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贷资金配置差异：所有制歧视抑或禀赋差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差异论文,信贷资金论文,禀赋论文,所有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制度变迁中的中国，正经历着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中介的发展过程，银行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备受关注。经过金融体制的系列改革，银行的商业化特征和经营活动的自主性有所加强(林铁钢，2005；谢平，2008)，信贷资金开始按照市场效率标准进行发放(Firth et al.,2009)，资金配置效率逐步提高。然而，我国的金融市场尚未完全开放，金融资源相对稀缺，信贷配给机制使得银行在信贷资金的分配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刘小玄、周晓艳，2011)；尽管商业银行的市场化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政府干预，但银行业结构仍然高度集中于国有商业银行(林毅夫、李永军，2001；鲁丹、肖华荣，2008)，政府依然保持着对金融体系的控制，在资金配置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由此所引致的信贷歧视问题持续令学者们担忧(Brandt & Li,2003；江伟、李斌，2006；方军雄，2007；袁淳、荆新、廖冠民，2010；伍中信、李芬，2010)，且一旦央行紧缩银根，这种信贷歧视则更为严重(陆正飞、祝继高、樊铮，2009；叶康涛、祝继高，2009)。针对非国有企业，尤其是非国有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也有不少学者试图从中小融资机构(林毅夫及其合作者，2001、2005)、关系型贷款(邓超、敖宏、胡威、王翔，2010)等方面予以破解。但在国有商业银行垄断信贷市场的情况下，非国有企业融资难的局面难以得到根本性转变(张杰，2000)。由此形成了我国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间“金融资源的配置与对经济增长贡献之间极不匹配的情形”(卢峰、姚洋，2004)。
作为向企业融资的商业银行①，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不可避免地遭到了诸多指责。然而，这些指责往往更多地站在资金需求企业的立场，而忽视了商业银行作为资金供给方所面临的成本、风险及其理性选择。实际上，由于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禀赋不同，国有企业无论从企业资产规模及债务担保能力(方军雄，2007；余明桂、潘红波，2008)、或是信息透明度(林毅夫、李永军，2001；Haselmann et al.,2010)，再或是银企合作时间(Brandt & Li,2003)等方面均优于非国有企业，以及不断涌现的非国有企业巨额骗贷事件②，使得商业银行基于贷款安全性的考虑往往对非国有企业实行信贷限制政策。因此，对非国有企业采取差别信贷政策并非意味着商业银行的行为就是非理性的，银行的决策可能是基于市场效率最大化，也可能是在政府干预下的次优选择(孙铮、刘凤委、李增泉，2005；方军雄，2007)。
基于此，本文运用Blinder－Oaxaca回归分解法将不同所有制企业间的信贷资金配置差异分解为企业禀赋不同(如企业规模与盈利能力等)所造成的合理性差异和企业禀赋外因素(如所有制与政府干预等)所造成的歧视性差异两部分，试图回答以下问题：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间的信贷资金配置差异是源于所有制歧视还是禀赋特征差异？在当前银行市场化与政府金融控制的双重背景下，银行向国有企业发放更多贷款，是在渐进式改革条件下适应既定制度环境的理性选择吗？不同的货币政策会影响银行信贷资金配置的合理性吗？研究发现，银行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实行差别信贷政策的原因并非主要源于所有制歧视，而更多是因为非国有企业自身禀赋不足；进一步研究还发现，我国商业银行市场化改革整体而言是卓有成效的，商业银行主要基于企业禀赋特征配置信贷资金；然而，由于政府干预的存在，商业银行的市场化改革进程尚未持续促进信贷资金配置差异中合理部分的提升，在银根紧缩时期信贷资金配置差异中合理部分也有所降低。
本文的贡献有三：其一，本文首次运用Blinder－Oaxaca回归分解法对信贷资金配置差异进行了分解，将所有制歧视与禀赋差异区分开来，弥补了现有文献将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间信贷资金配置差异等同于所有制信贷歧视，而忽视了对其中合理性因素考量的不足，为正确理解差别信贷政策是银行在面对政府干预与自身利益最大化时的理性选择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其二，本文进一步检验了信贷资金配置差异中禀赋差异与所有制歧视二者的构成情况，弥补了现有研究鲜有对企业自身禀赋不足而导致的信贷差异进行检验的不足，并以确切数据刻画了两类差异的构成比例及其在不同制度环境中的变动情况，为明晰信贷资金配置差异中信贷双方的责任提供了新的分析方法；其三，本文从银行信贷资金配置的视角，评价了商业银行市场化改革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为理解我国转轨经济制度背景下宏观经济政策对信贷市场影响的合理性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全文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是引言；第二部分是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第三部分是研究设计，介绍本文的实证方法、模型与变量设计；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及分析；第五部分进一步检验商业银行市场化改革与货币政策对银行信贷资金配置行为的影响；最后一部分是研究结论与展望。
