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闻精英的集体“素描”：普利策奖获得者的社会学特征(1917/1998)_美国新闻论文

美国新闻精英之集体“素描”——普利策新闻奖得主的社会学特征(1917-1998)，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闻论文,美国论文,素描论文,社会学论文,奖得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创办普利策奖的最初想法平淡无奇，不过是出于对诺贝尔奖的模仿(Bates，1991：102)。人们甚至有理由怀疑，若不是借重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化与声望等象征资源，普利策奖未必能取得迅速的成功。然而无论如何，它已走过了近百年历史，成为了美国最重要的文化奖项之一。

       遗憾的是，学术界对于普利策奖的研究整体上还很薄弱。有关普利策奖的图书已出版了不少，但绝大多数都是获奖作品集，真正具有研究性质的著作寥寥无几。不过，还是有几本值得一提。曾长期担任普利策奖管理人和普利策奖委员会秘书的John Hohenberg(1974)在七十年代出版了一本《普利策奖》(The Pulitzer Prizes)。虽然有人(Bates，1991：104)说它“带有公司史的味道”，但其地位至今仍无可替代。九十年代后期，Hohenberg(1997)又出版了一本基于个人日记的《普利策奖纪事》(The Pulitzer Diaries)，对于我们理解普利策奖复杂的把关过程很有帮助。九十年代初，Douglas Bates(1991)也出版了一本《普利策奖》(The Pulitzer Prize)。他通过深入的观察和访谈，以1990年专门报道奖的三名入围者为叙事焦点，点面结合地揭示了普利策奖的评选过程。几年前，Roy Harris(2007)在《普利策的金子》(Pulitzer's Gold)一书中系统地检视了普利策荣誉系统之中份量最重的，同时也是唯一的集体性奖项——公众服务奖。还有几本书提供了详实的历史背景资料，具有独特的价值。一本是由Elizabeth Brennan和Elizabeth Clarage(1999)编纂的《普利策奖得主名人录》(Who's Who of Pulitzer Prize Winners)，另两本均由Heinz Fischer和Erika Fischer(2002；2003)编纂，即《普利策奖得主传记全书(1917-2000)》(Complete Biographical Encyclopedia of Pulitzer Prize Winners，1917-2000)和《普利策奖系统之完全历史手册(1917-2000)》(Complete Hstorical Handbook of the Pulitzer Prize System，1917-2000)。此外，在单篇研究文章中，David Shaw(1984)对于普利策奖评奖过程的研究尤为扎实。有趣的是，他本人就是一位普利策奖得主。

       本文将聚焦于普利策新闻奖得主：他们是美国新闻业中一个备受瞩目的精英群体，然而传媒学者迄今为止尚未对他们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本文希望能够部分地填补这一空白。具体而言，本文将通过检视一组反映得主们社会学特征的变量(例如性别、年龄与教育获得)来为他们勾画出一幅集体“素描”。为了不让这幅“素描”显得孤立无依，无所参照，笔者将努力把他们置诸于美国新闻从业者总体甚至是美国人口总体的背景之下来加以理解。

       二、数据建构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普利策奖得主名人录》(下面简称《名人录》)。该书提供了自奖项创办以来到1998年之间全部获奖者的传记资料。这是笔者所见到的对于普利策奖得主的社会学特征提供得最全面也最条分缕析的一本书。尽管有评论者(Adam，1999)求全责备地认为它存在某些不足，他也还是承认该书“是关于获奖者传记资料的最佳来源。”在结构上，《名人录》按照普利策奖历史上所有奖项名称的字母顺序分为39章，每章以“年份”为一级条目，“姓名”为二级条目。具体的传记信息由一系列三级条目提供，包括出生(日期和地点)、死亡、父母姓名、宗教信仰、教育(学校和学位)、配偶(姓名、结/离婚时间，以及死亡时间)、孩子姓名、奖项(时间、名称和工作机构)、职业、代表作、其他获奖以及评价等。正是这些丰富的传记信息为笔者提供了统计分析的基础。

