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主题与中国的和平发展_和平与发展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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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对时代主题判断的变化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学说,时代主题取决于一定历史阶段下的世界基本形势发展。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时代主题是观察和处理国内国际问题的出发点,制定对内对外战略的根本依据(注:作为国际共运的纲领性文件,1957年《莫斯科宣言》和1960年《莫斯科声明》,均以时代特点为问题的切入点。在中苏两党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论战中,对时代的看法也是关键。)。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基于对世界形势包括国际力量对比状况的评估和对世界人民利益特别是本国利益的认识。过去中国以“战争与革命”为时代主题。与此相应,国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国际上要打倒“帝、修、反”,两者相互为用。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中国逐步认定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才使对内转到以发展经济为中心,对外确立以促进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为总方针,并努力使两者相互促进。

对时代主题的不同判断,使中国对国家利益内涵的理解和各项具体利益轻重缓急次序的考虑,发生重大变化。国家的独立、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发展是始终不变的国家根本利益。但当以“战争与革命”为时代主题时,在意识形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和对世界形势的判断有所失误这些因素的作用下,中国有时把世界革命的需要置于民族利益之上。确认时代主题已变,才使中国真正把国家利益放到第一位。根据邓小平的经典性说法,这就是:“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注:1989年10月31日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的谈话,《邓小平思想年谱》,第440页。)

对时代主题的新判断引出了对中国国际战略的重大反思。

(一)对于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同保卫世界和平与促进世界进步事业的关系有了新的理解。

中国历来是世界和平的捍卫者。但过去认为帝国主义的存在意味着战争不可避免,帝国主义的本质又难以改变,战争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得到制止。因此,防止大战和支持世界革命曾在国家利益中得到优先关注,在这两个项目上用去了大量国家资源。在纠正了对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和世界革命形势的原有估计之后,才把经济建设放到国家利益的核心地位上。

1949年以来,中国一直把本国的命运同世界的进步事业联系在一起。只是过去联系的是全人类的革命解放事业,认为支持世界革命是进步人类的共同利益,也是中国的国家利益;现在联系的则是全人类的共同发展,认为国家利益首先体现为中国本身的发展和进步及中国人民福利的不断提高,而这正是中国为人类发展和进步事业做出贡献的根本途径。

(二)看到中国的国家利益只有在世界共同发展中才能得到维护和增进。

独立自主是中国的立国之本。但在过去,这一方针曾被导向“关起门来建设社会主义”、在既存国际秩序中倾向于独树一帜另搞一套等实践。20多年来的新认识与实践则是,参与全球化进程是维护和增进国家利益的惟一途径。独立自主方针已体现为,参与和融入全球化的时机、领域和深度须由中国自主选择。

(三)承认中国同其他大国的利益存在共同点。

与改革开放前认为某些大国“亡我之心不死”、中国同它们因此存在着决胜负的对抗性关系不同,新的看法是,维护和平和促进发展是各国的共同要求,符合各国的共同利益。因此,中国不仅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中小发达国家存在着共同利益,也和所有大国,包括美国,存在着诸多利益汇合点。

中国面临的不是大战危险与世界革命,而是和平与发展的良好机遇;中国在相当时期内仍将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道路漫长艰巨。在时代主题范畴内的这些新认识,构成了中国和平发展内外战略的理论基础。

二、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将长期存在

和平与发展不但指现实存在,也指发展前景。它们既是世界形势的客观发展,又是多数国家需要长期争取而一个也没有解决的重大课题和奋斗目标。在现实存在、发展趋势和问题得到解决之间,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已经并仍将作为世界发展的主流长期发挥作用。20世纪的世界发展表明,这一百年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具有不同主题的时代。前半期主题是战争与革命,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时代特征开始转为和平与发展。此后既没有再次发生世界大战,民族民主革命的高潮也逐步减退。但时代主题的转换因冷战而受到掩盖和扭曲,近20年来则日益凸显。这期间世界形势变化虽然复杂而深刻,却未在世界范围引起重大冲突。连苏联分解成十多个民族国家,都表现得那么平和,实在是史所仅见。各国的观念也在发生重大变化。这些都说明时代主题对国际形势的决定性影响。放眼未来,今后20年仍然看不出大国间兵戎相见、打世界大战的可能;高新科技竞争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仍将是各国发展战略的重点。同时,在和平与发展进程中又必将充满激烈的竞争和斗争,还会不时出现曲折反复。

