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0世纪20年代初的联省运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代初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6051(2002)05-0016-04
联省运动是20世纪20年代初声势浩大的联省自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兴起于省自治运动高涨之时，是省自治运动高潮的表现和产物，也是1922年特殊的政治局势所催发的结果。它的发起者主要是资产阶级工商、银行、教育、农会等职业团体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一些政客甚至假借联省自治的地方军阀也厕身其间。由于资产阶级联省自治派存在无法克服的局限性，结果，联省运动最终屈服于北洋军阀武力统一之下。
一
所谓联省运动，就是联合各自治省建立联邦制政权的政治运动。从政治学的角度而言，联省运动的政治理念就是将中央集权式的单一国家结构改造为联邦制的复合国家结构。自清末以来，联邦制一直是联邦论者追求的理想国家结构模式。由于中国以行省为地方政权的最高建制，所以20世纪20年代初联邦论者将联邦制一般称为联省制。
按照资产阶级联省自治派的一般构想，联省应该以省自治为基础。他们设想，先在各省实行自决自治，打倒地方军阀，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联邦国家，通过制定联省宪法，划定中央与地方权限，铲除北洋军阀，实现全国统一，重构资产阶级民主宪政。所以，自1920年至1923年，资产阶级联省自治派积极从事各省自治运动，直到1922年，联省运动才开始实际运作起来。
但是，省自治运动进行了两年，直到1922年还没有一省真正实现自治，多数宣布自治的省几乎处于停顿状态，少数颁布了省宪的省如湖南、浙江均为地方军阀所操纵、控制。既然没有省自治，为什么资产阶级联省自治派还要发起联省运动呢？
联省运动的产生与1922年的政治形势和政局变化有直接的关系。
首先，1922年，不少省份已进入省宪制定阶段，资产阶级联省自治派参政热情迅速高涨。省自治运动已形成了很大声势，似乎出现了一个新高潮，从而推动了联省运动的开展。
从1920年至1922年，几乎所有省份已发起了自治运动，不少省份已正式宣布决定自治，有的省已完成了筹备、制宪、审查程序。湖南在1922年1月1日颁布了省宪，浙江在1922年1月议定红、黄、白三种省宪草案，广东省宪通过了审查，四川省宪筹备处正在向省民征求省宪草案。尽管这些活动都是各省地方军阀玩弄的政治骗局，但是这些表演的确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在一定程度上制造出轰轰烈烈的政治假象，这就唤起了耽于幻想的资产阶级联省自治人士的政治热情，以至于自治声浪风行一时，乃至北洋军阀控制的直隶、山东、河南等省的自治运动也渐形高涨。自治潮流还波及海外，对中国留学生也产生了直接影响。如1922年2月21日，留日学生总会召开大会，群议通电国内，“促进联省自治，成立联省政府”[1]。这就为联省运动造成了有利形势。本来，资产阶级联省自治派在省自治与联省先后顺序问题上就存在不同的看法，有主张各省一律自治者，有主张不必要求每省一律自治，只要求“将未行自治诸省与已行自治诸省，同归于联省制之下”者[2](P22)。在部分人士看来，空前高涨的自治声浪似乎为联省运动奠定了基础，于是，他们迫不急待地开始了联省运动。
其次，1922年的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资产阶级联省自治派看来，这一政局变化为联省运动提供了契机。
1922年春，北方爆发了直奉战争，5月，奉系战败。直奉战争是袁世凯死后继1920年直皖战争以来北洋军阀内部的第二次军事斗争和大分裂。6月，南方则发生了陈炯明的军事叛乱，孙中山领导的第二次护法运动宣告失败。这一格局的变化将中国空前分散化的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又一次出现了1920年已经出现过的南北不统一，南北双方内部也不统一的分裂态势。它显然为资产阶级联省自治派“借武人分裂之良机，为地方自治之运动”[3]再造了良机。
其实，早在民国初年有关联邦问题的争论中，联邦论者就对清廷解体、各省独立的格局进行过反省与检讨，他们认为，那种格局本有建立联邦制的有利条件，可惜的是，辛亥革命未能因势利导，因利趁便，建造一个联邦国家。1920年当北方直皖战争爆发、南方护法军政府解体同时产生时，资产阶级联省自治派全面动摇了对中央统一式道路（无论武力统一还是护法统一）的信仰，认为中央统一式道路愈统愈分，根本不可能统一中国。他们几乎众口一词，主张实行分治的统一，即各省独立自治，然后联省为联邦制国家。在他们看来，1922年政局几乎就是1920年政局的再现。因此，对1922年政局的认识显然强化了他们以前的心理——倒不如趁中央失控的机会，制定国宪，建立联省政府。于是，联省运动勃然而兴。