       这里必须解释的是：为什么不以《普利策奖得主传记全书(1917-2000)》(下面简称《传记全书》)或者普利策奖官方网站作为数据来源呢？虽然《传记全书》因出版时间更晚近而能比《名人录》多提供两年的数据，然而前者无论在规模、信息量还是体例上都远在后者之下，这正是笔者舍新取旧的根本理由。同时，前者还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它所提供的传记信息止于获奖当年，不及其余。而普利策奖官网虽然也提供了部分获奖者的传记资料，但远不足以实现本研究的分析目标。因此，本文将研究时段限定在《名人录》的时间段(1917-1998)，共计82年。

       为了确保资料的可靠性，本研究只选取了《名人录》中的部分传记信息来进行统计分析。最初构建的一组变量包括：姓名、性别、出生时间、出生地、宗教信仰、教育、获奖时间、奖项名称、第几次获奖、工作机构以及机构所在州。随后，笔者利用统计软件SPSS中的“计算”和“重新编码”功能，对已有变量进行再加工，得到了一组新的变量，诸如奖项类别(报道奖/批评和评论奖/摄影和漫画奖)、出生地区域I(东北部/西部/中西部/南部)、出生地区域II(东部/西部)、获奖年龄、获奖年龄段、工作机构的区域I(东北部/中部/中西部/南部)、工作机构的区域II(东部/西部)、常春藤盟校(是/否)、留学经历(有/无)。

       还需特别说明几点：(1)本研究的分析单位是作为个人的普利策奖得主，不包括机构获奖者，这意味着所有的“公众服务奖”都将被排除在外。(2)本研究只分析那些在获奖时拥有新闻人身份的得主，而个别被授予特别奖的非新闻人不在分析之列。(3)对于不止一次获奖的得主的处理办法：若均为新闻奖，需对每一次获奖都单独编码；若既获得了新闻奖也获得了非新闻奖项，则后者不在分析之列。(4)对于《名人录》中的部分缺失信息，利用《传纪全书》、Google，以及普利策奖官网加以补充。(5)将个别明显不合情理但又无法经由其他渠道加以订正的信息作为缺失值处理。

       三、研究发现

       (一)性别

       John Johnstone等人(1976：22)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发现，美国新闻业是一个“由男性统治的职业场域”，男性几乎四倍于女性(见表1)，这一悬殊两倍于美国社会劳动力总体中的性别差异。在随后的三十年时间里，David Weaver等人(2007：8)先后进行了三次调查，结果发现：新闻劳动力之性别差异大为缓和，不过男性仍然几乎两倍于女性(见表1)；而这期间美国劳动力总体之性别差异却从未超过1.4∶1。

       本研究发现，普利策新闻奖得主在性别构成上与美国新闻从业者总体明显不同。可以说，普利策新闻奖更是一个由男性所主宰的职业荣誉场域(见表1)：在1917-1998年间624位不同的获奖者之中，男性占89.3％，女性10.7％。587人(94.1％)都只获了一次奖，30人(4.8％)两次夺得普利策奖，另有7人(1.1％)三次夺得普利策奖。在那些两次和三次获奖者中，只有1名女性(2.7％)。她就是Carol Guzy，分别于1986和1995年为迈阿密先驱报和华盛顿邮报夺得了现场新闻摄影奖。

       在按照Christopher Sterling(2009：1982)的做法将近30个原始奖项归纳为三个大类之后发现，女性在所有奖项类别上均处于绝对的劣势(见表2)。相对而言，她们在“评论、批评和特稿奖”上的表现最好(15.9％)，而在“摄影和漫画奖”上最差(4.5％)。卡方检验显示，男女得主在三个类别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9.57，p＜0.01)。就各原始奖项而言，女性获奖者在特稿写作奖上表现最佳，占40％(8人)，部分原因在于女性在特稿写作方面的确有出色的表现，而部分原因恐怕在于获邀坐到该奖初评委员会上的女性比例比较高(黄顺铭，2011：23)。

