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和平、繁荣与关联中成年：柬埔寨的年轻选民及其对执政党政治战略的影响
内特拉·英格 卡洛琳·休
摘 要
柬埔寨的年轻人口成为近年来柬埔寨执政党，自红色高棉结束以来执政的人民党意外衰弱的重要原因。这类不断增加的年轻选民经历了柬埔寨的和平与开放时代，伴随定期的多党制选举和源于经济结构改革带来的经济增长。对比其父母辈，年青一代教育水平、流动性更高，期待授薪制雇佣，与新型信息和技术关联密切。因此，他们的期待、机遇以及所面对的挑战迥异于老一辈柬埔寨人。但是，柬埔寨的治理制度，一种统治精英推动的个人化、座主-关系户主导的政治网络导致逐渐形成的青年人口边缘化。被排斥在政治和经济资源以外的变化正在造成敌对与不满，成为执政党政治战略面临的突出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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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2013年，柬埔寨执政党“柬埔寨人民党（CPP）”意外遭遇选举挫败。在这次选举中，原拥有68个议会席位的柬埔寨人民党丢失了22席，丢失的席位被一个新的反对党“柬埔寨救国党”（the Cambodian National Rescue Party，简称CNRP）获得。人民党显然对丧失民意感到惊讶，随后的制定新政策，旨在改善年轻选民对该党印象的工作表明，柬埔寨人民党15年来首次面临政治主导地位动摇的局面。对2013年的多数选举表明，年轻选民的高投票率构成柬埔寨人民党支持率下降的显著原因。柬埔寨青年不仅是2013年全国选举的投票主体，而且还积极参与竞选期间的各种政治活动，以及选后的抗议活动。各方观点认为对柬埔寨救国党的支持表明年轻选民寻求政治变革。
情况也表明柬埔寨青年一代具有影响其政治决定的独特个性、经验和期待。15-30岁之间的人口代表柬埔寨全部人口的33%。还有25%的青少年年龄低于15岁。目前20多岁到30出头的柬埔寨人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经历了红色高棉晚期的大破坏和之后的时期，以及政府和各种游击队组织的内战逐步消散时期。目前20岁出头的人，出生在改革时期，以及冷战结束时联合国资助的和平进程开始之际。而年龄小于20岁的人，出生在柬埔寨当前的和平与开放时期，经历了1998年的波尔布特去世、柬埔寨加入东盟以及获得国际社会承认。
与长辈的成长经历相反，年轻一代经历了源于结构快速变革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增长。2000-2015年，柬埔寨保持年均7.9%的增长，尽管2016年轻度下降到6.9%，但柬埔寨的经济依旧保持东南亚区域内的最高增长率。此外，这一代人的生活环境也日益和平、稳定。从联合国1993年组织选举以来，柬埔寨多数地区经历了持续增长以及稳定的治理机制，包括日益负责的选举制地方政府，以及更多国家提供的服务。重要的是，和经历王政和社会主义时代的人不同，新一代柬埔寨人在多党制和定期竞争性选举制理念营造的环境中成长，并且在全国选民人口中的比重日益增加。
同时，最近的转型有助于改善人口流动、提高教育水平、增加收入，但柬埔寨年轻人在关键的政治进程和经济机遇中仍然处于边缘化状态。柬埔寨青年尤其将他们接触政治和经济权力的通道受到限制，以及无向上流动的状态，归咎于顽固的腐败和裙带关系文化。而在他们眼里，这种文化的维持部分归咎于柬埔寨人民党20世纪80年代以降维护权力的措施。这种状况因此在青年选民中产生了敌视和不满的情绪，也成为柬埔寨统治精英面临的显著问题。我们通过考察年轻人的地位，探讨这种新动态；并聚焦他们在扩大接触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时，面临的机遇和约束。这些权力和资源源于快速的经济增长，以及更多的资讯资源。同时也考察这种状况对于柬埔寨统治精英维持权力的影响。