二、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
优化信贷资金配置是银行的核心功能。作为专业化的金融中介，一方面，银行可以有效地集聚闲散资金，使得资金供给更充分(Levine，1997)；另一方面，银行在获取与处理融资者的相关信息、对融资者进行筛选和事后监督等方面具有规模优势，可以降低收集和处理信息的成本，向更有前景的行业和企业提供资金，从而提高了资金配置效率(Greenwood & Jovanovic,1990; King & Levine,1993)。然而，从全球范围来看，信息不对称下的信贷市场无法自发处于出清状态，信贷配给现象广泛存在(Jaffee & Russell,1976; Stiglitz & Weiss,1981)，弱化了金融中介分配金融资源、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
(一)企业禀赋特征、所有制与信贷配给
信贷配给(Credit Rationing)是指在信贷市场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由于银行无法确知借款者的信用风险，而对其需求进行限制或实施限额配给，即尽管借款人愿意以现行或更高利率贷款，其贷款要求仍可能被拒绝，或只得到部分贷款。信贷配给理论模型(Stiglitz & Weiss,1981)通过分析信息不对称市场下的借款者和银行的行为，从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角度推导了信贷配给的形成机制，在理论上证明了商业银行信贷配给行为与“理性人”原则的统一。换言之，在信贷市场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下，银行为了降低信贷风险会以较低的利率给项目风险较小的借款人发放贷款，而一部分愿意以更高利率贷款的借款人无法得到贷款。可见，信贷配给的根本原因在于信贷市场的信息不对称。解决信息不对称的直接有效的方法是，银行在进行信贷决策时，通过对借款者的禀赋特征进行考察，以识别和度量信贷风险，筛选信用好的借款者。根据公司财务理论，企业的信用等级由企业规模、盈利能力、偿债能力、经营风险等禀赋特征决定。企业规模既是历史业绩的体现，又是未来竞争的基础；同时企业规模还与抵押价值相关，抵押价值高则信贷风险小。盈利能力代表着企业的资本增值能力，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银行无法直接判别企业的经营风险，盈利波动幅度往往成为判断信贷风险的重要尺度。当企业的规模收缩、盈利水平下降、负债率上升时，企业贷款违约的可能性增大，银行信贷风险随之增加，银行信贷供给相应减少。
在我国的金融体系中，国有商业银行占有重要地位，其信贷资金配置不仅关系国民经济的发展，更关乎国家经济金融的稳定安全。商业银行具有天然的谨慎性，在配置资金时自然把安全性置于首位，这便决定了银行在审核贷款客户时首先会考察其信贷风险。如前所述，从理论上说，银行对借款者的筛选主要基于规模、盈利与负债水平等特征。实际中，规模因素无疑是商业银行考察企业禀赋特征的基础。原因在于中小企业大多处于成长阶段，虽然具有盈利潜力，但由于规模小、缺乏市场信用纪录、可供担保的资产较少，且较少受到市场关注，信息更为不透明，因而常常被认为信贷风险高；而对于大规模企业，由于资本雄厚、在市场上具有一定的信誉、信息相对透明，往往被认为信贷风险低。由此造成中小企业在信贷融资中遭受“规模歧视”。
在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垄断信贷市场的情况下，所有制因素成为影响银行信贷资金配置的重要因素。一方面，由于国有企业承担了更多的政策性负担，在其面临财务风险时，政府会提供帮助使之渡过难关(倪铮、张春，2007；孙铮、刘凤委、李增泉，2005)，银行进行信贷决策时因此预期政府会为之提供隐性担保，认为国有企业风险较低；另一方面，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之间长期稳定合作关系有助于缓解二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由此形成了非国有企业在信贷融资中的“所有制歧视”。相对于规模歧视，在当前转轨经济的制度背景中，所有制歧视受到了更多关注，其中最为学者们诟病的原因在于预算软约束(江伟、李斌，2006)。然而，林毅夫及其合作者(2004、2005)系列研究论证了预算软约束与所有制性质无关，其内生于政策性负担，在企业承担政策性负担的情况下，非国有企业会比国有企业更容易产生预算软约束问题，且更有积极性向政府索取更多补贴。非国有企业大多是改革开放后新兴成长的中小型企业，先天比国有企业面临更多的风险。那么，一个有待证实的问题是：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间的信贷资金配置差异是源于所有制歧视还是禀赋特征不同？
(二)制度环境与银行信贷资金配置
在我国当前经济转轨时期，商业银行面临着较为复杂的制度环境。一方面，随着市场化改革的逐步加强，商业银行开始基于市场效率更理性地配置资金；但另一方面，中国仍然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政府依然保持着对金融体系的控制，在资源配置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作为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手段，其力量对比对信贷资金配置效率产生重要影响。当政府的有形之手代替了市场的无形之手，政府干预是否制约和影响了银行信贷资金配置的合理性？