      

      

       (二)地理分布

       就制度设计而言，普利策新闻奖并非美国人的专利，外国人只要能在美国的报纸或通讯社发表其作品，便具备了角逐奖项的基本资格。尽管如此，普利策新闻奖基本上还是一个民族国家的职业荣誉游戏。在1917-1998年间的624位获奖者中，91.7％(572人)都生于美国，其余8.3％(52人)则生于英国、德国、加拿大、中国等三十几个国家。在那些生于外国的人中，很多人都因各种原因而移民美国并入了该国国籍。所以，非美国籍的获奖者凤毛麟角，占2.1％(13人)。下面，笔者将通过三种分析来揭示611名美国籍获奖者在地理分布上的失衡。

       1.各州之间的不均衡。

       就出生地而言，诞生于美国的人中，99.0％(566人)能够被确认生于具体哪个州。他们分布在46个州以及华盛顿特区。没有诞生过获奖者的四个州是阿拉斯加、爱达荷、新罕布什尔以及佛蒙特。而有幸诞生过获奖者的行政区之间分布极不均衡(见表3)：纽约州遥遥领先，两倍于排在第二位的伊利诺伊；前十名的其余几个依次是马萨诸塞、宾夕法尼亚、密苏里、加利福尼亚、俄亥俄、密歇根、爱荷华以及德克萨斯和华盛顿特区。前十名达六成多(63.3％)。就工作机构而言，那些拥有明确的工作单位的美国籍得主在州级行政区之间的分布极不均衡：纽约州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是排在第二位的华盛顿特区的3.5倍。前十名的其余几个依次是伊利诺伊、宾夕法尼亚、马萨诸塞、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德克萨斯、密苏里、爱荷华、马里兰，前十名共占八成(79.9％)。

      

       2.四大地理区域之间的不均衡

       传媒学者发现，美国新闻劳动力的地理分布在过去几十年时间里发生了一些变化(见表4)：七十年代初，东北部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八十年代初，南部和中西部开始超过了东北部；九十年代初，南部与中西部拉大了差距，而东北部则没什么变化；新世纪初，东北部降至四十年来的最低点；西部在这四十年间不但比例上变化较小，而且始终处于垫底的位置(Weaver，et al.，2007：4)。本研究发现(见表4)，普利策新闻奖得主在地理区域分布上也相当不均衡。就出生地而言，生于中西部和东北部的获奖者势均力敌，分别占33.2％和32.9％；南部占23.3％；西部最为弱势，仅10.6％。卡方检验显示，不同区域在获奖者的出生地方面差异显著(

=76.86，p＜0.001)。考虑到这些地理区域在构成上差别较大——东北部、中西部和西部分别包括9、12和13个州，南部包括17个州以及华盛顿特区，因此平均值无疑更能真实地反映区域间的差异。东北部处于最优势的地位，平均每州诞生了20.6人，中西部次之(15.6人)，南部再次之(7.8人)，西部仍最为弱势(4.6人)。尽管东北部在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上均占据优势，然而其内部却极不均衡：在四个没有诞生过获奖者的州中，该区域占两席(新罕布什尔和佛蒙特)。就工作机构而言，在那些拥有明确工作机构的美国籍得主中，44.5％为东北部的新闻机构工作，仅有9.8％为西部的新闻机构工作。比较而言，得主们出生地的失衡程度不如工作机构来得严重；西部不论在出生地还是工作机构方面都处于绝对的劣势。

      

