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基础和伟大实践
马和平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3)
摘 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当今世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理念和具体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有着坚实而丰富的理论基础，它是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是中华传统“和合文化”价值的当代转化。理论是实践的先导。共建“一带一路”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经过几年的攻坚克难、勇于推进，取得了丰硕成果，展现了强大生命力和吸引力。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内在要求；彰显了同舟共济、权责共担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促进了人类不同文明之间的包容互鉴、和谐发展。
关键词：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 理论基础;伟大实践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潮头，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只有不忘初心，放眼世界，面向未来，才能“不畏浮云遮望眼”，才能摆脱“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束缚，也才能运筹帷幄、成竹在胸、砥砺奋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忘初心，“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1]，以宏大视野、超强定力、战略思维和高度自信，审时度势、精准预判、高瞻远瞩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战略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人类发展和世界前途提出的中国理念、中国方案”[2]，“向世界讲述了对人类文明走向的中国判断”[3]。
一只大象朝着四人走来，大象一点儿也不怕人，它身后还跟着几只小象。大象一家走到河边饮水，河边有个古老的石牌，上面写着—泿水。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提出至今，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并被写入联合国决议中。2012年12月5日，习近平同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座谈时指出：“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013年3月23日，他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又提出了影响深远的两个重要概念：“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3]。此后，在各种场合，习近平不断向国际社会阐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背景、基本内涵、机制路径和重大意义，呼吁国际社会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共同努力。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基础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
“现实的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出发点。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对人类的历史、现在和未来无不投以真诚而深邃的目光。在立足西方文化自身逻辑、深刻反思和研究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马克思发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共同体”思想正是对这一规律认识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关切人的存在、探究社会发展的理论结晶，渗透于唯物史观的创立和发展的全过程，并和马克思主义其他具体思想理论紧密联系、相互贯通。”[4]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向人类发出了“宣言”：“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这表明，在“自由人的联合体”中，个人之间不仅消失了旧时代异化劳动带来的阶级差异和对立，而且个人与“共同体”之间也消除了异化与对立关系，人真正进入了自由王国。
不过，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合理合法性，并没有自动消除它未来指向实现的复杂性和艰巨性。面对当下强权思维盛行的世界形势，负责任的大国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提出合目的性、合规律性的全球治理新理念。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6]在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基础上，习近平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7年1月，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说，“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是整个世界都在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认为，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我们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将到哪里去？……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7]。
座谈会一结束，刘少奇就要王贤选趁热打铁。王贤选旋即召来石工凿石、炮工装药，几声轰响，“三穴石”被连根拔起。接着安排人马清除大大小小的石块，疏通河道。几天工夫，武阳段的河道便通畅无阻了。又过个把月，整条瑞金河道的整修疏通工程也胜利完工。
人们在交往交流中逐渐形成命运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生存法则是同舟共济、权责共担，而中华传统文化中反躬自省和无为无争思想有助于培育这种意识。纵观历史，人类交往交流的类型大致有两种：一是和平的；一是非和平的。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西方社会以现实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作为他们对外交往交流的理论依据，有着强烈的对外扩张和利益独占的内驱力，从而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视为一种紧张的、对抗性的和掠夺性的关系。中华文明强调以理服人，不以力压人，主张对外交往交流过程中，以德不以力，崇王道而非霸道。如果对外交往交流不畅，首先想到的不是使用武力去征服，而是反躬自省，加强自己的德行修养，“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与此相应，低调谦和、无为无争、与人为善便成为与人相处的主流态度和原则。《易经》中“谦”卦辞是“亨，君子有终”，山本处于地上，但“谦”卦中，山在地下，故“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13]。这是中华民族“无为”“无争”的交往交流法则和智慧。孔子说：“君子无所争。”(《论语·八佾》)老子说：“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道德经》第二十二章)即使兵家，对待战争的基本态度也是重备战、慎战、以战止战，就算战争不可避免，也主张“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也” (《孙子兵法·谋攻篇》)。孙子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兵法·始计篇》)又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孙子兵法·谋攻篇》)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中华传统“和合文化”价值的当代转化