年轻人及其在柬埔寨经济变革中的地位
此外，柬埔寨过去25年的快速经济增长也对年轻人影响深远。这种增长带来不同的机遇、挑战和期待。20世纪60-80年代，数十年的战争和动乱，以及灾难性的农业集体化政策以后，柬埔寨在20世纪90年代迎来自由市场改革，但也产生了一种新的经济机构，自给自足的农民获得较为平等的土地分配，但同时几乎没有任何工业。20世纪90年代初，农业占柬埔寨国民生产总值的55%，9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依靠自给自足的农业、渔猎活动生存。工业产值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1%。但是到了2012年，农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已经下降到33%，工业上升到23%。
柬埔寨拥有亚洲最年轻的人口群体，平均年龄21岁。全国1580万人口中有919万人低于30岁。根据独立选举监督组织“柬埔寨自由公正选举委员会”（Committee for Free and Fair Election in Combodia，简称COMFREL）的报告，2013年国会选举中，来自年轻人的选票暂总投票率的逾50%（总数670万张选票中的350万张）。同时，每年还有370,000名年轻人获得选民资格。这种人口潜力对政治的影响不仅在于年龄，更重要的是年轻人的成长经历不同，以及他们与柬埔寨经济结构改变的关系。导致柬埔寨1/3人口死亡的红色高棉政权（1975-1979年）结束后，柬埔寨迎来20世纪80-90年代的婴儿潮，这个年龄板块对大屠杀和他们上一辈面临的屠杀和暴行毫无记忆，也没有直接体验。他们的柬埔寨体验迥异。1998年，暴力冲突结束，柬埔寨经历了联合国推动的和平进程和政治转型，从一党制向搭配定期选举的多党制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因此，青年柬埔寨人对于政府和执政党的表现，观点有别于上一代人。指向年轻人政治态度的研究表明，尽管年长者倾向维持现状、顾虑政治变化，但较年轻一代面向未来，也对政府的期待更高，希望获得更多个人自由和就业机遇。
柬埔寨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表现对重要的个人发展指数产生显著的影响，尤其是在教育领域。根据柬埔寨“教育、青年和运动部”的材料，小学入学率已经达到97%。研究表明，穷人和富人、男女、城乡人口的初等教育机会均等。初等教育机遇的出现产生的年轻一代人教育水平优于上一代。比如，48.6%的年轻人受到了比父辈更高级别的教育，相对于母辈，该比例达到62.8%。年轻人与父母辈之间的教育差距相当明显：接近半数的年轻人完成初等教育，30%的人获得中等教育。而其母辈中只有43.5%的人上过小学，13.4%的人入读中学。但年轻人的高等教育完成率仍然有限。中等教育阶段的高退学率是一个明显的问题，同时反映学校中持续存在的贫困、腐败问题，以及中学远离农村的现实。
尽管贫困率从2017年的47.8%显著下降到2012年的18.9%，柬埔寨农村地区的贫困率依然较高，而城市贫困率则有增长趋势。此外，许多人仍然面临贫穷的威胁。2007年全国人口中的11%日均消费不足1.25美元，到了2011年，40%的人口日均消费仍低于2美元。更突出的是，儿童和青年成人的贫困率高于更年长的成人。根据一项估计，36%的年轻人生活水平处于贫困线以下，年轻成人的土地拥有率也明显低于年长成人，女性板块尤其突出。2014年的柬埔寨社会经济调查显示，12,090个接受调查的家庭中，12%的男性家庭首脑，在15-30岁的组别中，拥有农地；相比之下，逾30岁的男性家庭首脑组别中，拥有土地的比率是88%。在各种因素中，柬埔寨青年人中较高的无无土地比率以及农村地区频繁出现的自然灾害，导致年轻人从农村向城市移民，寻求就业和改善生活。由此也导致城市化加速，2000-2010年达到年均4.34%。农村的柬埔寨人的人口比例在过去10年里，从逾90%下降到80%。