1.商业银行市场化改革与银行信贷行为
不同于东欧国家“大爆炸”(Big Bang)或“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式的激进改革策略，我国国有企业改革采取渐进式改革策略。国有企业改革虽然具有“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性特征，但市场经济取向得到了一贯坚持。在理论界关于渐进式改革策略与激进式改革策略的优劣比较中，渐进主义的观点也处于绝对优势(Sachs & Woo,2000; Roland,2000)。我国银行业改革正是在此背景下展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适应经济金融体制改革的需要，我国开始逐步打破由人民银行完全垄断金融市场的计划经济体制。首先是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的商业银行体系的建立和中国人民银行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确定，接着20世纪80年代后期交通银行的恢复设立，尤其是中信实业银行、招商银行等一批中小型股份商业银行的相继成立，以及中国加入WTO后外资商业银行的逐渐进入，我国银行体制进入转轨时期，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商业银行体系逐步建立。经过多年的改革与发展，银行的商业化特征和经营活动的自主性有所增强，尤其是2003年后的股份制改制使国有商业银行在商业化、独立性、治理结构和信息披露等方面有了很大改善(林铁钢，2005；谢平，2008)。随着中国金融制度的深化改革，银行开始依据市场效率标准进行贷款发放，尤其是对非国有企业(Firth et al.,2009)。因此，我们有理由预期，如果我国银行业改革的总体进程是有效的，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其资金配置目标逐渐从服从政府融资偏好的行政性目标转向追求盈利性的商业化目标，其行为选择趋向基于市场化环境中经济效率原则的理性选择，信贷资金配置效率会趋于优化。
然而，作为渐进式改革过程中的内生现象，国家控制的商业银行在我国银行业中仍处于垄断地位，缺少竞争可能会导致更高的服务佣金与更低的融资效率，也使银行体系难以避免政府干预，因而弱化了银行基于经济效率原则配置信贷资金的市场化行为。国有商业银行是政府和央行政策的传导渠道，政府通过行政方式对其干预成为必然(陆磊、李世宏，2004)。目前我国企业的融资渠道仍以信贷融资为主③，银行业仍是我国资本配置的基础，在信贷资金相对稀缺的情况下，国家对银行业的垄断意味着更多的信贷资金按国家的意愿进行配置，表现为资源配置遵从“政治优序融资理论”(Huang,2003；赵奇伟，2009；李青原、赵奇伟、李江冰、江春，2010)，结果导致金融市场配置资源的低效率。政府对银行信贷决策的干预削弱了市场的力量，破坏了银行与企业之间基于经济效率最大化的自由信贷契约。
由于渐进式改革的特定路径，政府干预与市场运作会在我国市场中长期并存(巴曙松、刘孝红、牛播坤，2005)。虽然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一直是我国经济转型的既定方针，但政府干预在我国市场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经济运行不平稳时。那么，在当前银行市场化与政府金融控制的双重背景下，我国的银行业改革有效吗？银行向国有企业发放更多贷款，是在渐进式改革条件下适应既定制度环境的理性选择吗？
2.货币政策与银行信贷行为
作为政府干预宏观经济的主要调控手段之一，货币政策在近年来被频繁使用。货币政策对企业经济活动的影响主要通过信贷渠道调整企业的融资成本和融资规模，如紧缩的货币政策会减少贷款供给(Kashyap et al.,1996)。货币政策调整时，央行通过调高或调低存款准备金率、央行基准利率、再贴现率等政策紧缩或放松银根，货币政策的调整效应通过信贷渠道传导到实体经济，具体表现为信贷资金规模下降或上升，企业的信贷融资受到影响。在宽松的货币政策时期，规模大、盈利好、拥有大量资金的银行存在放款的竞争压力(方军雄，2010)，加剧了银行对优质客户的争夺，禀赋特征较好的企业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相对于宽松的货币政策，紧缩的货币政策限制了银行的可贷资金，一方面，政府为实现稳定就业与保障经济持续增长，有较强的动机对国有企业提供保护，政府的介入干预了银行基于市场效率的信贷决策，使银行的信贷资金配置服从于政治目标，而偏离市场效率目标，由此可能降低了银行信贷资金配置的合理性；另一方面，银行的信贷决策也可能会更加审慎，出于规避风险的目的，银行将信贷资金更多地配置给禀赋条件较好的国有企业也在情理之中。那么，不同的货币政策会影响银行信贷资金配置的合理性吗？如何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实证方法
