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还是修正
——回应福山再论“历史终结”的争议
文/张娥 刘同舫
美籍日裔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认为历史终结于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强调这一制度代表未来历史前进的方向。面对国际形势的风云骤变和中国的迅速崛起，他在后来的著作、演讲以及采访等形式中又多次论及“历史终结”问题。学者们对福山再次提及“历史终结论”时的相关表述进行对比分析，指出了其思想的前后变化，但对这一变化的评价却众说纷纭，尤其对福山是“坚守”抑或“修正”其“历史终结论”的问题缺乏统一认知。笔者试图在整体把握福山“历史终结论”的基础上，回应学界关于福山再论“历史终结”的相关争议，揭露其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辩护的理论立场，戳破其反复无常的政治表态背后的意识形态假象。
“现实标杆”的摇摆是否改变了福山的认定？
美国曾被福山视为自由民主制的“现实标杆”，拥有他国政治体制不可比拟的优越性。近年来，福山却撰写多部著作反映美国存在的社会问题，似乎自由民主制的“现实标杆”变得风雨飘摇。对此，学界争议的焦点在于：福山是否改变了自身曾对自由民主制优越性的认定。有学者认为，对美国社会问题的披露，表明福山否定了曾自称拥有现实优越性的自由民主制，进而否定了“历史终结论”。例如，福山在肯定中国的同时对美国进行批评的做法表明，连他自己也承认“历史终结论”业已破产；福山数次更换自由民主制的“现实标杆”——从美国到欧盟多国，虽然表面上他并不承认，实际上却已否定了“历史终结论”。也有学者指出，福山仍坚信自由民主制的优越性，“美国政治衰败论”只是对其国家建构理论的“修补”以及自由民主制的“升级”。笔者认为，福山深刻揭露美国的社会现实问题，并未改变其对自由民主制优越性的坚信，因而也未从根本上否定“历史终结论”。
首先，“现实标杆”的摇摆是自由民主原则贯彻执行与推广方式不合理而衍生出的问题，并非原则本身的缺陷。福山对这些问题的揭露主要集中在政治统治与社会稳定两个层面。
就美国的政治统治层面而言，一则出现严重的政治衰败，二则存在政权统治不合理的问题。美国的政治体制一方面由于过度的制衡使得通过多数人利益的决议举步维艰，另一方面却将过多的或存在潜在威胁的权力交于不够负责的机构，最终导致国家与程序性负责制之间的失衡。但福山指出，政治衰败并非美国“特产”，而是所有政治制度无法避免的发展困境，制度僵化与家族制复辟是造成政治衰败的根源，在当代奉行自由民主制的国家中，程序崇拜导致的效率低下也是其走向衰败的重要原因。美国作为世界上最早、最先进的自由民主制国家，只是政治衰败的程度更为严重而已，并未遭遇系统性的“治理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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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美国的社会稳定层面而言，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时已经认识到其后来在《大分裂》《政治秩序的起源》等著作中所揭示的社会现实问题。他认为，包括美国在内的民主国家也存在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毒品泛滥、贫富分化和消费至上等，但“这些问题是作为现代民主的两大基础原则——自由和平等——未能完全贯彻的结果，而不是这些原则本身的缺陷”，它们“显然不是根据自由原则所不可解决的”，也不像19世纪80年代共产主义的境况那样，“已严重到势必导致社会整体崩溃的地步”。可见，福山前后谈及“历史终结论”，在解释社会现实问题频发时归因一致，所以他揭示自由民主制“现实标杆”遭遇的困境并未改变自身对自由民主制优越性的认定。
“美国政治衰败论”是福山对自由民主制优越性认定的坚守而非修正，但将其作为自由民主制的“升级”并不十分恰当。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中，福山已将自由民主制的“理想”描绘得尽善尽美，美国的政治衰败实际上是其理想遭遇现实的一次碰壁。他揭露作为自由民主制“现实标杆”的美国存在政治衰败，并非为了“修补”国家建构理论以及“升级”自由民主制，而是设法找到自由民主制从理想到现实的具体路径，从而最终实现其理想状态的成功转化和世界普及。
