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卡夫丁峡谷”新的必经阶段的开拓——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创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创举论文,峡谷论文,市场经济论文,阶段论文,卡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码：1001 —5981（1999）04－0066－06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48、149.）等一系列论述的精神， 正式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紧接着，江泽民同志又在《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对此作了极高的评价，明确指出“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一伟大的创举”。这个伟大的创举的重大意义是多方面的，但如果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发展及实践的历史跨度来看，以这个结合为基础所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是对马克思关于东方农业社会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的新的实践和又一新的必经的、过渡阶段的开拓。
一 马克思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到科学的转化
19世纪80年代初，马克思在晚年把注意力转向于东方农业社会发展趋势的研究。他对当时俄国还普遍残存的“农村公社”中的“小土地经济”作了深入的剖析之后，提出了东方农业社会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发展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推断。这个推断经过俄国十月革命及中国革命胜利后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不断得到证实，设想变成了科学。
（一）马克思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的提出
马克思关于东方农业社会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是根据东方农业社会、特别是俄国社会的客观存在的条件所提出的。这些条件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包括以下一些主要的方面：
第一，东方社会残存的土地公有制和农民对劳动组合关系的习惯便于“小土地经济”向集体经济的过渡。马克思的分析指出：在东方农业社会中，特别是当时的俄国还普遍残存着“农村公社”，在那里“耕地仍归公社所有，但定期在农村各个社员之间进行重分”，“每个农民用自己的力量来耕种分配给他的田地，并且把生产得来的产品留为己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434.），“在没有进行分配的草地上，在排水工程及其他关系到共同利益的事业方面，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实行集体经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438.），“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关系”，因而“这便于从小地经济向合作经济过渡”（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435.）。
第二，与东方的“小土地经济”并存的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已达到的一切肯定的成就可以利用来为集体经济提供物质技术和精神条件。马克思指出：“农村公社”的“小土地经济”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并存，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获得机器、轮船、铁路等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435、436.）。
第三，东方的农业国家例如“俄国的天然地势，适合于利用机器进行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实行合作劳动的农业耕种”（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438.）。
第四，从小土地经济转到集体经济的最初“开办费用”必然会从社会得到支持。马克思指出，社会革命胜利之后，可以从“小土地经济”转到“集体经济”，“至于最初的创办费用（包括精神的和物质的），俄国社会有支付的义务，因为它长久以来靠‘农村公社’维持生存，并且也必须从‘农村公社’中寻找它的‘复兴泉源’”（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439.）。
第五，由“农村公社”的小土地经济“转到集体经济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也必然会受到历史变革潮流的推动。对于这一点，马克思是这样论证的，他说：“农村公社的发展趋势是符合我们时代历史发展的方向的，对这一点的最好证明，是资本主义生产在它最发达的欧美各国中所遭到的致命的危机，而这种危机将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随着现代社会的回复到古代类型的最高形式，回到集体生产和集体占有而结束”。
第六，革命胜利后可用“农民代表会议”制的办法消除农业社会的集权的专制制度。马克思说，社会革命后，可采用“农民选出的代表会议代替乡——政府机关”就能够“很容易消除”由于“领土辽阔”“与世隔绝”而形成的“比较集权的专制制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436.）。
第七，必须用革命来保证农村经济的自由发展过渡到集体经济。马克思根据俄国当时残存的农村公社遭到政府监护下的大工业和在亚历山大二世政权关怀下成长起来的农村中等阶级的严重压榨和破坏的情况，便强调指出：“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末，农村公村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变为俄国比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因素”（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40、441.）。
马克思正是深刻而全面地分析了上述客观的可能性和必要的条件，提出了东方农业社会，例如俄国的“小土地经济”，可以在革命胜利后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
（二）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向科学的转化
马克思在19世纪80年代初提出这个设想后，到20世纪初，尽管东方社会，例如俄国的农村发生了很大变化，当时残存的“农村公社”大都已被破坏而不复存在，或者所剩无几了，但是马克思当时分析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其他的一些客观因素与必要的条件还是存在的。所以在取得革命胜利后的俄国和中国等国家相继通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在极其广大的农村通过互助合作的道路引导农民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建立起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初步建立。这表明，马克思关于东方农业社会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已转变成为科学。
二 落后的东方农业社会公有制的建立并非是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最后完成的标志