本文旨在通过将不同所有制企业间的信贷资金配置差异分解为企业禀赋不同所导致的合理性差异与企业禀赋外因素(所有制与政府干预等)所导致的歧视性差异两部分，由此测量信贷资金差异中合理与不合理部分的比重，以考察信贷资金配置差异的合理性。具体采用Blinder－Oaxaca回归分解模型(Blinder－Oaxaca Decomposition for Linear Regression Models)中的二分法(Blinder,1973; Oaxaca,1973; Jann,2008)④进行信贷资金差异的分解。该方法认为，如果样本中存在两个不同性质的组，即歧视组和非歧视组，可以对两组的被解释变量均值差异进行回归方程分解，将其分解为合理部分与不合理部分。合理部分为样本中非歧视组的回归系数所决定的不同解释变量差异对被解释变量均值差异的贡献，是由解释变量特征数值不同所造成的被解释变量差异的部分，即可由解释变量解释的部分；不合理部分为样本中歧视组的解释变量所决定的不同回归系数差异对被解释变量均值差异的贡献，是歧视组的劣势，即解释变量无法解释的部分。基于此方法，本文将总样本按所有制不同划分为国有企业组(非歧视组)和非国有企业组(歧视组)，采用Blinder－Oaxaca方法通行的混合数据OLS回归(Jann,2008; Elder et al.,2010)，对两组非平衡样本中信贷资金配置的均值差异通过回归方程进行分解，将不同所有制企业间的信贷资金配置差异分解为可由企业禀赋特征解释的合理部分与企业禀赋特征无法解释的不合理部分。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回归过程。使用相同的解释变量，分别对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两个非平衡组估计信贷资金配置方程。用方程式表示如下：
(二)模型选择、变量设计与数据来源
本文将影响银行信贷资金配置的变量分为借款企业自身禀赋因素和禀赋外因素，前者反映企业的特征，包括企业规模、盈利状况、资产构成等，后者主要指企业所有制属性与制度环境因素。回归与分解过程中的具体模型设计如下：
模型(3)中，Credit为企业获得银行信贷资金变量，用现金流量表直接表中“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项目中企业当年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的自然对数衡量。
Size为企业规模变量，用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衡量。大规模企业的信誉相对较高，企业信息披露的透明度也较高，从而可以降低与银行的信息不对称程度(Diamond,1991)，同时大规模企业的偿债能力更强、破产风险更低、现金流更稳定，因此更容易获得借款。
Tangible为债务担保能力变量，用有形资产比例衡量，等于固定资产净值与总资产账面价值之比。有形资产越高，债务担保能力越强，银行也更倾向于向其发放更多贷款(Williamson,1988; Harris & Raviv,1990)。
Lev为负债水平变量，用资产负债率衡量，等于总负债与总资产之比。企业负债水平越高，代表其财务风险越高，因此企业可能较难取得借款，但负债水平高也可能意味着企业的举债能力强。
Profit为盈利能力变量，用资产收益率衡量，等于企业净利润与总资产之比。盈利能力越强，企业越容易取得贷款，但企业内源融资能力也越高，外部融资需求则越低。
Cfo为自由现金流变量，用自由现金流量比率衡量，等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与总资产之比。自由现金流越多，根据融资优序理论，企业通过外部借入资金的动机就越小。
Growth为成长性变量，用市场指标托宾Q衡量，其计算公式为(每股股价×流通股股数＋每股净资产×非流通股股数＋负债账面价值)/总资产。企业成长性越高，外部融资需求越多(Wu & Yue,2009)，但发展较快的企业一般有形资产比例较低，破产风险较大，承担债务的能力较弱(苏冬蔚、曾海舰，2009)。
Cash为现金持有量变量，等于企业的货币资金与总资产之比。企业持有较多现金可以缓解其面临的融资约束(Almeida et al.,2004)，故通过外部借入资金应越少。
Turnover为经营效率变量，用资产周转率衡量，等于企业营业收入与总资产之比。经营效率越高，意味着资金使用效率越高，由此可能缓解企业的融资需求，但高的经营效率也提高了企业获得贷款的能力。
Age为上市年限变量，用企业上市年数衡量。企业上市年限越长，与银行合作时间越长，其信用纪录就越多，那么取得借款的能力也就越强。
Audit为审计意见虚拟变量，审计师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取值为1，否则为0。Firth(1979)发现，对于被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公司，银行授予的“最高贷款额”显著大于被出具非标准意见的公司，且银行贷款利率更低。
Nol为边际税率虚拟变量，当公司年初存在税前损失结转时取值为1，否则为0。当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非正时，额外的债务不能提供更多的税收抵扣，因而减弱了企业增加债务的动机(Cordes & Sheffrin,1981; Mackie－Mason,1990)。
Seo为股权再融资虚拟变量，若当年实施了股权再融资取值为1，否则为0。企业实施了股权再融资后，对债务融资的需求会降低，但股本的增强使其债务融资能力随之提高。
East、Center为地区虚拟变量⑤，当公司所属地区为沿海地区时，East取值为1，否则为0；当公司所属地区为中部地区时，Center取值为1，否则为0。沿海地区的市场化程度、金融发展水平、法制水平均高于中西部地区，融资相对容易。但根据余明桂和潘红波(2008)的研究，处于该地区的企业所获得的借款反而更少。
Year为年度虚拟变量，以控制分组样本中不同年份所造成的影响。
样本分组依据企业所有制性质变量(State)划分，用公司最终控制人性质衡量，当最终控制人为国有时确定为国有企业，取值为1；否则为非国有企业，取值为0。