作为时代主题的和平与发展,集中体现在全球化进程的深化和国际关系格局的多极化发展上。两者的进程远非平坦,但主要方面是在起强化时代主题的作用,特别是全球化。它们在提高世界生产力和推动人类进步,包括防止世界大战、抑制强权政治、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各国的社会发展等方面的正面作用,是无可置疑的。

(一)全球化进程不致因所产生的负面作用而逆转。

全球化进程覆盖经济、安全、政治、文化各领域。由于各领域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不同国家从中受益的程度和受挑战的严峻性有差异,全球化在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同时又成为动摇世界安全稳定的重大因素。身处全球化进程中的世界各国,一般均采取努力利用机会和以现实态度应对挑战的方针。

全球化造成的最严重问题是世界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这个问题除了影响世界经济发展,还成为恐怖主义等跨国犯罪活动兴起的温床,连发达国家也不能不进一步加以正视。它们看到,越来越不能对发展缓慢的南方国家采取置诸不理的态度了。在全球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中的大多数一直处于弱势。它们大都认识到,出路只能是:在本国创造条件,积极参与全球化,与发达国家加强合作,才能逐步改善自身状况。否则,就只能处于落后地位而被边缘化。

发展趋势是,经济增长较快的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的经济融合加深加快,发达国家和国际经济机构日益重视改善最贫穷国家的经济状况,后者在受援和减免债务等问题上可以得到较多照顾。但是,局面远不尽人意。发达国家通常行动落后于言辞,承诺多于兑现。

(二)多极化继续得到发展。

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在世界上的全面优势地位比苏联解体后更为突出,但多极化仍在发展。力量中心在增加,它们独立自主的活动余地扩大。在经济领域和在欧、亚两洲,多极化的发展更为明显。

一个重要现象是,各力量中心间的相互作用,已与以对抗和零和游戏为基本特征的两极格局迥然不同,现在是兼具相互依存、促进、渗透、制约和竞争的特点。各国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未因各国力量的严重不平衡而成比例地减弱。各国既争相扩大力量和影响,也追求共赢。恐怖主义等非国家角色的肆虐、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突出,在大国关系中起到黏合剂的作用。在多极化进程中受到制衡的是一国危害他国利益的特定行为,而不再是这个国家整体。因此,多极化不仅不排斥国与国间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反而使之成为一种共同追求。

美国在称霸全球野心增长的同时也看到自身的限度,承认面临不对称威胁,不能不谋求他国的支持与合作。美国出于自身利益的某些政策和实践,事实上还有助于多极化发展。例如,它要求贸易自由化和各国经济市场化,推动了许多国家的经济增长;它要求现有双边和多边军事联盟扩大职能范围,提升了其盟国在世界安全事务上的作用;它的单边主义行径,从反面刺激着多极化的发展。非西方国家则比较清醒地认识到力量对比的实际,一般采取面对现实,同西方国家进行对己有利的接触与合作,同时注意防范可能遭到的损害。它们看到,以狭隘民族主义去同西方对抗只能损害本国利益。发展经济、壮大自己、改善国民福祉、在合作中谋求利益共赢,成为绝大多数国家的诉求。

在力量互不相称的国家之间,弃排斥和对立,取接触和参与,是普遍的政策选择。这反映了多极化发展下各国相互作用的基本态势。各大国在各方面都存在着竞争与合作,但都把重点放在增进合作和缓解矛盾,尤其是避免对抗、使分歧不致激化和失控上。反映在力量组合上就是,各国间根据不同的利益汇合点随时组织经济或安全联合已经成为常规。联合体不一定固定,而且基本上都不自我封闭,而是同时也与其他联合体发生联系。

