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转变时期的贷币供应、经济增长与物价水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体制论文,时期论文,物价水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贷币供应、经济增长与物价水平是现代经济运行的重要方面，但在不同的经济体制背景中具有不同的特点。中国在体制转变时期的货币供应、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之间的关系具有过渡经济的特征。本文对此作了较深入的理论阐述，并对1985—1994年十年的货币供应、经济增长与物价水平的相关性作了实证分析，最后还对某些观点和政策作了评论。
一、理论阐述
凯恩斯则指出，对货币供应的影响应分时段加以研究。“有失业存在时，就业量随货币数量作同比例改变，充分就业一经达到后，物价随货币数量作同比例改变”〔2〕。将凯恩斯的思想加以拓展， 我们可联系潜在资源或潜在可利用资源的状况研究货币供应、经济增长与物价水平的关系。这里分为三种情况：（1）若经济体系中存在较为丰裕的潜在资源（供给弹性e=∞），则在一定时期由增加货币供应将提高实际产出水平，实现经济增长，而不会导致物价上涨；（2）当潜在资源变得稀缺时（0＜e＜∞），增加货币供应则会导致实际产出水平同物价水平一同上升，货币供应既有利于经济增长也导致通货膨胀；（3）当潜在资源已被充分利用，即经济体系中不存在潜在资源时（e=0）， 货币供应的扩张只能导致物价上涨，而不会导致实际产出水平的提高。
上述分析的困难在于如何度量潜在资源。依据短边规则，潜在资源可以瓶颈部门最大生产能力的利用程度作为客观尺度。据此，由于中国是个“瓶颈约束”非常严重国家，瓶颈部门的最大生产能力所允许的经济增长非常有限，货币供应增加将更多地导致通胀。
货币数量论和“潜在资源论”均以较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为前提，排除了经济体制、价格体系和产业结构等因素的影响。事实上，实际产出的变动，最终取决于各生产要素和产业结构；物价水平不仅受货币供应的影响，而且与价格体系和经济体制因素密切相关，而实质产出的增长则对物价上涨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研究货币供应则必须联系货币需求。货币供给（Ms）和货币需求（Md）产生的货币均衡（Md=Ms）和货币非均衡（Md≠Ms）将直接影响经济均衡和经济非均衡，从而影响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
货币需求的决定性因素通常分为三类：（1）规模变量， 如收入和财富；（2）机会成本变量，如利息、物价变动率；（3）其他变量，如制度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价格体系完善，货币需求的确定较为容易，如货币需求“平方根法则”M=(KY[1/2]r[-1/2])；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货币的作用较小，价格体系扭曲，货币需求便不易确定。
中国在体制转变时期，经济体制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使微观主体的货币需求行为受到体制变化的约束。受许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货币需求更不易确定。其结果必然是，任何一种以制度为既定的理论如西方货币理论均不可能对中国经济有很高的解释力。因此，研究中国体制转变时期的货币供应、经济增长与物价水平的关系，必须考虑经济体制因素的影响。
由于经济体制因素的影响，货币均衡和货币非均衡在不同的体制环境中，具有不同的特点，表现在〔3〕：
1.在计划经济中，货币非均衡主要表现为货币供给经常偏多，并长期保持较高水平；在市场经济中，一个阶段的货币供给可能不足，也可能过多，二者经常交替。
2.货币均衡和非均衡在计划经济中不表现为价格和利率变动，而表现为短缺、票证配给、排队以及国家牌价与黑市价之间的价差等等；在市场经济中，货币均衡和货币非均衡则表现为价格和利率变动：若货币供给过多，则在商品市场上表现为物价上涨，在资本市场上表现为利率下跌，反之则反之。
3.在计划经济中，调节货币非均衡主要通过直接的计划和行政手段，价格和利率只是辅助手段；在市场经济中，价格和利率作为货币均衡和非均衡的信号，其变动导致预期收益变化，自动调节货币非均衡趋向货币均衡，其中价格变化通过调节经营规模和货币需求，调节货币供求，利率则直接调节货币供求。
中国在体制转变时期，市场化程度日益增强，其货币均衡和非均衡必然越来越多地具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征，但由于市场机制尚不完善，其特征必然不会非常显著。同时，由于计划仍在起作用，也必然会有计划经济的某些特征，但其表现也不会很突出。
经济体制因素的影响还表现在，货币在市场经济中，是影响生产和投资过程的积极工具，而在计划经济中，则只是这一过程的消极反映。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而存在的金融抑制现象则强化了计划经济的这一特征。但有研究表明〔4〕，中国自1978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1984 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之后，经济运行机制发生了实质性变化，货币供应的作用由被动变为主动，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尽管如此，由于大量国有企业亏损经营，银行商业化尚未完成，企业改革尚无突破性进展，中国的市场机制还很不完善，计划尚发挥很大作用，使货币供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
经济体制因素的另一个表现是，在市场化的进程中，长期计划体制下的隐性通胀不断显化，成为导致通胀的一个历史性因素。
除了经济体制的因素之外，研究体制转变时期的货币供应、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的关系，还必须考虑货币化、价格体系和开放经济因素的影响。
