教育会议，办理各大学区相互关系的事务。教育部不得干涉各大学区事务。教育总长必经高等教育会议承队，不受政党内阁更迭的影响。解放前曾担任四川大学校长、解放后曾任上海图书馆馆长的著名化学家、教育家任鸿隽则撰文讨论“党化教育”的问题。他把“党化”教育界定为两层含义：一是把党的主义或主张，融合在教课中间，使他渐渐地浸灌到学生脑经里去；二是教育的事业，由党的机关或人才去主持，使他完全受党的指挥。他认为，第一，“党化与教育，是不能并立的，有了党化，便没了教育；反过来说，要有教育，先取消党化。”这是因为，教育的目的与党的目的完全不同。大概说来，教育的目的，在一个全人的发展，党的目的，则在信徒的造成。教育是以人为本位的，党是以组织为本位的。第二，民国政府，是应该对全国教育负责的。所以它的义务，应该先发展教育，再说党化。任先生的文章，发表于1932年6月《独立评论》第3号。包括任先生在内的上述教育家之言论，以今天的眼光考量，也许仍是不合时宜的，难以践行的。但他们的富含学理的推论，却又是不能不令人深思的。
第二，理顺政府与大学的关系，给高校以独立办学自主权。中国大学长期以来实行的是一个内外“三权”不分的高度集权体制，即外部的举办权、管理权和监督权三权合一；内部的决策权、行政权和学术权职责不分。[14]一所真正的大学，其权力运行机制应该是行政权受学术权支配，行政权服务于学术权，行政权的运转原则，要符合并保障学术权的尊严与荣誉。如前所述，现今大学的状况是反宾为主，行政对学术的干预过多过滥。大学不是或不完全是学术组织意义上的社群了，准确地说，是政府行政体系在大学系统内部的延伸，一个准官僚机构。校内庞大的行政官员和准行政队伍成为支配和支撑大学的真正主体，纯教学科研人员似乎成了“弱势群体”。而且，大学内的学术生态圈形成一种“潜规则”，即官大学问大，学术权威官僚化，一些人依托行政权力资源，成为获取学术成果评价、控制权的“学术寡头”以及获得科研项目的“包工头”。记得耶鲁大学校长访华时曾指出，美国著名大学的校长一旦受聘出任校长，就必须辞去所有的教职，也不需带研究生，不再申请研究课题并进行教研活动，而是全身心去做职业校长的事务。这在美国早已成为一种制度。我推想，这种制度的建立有一种假设：人（当然包括即将出任大学校长的那些知名学者）的精力和时间是有限的，要想在同一时间去做好几件事，是非常困难的；权力滋生腐败。校长退出学术圈，有利于专心致志谋校务，更有利于预防学术腐败。相比之下，中国大学的校长一般都扮演着“十项全能”的角色，教学、科研、行政哪头都担，哪头都想出色，结果要么焦头烂额累个半死；要么顾此失彼无一精专。更为糟糕的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下，校长极有可能由严谨的学者异化为乖巧的政客。说到底，要想使“学术共同体”的大学保持学术自由精神独立，那么，关于这种共同体的掌舵人——校长的产生就应更具民主性，校长权力的行使运行应首先服务于或受制于这个学术共同体才算合理正常。大学要想出人才出成果，一则必须下决心改变高校管理体制中严重的行政权大于甚至凌驾于学术主权之上的状况，在校长的选拔制度上及校长权力的规制上有所突破；二则必须从理念及机制上扭转存在已久于今为烈的官本位风气。教育学者杨东平先生讲，对于大学，我们必须思考一些更为基本的问题，首先要回答的，就是“大学是什么？”比较而言，对它的反问“大学不是什么”的回答更为简明扼要：大学不是行政机关，不是官场，不是企业，不是商场，不是简单的政治工具或经济工具。[15]现在，人们强烈呼吁建立真正符合教育规律的现代大学制度，理顺政府、社会与高校的关系。评价权交社会，管理权交政府，办学权交学校，还权于校；也有人建议，高校里，党委管党，校长治校，教授治学。上帝的事归上帝，恺撒的事归恺撒。希望我们的改革能在此面有所突破。
第三，恢复西南联大时期形成的传统，让“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由理想变为现实。关于办学民主与学术自由两条，是西南联大成功的法宝，也是它留给我们最可珍贵的遗产。我们理当从中汲取营养。