       3.东、西部的不均衡

       在按四大地理区域加以区分之后，本来已无必要再进行更粗线条的东、西部的区分了，然而，为了与David Shaw八十年代的研究保持学术对话，这里仍对东、西部之间的不均衡加以分析。David Shaw(1984：186)发现，“在各个普利策初评委员会(Pulitzer juries)和普利策奖委员会(Pulitzer board)里面，以及在颁给西部的奖项数量上，西部都被代表得相当不够。”根据他的统计，“在有史以来70多位在委员会工作过的新闻从业者中，46人来自东部，只有8人来自于西部或西南部”(Shaw，1984：186)。比较而言，“初评委员会的地理代表性比委员会稍微均衡一点：在过去十年里，来自于美国东部的初评评委与来自于西部的之比为3.5∶1。”(Shaw，1984：202)他的结论是：“这是一个自我持续的循环：以东部委员为主的委员会挑选出以东部为主的初评评委，这些初评委员再把以东部为主的奖项提名送到以东部为主的委员会，委员会再挑选出以东部为主的获奖者。”(Shaw，1984：202)在本文中，笔者撇开其他的不谈，只为“以东部为主的获奖者”提供量化证据来回应Shaw的敏锐观察。必须指出的是，他在谈东、西部时，指的是委员、初评委或获奖者在评奖或者获奖的当时属于东部还是西部，而并非指这些人的出生地。而这里，笔者同时提供两个时间点——“过去”(出生地)和“当下”(获奖当年)——的量化数据。统计结果显示，89.4％生于东部，生于西部的得主仅占一成(10.6％)；90.2％为东部的新闻机构工作，也只有一成(9.8％)为西部的新闻机构工作。

       (三)获奖年龄

       年龄意味着精力、阅历、见识等一整套复杂的东西，因此它经常成为人们理解社会现象的一个重要变量。就文化奖项而言，年龄更是一个绝对绕不过去的变量。例如，包括Harriet Zuckerman(1996)在内的众多学者就对于诺贝尔奖得主的年龄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探讨了一系列问题，诸如年龄与科学产出之间的关系(Stephan & Levin，1993)，在什么年龄取得足以获得诺贝尔奖的成就(Van Dalen，1999)，诺贝尔奖与科学家的寿命之间的关系(Rablen & Oswald,2008)，以及预测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的年龄(Baffes & Vamvakidis，2011；Gingras & Wallace，2008)。

       本研究发现，在1917-1998年间668人次(实际上涉及到624人)的普利策新闻奖之中，获奖年龄最小者21岁，最大者81岁，中位数为40岁，众数33岁，平均值41.89岁，标准差10.94。那么，普利策新闻奖得主与美国新闻从业者总体之间在年龄方面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呢？如表5所示，Johnstone等人(1976)在七十年代初发现，美国新闻从业者的年龄中位数为36.5岁；Weaver等人在八十年代初、九十年代初和新世纪初的调查发现，从业者的年龄中位数分别为32.4、36.0和41.0岁(Weaver，et al.，2007：7)。由于他们都只报告了中位数而没报告均值，这里笔者姑且以三个中位数的平均值(36.5岁)作为单样本t检验的“检验值”。结果发现，普利策新闻奖得主获奖年龄的平均值显著地高于检验值(t=12.73，p＜0.001)。

       在本研究中，出于学术对话的目的，笔者采用了Johnstone等人以及Weaver等人的年龄段划分方法，结果发现(见表5)：青年早期和步入老年之后获普利策新闻奖的机会都很渺茫；25-54岁之间这三十年是摘奖的黄金时期(85.9％)，特别是35-44岁这十年获奖机会最大。通过与美国从业者总体的年龄段分布比较，可以发现，20-24岁和25-34岁年龄段的新闻从业者在普利策新闻奖方面被代表得不足，而45-54岁和65岁及以上年龄段则是被过度代表的。

      

