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关系问题，是近年来人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经常涉及的论题。一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构成了前后相继的两个不同的阶段，其中，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基础，后者是前者的积极成果。按照这一看法，人们必须首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到中国，然后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二者之间有着截然分明的界线，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并没有开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种看法实际上是对二者关系的简单化、片面化的理解，它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实际是不相符合的。今天，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历史事实，考察、分析和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间的本真关系，有利于我们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系列重要问题，特别是有利于正确评价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贡献。
要探索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间的本真关系，首先必须具体地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实际。
我们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而我们之所以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指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乃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并不是一个理论上很严密的命题。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并不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早期阶段上所特有的现象，它实际上贯穿于迄今为止的整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但是，人们通常并不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早期阶段以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例如，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编译和解读以及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译介本质上仍然都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但并没有人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来称谓它们。于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就成了一个孤零零的命题，换句话说，我们并没有诸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近期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当代传播”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相匹配的命题。这样一来，当我们使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的命题时，其所指称的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刻意在这一命题中的“传播”前加上“早期”二字，不仅显得多余，而且会造成一些理论上的混乱。
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长期闭锁的国门，也使西方文化潮水般地涌入中国，使西学东渐成迅速燎原之势。18世纪末19世纪初，人们在向中国传播各种西学的过程中，偶尔也会附带地提到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此同时，中文报刊和书籍里也出现了人们所节译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如《共产党宣言》等的某些段落或章节。但是，从总体上看，直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还只有少得可怜的零星介绍，还谈不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
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受俄国十月革命的鼓舞和感召，中国一大批先进的知识分子纷纷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主要就是在这些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推动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迅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这一过程大体上可分为以下两个阶段。
1.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启蒙传播(1919年5月至1927年7月)
1919年5月5日，北京《晨报》副刊“马克思研究”专栏发表了由陈溥贤翻译的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该文节译了《共产党宣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说明了这两部著作的内容与唯物史观的内在联系，论述了唯物史观的理论特征和基本原理，阐明了唯物史观在马克思学说中的基础地位，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篇文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启蒙传播的开始①。尔后，北京《晨报》副刊、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副刊、《新青年》杂志、《每周评论》、《星期评论》、《建设》杂志、《广东中华新报》等报刊发表了许多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的文章。其中，特别是1919年7月18日至24日北京《晨报》副刊“马克思研究”专栏连载的译自日本《社会主义研究》的《马氏唯物史观概要》、1919年9月至11月《新青年》第6卷第5、6号连载的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1919年11月至12月《广东中华新报》“世界学说”专栏连载的杨匏安的《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1919年12月《建设》杂志第1卷第5号发表的胡汉民的《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等文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最初启蒙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上述这些文章对《神圣家族》、《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恩格斯晚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通信等的节译，拉开了中国译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序幕。