如上所述，东方农业国家在革命胜利后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它已标志着马克思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转化成了科学。但是，这并非是人们普遍所认为的那样，公有制的建立就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最后完成的标志。历史的实践已经清楚地表明，跨越“卡夫丁峡谷”不仅要有建立公有制的超越，而且更要有劳动生产率方面对资本主义的超越，这就需要经历一系列的过渡阶段。例如，在中国，不仅要经过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发展阶段，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成公有制的阶段，而且还必须经历一个超过西方发达国家的生产力及公有制成熟的发展阶段。公有制的初步建立只不过是这种跨越的“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而已。毛泽东早在1957年社会主义公有制刚刚建立起来的时候，也就在一次省市委书记会上明确指出：“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社会生产力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列宁也曾深刻地揭示这一真理。他说：“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制度胜利的主要的东西，资本主义造成了农奴制度下所没有过的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可以被彻底战胜，而且一定被彻底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造成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注：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6.）。由此可见，东方落后的农业国家，即使是公有制建立起来以后，当其劳动生产率尚没有超过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时，就不能简单地宣布资本主义制度已被战胜，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任务已经完成。这是因为，这些东方农业社会的国家，已落后于经历过一百多年以至几百年的整个一个社会发展阶段（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远远低于西方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并且发展极不平衡，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的很不完全、很不完善和很不巩固性，因而即使已经跨到的地方，也可能因“功亏一篑”，而再返回去。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资本主义的复归，就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这种资本主义复归的可能性和生产力的超越阶段对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绝对必要性，是由以下客观因素所决定的：
第一，当生产力极为低下时，同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竞争会处于劣势。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优越性难以充分发挥，例如在公有制建立以后的较长时期内，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难以达到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经过一百年多或几百年所达到的水平。这对于革命胜利几十年以后的新一代的许多人来说，往往是难以理解的。因而容易产生所谓“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信仰危机”。这样，一些发达国家便会乘机利用落后国家为克服“与世隔绝”状态和吸取发达国家的肯定的物质文明成就而不得不开放的条件，通过物质文化的交流来推销其价值观念和经济、政治制度。再者，当这些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时，其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的竞争力也往往不及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落后国家的经济和军事有可能受制于人，因而也就存在着被“演变”、被破坏、被肢解以至被征服的危险性。例如，原苏联曾遭到14个帝国主义联合的军事进攻和希特勒部队直逼莫斯科的危机；中国也曾遇到美国为首的多国联合军队借朝鲜为跳板妄想扼杀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强大威胁。今年发生的19国组成的北约军为肢解、征服一个小国而强加于南斯拉夫的战争，这对落后国家而言，不能不是一付“醒世良药”。所以，东方落后的国家，当生产力尚未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所达到的水平时，就不能简单地仅仅把公有制的初步建立，看成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最后完成的标志。
第二，当生产力尚未超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时，公有制还会很不完全、完善和很不巩固。生产关系是由生产力决定的，新制度战胜旧制度的关键在于劳动生产率超过旧社会。如前所述，当生产力已落后于整整一个社会发展阶段的东方社会，它的生产力十分落后，而且由于土地辽阔而形成的发展极不平衡状态，就必然决定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必须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同其他非公有制形式并存的局面。然而，有并存就有竞争，如果公有制的优越性不能充分发挥，在竞争中失利，也就会存在主体与非主体的地位发生换位的可能性。假如这种地位的置换一旦出现，那么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进程就可能停止以至再跨回去。再者，由于生产力还很落后，初步建立起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必然会存在不完善性，加上缺乏经验而造成的体制上的弊病（如高度集中的产权权能不加分解的企业制度；政企、政资不分的行政管理体制等）会加强这种不完善性。这种不完善性如果阻碍了企业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的实现，限制了企业的相对独立性与自主性，以至人为的主观控制违背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而又长期得不到合理的改革调整，公有制经济就必然缺乏活力，并有可能失去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的劳动群众的支持，从而可能会使公有制“蜕变”或名存实亡，或难以继续，不得不退回去，形成跨越的“复归”。
第三，建立在生产力落后、公有制很不完全很不完善基础上的上层建筑的一些方面、一些环节上的“封建专制主义”、“殖民主义”思想的残余，也会对公有经济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机构起腐蚀、破坏作用。例如，这些封建专制主义的残余，在经济上使得条块分割、地区封锁、闭关自守等倾向长期难以消除；在政治上则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法治建设设置了许多障碍。而且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旧社会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仅受到封建专制主义残余的腐蚀，也还会严重地受到殖民主义精神枷锁的束缚。这主要表现为一些人盲目崇外，民族虚无主义以及在经济政治体制和发展途径上照抄照搬外国模式，对自己人民的创新力缺乏信心。这也可能使我们的经济、政治体制与经济建设处于今天抄苏联，明天抄美国的摇摆状态，以至妨碍我们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去顺利地最后跨越“卡夫丁峡谷”。所以，简单地把公有制的初步建立，看成是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最后完成，是不符合东方落后国家的社会实际的，也是相当危险的。
第四，在生产力尚未达到按需分配的水平、多种利益主体必然并存的条件下，也就必然存在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具有二重性：第一重性是，它是不同利益主体联结与组合成社会生产力的纽带；是发展生产力、配置资源的动力与方法，因而它的存在与发展对社会主义不发达阶段而言，是绝对必要的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积极力量。但是，另一方面，它具有追逐个体利益的特性与市场竞争的分化效用。如果它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原则不能实现有机的结合，甚至相互矛盾、相互抵触，或者缺乏社会主义国家机构的自觉地正确节制与调控，那么也就可能引起两极分化。这种状况如果得不到遏止，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历程就会向后转，再跨回去。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的改革，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又注意不导致两极化”，“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39.）。
