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格投资与回报的协同效应&基于上证180指数调整的实证分析_上证180指数论文

风格投资与收益协同性——基于上证180指数调整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上证论文,收益论文,风格论文,指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文献回顾

关于收益协同性的根源,传统理论以Fama的有效市场假说和Sharpe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为代表。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中,市场因素是影响所有证券及投资组合收益率的惟一因素,即系统性风险因素。这一理论假定投资者是理性的,或者由于套利的存在使得噪声交易者(非理性交易者)无法对证券价格产生影响。在有效市场中,证券价格等于其基础价值。因此,证券间收益协同性源于基础价值协同性(或基本面协同性)。但是,实证研究表明基础价值协同性并不是收益协同性的惟一根源,基本面不相关的资产也能产生收益协同性。而且,经验证据表明,风格和行业是影响证券及投资组合收益率的重要因素。Farrell(1974)的研究发现:所有股票大体可以分为四个“簇”,即成长股、周期股、稳定性股和能源股。同一“簇”内各股票收益之间具有很高的相关性,但不同“簇”之间收益的相关性很低。Sharpe(1992)对美国证券市场上共同基金1985至1989年间每月的业绩表现进行研究,发现大约90%的投资组合收益都来源于某种投资风格,只有10%的收益来源于个股选择。尽管共同基金所持有的个股不同,但具有类似风格的基金在一段时间内的收益相关性强,风格对投资组合的收益起决定性作用。

国外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各种不同于基础价值协同性的观点。Lee,Shleifer和Thaler(1991)提出了基于偏好的协同性观点:有些证券仅由部分特定的投资者(如个人投资者)控制,随着风险偏好和情绪的变化,投资者改变所持风险资产的比例,从而形成这些证券收益的共同因子。他们的理论适合解释小市值股票和封闭式基金的协同性,因为这两类资产几乎完全由个人投资者持有。Fama和French(1995)研究了收益率的三因素模型,发现某些证券的收益协同性与基础价值协同性无关。Froot和Dabora(1999)研究了“孪生股票”——Royal Dutch和Shell,它们有相同的现金流,但交易地点不同:Royal Dutch在纽约交易,Shell在伦敦交易;他们发现Royal Dutch与纽约交易的股票收益相关,Shell与伦敦交易的股票收益相关,即收益协同性与交易地属性相关。其结论支持Fama和French的观点。Barberis和Shleifer(2003)提出了协同性的分类理论(Category):投资者对现金流相关的资产进行分类,然后按分类水平分配资金。分类理论能够解释现金流相关的股票存在收益协同性的原因,但无法解释为什么现金流不相关的资产也存在收益协同性。

Wurgler和Zhuravskaya(2002)考察了S&P500指数样本股调整效应,发现股票一旦加入指数,尽管其基本面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但它与该指数的协同性显著增大。Kaul和Mehrotra(2000)对加拿大TSE300指数以及日本Nikkei 225指数进行研究,发现指数成份股调整时存在指数效应,即加入(或剔除)股票常伴有价格上升(或下跌)现象。他们的结论支持Vijh的观点,即Vijh(1994)在研究S&P500指数调整(1975-1989)时,发现股票纳入指数后的协同性明显增加。

上述协同性观点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收益协同性,但缺乏较为系统的理论解释。为此,Barberis,Shleifer和Wurder(2005)总结已有的研究成果并提出了风格投资协同性理论:除基本面因素外,投资者的交易行为也会通过引发对某些证券需求的相关变动,促使证券收益协同变化,即风格投资产生收益协同性。风格投资包括分类、偏好等几种情况。风格投资协同性理论对基本面协同性理论进行了补充和修正,丰富了协同性理论,使之更为系统,从而能够更好地解释证券市场上各种协同性的来源和性质。综合国外研究成果,收益协同性的各种观点可概括为两种不同的理论:基础价值协同性与风格投资协同性。

国内对风格投资与收益协同性关系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但指数调整事件已引起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如邢精平(2005)、黄长青及陈伟忠(2005)对中国股票市场指数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宋逢明等(2005)实证检验上证180和深成指的指数调整效应后,发现上证180指数效应逐步凸显,其价格效应和成交量效应并没有一致性。国内文献探讨了指数调整时股票的价格效应和成交量效应,并对指数效应的起因进行了具体分析,但很少探讨收益协同性及其根源。何芳(2004)首次对国内不同证券间收益的联动效应(即协同性)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讨。借助对上证180指数第一次样本股调整事件的研究,发现在国内证券市场上,收益协同性并未呈现固定模式,风格投资(行为因素)引致的协同性表现并不显著。何芳的研究仅涉及上证180指数的第一次调整事件,故时间短、样本少、论据不够充分;另外,何芳仅用单变量回归分析,结论的可靠性有待进一步验证。

