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南渡前后词风之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风之论文,试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将宋词分为北宋词和南宋词来加以界定和研究，几成学术界的共识，这固然是因为它们所产生的历史时期不同，但更重要的是因为从文学角度讲，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甚至是带有根本性的差异，这种差异全方位地体现在其所表现的内容、运用的技巧，以及由此造成的创作风格上，以至于我们不能简单地用宋词这一概念加以囊括，而需用北宋词、南宋词分别予以命名。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造成两者之间的差异并非一蹴而就的，由此向彼的转变经历了一个不算短的历史时期——南渡前后时期。
本文所说的南渡前后时期，是指宋徽宗、钦宗、高宗三朝，即从宋徽宗赵佶登基的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到宋高宗赵构退位的前一年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这段历史时间。按照其社会政治的基本特征又可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101年徽宗登基至1126年金人入侵，是为北宋末期，横跨徽、钦两朝；第二阶段从1126年至1141年宋金签定和议，是为南渡前期。第三阶段从1141年到1161年金人南侵，是为南渡后期。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社会意识又必然从创作于此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反映出来。与前述的三个阶段所具有的不同的社会特征相适应，产生于这一时期的词，亦随之在内容、风格上发生变化，从而呈现出某种阶段性的风貌，并最终完成了由北宋词到南宋词的转变。
完成这一转变的任务历史性地落在了由北入南的一群词人——南渡词人的身上，他们既是北宋词的终结者，又是南宋词的开创者，如此巨大的词风的转变竟然由同一群词人来完成，如此多变的甚至是对峙的词风竟然不可思议地统一在同一群词人的创作中，这在词史上，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同时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一、北宋末期的绮丽之风
与历史上大多数行将灭亡的腐朽政权一样，徽宗一朝，醉生梦死，贪图安乐已成为中上层社会的普遍风尚。这种社会风尚的形成，有赖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从经济上言，宋朝开国以来一百多年相对稳定、统一的局面，为因遭受长期战乱而凋敝的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繁荣创造了条件，而这种重新繁荣起来的经济，尤其是繁荣的城市经济为这种风尚的流行提供了物质上的保证；从政治上言，随着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因政见不同而导致的新旧党争蜕化为以争权夺利为目的，以相互倾轧为手段的官僚集团势力之争，徽宗时期，以赵佶、蔡京为首的官僚集团采用高压政策，禁锢人们的思想，打击异己的力量，造成一种沉闷的政治局面，这种政治局面，使得一些有识之士无从发挥他们的政治才能，转而遁入遍布街巷的酒肆妓馆去消磨自己的年华；从社会心理上言，怯儒、苟安、不思进取，是宋朝开国以来中上阶层普遍具有的社会心理，这种心理与及时行乐的思想一拍即合，更促使了这种社会风尚的流行。