1920年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启蒙传播出现了新的特点，即由此前主要是由一些分散的个人进行的传播转向了有组织的传播。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秘密发起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组织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随后，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纷纷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正是在这些研究会和共产主义小组的推动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启蒙传播开始呈现出有组织的特点。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启蒙传播开始有了自己专门的理论阵地。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于1920年9月将《新青年》杂志改为自己的机关刊物，同年11月又创办了《共产党》月刊。与此同时，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也创办了一批面向工人的通俗刊物，如上海的《劳动界》、北京的《劳动音》和《工人月刊》、济南的《济南劳动月刊》、广州的《劳动者》等。这些报刊都积极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启蒙教育。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也开始得到有组织的翻译和出版。例如，《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就是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组织下由陈望道翻译、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作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的第一种于1920年8月出版的，陈独秀和李汉俊两人还曾对陈望道的译稿进行了校对。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启蒙传播的组织化特点得到了进一步强化。1921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办了人民出版社，由中央局宣传主任李达主持。1921年9月1日发行的《新青年》第9卷第5号刊载了人民出版社成立“通告”，开列了人民出版社计划出版的书目，其中包括马克思全书15本和列宁全书14本。此后，人民出版社、新青年社、上海书店等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出版机构都出版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从1920年起，一些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著作也开始被翻译和介绍到中国，如陈石孚自日文转译的《经济史观》(美国塞利格曼著，商务印书馆1920年10月版)、恽代英翻译的《阶级争斗》(德国柯祖基著，新青年社1921年1月版)、李达翻译的《唯物史观解说》(荷兰郭泰著，中华书局1921年5月版)、郭梦良等翻译的《人生哲学与唯物史观》(德国柯祖基著，商务印书馆1922年10月版)、瞿秋白翻译的《无产阶级之哲学——唯物论》(苏联哥列夫著，新青年社1927年1月版)、康敏夫翻译的《史的唯物论》(苏联亚达米阳著，神州国光社1927年3月版)等。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中国人自己撰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如刘宜之的《唯物史观浅释》(上海书店1923年4月版)、瞿秋白的《现代社会学》、《社会哲学概论》和《社会科学概论》(前两著作均被收入《社会科学讲义》第一集，上海书店1924年1月出版；后一著作由上海书店于1924年10月出版)、李达的《现代社会学》(湖南长沙现代丛书社1926年6月版)等。不过，虽然前述北京《晨报》副刊发表的译文《马氏唯物史观概要》中就已提到了“辩证法的思索法”并认为它是“马克思学说的构成分子”，瞿秋白在其《现代社会学》和《社会哲学概论》中也已论述了辩证法(即他所谓的“互辩法”或“互辩律”)的特征和基本规律，但从总体上看，直到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基本上还局限于唯物史观的传播。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启蒙传播，实际上主要是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
2.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系统传播(1927年8月至1937年6月)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就是由早先基本上只是唯物史观的启蒙转向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传播。之所以出现这一变化，有着多方面的复杂原因，其中之一是大革命失败所激起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深刻反思。谭辅之在《最近的中国哲学界》一文中曾分析说：“自1927年而后，政治活动的路子碰了壁，于是有许多人就转到学术思想的路上来。的确，行动在先，而思想在后。及到加以思想、反审，则感觉到做政治运动是离不了理论工作。这时又深深感觉到旧的理论已成窳腐，不堪使用，于是群起介绍新兴的哲学和社会科学。1928年-1932年这一短短的时期中，除了普罗文学的口号而外，便是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之介绍。”②而中国思想界对于唯物辩证法的介绍，又直接受到了苏联哲学界的影响。列宁逝世后，苏联哲学界20年代中期发生了一场辩证论者与机械论者的论战，以德波林为首的“辩证论者”尖锐批评了季米里亚捷夫等人否定唯物辩证法的机械论错误，强调以辩证的观点理解各种自然和社会现象，并在论战中取得了绝对性的胜利。受此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开始高度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唯物辩证法，并逐渐形成了一场气势磅礴的宣传唯物辩证法的思想运动。在描述当时的情形时，郭湛波曾说，“中国自1927年社会科学风起云涌，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因之俄国的思想介绍盛极一时”③。
1927年至1930年，中国的许多报刊都发表了一些传播唯物辩证法的文章，而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反杜林论》等有着丰富的唯物辩证法思想的经典著作的中文全译本也纷纷出版，被列宁称为“辩证法经典”的马克思的《资本论》也开始被部分地翻译出版。同时，国外的许多唯物辩证法研究著作也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如吕一鸣翻译的《辩证法的唯物论》(日本堺利彦著，北京北新书局1927年4月版)、李铁声翻译的《辩证法底唯物论》(苏联布哈林等著，上海江南书店1929年5月版)、杨东莼翻译的《辩证法的唯物观》(德国狄慈根著，上海昆仑书店1929年9月版)、柯柏年翻译的《辩证法唯物论》(德国狄慈根著，上海联合书店1929年9月版)、林伯修翻译的《辩证法的唯物论入门》(苏联德波林著，上海南强书局1930年3月版)等等。
进入30年代以后，唯物辩证法运动更加汹涌澎湃，唯物辩证法在中国思想界狂飙突起、风靡一时。谭辅之曾描述说：1931年至1935年间，“旧哲学虽然仍在某些讲坛上有其势力，但一般的学者，都自动地转变了。而新哲学在有个时期，有些地方，已由民间爬进了大学，甚至在课程上都列有辩证法那样的科目。如果口里不讲几句辩证法或唯物论，一定不受学生欢迎”。④就连反对唯物辩证法的张东荪也不得不承认：“赞成唯物辩证法的书籍现在大有满坑满谷之势”⑤，“这几年来坊间出版了不少关于唯物辩证法的书。无论赞成与反对，而唯物辩证法闯入哲学界总可以说是一个事实”。⑥在这种背景下，苏联、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学者撰著的大量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纷纷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其中也包括不少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它们对于帮助中国人最终领悟唯物辩证法的精髓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