福山再次谈及“历史终结论”时，多次肯定中国模式决策与执行的高效，认为其构成自由民主制的最大挑战。对于中国模式的出现是否动摇了福山心目中自由民主制的首要地位，学界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福山对“替代方案”的赞许表明其已然动摇。因为2011年他在《金融时报》上发表了以《美国民主没什么好教给中国的》为题的文章，并在不同场合表示：“中国构成了对‘历史的终结’这个观念最重要的挑战”；对于自由民主制而言，“中国也许代表着一个最成功的替代模式”。另一种观点认为，“替代方案”并未撼动自由民主制的地位，福山是站在“历史终结论”的理论基点上试图说服中国人“改旗易帜”，最终“使中国模式与资本主义趋同”。笔者认为，福山对自由民主制“替代方案”的称赞并未动摇他对自由民主制优先性的判定，这种称赞也不一定是为了说服中国人“改旗易帜”，因为它带有明显的表演性质。
其次，美国并非自由民主制的唯一“现实标杆”。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中，福山更多时候使用的都是概念更为宽泛的“自由民主国家”。在指称具体的“自由民主国家”时，美国并非其唯一选择，法国、瑞士等也在这类国家之列。当他声称欧盟更接近历史终结时人类所生活的家园以及“历史终结论”“从始至终都与美国无关”时，实际上是对人们误解其为了推行美国霸权才提出“历史终结”的观点进行辩护，并否认将美国现有的政治制度视为理想的自由民主制，认为欧盟更符合建立在主权基础之上、以自由民主制为依托、以实现世界融合为目标的理想图景。至于缘何将欧盟的丹麦作为自由民主制的“现实标杆”，福山在《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中进行了解释：“丹麦”与其说是现实的国家，倒不如说是想象中的社会，这个社会“富强、民主、安全、治理良好，只有较低水平的腐败”。福山“历史终结论”的核心主张在于强调自由民主原则普遍化的合理性，具有高度的抽象性。自由民主原则所依附的具体方案发生变化并不能构成福山推翻自身主张的有力证据。
“替代方案”的出现是否动摇了福山的判定？
1) 管道的平均失效概率基于历史数据库统计而得，利用损伤因子和管理系统评价因子对平均失效概率进行修正，得到定量评估的实效概率，再根据失效概率的大小来确定失效概率等级。
主要包括以地理学家的名字为名称，如试用版(上海)高中地理新教材第一册的“徐霞客”、“李四光”、“竺可桢”三个专栏，较全面地介绍了我国这三位地理学家的生平事迹、主要学术贡献，不仅能让学生分别了解他们在喀斯特地貌、地质力学和物候观察方面的研究及贡献，而且能增强学习兴趣和民族自豪感。
退一步说，即使福山“真心实意”地认为中国模式是自由民主制的替代选择，但“替代”并没有动摇自由民主制在他心目中的优先地位。在接受日本杂志《亚洲评论》编辑西村博之的采访时，福山直言，历史仍将终结于民主而非“中国模式”。而“美国民主没什么好教给中国的”是对福山本意的曲解。《美国民主没什么好教给中国的》最初刊登于英国的《金融时报》上，后经国内的《参考消息》转载后迅速传播，这篇文章的标题被很多学者用来作为福山修正自身观点的证据。但福山在接受采访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澄清，指出这篇文章的标题为《金融时报》的编辑所加，夸大了他的原意，才会造成这些误解。笔者认为，福山试图表达的原意是美国民主出现了政治衰败，已不能作为自由民主制标杆让他国效仿，“美国民主没什么好教给中国的”是对美国政治现状的揭示，而非为中国模式的超越性唱赞歌。
福山假意称赞中国模式，实则是为进一步说明其无法持续与不可复制的“缺点”铺路。中国模式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对他所宣扬的自由民主制的统治合法性产生了一定冲击。福山确实在其文本中表现了对中国模式的更多关注和一定程度的肯定，但结合具体语境来看，无论是认为其构成“挑战”还是“更加高效”，都是为了进一步凸显他所宣扬的自由民主制的优越性而“欲抑先扬”。在最初提出“历史终结论”时，福山几乎将所有的笔墨放在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阵营上，鲜少谈及中国。福山认为，随着苏联的解体，处于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国并不构成对自由民主意识形态的威胁。但在他访问中国的过程中，肯定和颂扬中国模式的言论密集地出现在其演讲与采访中，多次称赞中国模式具有决策高效和便于集中资源突破瓶颈的优势。紧接着他又指出，中国模式“似乎并不可能成为一种普遍发展模式”，它并不比政府决策受到制约的民主制更加优越，因为中国依靠美国消费市场扩张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难以持续，且无法始终保持高质量治理，而依托多种文化形成的中国模式很难被他国复制。