货币化因素的影响是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性差异，但在中国的体制转变时期尤为显著。中国在整个体制转变时期，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货币化降低了货币流通速度。若将货币化指数（λ）引入货币数量方程，则有MV=λPY。货币化过程取决于两个因素：经济发展程度和经济体制的变革。这两个因素在中国自1978年开始均有很大变动。有研究表明〔5〕，在1978—1984年，中国货币化过程发展很快， 因此虽然在此期间货币供给的增长大大快于国民收入的增长，但由于增长的货币主要为新货币化的部门所吸收，物价上涨并不多；1985年以后，货币化过程显著放慢，货币供给超过国民收入的部分主要导致物价上涨。
价格体系因素。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为实施赶超战略，价格体系处于扭曲状态，在体制转变的过程中，价格体系不断得以理顺，尤其低要素价格的局面得到改善。由于存在价格刚性，价格体系调整的过程必然伴随物价上涨，成为通货膨胀的诱因之一。
另一方面，由于某些价格被管制，尤其利率管制，价格体系尚不合理。低实际利率甚至负利率不仅扭曲价格体系，而且刺激货币需求，人为地制造货币非均衡。低利率导致的要素价格扭曲还加剧结构失衡，阻碍经济增长，加剧通胀。
开放经济因素。中国在体制转变时期，经济的开放度显著增大。大量的外资引入对中国货币供应、经济增长和特价水平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综上所述，中国在体制转变时期，市场机制的作用在显著增强，但尚未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以市场经济为背景的西方货币理论对中国货币经济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效果不可能很显著。考虑到经济体制、货币化、价格体系和开放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其结论更是如此。
二、实证分析：1985—1994年的货币供应、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
尽管中国全面的经济体制转变自1984年开始，但考虑到上述因素，尤其1985年以后开始货币化进程显著放慢（这可以使我们较合理地忽视货币流通速度变动的影响），本文对1985—1994年十年的经济运行状况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经济体制转变时期货币供应与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的关系。
表一是1985—1994年中国名义GNP（Y[,0]），可比价GNP指数（P[,1]， 1978=100）、实质GNP（Y）、零售物价指数（P[,2]，1978=100）和货币供应量（M）及相关指标的数据资料。
（表一）
（资料来源：1985—1994年《中国统计年鉴》
其中：M＝现金＋企业存款＋机关团体存款＋农村存款；
Y=Y[,0]/P[,1];
由（2）式可求得M的变动对Y变动的影响，即dY/dM=110.9×0.4518M[,-0.5482]，已知中国1985—1994年年平均货币供应量约为9287.3亿元，因此，dY/dM=110.9×0.4518M[,-0.5482]≈0.335，即若排除物价因素影响， 从长期看，每增加100亿元的货币供应量，可使实质GNP增加约33.5亿元。另可知1985—1994年中国实质GNP年平均为6647.5亿元， 从而可求得剔除物价因素的货币需求产出弹性平均估计值为e=2.14（e=dM/dY·Y/M）。
下面研究P[,1]P[,2]与M/Y之间的相关性，以供指标选择之用。 对其分别取对数回归，可得
三、结论与评论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若剔除物价因素，货币供应量与实质GNP 之间存在很高的相关性，但由于货币需求产出弹性大于1，必须将物价因素纳入模型， 才能合理解释中国货币供应与经济增长的变动关系；
2.货币供应增长率与实质GNP的增长率在当期没有相关性， 即使考虑时滞因素，相关性亦不显著；
根据上述结论本文作如下总结：
1.由于1985—1994年中国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市场机制的作用日益增强，但尚不完善；货币的功能不健全，不具有完全的平等的购买力；企业改革没有突破性进展，企业软约束未有根本改善，货币与物价之间的传递关系不显著；大量无效供给则使供给的增长未必能平抑物价，从而使以发达市场经济为背景的西方经济理论对中国经济问题虽有一定的解释力，但解释力不可能很强。
2.研究中国的货币供应、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的关系，必须联系经济体制、货币化、价格体系和开放经济等因素，试图单纯地利用西方货币理论加以解释，其解释力是很弱的。
3.中国的通货膨胀远非货币供应与经济增长可以解释。在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刚性价格条件下的价格体系的调整，长期以来隐性通货膨胀的显化，大量国有企业的高投入低产出的低效甚至无效经营，外资的引入，产业结构的失衡尤其“瓶颈约束”的存在，均是导致通货膨胀的因素。
4.由于货币供应与经济增长对物价上涨的贡献很小，试图通过控制货币供应和经济增长来抑制通货膨胀是不可能的。如果试图这样去做，则可能导致“滞胀”。抑制通货膨胀的根本途径在于加快改革，加快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5.由于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相关性很小，试图通过扩张性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是不可能的，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因必须另行寻找。
注释：
〔1〕费里德曼：《什么是价格指导线》，载《指导线， 非正式管制和市场》，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18页。
〔2〕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52页。
〔3〕参阅黄达主编：《货币银行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65页。
〔4〕〔5〕参阅易纲、贝多广著：《货币浅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3页，第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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