       在37位两次或三次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人中，每两次获奖之间的时间间隔差异很大，最短者1年(即连续两年蝉联)，最长者达31年，平均间隔9.23年，标准差7.46。在1917-1998年间，连续两年蝉联者仅2人：布鲁克林鹰报的Nelson Harding和波士顿先驱美国人报的Stanley Forman分别于1927/1928和1976/1977年摘得了社论漫画奖和现场新闻摄影奖。达拉斯晨报的William Snyder大概是最幸运的得主了。他1989、1991和1993年三度摘得三个不同的奖项，到最后一次获奖时年仅34岁(Brennan & Clarage，1999：199)。有时候，普利策奖委员会“绕过该得奖的参评作品而把奖颁给确实要逊色一筹的参评作品，为的是避免在同一年把不止一个奖颁给同一家报纸，以及避免把奖颁给已得过奖的人”(Shaw，1984：197)。这一未曾明言的“散开政策”(spreading-out policy)(Shaw，1984：200)虽然令奖项和荣誉变得更分散了，但是也延迟或者阻止了某些人多次获得奖项。与此同时，委员会有时候会把奖颁给年纪更大的人，以弥补他们本来早该得奖却因故未得的遗珠之憾(Shaw，1984：197)。纽约时报的Walter Smith和Walter Kerr就是两个例子。他们获奖时均已步入了老年。

       按性别加以区分，女性获奖者年龄在21-64岁之间，男性在22-86岁之间。二者的平均年龄分别为39.29和42.18岁，差异显著(t=-2.07，p＜0.05)。然而，男女得主在年龄段分布方面却并无显著的差异(

=6.63，p＞0.05)。表6显示的是女性在美国新闻从业者总体和普利策新闻奖中的年龄段分布状况。对表中的数据稍加比较即可发现，女性在普利策新闻奖得主的绝大多数年龄段上都被代表得相当不足。

      

       按奖项类别加以区分，结果发现(见表7)：35-44岁年龄段既是获得“报道奖”也是获得“评论、批评和特稿奖”的黄金时期；25-34岁年龄段则是获得“摄影和漫画奖”的黄金时期；青年初期获得任何类别的奖项都机会渺茫；一旦迈入老年，获奖机会就极小了，尤其是斩获报道奖的机会几近于零。卡方检验显示，不同年龄段的获奖者在三大奖项类别上差异显著(

=93.02，p＜0.001)。

      

       (四)教育获得

       传媒学者通过横截面的研究(尤其是问卷调查)已对美国新闻从业者的教育获得(educational attainment)取得了系统的了解，其中，Johnstone等人(1976)和Weaver等人(1986；1996；2007)的调查是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虽然的确像有人所指出的那样，并非必须要上过大学才能当一名新闻记者(Weaver & Wilhoit，1986：46)，但是美国新闻从业者的教育获得状况整体而言却是相当不错的。七十年代初，近60％的人都是大学毕业生，34％主修新闻专业；八十年代初，75％为大学毕业生，40％主修新闻专业；九十年代初，大学毕业生占82％，40％主修新闻专业；到新世纪初，大学毕业生升至89％，新闻科班出身者占36％(Weaver，et al.，2007：31)。进一步的分析发现，不同类型的媒体之间存在着差异：在七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这一时期，平面媒体从业者的大学毕业生比例始终高于电子媒体；在电子媒体中，电视又高于广播；在平面媒体中，新闻杂志和通讯社高于日报，而日报又明显高于周报(Weaver，et al.，2007：38)。然而遗憾的是，传媒学者到目前为止几乎还没有对美国某一特定的新闻精英群体的教育获得状况进行历时性的检视。究其原因，恐怕主要是很难取得一套纵贯性的数据。这里，笔者利用由《名人录》取得的纵贯性数据来考察普利策新闻奖得主的教育获得状况，希望能为现有的横截面研究提供一种必要的补充。下面将依次讨论四个方面：不同类型媒体的获奖者在教育获得方面的差异、不同性别的获奖者在教育获得方面的差异、获奖者就读美国精英院校的状况以及获奖者的留学经历。