福山将中国模式视为“替代方案”时言辞含糊，措辞因传播对象的差异特别是对象是否为中国人而异，并未展现其真实意图。他曾两次将中国模式作为“替代方案”进行表述，一次是2010年12月接受中央编译局的访谈，另一次是2014年11月为了将其观点介绍给中国读者而接受了日本学者加藤嘉一的邮件采访。到访中国之前，福山在2010年10月20日接受NPQ杂志采访时，态度依然明确而坚决，认为在提出“历史终结论”20年后，并没有出现任何可以挑战自由民主制的治理体系。离开中国之后，他又撰文称，由于“中国模式”独特的文化特性、制度的不可持续性以及道德危机，它将不可能成为东亚地区以外自由民主制的真正替代品，并在2014年6月发表在《华尔街日报》的文章中表示，自由民主制仍没有真正的对手，“历史终结论”最严重的威胁是其能否普遍化的问题，“无论是伊斯兰的神权政治，还是中国模式，都无法对它造成损害”。缘何出现前后矛盾的两个“福山”？是因为他到访中国之后惊异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成就从而窥见中国模式成为替代方案的可能性吗？显然不是。福山生活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21世纪，不可能对中国的发展一无所知。可能的解释是，福山为了迎合中国读者和听众的国家认同感与民族情怀，缓解受众对其所宣扬的自由民主普世价值的抵触情绪，在表面上对中国模式进行了某种程度的肯定。这种肯定是福山主动迎合与妥协退让的结果，并未展现其本真观点与真实意图。这也是他使用“也许”这样带有不确定性的词语来表达自由民主制替代模式的内在原因。
福山历史纵向考察的结论是否调整了预言？
作为“胚胎生物化学之父”的李约瑟博士(Joseph Needham，1900～1995)怎么会从生物化学的研究，转向中国古代科技史的研究呢？原来，1937年剑桥大学来了三位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沈诗章、鲁桂珍和王应睐。他们的到来改变了李约瑟的生活轨迹，使他将后半生献给了对中国古代科学与文明的研究，撰写了多卷本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充分显示了他对中国古代技术成就的景仰。李约瑟回顾三位中国学生对他的影响：“其一，他们激励我学习他们的语言；其二，他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何当代科学只是发源于欧洲？”[1]
福山曾预言自由民主制是具有普世性的最优政治体制，代表人类政治制度发展的方向。尔后，通过对自由民主制演变过程的纵向考察，他在《政治秩序的起源》和《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中指出：自由民主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在200多年前并不存在；自由民主的“具体体制”必然走向没落。因为这一结论的出现，学界围绕福山是否调整了对未来政治制度设想的预言产生了争论。有学者认为，从“历史的终结”到《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福山否定了自由民主制的普世性，承认其必然走向没落，从而修正了自身观点；也有学者认为，福山对自由民主制是未来政治制度最优走向的认知未发生改变，只是论述的方式、对象和态度发生变化。笔者倾向于同意福山只是具体论述的变化，并未动摇其对自由民主制是未来政治制度最优走向的预言。