中华传统“和合文化”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重要文化资源，但后者并不是对前者的简单复述，其价值转化和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1.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的逻辑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立足历史新方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扎根和挖掘传统“和合文化”时代价值的创新发展；2.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时代背景。新时代是本质上实现强起来的时代，是中华民族比历史上任何时期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伟大复兴的时代。“和合文化”内涵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并在实践中为世界提供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魅力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3.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以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为底色，以“和合文化”为成色，吸收人类一切与此相关的先进文明成果，关注人类现实生活，走向人类美好的自由王国。它已经超越了“和合文化”的区域限制，融入人类现代先进文明中。
“和合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精髓之一，它出现的时间很早。“和”“合”二字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就已出现。殷周时，“和”与“合”为单一概念。“和合”二字联用，构成一个范畴，最早见于《国语·郑语》：“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和合”一开始就具备了道德功能和政治意蕴。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虽各论其说，但大多殊途同归，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同样的世界，思考着同样的主题：在诸侯纷争、礼乐崩坏、战乱频仍、生灵涂炭的世界中，人应怎样为人？人应如何自处和相处？“和合”理念被当时许多思想家所提及。老子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和其光”。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孟子强调“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管子将“和”与“合”并举，主张“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习，习故能谐，谐习以悉，莫之能伤也”。墨子认为“离散不能相和合”，应“兼爱”“和合”“非攻”“尚同”以实现“一同天下之义”[9]。这些思想家的阐释和论述大大推进了“和合文化”的丰富和发展，对后世影响深远。习近平指出，“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在5000多年的文明发展中，中华民族一直追求和传承着和平、和睦、和谐的坚定理念。以和为贵，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理念在中国代代相传，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精神中，深深体现在中国人的行为上”[10]。
二、共建“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伟大实践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实践派和实干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经提出，就成了一种现实力量。2013年9月7日和10月3日，习近平分别在哈萨克斯坦和印尼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大倡议：“以2013年金秋为起点，‘一带一路’建设，作为承载时代使命的世纪工程，掀开了世界发展进程的新一页。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由理念变为行动，由愿景化为现实，促进发展，造福人民，‘一带一路’建设在世界范围内广受欢迎和响应。”[11]
(一)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内在要求
于冰浴中切取大鼠脑组织梗死区域适量，去除脑膜和血液，加入4℃PBS适量，匀浆约1 min，制成10%脑组织匀浆。匀浆于4℃下、以3 000 r/min离心20 min，取上清液，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ELISA）以全波长酶标仪测定脑组织中VEGF、VEGFR2、NO水平，严格按照检测试剂盒说明书操作。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的逻辑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对现实世界的理性回应和可行良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较之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坚守了国家主权优先性，强调了国家利益至上性和自主选择权，体现了国际交往的主体平等性，“不管国际格局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始终坚持平等民主、兼容并蓄，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尊重文明多样性，做到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一国的事情由本国人民做主，国际上的事情由各国商量着办”[8]。
“一带一路”建设是互利共赢的典范之举。在与“一带一路”沿途国交往中，中国坚持正确的义利观，坚持“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在帮助和促进合作国发展的同时，自己也从中得到了应有的回报。2018年10月29日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商协会大会指出，“通过大数据的分析，对近5年来‘一带一路’发展总体有一个判断，即我们在多个方面都取得了新的突破，打开了新的局面，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正在由宏观描绘的写意画，进入到精雕细琢的工笔画的一个阶段”[12]。共建“一带一路”的伟大实践，不仅顺应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内在要求，而且还将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宝贵经验和增添全新活力。
(二)共建“一带一路”彰显了同舟共济、权责共担的命运共同体意识
以目标成本作为成本管控的重要手段有3个重难点：（1）目标成本在不同阶段的组成；（2）目标成本的编制；（3）目标成本的调整。因此，目标成本制定后，要进行严格的论证和优化，并对目标成本变化率严控。