       在1917-1998年间的全部624位获奖者中，87.2％拥有大学文凭。而在美国籍的611人中，大学毕业生的比例为87.7％。鉴于普利策新闻奖面向的对象是报纸(实际上几乎只面向日报)和通讯社的从业者，而已有的研究又为我们提供了这些从业者的大学毕业生比例——通讯社和日报的比例在七十年代初分别为80.4％和62.6％，八十年代初升至95.7％和74.4％，九十年代初为94.7％和84.3％，新世纪初进一步升至98.6％和91.9％(Weaver，et al.，2007：38)，因此这里出于学术对话的目的，将普利策新闻奖得主按照工作机构类型(报纸/通讯社)加以区分。笔者得到了一个非常不同的结果：在609位拥有明确的工作单位的人中，来自于报纸的获奖者中念过大学者占89.3％(493人)，而这一比例在来自通讯社的获奖者中则低得多，仅为68.4％(39人)。卡方检验显示，二者之间差异显著(

=20.41，p＜0.001)。

       在按照性别加以区分之后发现(见表8)，女性获奖者几乎都受过大学教育，而男性获奖者明显逊色一筹。这一差异的形成也许部分是由于美国新闻业为女性设置了更高的准入门槛，部分则是由于有志于新闻职业的女性在教育方面拥有更高的自我期许。卡方检验显示，不同性别的获奖者在教育获得方面差异显著(

=8.62，p＜0.001)。

      

       自从1960年代中期常春藤联盟成立以后，人们经常视之为美国精英院校的一种象征。本研究发现，在美国籍的普利策新闻奖得主中，21.1％在常春藤盟校受过教育。其中，尤为突出的是1990年与丈夫Nicholas Kristof一道因中国报道而夺得国际报道奖的美籍华人Sheryl WuDunn。她先后就读于康奈尔、哈佛和普林斯顿等三所常春藤院校。在按性别加以区分之后发现(见表9)，男女获奖者在常春藤盟校方面毫无差异(

=00001，p=0.978)。

      

       最后，在美国籍的获奖者中，拥有他国留学经历者占6.2％(33人)。他们就读的外国大学分布于欧、亚、非、北美各大洲，但以欧洲为主，尤其是英、法、德。比较而言，留学一国的人在比例上比留学多国的人高得多。而在某个国家就读多所学校的人则更少。在留学多国的人中，纽约时报的Thomas Friedman拥有绝对一流的文化资本：在美国大学毕业之后，他先后在欧、亚、非三洲念了四所大学(Brennan & Clarage，1999：346)。此外，按性别加以区分，仅有3.0％(2人)的女性获奖者拥有留学经历，不足男性(6.6％)的一半。不过，卡方检验显示，两者之间差异并不显著(

=1.27，p＞0.05)。

       (五)宗教信仰

       只有在《名人录》的编者能确定获奖者拥有宗教信仰的情况下，传记信息中才会出现“宗教”条目。“在很多情况下，很难或者不可能在公开出版的资源中找到这一信息”(Brennan & Clarage，1999：xx)。因此，我们并不能由传记信息中缺乏“宗教”条目而据此断定获奖者就必然没有宗教信仰。

      

       在1917-1998年间的624位获奖者中，156人(25.0％)被确认有宗教信仰，其中，男性143人，女性13人。下面的统计分析中将其余468人作为缺失值处理。在多达二十几种宗教或者教派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天主教，占28.2％(44人)，圣公会教和犹太教并列第二，各占18.6％(29人)。接下来，长老派教会和卫理公会分别占8.3％(13人)和5.1％(8人)，而浸礼会和新教再次之，各占3.2％(5人)。这个结果与已有的研究发现有所不同。表10展现的是二十世纪七十到九十年代盖洛普对于美国成人的三次调查结果以及传媒学者同一时期对于美国新闻从业者的调查结果，从中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就成长的家庭宗教背景而言，新闻从业者与美国成人总体颇为接近(Weaver，et al.，2007：15)。新教排在第一，遥遥领先于排第二位的天主教，信仰犹太教者凤毛麟角。Weaver等人(2007：15)在2002年的调查中直接问新闻从业者自己是否信仰某种宗教，结果发现，34％不信任何宗教，信仰新教、天主教和犹太教者分别占27％、20％和4％。另外，Robert Lichter和Stanley Rothman(1981：43)在八十年代初对于美国十家精英媒体机构从业者的研究则发现：“媒体精英的一个主导性的特征就是其世俗的世界观”；半数精英声称没有宗教信仰，而信仰新教、天主教和犹太教的也并无很大的差别，分别占20％、12％和14％。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Brennan和Clarage的《普利策奖得主名人录》所提供的丰富的传记信息，系统地分析了1917-1998年间600多位普利策新闻奖得主的社会学特征。