认为福山调整自身对自由民主制普世性预言的学者主要以他在《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中的表述为依据。福山指出，自由民主制“不能说是普世的，因为这种政权只是在最近两个世纪才出现在世界上，而人类历史可往回追溯几万年”，或是自由民主制“显然不能代表人类的普遍性，因为它在几个世纪之前才应运而生，在人类政治秩序的历史长河中只算一朵浪花”。表面上看，福山的论述似乎为其否认自由民主制具有普世性提供例证，但若结合具体语境就能发现，这是一种曲解。原因在于，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中所强调的自由民主制的“普世性”并非是指这一政治制度贯穿历史发展的始终，而是历史发展具有方向性——政治制度向自由民主的方向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对“获取承认的渴望”共同构成推动历史“方向性”发展的内在机制。当福山提及自由民主制是近代历史发展的产物时，他相信政治制度的历史发展是普遍性与特殊性融会贯通的过程，不同的政治制度最终会向自由民主制汇合，“如果说自由民主制构成普遍适用的政府形式，我们不得不认为，它与政治的普遍进化有关”。政治的普遍进化会促使自由民主制随着时间的推移涌现出来，只有在经济高速增长、现代化国家建立之后，政治制度才会进化为国家、法制以及负责任政府三者达到平衡的自由民主制。虽然福山更换了表述，但他并未动摇对政治制度将普遍进化为自由民主制的坚信，只是用历史的眼光考察了自由民主制的发展演变过程。
在历史地考察自由民主制的发展演变时，福山认为自由民主的体制必然走向没落，“所有的政治体系——过去和现在——都易于产生衰败。自由民主的体制曾是成功和稳定的，但不等于会永葆青春”。有学者根据这一表述得出结论：福山承认未来“自由民主制”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修正了将其作为最优政治体制的主张。这种质疑与福山常常不加区分地使用“自由民主制”密不可分。认为福山预言“自由民主制”走向没落而修正了“历史终结论”的观点，实际上将“自由民主的体制”的现实表征误读成其理想状态。在福山的语境中，“自由民主制”与其作为实体呈现的政治制度之间是抽象与具体的关系。尽管具体的政治制度由于现实因素的制约与反叛可能走向没落，但福山始终坚信，“自由民主制”具有普世性，代表着未来政治制度发展的方向。自由民主国家的政治衰败并非“自由民主制”本身的没落，而是其执行不彻底的结果。这一点从他关于政治衰败的具体论述中可以得到佐证。福山认为，他所说的“政治衰败”“仅涉及具体制度的运作……单个制度可能发生衰败，而周围的其他制度仍然健康”，美国的“政治衰败仅仅意味着，许多具体的美国政治制度遇上故障”。言下之意就是，自由民主制的具体制度运作可能会出现故障、走向衰败，但作为理想状态的自由民主制却能“永葆青春”。
认识到自由民主制可能会走向没落甚至被颠覆，并不是《政治秩序的起源》与《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的新发现，早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中，福山就意识到自由民主制由理想向现实转化的过程中存在从内部被颠覆的风险以及无法普遍化的难题。自由民主制之所以会被从内部颠覆，过度的优越意识与过度的平等意识必居其一，前者可能造成更大的威胁；而之所以“未能普遍化，或者即使一度掌权也难以保持稳定，其原因根本在于民族与国家之间的不完全一致”——国家按照“政治目的”组建而成，民族则依托于“先在的道德共同体”。在国家中，政治因素占据主导地位，而在民族中，文化或其他不确定的因素发挥主导作用。只有“政治目的”与“道德共同体”达成一定程度的契合，自由民主制才能趋向成功与稳定。
相比较提出“历史终结”时对自由民主制“理想”尽善尽美的描绘，福山再论“历史终结”时更多地关注这一“理想”如何转化为普遍现实的问题。他后来的著作虽未大篇幅地论及“历史终结”问题，其研究方向似乎也开始向更广阔的视域拓展，如外交政策、国家建构、政治衰败以及身份政治等，但将自由民主的实现作为“历史终结”标志的理论基点始终是贯穿其思想发展的主线，而其最终目的依然是为了维护自由民主制，使世界向资本主义式的自由民主靠拢。所以，福山看似前后矛盾的“历史终结论”，本质上仍然是对自由民主信念的坚守而非修正。
联立式(1)、式(2)，并考虑断面Ⅱ—Ⅱ处变径的局部阻力损失和断面Ⅰ—Ⅰ、Ⅱ—Ⅱ间的摩擦阻力损失，推导出式(3)，即断面Ⅱ—Ⅱ处的风速为
（张娥系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刘同舫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摘自《浙江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