二
1922年资产阶级联省自治派组织了两次联省活动：
第一是国是会议的制宪。国是会议发轫于1921年10月全国商会联合会与全国教育联合会的联席会议。它的发端，是在“直接民权”观念支配下“国民自决”的产物。在发起之初，《上海总商会月报》上刊登的《国是与国是会议》一文鲜明地表明了商、教两界的政治立场，该文说：“今日之国是会议，非国民之请愿机关，乃国民谋国家根本建设之机关也。”反映出，他们已意识到，今后再不能“作摇尾乞怜之态，重蹈旧日请愿之覆辙”，而应“勇往以建设新政府为自身最终之目的”[4]。这种独立的主人翁姿态，显然是五四以来资产阶级觉醒的表现。后来，联席会议又加入各省省议会、省农会、省银行公会、省律师公会等团体，定名为八团体国是会议。
1922年5月，国是会议正式开幕。此时，全国掀起联省自治的第二次高潮。有鉴于此，6月下旬，山东省农会代表提议延聘通儒，联合草议国宪，得到与会代表一致赞同。随即专门组织国宪草议委员会，聘请了鼓吹联省自治的名流章太炎、张君劢、张东荪、蔡元培等七人与会，并公推张君劢起草宪法。8月15日张君劢拟成宪法草案甲、乙两种，经委员会讨论通过。
两种草案的第一条都开宗明义地规定，中华民国为联省共和国，将联邦制的原则贯穿在所拟国宪之中。
宪法甫经草成，国是会议便通电全国，征求国人意见。电文开门见山地说：“自临时约法以制宪之权赋予国会，铸成大错，使国民欲自决而无由”，表明国是会议抛开国会自行制定国宪是国民自决自治的正义行为。电文强烈谴责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批判了“天坛宪法草案”的集权精神，阐述了联省自治的合理性。电文还指明了宪法草案“既亦杜野心家之专欲，亦以防割据者之借名”[5]的双重目的，实际上也抨击了地方军阀的假自治。这个通电典型地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各职业团体的政治态度。
国是会议在发出通电的同时，一面聘请章太炎、张君劢分别演讲“天坛宪法草案”之劣点和国宪草案之要点，一面委人携带草案奔赴各地，分头散发。
电文发出不久，各地法团、公团赞成国宪草案的函电接踵而至，商界的举动尤其积极。上海总商会不仅代邀各团体前往该会，聆听章太炎、张君劢演说，而且专门组织研究宪法草案委员会。各地商会如江苏通崇海泰总商会等纷纷来电赞同宪法草案，并在电文中附有许多建议，体现出商业资产阶级的政治热情。
但是，赤手空拳的资产阶级职业团体和部分鼓吹联省自治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终究抵御不住北洋军阀咄咄逼人的武力。就在此时，各省自治已渐入穷途，地方军阀仍稳如泰山，联省的根基没有确立下来。直系战胜奉系后，气焰更加嚣张，8月高唱恢复法统，密锣紧鼓地张罗旧国会制宪。对此，国是会议一筹莫展，无法扭转乾坤，只得将国民自决下产生的国宪草案拱手送交直系卵翼下的旧国会，以备它制宪时参考。结果，联省自治渐渐与武力统一合流。
第二是联省自治促进会的发起。该会发起于1922年7月，由章太炎、曹亚伯、褚辅成、蒋作宾等名流策划。其中，章太炎、褚辅成是热衷于联省自治的人物，在省自治运动中也十分活跃。该会联络部分民八议员和部分西南各省实力派代表，旨在“先将西南各省团结一致，由各省派出代表在上海召开联席会议，以谋政治问题、事实问题之解决。”[6]与国是会议相比，其构成成份较为复杂，是部分资产阶级联省自治人士与部分政客、地方军阀的联合组织，该会的目标已偏离联省自治理论的原则，具有浓厚的攻守同盟的色彩。说明这些发起者在他们构想的省自治已陷入绝境的情况下，不得不凭藉西南实力派，同直系作最后的挣扎。结果，四川战火正旺，无法派出代表；民八议员又纷纷北上，去国会中争正统；滞留在沪的部分代表意见纷纭，众口难调：“有主张否认约法及国会者，有主张承认现状，但具有改造精神者。”争论结果，“决定对于国会所定宪法，希望容纳联省自治的精神，倘与联治精神相背，则无论所定宪法如何，决不承认。”[7]语气不可谓不凌厉，可色厉内荏之态与无可奈何之情却灼然可见。该会筹备了一个月之久，还未正式成立便寿终正寝了。这是联治与统一合流的又一表现。
至此，资产阶级联省自治派从离异请愿的自决自治的立场重新回归到请愿的立场上来。此时，有的干脆不谈自决自治而只要求旧国会制定一部联邦宪法了，如1922年8月12日成立的国宪修正请愿团。该团体由北京各专门学校教职员组成，其机构组织成员几乎是清一流的学者，而且几乎都曾留学国外。该团体仅“以请愿国会制成完善宪法为宗旨”，要求宪法贯彻“联省民主”、“女子参政”、“信教自由”、“教育独立”、“劳工保护”五项方针[2](P74)。
要求旧国会制定联邦宪法也成为商界1922年夏到1923年春的惟一主张。国是会议闭会后，全国商联移往汉口，于11月1日至12月初召开第四届大会。大会除讨论商务外，曾通电全国，一律催促国会制宪。商联会闭会后，上海总商会也曾于12月中旬通电提出裁兵、理财、制宪三主张，并要求国会“迅速制定适合国情之宪法”[8]，不再提国民自决自治了。软弱的资产阶级完全是一付请愿者的模样。
