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技术也是第一生产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技术论文,第一生产力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举国上下实施科教兴国战略，邓小平同志“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已不断深入人心。从邓小平同志作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244页、108页。 ）和“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48页。 ）论断，人们可以逻辑地导出：自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社会科学技术也是第一生产力。当然，也可以得出：单纯的自然科学技术不是第一生产力，单纯的社会科学技术也不是第一生产力，只有两者的统一才是第一生产力。1990年，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给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郁文同志信中就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里科学技术包括社会科学，而在我国目前，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更为关键。”（注：《关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联盟的通信和建议》， 载《哲学研究》，1991（8）。）并且，早在1980年， 钱学森教授便在《从社会科学到社会技术》一文中，根据当代科学—技术—生产—服务—体化的趋势，根据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的全过程，提出了要重视社会技术的问题。后来，他认为我国广泛开展的软科学研究又是社会科学的应用，所以也可以称为社会技术。在1985年召开的我国首届交叉科学学术讨论会上，著名社会科学家马洪讲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保持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这需要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进行密切的有效合作，才能得到正确解决。”（注：马洪：《当代社会科学的发展趋势和对策》，见《迎接交叉科学的时代》，13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在他们的观念中，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技术也不仅包括生产技术而且包括社会技术。1985年，加拿大理论物理学家、哲学家本格在《科学技术哲学》一书中，论述了社会技术的对象、方法和内容。他指出，社会技术根据社会科学的理论，根据社会调查得来的资料，制订政策、计划与方案，拟定可操作的程序和规则，以解决社会面临的问题。
然而，应该看到，对于“社会科学技术也是第一生产力”这种判断，我国学术界是存在争议的，即使在肯定“社会科学技术也是第一生产力”的人群中，也存在着理解和认识上的巨大差异。（注：梁景时：《近年来社会科学与生产力关系探讨扫描》，载《延边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4）。 ）笔者坚持“社会科学技术也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认为要正确地把握它、阐释它，需要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把握和阐释“社会科学技术也是第一生产力”命题，不能简单地从生产力的定义出发，而应从实际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出发，从精神与物质相互转化的关系出发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命题，从哲学的角度看，是物质和精神相互转化的形而上领域的问题；在经验领域中，则是对生产力和科学技术自身历史发展结果的既成事实的一种陈述。科学技术就其知识形态而言，仅仅是一种精神生产力，属于一般社会生产力范畴。作为精神生产力的科学技术，一旦运用到生产实践领域，同物质生产活动相结合，就将发挥出巨大的物质力量，转化为物质生产力或称直接生产力。历史上，马克思提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都不是从生产力的定义出发进行逻辑推演的结果。“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断，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是“邓小平同志总结了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七八十年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经验”（注：《新时期科学技术工作重要文献选编》，379页，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提出来的，是以科学技术应用到生产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为根据的。因此，我们把握和阐释“社会科学也是第一生产力”命题尤其应该注意从实际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出发。
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断中，“第一”指的是最关键、作用最大的意思。一般说来，自然科学的功能主要是认识和变革“物”，实现物质变换；社会科学的功能主要是研究人和社会，实现行为变换。二者在社会化生产活动中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马克思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他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相互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362页，人民出版社，1972。）当代社会化大生产，一方面使活动的分工越来越细了，专业化水平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又使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生产和交往，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中各个分散的活动日益为人们的联合活动所取代，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层次的相互依赖性大大增强了。联合活动、互相依赖活动的普遍化、社会化、复杂化，客观上要求在生产实践、社会管理和决策中，以对社会科学成果的自觉运用来代替经验的成规，使社会活动过程受到科学的控制并按照科学的原则加以改造，合理地配置和协调生产力中的各种要素，提高各种资源的使用效益，自觉地控制和调节人类活动的间接的、较长远的影响和后果。社会科学技术在促进生产力发展中发挥着愈来愈大的作用，也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经验。