世上并无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但某些大国为了能独霸世界，妄加揣测君子之腹，臆想他国的崛起必然会带来大国的冲突，臆造出一个“修昔底德陷阱”来。为此，中国的发展就成了他们焦躁不安的病根。但他们开出的药方依然是“老三样”：对抗、封堵和自闭。然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体，已使这些被西方社会视为“神圣原则”的药方效力大减。当然，西方社会并不是没有意识或认识到他们的困境和悖论，但由于巨大利益使然，他们宁愿做一个喊不醒的“装睡人”。可是，天下大势，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凡是与时代大势悖行的人都会被时代所抛弃。
中华文化以和为贵、以和为美、无为无争的思维方式和精神气质体现于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交往过程中，古代“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就是最为典型的表现。从西汉到大明，中国综合国力都站位世界前列，但中国人并没有凭借自身的优势和强大到处穷兵黩武、拓疆开土、殖民掠夺。而反观西方世界，因为以极端利己主义指导对外交往交流，所以对外侵略战争不断，以怨报德、以仇报恩、以野蛮掠夺和残暴屠杀回报盛情欢迎。尤其进入近现代以后，西方世界更是将贪婪自私发挥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直到发动两场世界大战，人类遭受到空前的灾难。
当前，人类面临的诸多问题，如核问题、恐怖主义问题、环保问题、气候问题、流行性疾病问题等，都不是靠单打独干所能解决的，开放、包容、合作、共赢已成为广泛共识。随着人们生存方式、交往方式、思维方式等的根本改变，人类的区域隔阂和限制正日趋消失，全球治理体系正面临着其内在发展的新要求。将一国或一国家集团利益凌驾于他国利益之上，甚至以损害和牺牲他国利益来实现自身利益，已愈加不合时宜。习近平指出，把自己安全建立在别人不安全基础上，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极端利己主义，不仅不能实现，更会堵了自己的门，结果只能损人不利己，损害全人类的未来。
因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需要同舟共济、权责共担。“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不仅是一种道德高姿态，也是一种合规律性的自觉。作为世界性大国，中国提出了构建国际新格局，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寻找利益最大公约数的“共同价值观”。在逆全球化蠢蠢欲动，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的今天，“一带一路”建设正以其特有的魅力、磅礴的气势和互利共赢的事实，展现着中国同舟共济、权责共担的全球治理新理念，也为中国梦和世界梦的有机融合提供了独特而有效的路径。斯里兰卡总统拉贾帕克萨坚定地说：“有了中国朋友的帮助，斯里兰卡人民可以梦想成真。”[14]
(三)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了人类不同文明之间的包容互鉴、和谐发展
“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这既是中华民族和而不同、包容并蓄的文明传统，更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世界文明共存共处共发展的判断，有着深刻的理论基础和历史、现实依据。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不同文明生灭有因、交替有序，表面看来似乎是偶然所致，本质上乃是文明历史发展之必然。其间，有些文明自以为是“普世文明”“优等文明”，要将其所谓“文明之光”照到所有人身上，进入所有人心里，其结果往往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究其原因，根本之处在于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文明既有形成、发展、消亡的内在规律和过程，也有彼此相存、各自独立又相辅相成的内在因素。“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
当今世界，文明各不相同，但形式各相区别。每一种流存、发展至今的文明，其存在都有其合理性。而且不同地区的民族，在自己所处客观环境和劳动方式等的共同作用下所创造的文明，不仅成为这些地区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文明基因密码，而且他们有权保障自身文明的延续性和实用性。习近平强调，文明是多彩的、平等的和包容的。世上并没有所谓优等文明，只有独特文明；没有“普世价值”，只有“共同价值”。
建设绿色生态名市是榆林的战略抉择，也是榆阳的奋斗目标。只有生态产业化开发才能够达到既要生态效益又有经济效益的目的。从生态产业发展的内涵来看，生态产业开发是解决“三农”问题、保障“三农”利益、促进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也是林业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政府在产业开发上必须给予政策保护、市场需求、科技支撑、投入保障等方面的大力支持，才能从根本上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孟子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孟子·离娄上》)，文明之患何尝不是如此呢？文明冲突论只是一种借口，并不具有实然性。“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礼记·中庸》)中国共产党秉承中华文明优良传统，立足当今世界，以“一带一路”建设为载体，攻坚克难，坚定持续推进世界文明平等开放、包容互鉴地交往交流，为构建人类文明新交往交流模式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习近平强调，“‘一带一路’建设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推动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15]。
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未来提出了理性思维，共建“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这一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正在展现出独特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魅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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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杜尚泽.一带一路,千年的时空穿越——记习近平主席访问塔吉克斯坦、马尔代夫、斯里兰卡、印度[N].人民日报,2014-09-24(2).
[15]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EB/OL].(2017-05-14)[2019-01-05].http://www.xinhuanet.com/2017-05/14/c_1120969677.htm.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670( 2019) 04-0006-05
收稿日期： 2019-01-11
基金项目： 2018年度安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进’路径研究”(SK2018ZD054)；安徽省2017高等学校省级质量工程教学研究重大项目“大数据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路径创新研究”(2017jyxm0635)；2018年度芜湖职业技术学院校级质量工程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名师工作室”
作者简介： 马和平(1970— )，男，安徽省南陵县人，芜湖职业技术学院教授，芜湖市社科联副主席，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及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责任编辑:马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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