北宋末期，中上层社会对享乐的普遍追求是由赵佶、蔡京官僚集团大力提倡并身体力行的，蔡京在他的《太清楼特宴纪》里记载了这样一次普通的宴请，“日午，谒者引执中以下入。女童乐四百，靴袍玉带，列排场下。宫人珠笼巾玉，束带秉扇，拂壶巾剑钺，持香球拥御床，以次立。酒三行，上顾谓群臣曰：‘承平无事，君臣同乐，宜略去苛礼，饮食起居，当自便，无间而已。’群臣尽醉。”（宋人庄绰《鸡肋编》卷中）多么奢华的场面，据此，我们可以想见君臣相嬉、烂碎如泥的情形。为了寻欢作乐，他们有时到了令人作呕的地步。据《宋史》卷四七二《蔡攸传》载，王黼、蔡攸侍宴时，竟然自己“短衫窄裤，涂抹青红，倡优侏儒，多道市井淫媟浪语。”上行下效，不仅官僚阶层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一般的士人也尽情地追求享乐，例如出生于官宦人家的孟元老就在他的《东京梦华录》中说到：“仆数十年烂赏叠游，莫知厌足。”
自晚唐诗人温庭筠以浓丽的词藻、缜密的结构、妓情的题材为其定格之后，词就成了一种带有浓厚的女性色彩的歌辞，历花间、宋初而不替，直到天才词人苏轼登上词坛之后，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然而，尽管苏轼以自己的创作给浓腻的词坛带来一缕清风，但他的周围仍是一片绮罗香泽的和声。到了追求享乐的社会风尚发展到了顶端的徽宗时期，我们可看到这种传统的香艳题材和风格在词坛上极度的泛滥，词比以前更深地陷入“词为艳科”的泥淖中去。此时的词坛完全笼罩在一片绮丽的色彩当中。试看下例：
雅言初出自集分两体，曰雅词，曰侧艳，目之曰胜萱丽藻。后召试入宫，以侧艳体无赖太甚，削去之，再编成集，分五体，曰应制，曰风月脂粉，曰风月雪花，曰脂粉才情，曰杂类，美成目之曰大声。
（宋）王灼《碧鸡漫志》卷二
由上可知，万俟雅言自分其“雅词”为五体，内容姑且不论，仅从名称上看，就有“风月脂粉”“雪月风花”、“脂粉才情”三体与“艳”有关，更不用说其“无赖之甚”的“侧艳”词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周邦彦竟然目这样的“雅词”为“大声”。万俟雅言本人也堂而皇之地为自己的词集取名为《大声集》。当时主导词坛的大晟府人的审美情趣与性格爱好由此可见一斑。
另一批活跃于词坛的人物，也就是本文要重点加以论述的南渡词人，也末能免俗。他们多是一些都会名士，具有满腹的才华和相当的政治才能，但无望的政局令他们的才能无从发挥，追求享乐的社会风尚又时时销蚀着他们的心灵，他们也和属于他们那个阶层的大多数人一样沉湎于裘马清狂、偎红拥翠的生活，这种生活一旦引发了他们的才情，出自他们笔下的词，自然带有绚丽的色彩。
睡起流莺语。掩苍苔，房栊向晚，乱红无数。吹尽残花无人见，惟有垂杨自舞。渐暖霭，初回轻暑，宝扇重寻明月影，暗尘侵，上有乘鸾女。惊旧恨，遽如许。江南梦断横江渚，浪粘天，葡萄涨绿，半空烟雨。无限楼前沧波意，谁采苹花寄取？但怅望，兰舟空与，万里云帆何时到？送孤鸿，目断千山阻。谁为我，唱《金缕》。
据洪迈《夷坚支志》载，这首冠于《石林词》卷首的词，就是为妓所作。全词情深意长，婉转秀丽，诚如宋人关注《题石林词》所评的那样：“叶公妙龄词甚婉丽，绰有温、李之风。”
花满金盆，香凝碧帐，小楼晓日飞光。有人相伴，开镜点新妆。脸嫩琼肌著粉，眉峰秀，波眼宜长。云鬓就，玉纤溅水，轻笑换明珰。檀郎，犹恣意，高倚凤枕，慵下银床。问今日何处，斗草寻芳。不管余醒未解，扶头酒，亲捧瑶觞。催人起，雕鞍翠
，乘露看姚黄。
朱敦儒《满庭芳》
如此香艳的境地，在《樵歌》的早期词里，比比皆是。
小楼南陌，翠軿金勒，谁家春色。冷雨吹花，禁烟怯柳，伤心行客。少年百万呼卢。吴姬共掷。被底香波，尊前烛灭，如今消得。
张元干《柳梢青》
如果不经点明的话，谁人相信，这首带有浓厚的色情意味的词是出自后来以忠愤名世的爱国词人张元干之手，无怪乎毛晋在为其词作跋时云：“及读《花庵》、《草堂》所选，又极妩秀之致，真堪与片玉、白石并垂不朽。”