新形势下的多极化发展,显然有助于减小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危险,推动各领域的国际合作,促使国际关系走向民主化,对强权政治和单边主义发挥一定的制约作用。因此,多极化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另一方面,力量的不平衡使各国发言权的大小悬殊,弱强力量的相互依赖程度严重地不对等,这在相当时期内又是无法避免的。

(三)各国在安全问题上的认识发生深刻变化。

在安全问题日益全球化、各国国内安全对世界安全的影响越来越直接、人权问题国际化程度日益提高这些新发展下,许多国家的安全观念都在变,共同认识在增加。各国在认识和应对各自所面临的安全问题时,无论是出发点还是着重点,都从重外部来源转到重内部因素,从比较看重单一的军事安全扩大为考虑到安全的综合性质,从只顾传统安全到日益兼顾非传统安全。它们多已接受各种跨国界破坏和特定国家内部情况严重恶化会对世界安全构成威胁这一观点。

值得注意的是,人权和主权的关系已更为突出。人权问题的国际化使得一些国家更加强调人权高于主权。1999年11月欧安组织首脑会议通过《欧洲安全宪章》(注:OSCE Charter for European Security,Wash-ington File,Nov.22,1999,p.10,Public Affairs Sec-tion,Embassy of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以“人权及基本自由、民主及法治为综合安全的核心”。同年4月北约发表《联盟战略观念》(注:The Alliance' s Strategic Concept,23-24April,1999,http://www.nato.50.gov/text/99042411.htm),把属于国家内政的“镇压、族群冲突、经济痛苦和政治秩序崩溃”,列为“对欧洲—大西洋和平与稳定的新危险”。自“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以来,美国更公然把改变“暴君政权”列入国家安全战略。不但西方有重视人权的人文主义传统,就是在发展中世界,西方的人权普世化观念也逐步得到更多国家的认同。美洲国家组织2001年同意建立针对成员国民主体制受到威胁的预防机制。2002年,非洲联盟赋予成员国越境干预权利,以阻止战争、屠杀和侵犯人权的行为。有106国(后增至118国)参加的“民主社会”组织,2000和2002年两次举行部长级会议(注:Warsaw Declaration Towards a Community of Democracies,27 June 2000,Backgrounder 00-136a,July 6,2000,PAS Embassy of the USA; Seoul Plan of Action--Democracy:Investing for Peace and Pros-perity,12 Nov.2002,http://usinfo.state.gov/topical/rights/cdpoc.htm),“强调和平、发展、人权和民主相互依存”,承诺推进人权和民主,并把两者的标准具体化。

各国对安全问题的新认识,反映了世界安全形势的变化,其中包括传统安全威胁的减弱。这表明,在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下,包括维护人权的民主化,印证着孙中山的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同时,这又使美国和某些其他西方国家认为,它们可以进一步借人权问题干涉别国的内政了。这给世界安全和稳定带来了新麻烦。

时代主题下的世界形势变化发展,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其中有利因素是主要的。所包含的不利因素无可回避,但也存在着通过正确的政策选择而加以缓解以至化解的可能。

三、中国和平发展的原则和目标

充分利用国际和周边的有利环境,在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基础上与各国长期合作,首先着眼于造福中国人民并以此为基点为世界人民的福祉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基本涵义。

(一)维护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致力于增进人类的共同利益。

中共16大报告阐述了中国实现和平发展的国际战略原则,基本点是适应时代潮流,根据国家的根本利益,在与各国认同和求同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合作关系,达到互利共赢的目的。报告中首次出现“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这一重要命题,且“共同利益”定位于维护和平与促进发展,被概括为:“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经济要发展,社会要进步”。其中,“人民要合作”取代了改革开放前一直沿用的“人民要革命”。报告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理解更具包容性,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处理方式上,均强调与各国携手共事。报告在“国际形势与对外工作”部分中12次使用“共同”两字,涵盖经济、政治、安全、文化各领域的对外追求目标和行为准则。