管理科学的发展及其对生产力的巨大推动作用，是社会科学技术也是第一生产力的典型例证。历史上，“泰罗制”在美国的推行，使美国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3倍；工人收入普遍翻了一番， 资本家的利润则增加了两倍。对于泰罗制，列宁称其为“榨取血汗钱的‘科学’制度”，并指出它“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另一方面是一系列的最丰富的科学成就”。在论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根本任务时，列宁指出：“应该在俄国研究与传授泰罗制，有系统地试行这种制度，并且使它适应下来。”（注：《列宁选集》，第3卷，511页，人民出版社，1972。）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泰罗制及其应用超出了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的范围：一方面表明了资产阶级是为追逐利润而在生产的组织和管理上应用社会科学，另一方面也为无产阶级提高劳动生产率提供了有效手段，它是社会科学技术生产力功能的体现。自泰罗制以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管理科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随着如何看待管理中人的本质特性这一核心问题的进化，西方现代企业管理经历了“经济人与X 理论”→“社会人与人际关系理论”→“自我实现的人与Y理论”→“复杂人与超Y理论”→“决策人与决策理论”，形成了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内在规律的、以发挥人的内在能力为重点的一整套组织管理制度、理论和方法。70年代发端于美国的企业文化理论，是在经验主义管理、科学管理、行为科学管理的基础上逐渐演变产生的一种最新现代管理学说，目的是以精神（感情）的、物质的、文化的手段，增强企业的向心力、凝聚力，激发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其背景一方面是由于国际间经济竞争使人们意识到不能简单地利用资源、财务和技术来赢得竞争，而必须借助于文化。另一方面则是西方管理理论逻辑发展的产物，也是西方尤其是美国应付日本企业价值观（团队精神）挑战的产物。”（注：转引自李琮：《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143页，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企业文化理论自80年代初传入我国后，经过我国学术界和企业界的共同创造，一些优秀企业已在企业文化建设方面取得显著成效，极大地提高了企业的综合实力和市场竞争力。（注：文兴吾：《强而有力的企业文化是发展的不竭源泉》，载《四川政报》，1999（21）。）“强而有力的企业文化是持续发展的不竭源泉”逐渐成为我国企业家的共识，昭示着“社会科学技术也是第一生产力”亦将成为我国企业家的自觉认识。
二、自然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技术的统一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科学技术通过为自然科学技术创设转化为第一生产力的机制和桥梁，使自身也成为第一生产力
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前提是科学家发明创造的科学知识，而科学家的成长、科学家队伍的建设、科学研究的条件、科学研究的组织管理等等，都是一系列社会活动的展开，没有社会科学的参与，这些活动将无法进行。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科学研究活动进入了国家规模，科学研究成为一种建制，成为一项国家事业，从而使企业和政府都直接参与科学事业。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的美国阿波罗登月计划、星球大战计划，西欧的尤里卡计划，日本的人类新领域研究计划等等，都是为抢占科技制高点和世界高科技产品市场，推动和加强本国实力地位的政府行为。如此规模宏大的科学事业，不发挥社会科学的组织作用是不可能完成的。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代，决不仅仅是自然科学家的好奇心和技术专家的发明所制造出来的。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是一种社会经济行为，有着客观的社会耦合运行系统。科学转化为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从而转化为现实的生产要素，必须以管理者与劳动者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和科学知识物化为相应的物质设备及物质手段为前提。从根本上说，取决于相应的经济关系、经济结构所产生的社会需求。没有这种社会需求，技术进步就没有动力。因此，要推动科学技术更有效；更迅速地向生产力转化，必须要有符合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客观规律的一整套相应的社会体制和政策，如经济体制和政策、企业体制和政策、科研体制和政策、教育体制和政策、市场体制和政策等等。这就是说，自然科学能否畅通无阻地转化为生产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科学提供的转化机制和转化环境是否优良。美国学者C·法利纳和M·凯利在分析因管理不善、市场不利而导致技术革新的失败时指出：“社会科学在使自然科学的投资获得最佳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方面起着关键的作用。把社会科学作为一种国家资源来开发应该成为完整的革新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注：转引自夏禹龙主编：《社会科学学》，12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
自然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不会自动地、同步地导致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要使自然科学技术有效地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必须充分发挥社会科学在制度建设、制度改革方面的重要作用。我国的现实情况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科技水平不算太高也不能说低，有的领域我们甚至还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是经济状况相比之下就相当落后了，在一些领域还出现了“成果是中国的多，商品从外国进口的多”这种不合理的局面。这种局面表明了我国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脱节现象，不仅制约着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也限制了科技进一步发展的潜力。自80年代以来，在邓小平同志“要进一步解决科技与经济结合的问题”以及“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双管齐下，长期存在的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有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108页。）的思想指引下，我国不断深化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的改革，努力建立促进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机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还远远不够，还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来解决。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我们必须承认：只有自然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技术的统一才是第一生产力。20世纪是科学技术在开发和改造自然的征途上凯歌高奏、所向无敌的时代，也是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严重忧患和巨大灾难的危机时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本来是为了谋求人类生存环境的改善、生活水准的提高，但核力量在军备竞争中的应用潜伏着毁灭人类的危险；森林的过度砍伐、可燃矿物的大量燃烧，以及对自然资源的破坏性开采等等，使人类社会面临着一系列新的威胁。资源匮乏、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人口爆炸已成为当今人类生死攸关的全球问题。科学技术空前放大了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力量，同时也空前放大了人类破坏生态和毁灭自身的力量。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写道：“试问这是不是由于科学发生了‘异化’，因而科学竟然起来危害人类本身？不！这是因为人类所面临的问题本来就不限于科学技术问题，因此，人类必须重视这个问题，必须学会管理自己，控制自己，约束自己，不再使自己的那种‘无意识’的行为危及自身的生存环境……自然科学必须学会与社会科学合作。”（注：何祚庥：《相互学习，相互协作》，载《哲学研究》，1991（1 ）。）80年代后期以来，人们开始重视运用科学技术的力量调节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发挥科学技术保护社会生产力和人类福利增长的生态基础的职能。现代科学技术出现了“生态学化”的新趋势，形成了一系列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融合的边缘性新学科，如生态学、环境科学等等。社会科学通过提供新的生态意识和发展观，努力引导社会生产力在良好的生态基础上持续发展。从整体上讲，“可持续发展观及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对于（科技发展产生的）负面效应的消除或克服是有效的，但仍然远远不够。只有把科技革命与社会主义运动结合起来，把科技革命与人类生活共同伦理、行为规范的建设结合起来，把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结合起来，并建立起马克思所说的统一的‘人的科学’，科技发展的负面效应才能真正地消除与克服；同时，科技发展的正面效应才能得到充分而有效的发挥。”（注：钱时惕：《当代科技革命的特点及发展趋势》，载《哲学研究》，1998（1）。）