为此,本文首先利用单变量回归对2002至2006年间上证180指数的七次调整事件进行实证分析;然后巧妙地构造非上证180指数收益的新变量,利用双变量回归进行实证检验,结论表明中国证券市场上不仅存在收益协同性,而且协同性表现出较强的风格投资特征,即风格投资产生收益协同性。

二、模型、数据与变量

本文以2002年7月1日至2006年5月30日上证180指数调整的股票为研究对象。在此期间,上证180指数共调整了七次,每次分别加入与剔除18只成份股,累计调进股票126只,调出股票126只(见表1)。

在样本期间内,本文不考虑由并购、分立、破产等引起的指数成份股调整事件,仅考虑证券交易所的定期成份股调整。由于长江电力上市仅一个月就纳入指数,对估计收益率有影响;另外,由于中房股份在公告日事件窗内成交量异常、华联商厦无交易数据、飞乐音响2004年交易异常、长丰汽车2005年1月交易异常,故剔除上述股票。有些股票在事件窗内停牌,连续多日无交易数据或数据不足,如2005年12月杭钢股份、九发股份、华鲁恒升等,故剔除此类股票。综上所述,调入事件去除38个,删除事件去除14个,上证180指数调整事件的有效样本中含88个调入事件,112个删除事件。

本研究采用收市价,价格与交易量数据来源于联合证券分析系统,指数调整公告来源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流通市值等权重数据来自巨灵信息系统,数据处理用SPSS11.5计量分析软件。

本文采用事件研究法(Event study)分析指数调整事件中的收益协同性。公告日是指在公开媒体上公布调整具体信息的日期,调整日是指该信息所披露的调整日期。参考国内外研究人员的经验,本文选用的事件窗为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及调整日后20个交易日,公告日至调整日之间约10个交易日不在事件窗内。

1.单变量回归分析

首先考虑单变量回归分析模型:

零假设:收益协同性完全是基础价值协同性的函数,增加或删除股票不改变。指数中加入股票,都不会增加,即:

指数中删除股票,都不会减少。

实证结果如果满足零假设,说明收益协同性是由基础价值协同性决定。如果股票加入到指数时,即使现金流信息保持不变,都有增加(或指数中删除股票,都有减少),说明风格投资导致协同性的变化。

2.双变量回归分析

再考虑双变量回归分析模型:

事件前后分别记录上证180成份股指数和非成份股组合(上证180成份股以外的所有股票的组合)的β值,它们的平均变化分别记为

分别表示上证A股指数、上证180指数的资本总额(考虑到2006年5月前中国上市公司股票仅有部分流通,CAP表示流通市值)。由(9)式可得:

零假设:收益协同性完全是基础价值协同性的函数,增加或删除股票不改变市场风险系数β。指数中加入股票,上证180指数的β不会增加,非上证180指数的β不会减少,即:

删除成份股的情况与上述正好相反。

三、实证分析

表2说明了单变量回归分析中调入事件的协同性变化。从2002年7月至2006年5月,上证180指数的调入事件中共有88个有效样本。单变量回归分析表明:事件前后的β平均增加0.038,R[2]平均增加0.043,其结果均在10%显著性水平上统计显著。在分年度事件研究中,2002、2003、2004年β分别增加0.046、0.032和0.098,R[2]分别增加0.079、0.034及0.101,其中2004年结果在5%显著性水平上统计显著。多数年份都支持指数中调入股票时β及R[2]都会增加的结论(2005年的数据例外)。

实证研究表明:在2002至2006年间的调入事件中,β值平均增加0.038,R[2]平均增加0.043。该结论与国外同类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相似性(β值和R[2]都有增加)。①

表3提供了上证180指数删除事件的协同性变化。从2002年7月至2006年5月,删除事件共有112个有效样本,单变量回归分析表明事件前后的β平均减少0.108,R[2]平均减少0.123,其结果均在1%显著性水平上统计显著。在分年度事件研究中,2002、2003、2005年β分别减少0.057、0.194和0.184,R[2]分别减少0.098、0.207及0.204,上述结果均在1%显著性水平上统计显著。多数年份都支持指数中删除股票时β及R[2]都会降低的结论(2004年的数据例外)。

值得注意的是,与加入成份股明显不同,指数中删除股票,β值显著降低,而且显著性水平非常高(α=1%),表明市场对剔除股票的信息反应强烈。

表4提供了上证180指数调整的双变量回归分析结果。从2002年12月至2006年5月,调入事件共88个有效样本。上证180指数中加入新股,上证180指数的β平均增加0.304,该结果在1%显著性水平上统计显著;非上证180指数的β平均减少0.293,其结果在1%显著性水平上统计显著。在分年度事件研究中,2002、2004及2005年分别增加0.685、0.357和0.208,其结果分别在10%、1%及10%显著性水平上统计显著;同时,2002、2004及2005年分别减少0.683、0.29及0.35,其结果分别在10%、5%及5%显著性水平上统计显著(2003年的数据例外)。