在医学生的本科学习过程中，对胃镜知识涉及的章节有限，且不作为常规教学内容，因此，研究生阶段学习胃镜的知识及操作可以帮助消化内科专业的研究生加深对消化系统疾病的认识并提高诊治能力。就目前我科室内镜室对研究生胃镜教学的现状，有以下几点思考。
但是，柬埔寨青年通过非政府组织和社区组织积极参与环境保护工作。同样重要是，社交媒体平台接触通道扩大以及新的技术形式也给柬埔寨青年人带来了新的信息来源，赋予他们和老一代人及国家互动的新杠杆。
都洋人卖的冰淇淋令我记忆深刻。都洋人很会做生意，在庐山名气很大，他们家有冰窖。当年做冰淇淋全是手工操作，他们在装冰块的大木桶里安装一个带漏孔的铁球，将牛奶和糖放进铁球，用手柄摇动铁球，牛奶与糖融合着从铁球漏孔中出来，与木桶里磨碎的冰碴混合，就是好吃的冰淇淋。为了降低温度，木桶里的冰块加了盐。
现在我完全不像第一次看见自己时的感觉；而是像初次见到别的什么人。碧翠丝是我偷偷从镜子里瞥见的那个女孩，是在晚餐桌上一句话不说的女孩。现在，这个有着我的眼睛却没有流露出我眼神的人，是翠丝。
移民工人通常必须往家里寄钱负担幼辈的教育和其他家庭开支。2011年一项关于国内移民的调查显示，逾90%的人担心是否能够获得足够的收入，也担心家乡父母的生活质量。报告显示的其他负面情绪还包括孤独、缺乏朋友，这都暗示移民工人面临巨大的压力。一份对金边国内移民劳工的研究显示，工人的个人消费严重受制于家庭义务和期待，而且未能及时汇款还可能被打上自私和懒惰的标签。
青年国内移民工人还面临其他健康和心理问题。比如，柬埔寨的制衣工人面临定期性的晕厥问题。青年国内移民工人还存在高比例的营养不良问题。国内外的城市区域的青年国内移民女工还面临性骚扰和性侵犯。在国内受害者主要包括性工作者、制衣工人、酒吧和歌厅的服务人员。据报道，在国外，柬埔寨女性沦入各种奴役性关系。相对于定居家庭，国内移民家庭的儿童，尤其是女童，极易辍学加入授薪或无授薪制劳动，经历疾病和伤痛折磨。
这种系统通过各类发展计划的政治化，奖励忠诚的支持者和社区，同时排斥反对派支持者。根据柬埔寨2002年去中央集权化改革，社区作为最低一级政府负责选民登记、教育和动员；同时在计划和执行地方发展项目方面，作用提升。社区官员的功能因此从20世纪80-90年代的安全负责人，变成目前的发展任务负责人。由此导致公民对地方当局的态度从恐惧变成尊重。
二是有利于搭建交流新平台。依托参与度高、互动性强的微博平台和微信公众平台，可以实现学校与企业、教师与学生、校内与校外的实时交流，拓展教育教学新思路，打破授课与学习的时间约束，突破会计教学场所的空间限制，进一步增强会计教学的广泛性、主动性、时代性和鲜活性，更好地团结、组织、发动广大粉丝，加入到会计理论研讨、优秀案例分析、实训操作等大讨论，真正达到教与学的有机结合，实现需与求的无缝对接，实现师与生的互动交流。
最后，年轻人参与地方和国家层级政治决策的程度也有限。年轻人在地方和全国政治层面的代表率极低。在社区层面，11,459名政务委员中，只有615人（含293名妇女）年龄低于30岁。在全国层面，国会下院或者参议院没有一人年龄低于30岁。就年轻人在地方发展规划工作中的参与程度而言，参加村庄和社区层级会议的青年据说主要是作为家庭代表由父母派驻。在城市层面，青年国内移民被当局忽略，因此只能通过非正式的庇护关系，比如地主、债主获得保护和资源。这也强化了存在于家庭内部和地方政治中的现有权力关系，导致家庭内部的权力关系和公共权力形成关联。