此外，对变量数据还进行了如下处理：一是将除地区和年度虚拟变量之外的所有解释变量的取值滞后一期，原因在于，银行在发放贷款时，对企业的参考依据往往是上一年的企业财务状况、经营状况等，同时也为避免解释变量与银行信贷指标之间的内生性问题；二是对所有解释变量中的连续变量进行了年度行业均值调整，即用公司当年原始数据值减去该公司所在行业当年该指标的均值，行业分类标准参照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制造业按二级代码分类，其余按一级代码分类。银行在分析企业的财务与经营状况时，会考虑行业的平均水平，已有文献多采用设置行业哑变量来控制行业因素的影响，本文采用年度行业均值调整进行处理。此种处理方式的优势在于，不仅控制了行业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年度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
(三)样本筛选
本文以中国沪深股票市场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样本期间为2003～2009年；在滞后了一期解释变量的取值后，实证分析中的研究期间为2004～2009年。之所以选择2003年作为样本期间的起点，是因为2003年不仅是我国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制的起始年，且意在加强银行业外部监管的银监会也于当年成立。相关研究也表明2003年的股份制改制使国有商业银行在商业化、独立性、治理结构和信息披露等方面有了很大改善(林铁钢，2005；谢平，2008)。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和CCER数据库，数据处理和分析采用Excel2003和Stata11.0软件。样本筛选过程如下：(1)剔除上市公司所属行业不详的公司；(2)剔除最终控制人性质不详及缺失的公司；(3)剔除当年IPO的公司；(4)剔除样本期间内财务数据不全的公司。经过上述处理后，最终获得7382个公司年度数据，其中国有企业4904个，非国有企业2478个。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1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结果表明，国有企业获得银行信贷资金(Credit)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说明不同所有制企业间的信贷资金配置存在显著性差异。国有企业在企业规模(Size)、债务担保能力(Tangible)、经营效率(Turnover)、上市年限(Age)和审计意见(Audit)等方面均显著优于非国有企业。而非国有企业在成长性(Growth)、现金持有量(Cash)和边际税率(Nol)等方面显著高于国有企业。在负债水平(Lev)、盈利能力(Profit)、自由现金流量(Cfo)和股权再融资(Seo)等方面，二者差异不显著。在地域方面，国有企业更多地集中于中部地区(Center)，而非国有企业更多地存在于东部沿海地区(East)。从描述性统计结果上看，国有企业在资产规模、债务担保能力、银企合作时间等贷款“硬”信息方面均优于非国有企业。总体而言，国有企业的禀赋条件优于非国有企业。细加推敲，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间每年获得银行信贷资金(Credit)存在显著差异，而二者间的负债水平(Lev)却不存在显著差异。可能的解释是，每年获得银行信贷资金(Credit)用取得借款收到现金的自然对数表示，是绝对数；而负债水平用资产负债率衡量，是总负债与总资产的相对比值。虽然从绝对量上看，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获得了更多的贷款，但在控制了资产规模因素之后，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负债水平差异变得不显著了。
表2报告了主要变量的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无论是Pearson检验还是Spearman检验，获得银行信贷资金(Credit)与所有制性质(State)、企业规模(Size)、债务担保能力(Tangible)、负债水平(Lev)、盈利能力(Profit)、审计意见(Audit)、经营效率(Turnover)、上市年限(Age)、是否处于沿海地区(East)和股权再融资虚拟变量(Seo)均显著正相关，与成长性(Growth)、是否处于中部地区(Center)和公司边际税率(Nol)均显著负相关。获得银行信贷资金(Credit)与自由现金流量比率(Cfo)和现金持有量(Cash)在两种相关性检验中显著性不一致。
(二)实证结果及分析
本文使用Blinder－Oaxaca分解方法来测量不同所有制企业间信贷资金配置的合理部分与不合理部分的比例及其构成。分解方法的第一步回归过程，依据模型Ⅲ，分别估计国有企业组与非国有企业组的信贷资金配置方程；第二步分解过程，依据方程式Ⅱ，对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间的信贷资金配置指标均值之差进行分解。
表3报告了全体样本信贷资金配置的回归过程的结果。结果表明，无论是国有企业组还是非国有企业组，企业规模(Size)、负债水平(Lev)、盈利能力(profit)、自由现金流量比率(Cfo)、现金持有量(Cash)、审计意见(Audit)、经营效率(Turnover)、上市年限(Age)和边际税率(Nol)等禀赋特征指标，以及是否处于东部沿海地区(East)均与获得银行信贷资金(Credit)显著相关，说明企业自身禀赋特征显著影响着银行信贷资金配置。但在两组样本的回归系数差异检验中，仅有债务担保能力(Tangible)、负债水平(Lev)、自由现金流量比率(Cfo)、现金持有量(Cash)、审计意见(Audit)和上市年限(Age)的回归系数差异显著，其余大部分企业禀赋特征变量的回归系数差异对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信贷资金配置差异并未产生较为显著的影响。由此可以初步推断，方程式Ⅱ中所分解的由非国有企业组的解释变量所决定的不同回归系数差异对信贷资金配置差异的贡献可能不大，即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信贷资金配置差异中的“歧视部分”可能不高。这一推断将通过分解过程进行检验。