从2002年12月至2005年12月,删除事件的有效样本共有112个。上证180指数中删除股票,平均减少0.178,其结果在5%显著性水平上统计显著;同时,平均增加0.097。在分年度事件研究中,2002、2003及2005年分别减少0.544、0.408及0.062,且2002及2003的结果分别在10%和1%的显著性水平上统计显著;在2002、2003及2005年分别增加0.503、0.273及0.094,且2002及2003的结果分别在10%和5%的显著性水平上统计显著(2004年的数据例外)。

双变量回归分析表明:一方面,上证180指数中调入股票,上证180指数的β平均增加0.304,非上证180指数的β平均减少0.293。另一方面,上证180指数中删除股票,上证180指数的β平均减少0.178,非上证180指数的β平均增加0.097。实证结论与国外结论非常相似。②双变量回归分析支持单变量回归分析的结论,但结论更强调:指数中调入股票,股票与指数的β值显著增加,进一步说明风格投资促使收益协同变化,风格投资是产生收益协同性的重要原因。

中国证券市场是成立不到20年的新兴市场,与国外成熟市场相比可能存在不少差异。Barberis、Shleifer和Wurgler(2005)的研究表明,在1976-2000年间,S&P500指数调整事件的协同性呈加强的趋势,上证180指数却无此规律。上证180指数从2002年7月正式公布至今已有4年时间,虽然整体呈现收益协同性并与国外成熟市场有相似之处,但个别年份还是出现了协同性异常现象。如单变量回归分析中,2005年调入事件的市场风险系数不升反降,2004年删除事件的市场风险系数不降反升。

对于存在的这些差异,本文提出如下解释:第一,中国证券市场是新兴的转轨市场,机构投资者尚不构成我国证券市场的主体,尤其是以上证180指数为跟踪指数的指数型基金尚少,因此当指数股调整时,其交易行为对指数样本之间的协同变动还无法形成持续的影响。第二,2005年可能是机构投资者准确预测了拟加入的股票,并在指数调整前已调整投资组合,造成指数编制者与机构投资者行动高度一致的结果。而机构投资者能准确预测加入股票并提前作出行动,这可能与我国近年来的市场特点、指数编制方法、投资基金的投资策略等现象有关。第三,在2004年指数中剔除股票时,其基础价值的恶化(见表5)使得投资者将这些股票与上证180指数内的样本股视为不同的投资风格,这种风格的转移(或重新分类)也加剧了它们与指数之间的协同性变化。另一方面,基本面恶化引发投资者情绪过度反应而导致的非理性行为,也可能是市场出现协同性异常的原因之一。

四、结论

本文以收益协同性研究为核心,对风格投资与收益协同性的关系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讨;利用中国证券市场的数据,实证分析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1.上证180指数中加入股票,该股票与指数中其他股票的协同性变强,与非指标股的协同性变弱。删除股票时情况相反,表明指数调整事件存在收益协同性。由于指数调整事件并没有传递基础价值信息,因此上述协同性并不是由基础价值因素引起的,而是风格投资产生了收益的协同性。

2.上证180指数调整事件表现出明显的特征:市场对调出股票的关注远胜于调入股票。以单变量回归分析为例,股票加入上证180指数,短期内市场风险系数有所增加(β为0.038,显著性水平为10%);对于剔除股票,在实施日之后市场风险系数显著降低(β为-0.108,显著性水平高达1%)。因此,在公告日之后,及时卖出剔除股票可以规避进一步下跌的风险。

3.本文发现中国证券市场存在收益协同性,结果与国外研究相似。③本文还发现上证180指数中调入股票,股票与上证180指数的β平均增加0.304,与非上证180指数的β平均减少0.293。

总之,本文以2002年7月至2006年5月间上证180指数七次调整事件为研究对象,发现我国证券市场不仅存在风格投资协同性,而且协同性表现出很强的风格投资特征,表明风格投资是产生收益协同性的重要原因。

注释:

①Vijh(1994)研究了S&P500指数调整(1975-1989),股票纳入指数后,β值增加0.08;Barberis和Shleifer(2003)发现股票纳入指数后(1976-2000),股票与S&P500的市场风险系数增加0.151。

②③如Barberis,Shleifer及Wurgler(2005)指出,股票调入S&P500指数时,S&P500指数的市场风险系数大约增加0.326,非S&P500组合的市场风险系数降低近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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