取平底双碟8套，放置水平台面上，分别加入已灭菌、热的培养基约20 ml，于碟底均匀摊布，待凝固，作为底层；另取已灭菌温度降至约50℃的培养基适量，加入藤黄微球菌的菌悬液适量，能得清晰的抑菌圈，标准品溶液的高浓度所致的抑菌圈直径在18～22 mm，摇匀，在每个双碟中分别加入5 ml菌悬液，在底层均匀摊布，作为菌层；待培养基凝固后，在双碟中等距离安置不锈钢小钢管4个，将对照品溶液与供试品溶液按顺序滴加于不锈钢小钢管内，用陶瓦圆盖覆盖，在37 ℃培养16～18 h。
1/4的柬埔寨人每年至少有3个月远离家乡农村，其中75%的人（约250万人）年龄低于29岁。15-19岁的女性相对于同龄男性更容易移民。尽管性别差距在20岁以后区域缩小，但2/3被调查的移民表示其主要迁徙动机在于求职。类似的调查显示，高比例的青年移民单独迁徙，把父母、亲人，有时是小孩留在老家。建筑业和纺织业分别成为男性和女性青年移民最常见的职位来源。小型商业、娱乐业和旅游业也为移民带来工作。2/3的青年人每周工作50个小时或更多，大部分人的工资低于最低工作标准。就工作保障而言，只有1/3的青年人与雇主签订了书面合同。居高不下的非正式雇佣模式导致年轻工人无法获得各种社会利益，不到25%的工薪年轻人享受年假和加班补贴，不到5%的人能够进入社保系统。
（3）提升水上公共配套设施水平。实施客渡船和旅游码头标准化改造，推广客渡船标准船型，推动水路交通与旅游融合发展。2018年，启动渡口渡船标准化建设，推进渡口标准化改造，完善渡口配套设施。建成渡改人行桥30座，新开工59座。加快推广安全性能高的客渡船、旅游船标准示范船型，启动马湖、沐川等地区旅游码头标准化改造，重点打造嘉陵江山水人文旅游试点项目，持续推进水运厕所革命，不断改善水路出行条件。
关联性与年轻人的信息和技术来源
2015年亚洲基金对18-44岁的柬埔寨人的调查显示，受调查者普遍感到个人和家庭生活改善。同一份调查还表明，这些年轻人对政府的表现持批评态度，相对于父母辈，对公共机构的信任下降。他们对国家发展的负面评价直接源于政府在环境恶化、腐败和高压方面的记录。这3种发展挑战构成柬埔寨政治经济以及政治精英继续掌权的关键。社交媒体对于批评政府意见的传播成为年轻人支持柬埔寨救国党的原因之一，也推动柬埔寨青年的批判情绪。
柬埔寨人，尤其是青年人，目前拥有在国有媒体以外接触多种信息的渠道。大部分柬埔寨家庭拥有电视，近99%的柬埔寨人拥有移动电话。2013-2016年，智能手机持有量增加140%。同一时期，使用智能手机的人口从20%增加到48%。3G和4G网络用户从2010年的320,190人增加到2015年的6,264,902人。根据一项估计，柬埔寨拥有500万网民和340万脸书账户，同时每个月还有100,000个新账户注册。在线的柬埔寨人达到总人口的38%，其中60%年龄低于25岁。据报道，将近半数15-24岁的青年每天至少上网一次，尽管主要以城市青年为主。
登录互联网的大部分青年群体主要依赖社交媒体获得关于柬埔寨的新闻，也信任他们在线获得的信息，并且运用社交媒体分享和讨论政治。根据近期的调查，75.3%的受访者表示，互联网使他们能够接触到主流媒体无法提供的信息。脸书一类的在线平台还帮助人们分享和讨论各种新闻。部分涉及政治的信息直接来自柬埔寨互联网以及“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一类的网站，其内容包含强烈的反柬埔寨人民党立场。由于缺乏广播媒体资源，柬埔寨救国党积极使用互联网，尤其是脸书增加该党的曝光率。对金边国内移民工人以及来自农村社区的受访者的采访证实，以图像和视频为主的在线新闻对于它们了解柬埔寨的发展和政治议题发挥重要作用。在一次采访中，一位国内移民工人表示“没有互联网犹如在黑暗中生活。”
人民党长期以来通过对下至村级的地方当局控制，实现选民动员，并且阻挠反对党的活动。1979年掌握权力以降，人民党能够调度公务员并利用其对资源的垄断保护本党利益。人民党根据严格的座主-门客等级关系构建政治体制。在这种关系里，政治和经济资源高度集中在党的高层政治人物手中，以首相洪森为体制的最高首脑。这种座主向下级官僚授予各种职务、地位和寻租关系，换取后者忠诚与支持。直到今天，人民党党员仍然是出任柬埔寨公务员的前提。他们还被要求为党的活动贡献资源和时间，通过成为“党工组”或者“扶助网络”党内制度化机制“走基层。”