西南联大从1938年4月组建，1946年5月宣布回迁，历时仅仅八年。在炮火纷飞的年月，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艰难办学，八年中共招收学生八千余名，其中本科生及研究生五千余人。而在这些毕业生中，当选国内外院士者一百余人，23名“两弹一星”杰出贡献科学家中，西南联大占8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3人，诺贝尔奖获得者2人，被史学家称为“世界上一所没有任何围栏时代最好的大学”，享有“中国大后方学术文化交流中心”的美誉。当时的西南联大，已经是世界第一流水平，它创造了办大学的奇迹。那么西南联大办学有哪些成功的经验值得借鉴？我相信，研究者队伍及其成果已经不算少了，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真正地学习践行这些成功的经验和做法。
西南联大有着自由宽容、博大深宏的学风。实行教授治校，充分保障学术自由。按照1938年国民党政府颁布的《大学组织法》规定，西南联大设有教务会议和教授会。而“教授治校”体制的核心正是校务会议，其成员全由联大教授组成，没有所谓的“行政人员”，而其决策的内容大多是学校的行政和教学。作为西南联大的实际领导者，梅贻琦尤其关注学校学术和思想的自由发展。梅先生作风民主，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崇尚学术远离政治，提出学校可以民主，党团退出学校。西南联大没有公开的党团组织，但是有文艺社团，可以发表意见，表达你支持哪个党派。学校还建立民主墙，谁都可以在墙上写意见，贴大字报。[16]西南联大不仅思想自由，而且学习也很自由，学生可以自由选课。国民党时期，全国高校都要上“党义”课。但西南联大就有气魄不设“党义”课，以伦理学代“党义”，全国高校独此一家！[17]而且，联大教授重创新，都以讲自己的教材为荣，讲现成的教科书为不光彩。这也是其他大学所稀见的。
我以为，有好的体制，才有好的学风；有好的学风，才能构筑好的人才成长环境，继而形成令人称道的大学精神。林语堂先生参观西南联大时曾发出感慨：西南联大物质生活不得了，极其艰苦；但精神生活却是了不得！[18]反躬自问：今日中国之大学，所缺者为何？实在值得深思！大学能否远高世俗功利的诱惑，让教师们沉潜下去专心治学，实在是个大问题。扭转时弊，不仅需要智慧，更需要勇气。中科大前校长朱清时院士，可以称得上一位受人尊敬的有智有勇更有谋略的教育家。他主政科大10年，不跟风，不盲目，坚持按教育规律办教育，顶住压力，不扩招，不建新校区，成为这十年间全国唯一没有扩招的高校，每年招生保持在1860人左右。没建新校区，老师上课十分钟即到教室；坚持不办校办产业。朱校长说，我们没扩招，没建新校区，也就没让老师蒙受一次大折腾。他坚持认为，大学一定应该是一个安静的所在。他做校长坚守的第一条原则，就是让老师有尽可能多的时间坐下来看书想问题。决不无缘无故地占有教师的时间。因为老师的时间太少了。他说，“安静的环境是非常重要的”。“我当了10年校长，最初几年，也跟大家一样争项目、争经费。争到后来，忽然觉得，大家都忽略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应该让老师学生安静地坐下来看书想问题。如果不能，老师们忙于开会、评审、做人际交往、赶通勤班车，这些东西都是虚的。”[19]——如今，朱清时院士受聘出任南方科技大学首任校长，他的创校理念就是“去行政化、教授治校、依法治校”，以此实现建设与香港科技大学相似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目标[20]。真诚希望朱先生试验田能够取得成功，并成为全国高校办学体制改革的样板。
收稿日期：2010－09－26
标签：大学论文; 教育论文; 西南联大论文; 去行政化论文; 大学之道论文; 社会体制论文; 体制化论文; 行政体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