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是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又一必经阶段
如上所述，在落后的东方农业的社会中，革命胜利之后初步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并不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最后完成的标志。所以这个跨越的完成，还必须继续经历一个或几个新的过渡阶段。这一个或几个过渡阶段的根本任务则应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在劳动生产率方面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超越，从而获得科学社会主义所要求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完整性、完善性和巩固性。这样的过渡阶段，从俄国十月革命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经验教训来看，它首先应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高级发展阶段，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它已为俄国、中国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证明其为一系列过渡阶段中不可缺少的阶段。它也完全符合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与必要性。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阶段是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历史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阶段。
这种不可缺少的阶段已被俄国、中国的历史经历所证明。例如，在俄国，革命胜利之后，在城市工业中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以后，由于对东方“小土地经济”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特殊艰巨性认识不足，加以帝国主义的军事进攻、白卫军的爆乱，俄国实行了一种“军事共产主义制”，用“余粮征集制”办法侵犯了农民的利益，引起农民的非常不满，以至他们中一些人参加了白卫军的爆乱，以示反抗，致使新生的苏维埃几乎面临崩溃。敏锐的列宁洞察了这一状况，及时改“军事共产主义制”为“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废除“余粮征集制”，改征粮食税，实行商品交换，恢复商品流通，从而开创了沟通城市工业的国有经济同广大农村的小土地经济之间的经济联系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阶段。实质上也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萌生阶段。这种新经济政策团结了农民、消除了危机，挽救了苏维埃政权，也极大地推动了在战时被破坏了的俄国经济的恢复和新的发展。由此可见，这第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萌生阶段的开辟，对于继续完成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历史任务是何等重要。后来列宁总结这一经验教训时，极为深刻地指出：“我们原先打算（或许确切地说，我们是没有充分根据地假定）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现实说明我们犯了错误。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要经过多年的准备工作），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一系列过渡阶段（着重点是引者加的）。”（注：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571～572.）“新经济政策”时期以后，俄国广大农村通过合作化道路实现了集体化，随之也就开辟了建立在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之上的第二个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它也可以说是一种受着严格限制的、很不完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在小农经济已经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力排关于“应该消灭商品货币关系”的众议，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承认并开辟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不完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阶段，这是斯大林的一大了不起的贡献（人们应该历史地去评价一个人及其学说的地位）。但是，由于斯大林对全民所有制内部各企业经济地位认识出现的错误，失去了开辟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第三个阶段的机会，而搞了一个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模式。它既不能确保劳动者主人翁地位的真正实现，又扼杀了公有制经济的生机。因而原苏联不得不被迫在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开始搞市场取向的改革。然而由于集权经济体制模式的弊端积压太深，领导又缺乏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继续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坚定性，因而在内外的各种势力的压力和引诱下，放弃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滑向了资本主义经济的道路。在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半路上向后转，又跨回去了。
在中国，情况不完全相同。我们的跨越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农业社会的起点上出发的，首先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新民主义革命创立新民主义社会的阶段；接着是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阶段，并曾在这个阶段成功地利用和发挥过市场的手段作用。此后，也经历了建立两种公有制基础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很不完全的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但是，由于开始建立的公有制经济的体制是一种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模式，因而这种建立在两种公有制基础上的很不完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可能真正得到发展，致使社会主义经济陷入了极大的困境和危机之中。然而，也正是这种困境与危机，迫使中国人走上市场取向的改革道路。改革在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逐渐探索出了一条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道路，从而也就为中国继续跨越“卡夫丁峡谷”开辟了一个新的、又一必经的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的新阶段。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阶段的客观必然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作为东方国家初步建立公有制以后，继续完成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新的阶段的客观必然性，是由以下因素所决定的：