基于回归过程的结果，分解过程对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间的信贷资金配置差异按方程式Ⅱ进行分解。表4报告了全体样本的信贷资金配置差异分解过程的结果。结果表明，在2004～2009年，信贷资金配置差异中合理部分(0.517)占总差异(0.591)的比例达到了87.45％，远高于不合理部分的比例(12.55％)，可见，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间的信贷资金配置差异主要可由合理部分解释，即由企业禀赋决定。其中，可由企业规模(Size)解释的合理部分为0.490，占合理部分总和0.517的95％，企业规模的贡献重大，这与Berger和Udell(1995)的理论解释相一致。可见，规模因素是目前银行进行信贷决策主要考量的企业禀赋特征。中小企业融资受制于规模因素，可从两方面解释：其一，我国银行业内部结构高度集中于四大国有银行，制约着中小企业融资。对于银行而言，单位贷款处理成本随贷款规模的上升而下降，而中小企业资金需求规模比较小，交易成本相对较高，基于成本效率方面的权衡，大型银行机构往往不愿意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林毅夫及其合作者，2001、2005、2009)。其二，中小企业自身禀赋不足，相对于大企业，中小企业自身规模小，可供抵押资产不足，市场关注度较低，自愿披露信息的动机不强，缺乏银行所需市场信用纪录与财务信息等，难以满足大银行批量化交易所需的标准信息。
五、进一步检验：商业银行市场化改革与货币政策的影响
商业银行市场化改革与货币政策是影响信贷资金配置的重要宏观因素。接下来，我们将对样本期间采用不同的划分方法，分别进行商业银行市场化改革和货币政策对信贷资金配置差异的影响的检验。样本具体划分如下。
其一，为了考察商业银行市场化改革的功效及政府干预对银行市场化改革的影响，以2006年为界将样本划分为2004～2006年和2007～2009年两个观察期间。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在2001年12月1日公布的《加入WTO后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内容与时间》一文中，规定2006年后允许外资银行向所有中国客户提供人民币业务服务，即中国银行业全面对外开放，外资银行业务范围限制的取消会促使国内银行业的竞争加强和商业特征的提高，市场机制的力量在中国银行业的作用会越来越明显。由此预计，2007～2009年银行信贷资金的配置更趋理性。然而与此同时，在2007～2009年间，金融危机全球爆发，中国波及其中，我国政府紧急启动了前所未有的财政和货币扩张计划，即所谓的“4万亿元”财政刺激和2009年近10万亿元的新增贷款投放。政府采用非经济手段直接干预信贷资金配置，形成强大的信贷监管威慑力，以期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政府干预破坏了银行与企业之间的自由信贷契约，可能会导致信贷资金配置的低效率。
其二，为了考察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以2004年和2006年作为两个观察期。根据全国金融机构人民币银行贷款余额增长率(如图1所示)，将2004年作为银根紧缩观察期，2006年作为银根宽松观察期⑥。因为受到国家货币政策的影响，在银根紧缩时期，商业银行贷款发放更容易向国有企业倾斜(叶康涛、祝继高，2009；陆正飞、祝继高、樊铮，2009)，这样划分样本观察期旨在检验相对于银根宽松时期，在银根紧缩时，银行信贷资金配置的合理性是否受到了影响。
(一)基于不同商业银行市场化改革进程的信贷资金配置差异的回归与分解
为考察银行商业化改革的功效，本部分以2006年为界将样本划分为2004～2006年和2007～2009年两个观察期间。表5报告了基于不同商业银行市场化改革进程的信贷资金配置差异回归过程的结果。结果表明，在2004～2006年和2007～2009年两个观察期间，只有负债水平(Lev)、自由现金流量比率(Cfo)和现金持有量(Cash)的回归系数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两组样本间均存在显著性差异。在2004～2006年，只有企业规模(Size)、债务担保能力(Tangible)、负债水平(Lev)、自由现金流量(Cfo)、现金持有量(Cash)与上市年限(Age)的回归系数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两组样本间存在显著性差异，其余大部分企业禀赋特征的回归系数在两组样本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在2007～2009年，只有负债水平(Lev)、盈利能力(Profit)、自由现金流量(Cfo)、成长性(Growth)与现金持有量(Cash)的回归系数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两组样本间存在显著性差异，其余大部分企业禀赋特征的回归系数在两组样本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以上分析表明，企业禀赋的回归系数差异对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信贷资金配置差异的贡献并未产生较为持续和显著的影响。