报告根据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阐述了涵盖中国对内对外战略原则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代表中国的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和中国的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离不开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技术的合作及竞争,和对外来文化精华的吸收。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则是包括在人类的共同利益之内的。

(二)和平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是“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和“韬光养晦”。

这是对世界趋势做出新判断后确立的哲学思想,体现出中华文明优秀传统在新形势下被赋予的新生命力。江泽民主席2002年10月在乔治·布什图书馆说,“两千多年前,中国先秦思想家孔子就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而不同,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据此,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和世界事务时,在追求国家间的和平共处、人类的和谐并存以及维护世界多样性和发展模式多样化时,将更具坚定性和创造性。

“韬光养晦”等24字思想方针的确立,取决于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及国际力量对比的中长期演化趋势,因此不会动摇。这套方针表明,中国不谋求任何形式的霸权,不在亚洲或东亚当头(包括不谋求主导地位),不组织针对特定国家的国际统一战线,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方针也决不意味着中国凡事靠后,而是量力而行,有所为,或有所不为。为了中国和人类的共同利益,中国在国际上负责行事,在需要和可能时,会采取主动,承担责任。这套方针相互联系,“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并不对立。

(三)顺应时代潮流推进和平发展战略。

中国认为,21世纪头20年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总目标,就是在这20年内推进现代化建设和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一步打好基础。中国在全球化和多极化的世界发展趋势下,致力于使国内外的目标相互促进。

1.参与全球化进程,趋利避害,为经济发展服务。20多年来,中国对全球化的认识逐步深化:从担心弊多利少而有些被动,转为日益肯定其中孕育机会而决定采取主动,因势利导;对全球化的覆盖范围,从只承认其在经济领域的作用,日益意识到全球化的全方位性和各个领域的相互渗透性。中国关注的焦点是经济全球化,同时也正视其他领域的全球化进程。但对不同领域的参与程度和深度,根据国家利益和国情区别对待。只要决定参与,中国就承担义务,同国际接轨,提高透明度。中国分步骤地参与全球化进程已收到重大成效,以致有评论认为,在当今世界上,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除了美国当数中国。

2.推进多极化趋势,创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多极化发展以主要国家力量相对均衡化为基础。中国为增强本身的综合国力而努力,也乐见其他力量中心成长壮大,为和平发展事业各自发挥积极影响。这正是中国的共同发展思想的题中之义。中国致力于促进各国在多极化发展下发挥良性互动作用。至于各国的相互制约作用,中国不以固定国家为对象,也不把自己排除在外,而以各国的特定行为是否符合和平与发展潮流为标准,决定是否需要诉诸制约。

3.谋求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推动国际关系进入符合时代潮流的法治轨道。中国提倡建立国际秩序而不是世界秩序,因为后者既包括国际也包括各国的国内秩序(注:老布什总统在1991年海湾战争后明确提出要建立冷战后的世界新秩序,说其内容应包括,在美国领导下和平解决争端、团结一致反对侵略、裁减并控制军备、公正地对待各国人民等。)。对待新旧国际秩序,中国不采取破此立彼的态度。在力量对比未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没有可能完全剔除旧秩序中的不合理成分。另一方面,也应承认现有秩序含有相对合理成分。现有秩序是二战后形成的,具有两重性,既包含强权政治、大国操纵一切的内容,也反映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成果,如联合国宪章和人权宣言、对发展中国家的照顾、对大国力量的制约等。现有秩序的两方面内涵,经过几十年的修订和补充,其基本框架至今仍在国际关系中发挥主导作用,要彻底改变,既无必要也无可能。事实上,多数国家在伊拉克战争后更加迫切地要求维护现存秩序中的合理成分,反对美国推翻现秩序、改建以它为主的世界新秩序的企图。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必将是一个长期奋斗的过程。