从词史的角度讲，盛行于北宋末期的绮丽的词风，不过是晚唐以来一直在词坛占统治地位的艳词的回光返照，随着巨大的社会变动的到来，这种词风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它的反面。
二、南渡前期的哀苦之词与忠愤之志
公元1126年，金人的铁骑无情地踏碎了宋朝中上层社会的繁华梦，靖康之变，使人们一下陷入到沉重的灾难中去，据李心传《建炎以来纪年要录》卷四载，昔日繁华的汴京成为金人残杀宋人的屠宰场，死难者不计其数，“东及沂、密，西至曹、
、兖、郓，南至陈、蔡、汝、颖，北至河朔，皆被其害。杀人如刈麻，臭闻数百里。淮、泗之间，亦荡然矣。”宋朝统治者再一次重演了晋室南迁的悲剧。国土沦丧，家破人亡，颠沛流离，惨痛的现实使词人们再也唱不出原先欢快的歌词，自宋朝开国以来延续一百六十余年的词风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以靖康之变为标志，许多词人的词作皆可分为词风截然不同的“江北旧词”与“江南新词”两个部分，前面所提到过的叶梦得，朱敦儒、张元干、以及李清照、向子諲等莫不如此。就连原先以艳词闻名的御用文人曹组也写出了令人“听之感慨有流涕者”（见周辉《清波杂志》）的寄寓家国之恨的词。
此时的词坛，回荡着由哀苦之词与忠愤之志交织而成的旋律。
巨大的灾难首先使人们陷入深深的悲伤中，昔日的繁华已成南柯一梦，词人们在怀念过去繁华的同时，更加深了现实的悲哀，亡国之痛和身世之感的抒发，成了此时词坛上的一大主题，在这方面感受最深的恐怕要数风流天子宋徽宗了，从贵为天子到沦为囚徒，其间的差别何异天上地下，在被掳北上的路上，他写下了那首“词极凄婉”的《燕山亭》。
裁剪冰绡，轻叠数重，淡著燕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问院落凄凉，几番春暮？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
类似的凄婉哀伤的吟唱，在此时的词坛上几是一片和声。如“芳菲歇，故园梦断伤心切。”（向子諲《秦楼月》）“飞鸿过也，万结愁肠无昼夜。渐近燕山，回首乡关归路难。”（蒋兴祖女《减字木兰花》）“楚云惊，陇水散，两漂流，如今憔悴，天涯何处可销忧。长揖飞鸿旧月，不知今夕烟水，都照几人愁。有泪看芳草，无路识西州”（朱敦儒《水调歌头 淮阴作》）亡国之音哀以思，这种以沉重的家国之感为内涵的哀苦之音，一洗铅华，发自肺腑，催人泪下，但这决不是时代的最强音。
此时的词坛，最具生命力的是另一类词，对金人入侵的愤恨，以重整乾坤，收拾旧山河为己任的豪情壮志，使这类词充满了英雄主义气概。“心折，长庚光怒，群盗纵横，逆胡猖獗。欲挽天河，一洗中原膏血。两宫何处？塞垣只隔长江，唾壶空击悲歌缺。万里想云沙，泣孤臣吴越。”（张元干《石州慢》）这首作于旅途中的词，何等的悲愤，何等的酣畅淋漓，千载之下，读之仍虎虎有生气。自称为“东都山水郎”的朱敦儒这时也以帮助汉高祖夺得天下的书生萧何自许：“仗英王，雄风英气。吾曹老矣，端是有心人，追剑履，辞黄绮，珍重萧生意。”（《蓦山溪》）表达了自己为国效命的政治抱负：“除奉天威，扫平狂虏，整顿乾坤事了。”（《苏武慢》）。然而，以宋高宗为首的南宋统治集团所奉行的对金人屈辱求和对主战派钳制打击的政策，决定了这些雄心壮志必然落空的结局。当此之时，忠义之士，内蔽于国贼，外迫于寇仇，请缨无路，报国无门，满腔悲愤，倾注于词，原先他们词中所洋溢着的英雄之气一变成为抑郁不平之气，豪放激越的歌吟也一变成为慷慨悲凉的喟叹。他们或“但愁敲桂棹，悲吟梁父，泪流如雨。”（朱敦儒《水龙吟·感事》）或感慨于“天意从来高难问”，向苍天询问“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张元干《贺新郎》）即使是做为国家栋梁的抗战派首领面对现实也只能发出“往事成尘，新愁似锁，谁是知心底？”（李纲《永遇乐·秋夜有感》的浩叹，而不得不借助于酒，以一浇胸中块垒，“天涯路，江上客，肠欲断，头应白，空搔首兴叹，暮年离拆。须信道消忧除是酒，奈酒行有尽情无极。便换取长江入尊垒，浇胸臆。”（赵鼎《满江红》）