三、社会科学自身的发展为转化为直接生产力开辟了道路，创造了条件
首先，随着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的日趋成熟，建立具有应用价值的社会科学应用理论是其发展的必然；社会科学开始实现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分化。社会科学不再只是倾向于对历史事变作科学的解释、对社会发展法则作理性寻求，或者将信念与价值观系统化于一个严密的体系之中，而是努力在实践层次上去研究并解决社会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问题。据统计，1991年已有427个国际性社会科学研究机构， 其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立的居多，并以应用研究为主，特别是一些属于“思想库”的研究机构，基本上都在搞对策、咨询、调研、协调、传播和培训的工作。在应用研究领域中，围绕着社会经济、产业、企业生产的学科成长特别迅速，仅经济科学的390多门学科中，应用科学占80 %以上。例如，从合理利用资源的实际应用研究中发展起来的价值工程学，迅速受到军工生产的重视，其应用范围又逐渐扩大到研究、开发、设计、生产经营管理等领域，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一种行之有效的管理技术。（注：潘叔明：《论社会科学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条件和机制》，载《哲学研究》，1992（1）。）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 软科学研究得到长足发展。1986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 提出了我国软科学的研究任务：综合运用现代科技知识体系，为各级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和支持，促进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和制度化。10多年来，我国软科学研究面向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为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及时提供了参考和依据，为重大改革和政策法规的制定与颁布，提供了智力支撑和科学根据，对区域经济开发、支柱产业培育、重大科技经济社会工程的实施，提供了多侧面、多层次的系统研究成果及方案优化评价，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软科学研究作用于决策管理，不仅在国家、地区的宏观层面上将社会科学成果从潜在的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而且通过对市场经济的主体——企业提供发展战略规划、商务策划、形象设计、文化策划等等，解决企业的具体问题、特殊问题或“个案”问题，将社会科学成果在微观层次上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
第二，数学方法的广泛应用成为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现代化的一个标志。数学是用定量的方式去发现、论证和描述客观规律的科学，数学方法的运用是一门科学由定性到定量发展的标志。根据质和量的对立统一规律，一切科学在原则上都可以用数学来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数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产生了数量经济学、计量史学、计量社会学、数量语言学、数理心理学、计量地理学等等新学科；微积分、离散数学、概率论、集合论、群论、拓扑学、模糊数学、图论等，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得到广泛运用，并发挥出重要作用。从定性走向定量，提高了社会科学研究的效率和质量。尤其是数学方法与当代系统科学方法的结合，把社会科学研究的内容和对象看作是复杂的宏观系统，采用定量分析和建立模型，在电子计算机上对模型进行数字仿真试验，更是极大地增强了社会科学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
第三，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相对独立地确立起来，不仅有利于两大类学科的建设与发展，而且有利于充分发挥各自的功能、特点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服务。把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并列是现代欧美国家学科分类的一种常见的做法。我国正式提出“人文学科”是近些年的事，一些大学成立了人文社会科学院。在学科不断走向大综合的今天，尽管我们很难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之间划分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但是二者的侧重和特点还是比较清楚的。具体说来，以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管理学、公共关系学等为代表的社会科学，严格的科学性和事实性是它们的特性；哲学、伦理学、美学、文学艺术、宗教学、历史学、教育学以及真正意义上的心理学、语言学等等，是以本体性的人的生存价值、生存意义为对象的人文学科，它们从本性上与其说不是或者说主要不是对于事实的认可和认同，而毋宁说是人类基于自身的生存自由追求所进行的价值创造和意义创造，侧重于对个体的人以及文化的意义世界的研究。（注：刘恒健：《为人文学科正名——兼论人文学科的特性》，载《学术月刊》，1996年（10）。）从功能上讲，人文学科侧重于培养人的自我意识，提高人的素质并保存和发扬人类优秀文化传统，而社会科学侧重于对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运作和变革的普遍性和规律性的认识，解决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发展。在现代社会中，社会科学成果可以直接通过软科学研究作用于各个层次、各个方面的制度建设与改革、战略规划与发展预测、科学决策与管理等等，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人文学科的成果由于缺乏直接的功利性，还得经社会科学研究整合后，沿着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正确的人文导向，提高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即人的素质等渠道，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然而，人们清楚地认识到：以人和文化传统的意义世界探讨为核心的人文学科，实质上是一种价值论的学科群，它为人类的未来发展起着一种导航作用。市场经济本身具有价值上的盲目性，需要人文性的价值引导；人文学科对自然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技术发展也起着提供动力、确定目标、端正方向的巨大作用。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最讲功利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文学科反而受到更多关注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