表6报告了基于不同商业银行市场化改革进程的信贷资金配置差异分解过程的结果。结果表明，无论是在2004～2006年或是2007～2009年间，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间的信贷资金配置差异仍主要可由合理部分解释，即由企业禀赋决定。在2004～2006年间与2007～2009年间信贷资金配置差异中合理部分占总差异的比例分别达到93.57％与84.89％，均远高于不合理部分的比例，表明非国有企业所获得的信贷资金不足仍主要源于企业自身禀赋差异。尽管以上结果表明，我国的银行业改革整体而言是卓有成效的，银行主要基于企业禀赋特征配置信贷资金。然而，我们也注意到，相比于2004～2006年间，在2007～2009年间合理部分占总差异的比例有所下降，不合理部分的比例上升，表明我国商业银行的市场化改革并未取得持续性的进展，正如巴曙松、刘孝红、牛播坤(2005)所指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市场中政府干预和市场运作会并存，而在政府控制大量经济资源的情况下，当政府的有形之手代替了市场的无形之手，“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就沦为一句空话(许小年，2011)。在2007～2009年间，为应对金融危机政府紧急启动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即是如此，由于本次经济刺激计划采取的是政府直接指示银行放贷款、上项目的办法，从而导致该计划中的信贷资金大部分投向了国有企业，并由此助长了“国进民退”的势头(邓伟，2010)，这可能是造成2007～2009年间信贷资金配置中合理部分下降的根源所在。
(二)基于不同货币政策时期的信贷资金配置差异的回归与分解
为了考察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本文按不同货币政策划分为2004年(银根紧缩期)与2006年(银根宽松期)两个观察期。表7报告了基于不同货币政策期间的信贷资金配置差异回归过程的结果。结果表明，无论是在2004年还是2006年，不同所有制企业间的禀赋特征回归系数差异的显著性水平都有所下降。其中，2004年只有自由现金流量比率(Cfo)的回归系数在两组样本间的差异性显著。其他回归结果分析与表5较为类似，故不再赘述。
表8报告了基于不同货币政策期间的信贷资金配置差异分解过程的结果。结果表明，无论是在2004年(银根紧缩期)或是2006年(银根宽松期)，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间的信贷资金配置差异仍主要由企业禀赋决定。进一步比较发现，相对于货币政策紧缩的2004年，在货币政策宽松的2006年信贷资金配置差异中合理部分有所增加。在银根宽松的情况下，市场流动性相对充足，经济持续发展，企业正常经营，商业银行主要基于市场化标准依据企业禀赋特征进行信贷资金配置。当货币政策由宽松转向紧缩时，往往伴随着经济发展速度放缓，企业面临的经营不确定性加大，出现经营困难的可能性提高，融资需求增强。在此情况下，一方面，银行难以判断企业未来的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另一方面，政府为实现稳定就业与保障经济持续增长，干预动机加强。在各级政府的行政干预下，商业银行迫于压力，在配置信贷资金时会更多地服从于政府意志，而偏离了市场效率标准，由此导致相对于银根宽松时期，银根紧缩时期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间的信贷资金配置差异中合理部分有所下降。
除了上述研究过程之外，本文还进行了如下稳健性检验：(1)为了便于比较2004～2009年间每年度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间的信贷资金配置差异构成情况，我们分别将该期间年度信贷资金配置差异进行了分解，并将其中的合理部分变动趋势制作成图(如图2)，从图中可以看出始于2008年的政府干预导致合理部分迅速下降，佐证了正文中以商业银行市场化改革为背景的研究结论；此外，我们还将我国金融机构人民币银行贷款增长率曲线也置于图2中，比较发现：两条曲线的变动趋势基本吻合，说明信贷资金配置的合理性随着货币政策由紧至松而增加、由松至紧而下降，印证了正文中以货币政策为背景的研究结论。(2)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年度统计报告中金融机构人民币银行贷款总额，及按《2010中国统计年鉴》中的“1980年不变指数”指标对其剔除时间趋势影响的处理后，我们计算了2003～2009年的银行贷款变动额，并据此将2008年作为银根紧缩观察期，将2009年作为银根宽松观察期，分别对两个观察期的不同所有制企业间的信贷资金配置差异进行了分解，考察不同货币政策对银行信贷资金配置行为的影响，以弥补正文只比较了2004～2006年间的2004年(银根紧缩期)与2006年(银根宽松期)的信贷资金配置差异而未比较2007～2009年间不同货币政策时期信贷资金配置差异的不足。上述稳健性检验结果与正文结果相同。
六、研究结论与展望
针对商业银行对不同所有制企业所采取的信贷差别政策，本文以2003～200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首次采用Blinder－Oaxaca回归分解法对信贷资金配置差异进行了回归分解，基于我国转轨经济制度背景与不同宏观政策时期检验了银行信贷资金配置的合理性。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商业银行市场化改革总体是有效的，银行主要基于市场效率原则配置信贷资金，不同所有制企业间信贷资金配置差异主要源于非国有企业自身禀赋不足而非所有制歧视；然而，由于政府干预的存在，且在不同经济政策环境中政府对银行信贷配置进行干预的动机与强度不同，由此导致商业银行的市场化改革尚未持续促进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配置行为渐趋理性，在银根紧缩时期信贷资金配置差异中合理部分的比例也有所下降。