第一，由生产力落后，刚刚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不完全性所决定的。这种不完全性，如前所述，主要表现为既有占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也有与其共存的非公有制的存在。不同所有制经济实体之间的经济利益与经营的独立性，决定它们之间的经济联系的纽带只能是商品货币关系。
第二，由生产力落后，刚刚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不完善性所决定。这种不完善性的改革、调整，主要应对高度集权的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体制进行改革。改革产权权能的集中制为产权权能的分解模式，从而也就使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的每一个企业都成为独立或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这种实体之间的经济联系的纽带也只能是商品货币关系。
这样一来，整个社会不论其所有制形态如何的一切企业都成了独立和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它们之间的经济联系都需要以市场的商品货币关系作为其经济纽带。因而通过这个纽带连结的整个经济也就成为市场经济。又由于在这个市场商品货币关系的网络中，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占主体地位，全民所有制企业占主导、核心地位，因而这就决定了这种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由此可见，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落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完全不完善的基础进行改革、调整的必然产物，并非像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从外域引进市场机制而成。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阶段的必要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作为东方国家初步建立公有制以后，继续完成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新的阶段，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这是因为：
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具有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动力机制（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生产目的的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按劳分配等），也具有市场经济的动力机制（要求企业独立性所释放的能量、价值形成机制和竞争机制对技术进步、管理改善所形成的推动），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也就使两种动力机制结合成合力，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具有社会主义配置资源的机制（如公有产权配置资源机制和社会主义协作机制配置资源机制相结合所形成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合力机制），也具有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使两种配置资源的机制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合理组织社会生产力的合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这两种动力机制与两种配置资源机制的合力，比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单一的市场动力与配置资源的机制对生产力的推动和组合作用，就具有更大的优势，因而也就必然会加速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的赶上和超越。随着这种生产力的赶上与超越，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也会因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而逐步完整、完善和巩固起来。而这种状况到来之时，也就是最后完成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之日。
第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市场开拓的要求，必然促进对内对外的开放，从而有利于消除东方农业社会那种“与世隔绝”的孤立状态，便于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物质、文化方面的“肯定成就”吸取过来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
四 作为跨越“卡夫丁峡谷”新阶段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体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东方农业社会公有制建立之后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新阶段，不仅是因为它具有客观必然性，而且具有必要性。也就是说，必须通过它的两种动力机制、两种配置资源机制，来实现在生产力上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超越，才能最后达到科学社会主义所要求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完全、完善和巩固的目标。而为了使这两种动力机制、两种配置资源机制凝成合力，不致于相互抵消，就必须进行两个改造，即：既要对我国原有公有制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使之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也要对从西方市场经济中引进的某些体制进行改造，使之符合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要求。只有进行这样的两个改造，才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如果做不到这两个改造，就可能是一种简单的拼凑，结果就会相互矛盾、相互抵消力量，导致社会主义坚持不下来，市场经济也搞不好。市场经济搞不好就可能是计划经济的复归；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坚持不下来，就会像原苏联一样滑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二者都会破坏经济的发展，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又何言继续去完成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历史任务呢？所以，广泛而深入地探讨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如何在改革中实现有机结合以及其二者的矛盾如何调节的问题，乃是我们现阶段的理论与实践的根本任务。
注释：
1881年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的初稿中，认为俄国这样一些东方农业社会中残存的农村公社的小地经济，“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435、436.本文把马克思的这一构想， 简称为“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卡夫丁峡谷”是指“公元前321 年第二次萨姆尼特战争时期，萨姆尼特人在古罗马卡夫丁城附近的卡夫丁峡谷击败了罗马军队，并且强迫他们通过“牛轭”。这被认为是战败军的最大羞辱。“通过卡夫丁峡谷”一语即由此而来，意即“遭受最大的侮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654）.
收稿日期：1999—01—28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95规划”重点课题（96AJL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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