南渡前期这两种同样基于家国之恨的词风一洗北宋末期的绮罗香泽之态，从而奠定了南宋词的基调，这两种词风一直延续下去，并为各自的继承人——以辛弃疾为首的豪放派词人和以姜夔为首的婉约派词人所发展，成为南宋词坛上的主旋律。
三、南渡后期的山水清音
从绍兴十一年（1141年）金宋签定“绍兴和议”到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颜亮南侵。淮河两岸暂时结束了兵戈相交、战火遍野的动荡岁月，过上了持续二十年的“太平”生活。此时的南宋朝政，已完全被赵构、秦桧为首的主和派所把持，他们一方面满足于暂时的太平，安享于风景佳丽的江左，每日里燕歌莺舞，饮酒作乐，置收复中原的大计于不顾。一方面又加紧了他们对以爱国将领与忠义之士为主体的抗战派的残酷打击，宋人曾敏行《独醒杂志》卷十二记载云：“绍兴讲解既成，上自执政大臣，下至台谏待从，以为非是者，稍稍引去。于是登显位、据要途者皆阿附时宰以为悦，外之监司郡守或倾陷正人以希进，流入逐客之落南，其迹益危。”其间，被罢官、流放、刑狱乃至杀戮者不计其数。在这种情势下，忠正之士，无不自危，他们不得不吟唱着：“囊锥刚要出头来，不道甚时节。欲驾巾车归去，有豺狼当辙。”（胡铨《好事近》）纷纷挂冠引去，或息影山林，或归居田园，以全身远祸。据张宗
《词林纪事》卷九载，就连著名的抗金英雄韩世忠也“绝口不言兵，自号清凉居士，时乘一骡，放浪西湖泉石间。”
在这期间，几乎所有有名的词人都先后清闲辞职，归隐甘泉，如张元干、叶梦得、向子諲、朱敦儒等，随着他们的相继退隐，以怡情山水、田园逸兴为主题的隐逸词占据了词坛的主要位置，此时的词坛又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风貌。
险恶的政治局面迫使词人们满怀苦闷地遁入山林，江南秀色又足以引诱他们流连忘返，怡情娱兴，他们试图用相忘尘世、寄情寰外的方式来摆脱人世的烦恼，用江南的清泉胜水来洗涤自己的凡心。于是在他们的笔下出现了许多明净空灵、不染纤尘的词境。“天光相接，莹澈乾坤，全放出叠玉层冰宫阙。”（朱敦儒《念奴娇·垂虹亭》）“宿雨乍开银汉，洗出玉蟾秋色，人在广寒游。浩荡山河影，偏照岳阳楼。”（张元干《水调歌头》）“舵楼横笛孤吹，幕云散尽天如水。人间底事，忽惊飞堕，冰壶千里。”（叶梦得《水龙吟》）这些不食人间烟火的词句，突然出现在不久前还满腹悲愤、壮怀激烈的词人之手，时势易人，可见一斑。然而尽管他们渴望着“摇首出红尘”（朱敦儒《好事近》），但他们并不能真正的忘情，家国之恨、报国之志又时时在他们娱情田园、吟赏烟霞时涌上心头：
秋色渐将唤，霜信报黄花。小窗低户深映，微路绕欹斜。为问山公何事？坐看流年轻度，拼却鬓双华。徙倚望沧海，天净水明霞。念平昔，空飘荡，遍天涯。归来三径重扫，松竹本吾家。却恨悲风时起，冉冉云间断雁，边马怨胡笳。谁似东山老，谈笑静胡沙？
叶梦得《水调歌头》
也许这种在徜徉于山水田园之际，仍时时萦绕着家国之思，正是此期的隐逸词人区别于陶渊明以来的隐逸诗人的本质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词坛重又受到了苏轼的影响，由苏轼所开创并提倡的清旷豪放的词风，重又笼罩词坛，在那些清健遒劲、意境宏大的隐逸词中，我们可明显地看到苏词的影响，试看下面两首《念奴娇》。
洞庭波冷，望冰轮初转，沧海沉沉。万顷孤光云阵卷，长笛吹破层阴。汹涌三江，银涛无际，遥带五湖深。酒阑歌罢，至今鼍怒龙吟。
叶梦得《念奴娇》
插天翠柳，被何人推上，一轮明月。照我藤床凉似水，飞入瑶台琼阙。雾冷笙箫，风轻环佩，玉锁无人掣。闲云收尽，海光天影相接。
朱敦儒《念奴娇》
从风格上看，两者如出一辙，其气象开阔、神韵飞扬，豪迈奔放，神似苏轼。
综上所述，随着南渡前后三个历史阶段的渐次演进，此时的词坛亦相应地呈现出不同的风貌，词的内容相继经历了声色之娱、家国之痛、山水之情的转变，其基调亦由绮丽妖冶相继转变为凄切婉转、慷慨激昂和清旷豪放。同时也正是在南渡前后词风演变的过程中，完成了北宋词向南宋词的转变。
收稿日期：1999—0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