四、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外交实践

在追求互利共赢的原则下,中国形成了新的安全观和发展观,并已体现在外交实践中。

(一)新安全观以相互安全为核心,新发展观以共同发展为核心。

中国持综合安全观与合作安全观,提出了“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这体现了中国安全概念的扩展和处理安全问题方式的变化。中国既重视传统安全问题,也关注非传统安全问题。中国不以特定国家为敌国,而是对事不对国,以其具体行为来衡量对中国安全的影响,因此可以做到反对一国损及中国或世界安全利益的具体行为,但不因此同该国全面对立。对待非传统安全问题,由于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宗教及自然灾害等领域,中国更加需要同世界各国合作。在安全问题渐趋全球化和一国国内安全与外界安全日益交织的新形势下,中国在国家主权的绝对性和不可让与性的问题上,已根据国家根本利益采取比较灵活的态度。在广义安全问题上,由于国内的发展符合世界潮流,中国同国际社会可以找到更多的汇合点。例如中国强调以人为本和法治,就可同国际上“人的安全”、“国际人道主义干预”和“良政”等观念找到合拍之点。中国并未因西方国家总是借人权问题干涉自己的内政而无视政治民主化潮流下的人权国际化趋势,已经签署了相关的人权公约,还将“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写进了宪法。中国完全了解,参加国际人权公约,就意味着在人权领域也实现与国际接轨。

为在平等互利基础上达到共同繁荣,中国提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发展观。这表明中国对发展问题内涵理解的扩展和深化。中国对内以协调发展为核心,注意速度和效果、产值和质量、当前和长远、经济和其他领域的协调发展。对外的关注点已从融入世界经济以发展自己,演进到为与各国共同发展出力。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借助外力,又以自己的发展支持世界的发展。

(二)全方位而有重点地与各国发展关系。

中国根据政治上相互尊重,共同协商;经济上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文化上相互借鉴,共同繁荣;安全上相互信任,共同维护这些原则同所有国家发展关系。中国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遇事按是否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和是否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作为判断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立场的准绳。处理国家间的矛盾和争端,中国主张通过对话和谈判求得和平解决,反对把本国意志强加于人。中国在同他国发生争端时会竭力避免使之殃及双边关系全局,注意不把具体摩擦或事件上升到事关民族感情的政治高度。

由于各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与中国的利害关系不同,中国开展对外关系也需要做出重点选择。大国在世界事务中起到关键作用,是当然的重点,周边地区的发展同中国息息相关,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也处于首要的地位。中国已提出“以邻为伴,与邻为善”,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实际行动。同时,中国还在深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将其视为外交政策的立足点。

(三)重视全球性问题,积极推行多边外交。

全球化从经济领域辐射到其他领域,安全问题的内涵更为广泛和更具综合性,使多边外交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全球化也使建立全球共管机制成为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中国在多边框架下在多个领域同各国开展着有效的合作,多边与双边外交互为补充。

地区化是全球化的组成部分和阶梯,也是多极化发展的重要体现。相比于欧盟和即将建立的美洲自贸区,亚洲区域化进程相对落后。中国正积极参与并推进亚太地区的多边多领域合作。中国大力促进中国和东盟、中国和日韩在东亚及东北亚的合作,已在亚洲区域化过程中发挥显著作用,成为推动地区繁荣稳定的积极力量。

中国维护联合国作用,支持联合国改革,不断迈出新的步伐。近年来已参与多起联合国主持下的维和行动。除了联合国,中国开始参加八国集团主持下的会议活动,还准备同北约建立一定的联系。

(四)作为国际上负责任的大国行事。

为了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人类共同利益,中国致力于成为负责任的大国。我们能负起多大的责任取决于我们的综合国力,但负责任的精神不变。中国在处理国际事务时言行一致,在国际上不搞双重标准。中国在国内提倡法治,在国际上呼吁各国按国际法和公认国际准则行事。中国珍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言必行,行必果”的中华文明传统。

综上所述,中国对时代主题的认识,对国内国际战略的制订,对外交政策的调整和创新,对处理国际问题基本方式的确立,从理论到实践上,为中国的和平发展铺好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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