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正确理解我国现阶段商业银行对不同所有制企业采取差别信贷政策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对于银行业发展的政策建议是：其一，促进银行业内部竞争结构的优化，建立与企业融资需求特性相匹配的银行体系。在我国银行体系中，四大国有银行处于垄断地位，缺少竞争会导致更高的服务佣金与更低的融资效率，也使银行体系难以避免政府干预，银行业的竞争有助于加强银行基于经济效率原则配置信贷资金的市场化行为。国有银行的垄断限制了中小银行的贷款规模，制约了其为中小企业服务的能力。大银行与小银行的金融服务存在系统性差异，小企业融资需求异于大企业，大银行往往不愿意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林毅夫及其合作者，2001年、2005年、2009年)。而地方性中小银行具有为中小企业融资的意愿与优势：中小银行资本相对薄弱，无力为大企业融资；同时中小银行在为中小企业融资方面具有信息上的优势，地方性的中小银行主要为中小企业服务，在长期的合作中，二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得到缓解。因此，发展地方性中小银行，有利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扰；建立与实体经济金融需求结构相互匹配的银行业结构，有利于有效发挥其资源配置功能。其二，建立中小企业的担保机制。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重要原因在于信贷风险高。大企业抵御风险能力强的原因在于资产实力强，实质是用其庞大资产中的一部分为另一部分担保。中小企业的资产规模小，经营相对集中，担保能力弱。如果能够为中小企业提供一个社会担保机构，则可弱化其信贷风险。
囿于数据所限，本文仅以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未涉及非上市公司。但相对于上市公司而言，未上市的非国有企业可能规模更小、债务担保能力更低，其所面临的信贷融资约束可能更为严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非国有经济正成为中国经济中最活跃的部分，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日益突显。但与此不相匹配的非国有经济的融资却是困扰其发展的重大问题，由此引发的问题是非国有企业在未得到较多的外部银行债务融资的情况下何以迅速发展，其替代融资渠道是什么？有些学者指出通过加强法治建设，改善金融环境等缓解非国有企业的融资难问题，那么这些措施是否真能与预期一样有效？这些问题可能是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注释：
①我国现在银行业体系主要包括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本文所涉及的银行或商业银行均指商业银行，在文中我们对具体称谓并未作区分。
②据《证券日报》报道，银监会查询到天宝系旗下34家关联企业群称的授信额度为160.66亿元，贷款余额为56.76亿元，形成不良贷款和逾期贷款共计32.86亿元。其中，群内总担保金额达25.64亿元，两企业之间互相担保金融8.76亿元。以此，天宝系的不良贷款率已高达58％。其中，建行上海分行为最大贷款行，涉及金额高达60.31亿元。但即使其及早进行了资产保全等措施，目前的损失仍有约2亿元(资料来源：郑祥，《58％不良贷款率遭围攻，天宝系4.5亿美元海外并购恐接通用包袱》，《证券日报》，2010年12月14日)。类似的骗贷事件还发生在德隆系、复兴集团等民营企业中，而其中损失最为严重的融资方之一当属对其提供贷款的银行。
③据《2005年中国金融市场发展报告》所述，由于股票市场和企业债券市场规模相对偏小，银行借款在我国总融资额中占绝对优势；企业的外部融资，无论期限长短，均过度依赖银行贷款。我国企业的90％的融资都来自于银行借款，企业债券和股票直接融资仅占社会融资总量的10％左右(姚立杰等，2010)。
④该方法最初被应用于解释性别工资差距(Blinder,1973; Oaxaca,1973)，随后被应用至种族人群之间收入差距的分析中(Sherer,2000)，其后被推广至其他不平等组间的比较分析，如Nestmann(2005)将其用于德国对工业化和非工业化国家银行贷款差异的分解，陈在余和王洪亮(2010)将其运用于健康差异因素分解。Jann(2008)、Elder等(2010)系统归纳了Blinder－Oaxaca回归方程进行分解的方法，认为这种方法不仅可以分析两组人群收入差距，而且可以用于其他不平等方面的分析；并进一步阐述了混合数据OLS回归在非平衡组间进行回归，并分解其中不可解释部分的作用与意义。
⑤关于地区的具体划分标准，我们选择辽宁、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1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为沿海地区；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个省为中部地区，其余则为西部地区。
⑥对于银根紧缩时期的划分，我们参考了陆正飞、祝继高和樊铮(2009)的划分方法，确定2004年为银根相对紧缩时期，2006年为银根相对宽松时期。表1同时表明2009年也可确定为银根相对宽松时期，但为控制商业银行市场化改革进程(本文以2006年为界)的影响，在此只选择2006年之前的年份，以考虑在同一改革进程中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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