不过，通过涉及媒体的信息扩散还是给城市贫民和农村家庭提供了一种选举权力，也“代表创设了一种新的关注网络。”柬埔寨的250万国内移民工人（多数低于30岁）在争取改善工资和工作条件时，曾面临无法动员更广泛民意支持的困境。
2.1.1 术前访视 巡回护士于术前1 d到病房访视患者，向患者和家属讲解手术方法、优点及手术配合要求，解除思想顾虑及负担，做好心理疏导，缓解患者的紧张情绪，减轻患者的心理压力，使患者对手术充满信心，平静的接受手术治疗［3］。
地方层级的控制和座主政治中断
在线新闻扩散业已开始挑战执政精英对信息的严密控制。柬埔寨的在线用户及接触涉及选举、土地征用、制衣工人示威、腐败和精英集团瓜分自然资源的高政治性内容。他们还密切跟踪柬埔寨政治人物的在线发布，尤其是首相洪森和反对党领导人桑兰西。两人都有数百万的脸书追随者。其他流行脸书网页包括“高棉热闻”（Khmer Hot News）、“即时新闻”（Fresh News，亲柬埔寨人民党）、还有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相对于传统媒体，青年人更信任在线新闻。对柬埔寨农村高中学生的调查显示，青年人并不害怕在线检索政治新闻，而且具有高度批判性，从不理所当然地接受人民党或者反对党的宣传。同样，尽管国内移民工人依靠脸书获取政治新闻，他们也质疑在线信息的可靠与准确性。尽管青年日益接受各种涉及公民社会和时事信息来源，但他们仍然重视私人关系，而且更信任来自私人接触对象的信息，如年长的家庭成员，地方当局和地方上的长者。对这种态度的一种解释是，在线信息中的相当部分属于旨在维护精英政治利益的信息。
近期对人民党网络的一份研究显示，其主要工作在于动员资源，并提供农村发展项目。在这个领域，首相和其他部长和人民党重要成员成为“省党工组”的首脑，并被期待照顾他们所在省选区的各种诉求，并且与地方官员一起，通过分配发展计划，获取选票。捐赠可能包括现金、衣物、食品、校舍、道路和排水系统。这都被视为人民党赐予社区和民众的“礼物，”换取选举期间的支持。
总体而言，年轻人的经济负担沉重，而他们的劳动力又是柬埔寨工业化和制造业产品出口的关键。他们拥有的经济机遇能够带来比自给自足农业更高水平的收入，但也涉及移民、风险、压力和各种其他问题。尽管年轻人的总体失业率较低，但他们很难获得带来体面收入和工作条件的稳定、优质的工作。年轻人的工作和居住条件恶劣、不健康也危险，他们的社会关系在这种工作背景下新颖且充满挑战，也带来潜在的严重对立情绪。青年将边缘化的社会地位归咎于腐败、裙带关系和环境恶化，而这些因素又与执政党的表现和政治战略直接关联。大学毕业生也存在类似的情况，他们将腐败和裙带关系视为妨碍其获得公职的两个主要因素。
不过，等级以及当局和村民间的个人关系依然重要。这表现在村民利用与官员的亲属关系，并投资与官员的私交。一份对3个社区地方领导层的研究显示，村民以“姑父”“舅父”乃至“爷爷”的头衔称呼地方领导人，以强调彼此的熟络和密切，同时也确保地方领导人向保护家人一样，保护村民。民众强调与地方当局个人联系和良好关系的做法有利于人民党在选举期间维持政治控制和选民动员。
（青年一代迥异的生活经验和期待导致个人化的依附关系松弛。由于在村庄中不属于长者，也缺乏土地，柬埔寨青年从人民党的受益机制中获益不大，而且不太可能从基础设施发展项目中获益。作为一个流动且期待在村庄以外获得雇佣的群体，他们与上述私人网络的关系也不密切。这种局面由于青年移民务工群体的城乡流动而加剧。这导致人民党在农村地区实施的政治控制和动员战略在金边和大型省城难以发挥作用。农村地区的地方当局也无法有效把握本地青年移民务工群体的政治忠诚。