       普利策新闻奖一直是一个由男性所统治的职业荣誉场域，或者说，一个属于男人们的荣誉游戏；女性获奖者处于绝对的劣势。普利策新闻奖得主中的性别差距远比美国新闻劳动力中的差距来得悬殊。也许，通过增加普利策奖委员会和各初评委员会的女性成员，能够部分地缓解普利策新闻奖荣誉系统之中根深蒂固的父权制色彩。

       普利策新闻奖就制度设计而言并非美国新闻从业者的专利，但它事实上却仍是一个民族国家的职业荣誉游戏。跟美国新闻劳动力失衡的地理分布一样，普利策新闻奖得主在出生地和工作机构的分布上也相当不均衡。前十名的州不论在出生地还是在工作机构方面所占比例都相当高。在地理区域上，东北部处于优势地位，而西部最为弱势。未来的研究应该继续关注David Shaw(1984：202)的那个深刻结论——“这是一个自我持续的循环：以东部委员为主的委员会挑选出以东部为主的初评评委，这些初评委员再把以东部为主的奖项提名送到以东部为主的委员会，委员会再挑选出以东部为主的获奖者。”困难之处在于，如何取得所有初评委员会的人员名单以及他们的基本传记信息。

       就获奖年龄段而言，25至54岁这三十年是美国新闻从业者获取普利策新闻奖的黄金时期，但也必须看到，25-34岁年龄段在普利策新闻奖方面却被代表得不足。20-24岁也被代表得不足；而45-54岁和65岁及以上年龄段则是被过度代表的。青年早期和老年阶段的获奖机会均极小。不同类别的奖项的黄金获奖时期并不相同。特别是，女性在所有年龄段上都被代表得很不足。

       传媒学者现有的调查显示通讯社从业者中的大学毕业生比例高于报纸从业者，而普利策新闻奖得主的教育获得状况却与此截然相反。就普利策新闻奖而言，女性获奖者在教育获得方面显著地优于男性获奖者。约五分之一的美国籍获奖者曾就读于常春藤盟校。只有极少数美国籍获奖者拥有留学经历。以后的研究应进一步分析普利策新闻奖得主的专业构成状况，但怎样找到他们所主修专业的信息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虽然《名人录》和《传记全书》提供了部分信息，但远未达到可以做统计分析的地步。

       虽然美国新闻从业者与普通美国人在宗教信仰方面颇为接近，但新闻精英却似乎有别于他们。Litchter和Rothman(1981)对于精英媒体从业者的研究显示了这一点。笔者对于普利策新闻奖得主的研究也显示了这一点。不过，笔者的研究结果与前者的结果也颇为不同。鉴于缺失值很多，因此应当谨慎对待笔者的研究结果。

       最后，必须坦率地承认，本文没有利用《名人录》所提供的关于获奖者职业生涯的丰富信息。原因在于，笔者发现很难对它们进行统计分析。如果有可能，笔者希望以后能专文讨论普利策新闻奖得主的职业生涯和职业流动问题。Lichter和Rothman(1981：43)发现，媒体精英很少会是Horatio Alger笔下的那种人物，即虽出身寒微但通过顽强奋斗而终获成功的男孩形象。那么，普利策新闻奖得主会不会是这样的人呢？如何找到他们的家庭背景资料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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