可直系军阀置若罔闻，我行我素，变本加厉，竟贿赂议员，非法选举总统，将资产阶级联省自治派的希望统统付诸东流。而非法的“猪仔议员”竟也以国是会议所拟宪法草案为蓝本，制定了一部联邦制宪法，表演了民国宪政史上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场闹剧。这部宪法是联省自治的最大成果，但联省自治已经面目全非了。军阀武人终于彻底打破了资产阶级联省自治派的梦幻。从此后，省自治运动与联省运动渐渐烟消云散，成为历史的陈迹。
三
如同省自治运动一样，联省运动的积极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
首先，它的斗争锋芒直指北洋军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和武力统一政策。民国以来，北洋军阀一直奉行集权统治和武力统一，造成了民国初年动荡不安的政治局势，也使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体制完全偏离了正常运转的轨道。人民渴望和平，渴望统一，渴望民主，资产阶级渴望得到安定的发展环境，渴望建立良性运转的民主政治体制。资产阶级联省自治派企图趁中央威权动摇、国家分裂之机，炮制联省宪法，构建一个联省政府，从而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宪政。尽管他们十分天真，不切实际，但它的确具有一定的进步色彩。
其次，联省运动具有强烈的西方价值取向。联省的政治理念是：在国家结构上，主张建立联邦制，而在政治目标上，则主张建设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如他们提出废督裁兵、全民政治、男女平权、信教自由、教育独立、劳工保护等政治主张，这些主张都载入到他们草拟的联省宪法之中，具有鲜明的民主色彩。
如同省自治运动一样，联省运动的局限性也是十分明显的：
第一，他们提出理论依据时，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存在明显的片面性。国家结构的构建显然应该考虑我国历史与现实国情。就历史而言，我国是一个民族凝聚力很强的多民族国家，具有悠久的中央集权制传统，大一统的观念根深蒂固；就现状而言，近代中国内忧外患，民族危机深重，地方势力割据。尤其在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空前分散化的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呈现出南北不统一，南北双方内部也不统一的危急态势。以此基础楔入联省运动，只能导致更深重的民族危机和更严重的地方割据。而资产阶级联省自治派仅从民族、人口、疆域等自然条件上就得出中国适合联邦制的结论，而忽视中国社会环境，尤其忽视了中国长期中央集权的传统和军阀割据现状不利于联省运动的因素，甚至将军阀割据、民主政治畸变的原因简单地归咎于单一制国家结构，从而混淆了事物的现象与本质。因此，其理论的前提条件没有充分的根据，具有浓厚的主观色彩。
第二，实行联省运动方案的手段是错误的。资产阶级联省自治人士企图在军阀政治下避免革命而借助于和平的方式，因此颠倒了解决现实问题的主次关系。他们甚至对和平的手段津津乐道，侈谈什么不流血的革命易于推行等等，企图假借中国空前分裂的格局，因势利导，因利趁便，楔入省自治和联邦制，其实质是资产阶级政治改良。在封建军阀政治格局下，自身缺乏实力，而又不发动民众，既不可能建立联邦制，也不可能建立民主政治。
第三，资产阶级联省理论存在许多矛盾之处，在一些重要理论问题上，他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关于联邦政府行政组织形式，主元首制者有之，主委员制者有之，主内阁制者也有之。关于联邦（省）政府与地方政府在组织关系上，有持中央与地方须一致者，有持不必相同者。关于如何联省，他们的方案更是五花八门：第一种为由各自治省召开联省会议制定国宪；第二种为由各省省议会、省教育会、省商会、省政府各派一人，组织各省全权会议制定国宪；第三种为目前仅赞成自治而坚持必待各省自治后再讨论方法；第四种竟为由旧国会制定国宪。在其它问题上，各种主张千奇百怪，聚讼纷纭。观点上的驳杂，反映出他们在理论准备上的不足。
总而言之，资产阶级联省自治派试图结束20世纪20年代初军阀专制与军阀割据的分裂格局，将民国初年以来业已畸变的资产阶级民主宪政纳入良性运转的轨道，具有较强的民主、进步色彩。但是，其根本缺陷使之不可能改变当时中国的社会面貌，尤其是在无产阶级已经登上政治舞台，高举科学社会主义大旗的新时代，其理论的落后性及其阶级的局限性更是不言而喻的。
收稿日期：2002-0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