此外，民众对战争时代和红色高棉统治时期的直接经验构成人民党合法性的核心，而青年缺乏上述体验，由此导致老辈与青年之间猜忌增加。2013年选举后接受采访的社区首脑和政府官员表示，青年作为一个集团，对人民党不太忠诚，对来自党的礼物也不感兴趣。这种观点与调查结果一致，后者显示，青年选民认为，他们应当有权自由决定投票对象，表达想法，反对家庭长辈的意见及参加各种组织。
另外，青年人不仅对人民党的赠礼体制印象负面，最近的一份对支持反对党并参与2013年选后示威选民的调查还显示，接受调查者明确反对人民党的基建项目。他们认为人民党利用公共资金推动党派利益。受访者还不满执政精英用赠礼体制获取政治支持的意图与操作。不过，同一批受访者也认可精英通过赠礼体制接济弱者和穷人。
公众对人民党方式的否定也显示依赖座主关系的现有政治体制与当代民众期待之间的差距。年轻人认为，他们在过去几年里被排斥在巨大的经济成就之外。这给人民党造成问题。该党目前还无意在承认年轻人和社交媒体作用的基础上开展政策改革，赢得更多年轻选民的支持。
结论
青年面向未来，期待物质和精神福利的进步，也要求对牵涉自身、家庭和社区的决定和政策拥有更多影响力。与父母辈不同，新一代青年男女对红色高棉及人民党的解放柬埔寨历史的宣传感受不深，也不惧怕政治变革。移民和劳动力迁徙成为青年一代的体会。这对家庭关系、男女关系以及人与国家机构的关系产生深刻影响。社交媒体的快速扩大带来国有媒体之外的替代性信息来源。在地方层面，青年从人民党政治化的发展项目中获益不大。地方当局发现维持与村民，尤其是青年村民的私人关系日益困难。同时还得穷于应付人口和信息流动。对执政党的支持日益取决于选民对政府表现的期待和评级。
选民诉求的变化以及即将来临的地方和全国选举也促使执政党高层开始重新评估政治战略。他们更关注和强调改善健康和教育服务、基础设施、税收，并启动新的改革。包括增加公务员和纺织业工人收入。政府最高领导人伺机推动各部执行一系列此前遭到抵制的制度改革。在去中央集权化、税收、土地管理、工业发展方面都出现了进步。其中，土地管理政策变化明显，尽管来自私人土地和资源的收入曾经是人民党的座主体系和农村发展战略的核心经费。政府禁止新的土地租让，属于私营公司的上百万公顷既有出让土地已经被收回。此外，政府还宣布计划向贫困家庭和社区分配杉树土地。柬埔寨恢复和平以来，所有这些变化前所未有。
党内职务的任命也存在显著变化。在2015年人民党的最新一次大会上，中央委员会增加306位成员，其中包括年轻官员。党内高层的子弟也被推上党和政府的重要岗位。比如首相洪森的儿子被任命为党内监督委员会的副职。人民党副议长赛宗的儿子被任命为环境部长。人民党的赠礼战略覆盖面扩大，包括所有村民，不再考虑其政治取向。原本不太愿意通过社交媒体接触年轻人的洪森也定期在脸书上向追随者发布日常活动的消息和照片。他还运用追随者上传脸书的不满内容，推动政府内部的政策变革。比如，政府取消摩托车运输税据说就涉及公众在其脸书上发表的诉求。
大勇骂道：老机八，日你娘，差点被你害死。老子正带着人护送孔老一回家奔丧，你们却在老子面前动了手，要是鬼子人多，就凭你们几个加我们几个还不死定？
尽管已经执行各种改革和倡议应对公众的诉求并修补人民党的形象，但评估这些变化对改变国家机构的效果为时尚早，代际调整仍然受到党内强大的庇护关系利益遏制。同样，现在就判断战略性分配各种发展项目，作为对忠于人民党的社区的个人礼物，是否会被向地方当局提供自治与资源的真正改革所取代？显然，人民党正在关注即将来临的选举，并且致力于通过制造对于政治动荡，以及源于选举失败的战乱的恐慌，争取青年、公务员和农村选民的支持。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洪森首相对金边的大批民众表示“人民党必须赢得选举，每一次选举……如果人民党不再能够控制国家，将发生战争。”2017年6月的社区选举以及2018年7月的全国选举将反映这类威胁对于柬埔寨青年的影响程度。多数已经没有战争时代记忆的柬埔寨人可能不会受到首相的威胁。
（原载《批判性亚洲研究》2017年第3期）
随 缘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