例如，李达翻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苏联西洛可夫等著，上海笔耕堂书店1932年9月版)一书就对毛泽东产生了很大影响。毛泽东在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阅读了该书，并写下了1万2千多字的批注，“这些旁批，后来就逐渐发展成为他的光辉著作《实践论》”⑦。通过唯物辩证法运动，至30年代中期，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有了一个较系统、全面的了解，已经能够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有机结合上较完整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此基础上，30年代中期以后首次出现了中国人自己撰著的系统、完整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著作，这就是李达的《社会学大纲》⑧。该书被毛泽东称赞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哲学教科书”，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系统传播的基本结束⑨。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一个系统化的标志性成果，而《实践论》和《矛盾论》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经典之作，这早已是学界的基本共识。然而，如果像一些人那样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视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前后相继的两个不同的阶段或时期、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本身并没有开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那么，人们就很难理解和解释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即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系统传播之基本结束的李达《社会学大纲》于1937年6月正式出版后，毛泽东旋即分别于1937年7月和8月发表了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经典之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面对上述事实，如果人们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间存在着截然分明的界线，主张人们必须首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到中国，然后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那就无异于说毛泽东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就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结合。这无论如何都是让人感到匪夷所思的。
其实，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绝不像一些人所臆想的那样只是单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介绍，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过程中也绝不只是扮演了类似于传声筒那样的角色。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一开始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自觉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来宣传、阐释和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它已经内在地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1.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目的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中国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实际上是近代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救亡图存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近代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苦苦向西方国家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结果。对此，毛泽东曾经指出：“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然而，“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最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⑩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所指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的先进分子是在十月革命的帮助下而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的，具体表现在他们不仅受十月革命的鼓舞和感召而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受十月革命的启发而立志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中国、决心“走俄国人的路”(11)，并由此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点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人身上有充分的体现。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以前是中国思想界“全盘西化”论的代表人物之一。从哲学上看，陈独秀、李大钊都曾是近代西方进化论思想的信奉者；反映在政治上，他们最初都曾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对西方近现代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推崇备至。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巴黎和会上美、英、法等西方列强的无耻分赃活动及其对中国主权和利益的出卖，警醒了他们崇拜西方文化的迷梦，使他们认清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的局限性和虚伪性；而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的名存实亡和民国社会的混乱局面，则使他们逐渐认识到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并不适用于中国，并迫使他们对中国的前途和未来重新进行思考。
正当他们悲观、苦闷之际，俄国爆发了推翻沙皇专制政权的二月革命，引起了他们的高度关注并使他们深受鼓舞。而在俄国十月革命的感召下，李大钊毅然放弃了资产阶级民主理想，公开宣称自己信奉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成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先驱之一。随着对十月革命的了解日益全面和深入，同时也因受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积极宣传的影响，陈独秀亦很快告别了旧的资产阶级民主理想，转而认同、信仰和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与李大钊、陈独秀类似，李达最初是一位具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色彩的实业救国论者，并曾于1913年和1917年两次东渡日本，学习理科和探矿冶金。然而，当时中国内忧外患的严酷现实，使抱有实业救国理想的李达在思想上陷入了极度的迷茫，感到自己“就像在漫漫长夜里摸索道路的行人一样，眼前是黑暗的，内心是极端苦闷的”(12)。在李达彷徨苦闷之际，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并取得了胜利，给了他极大的振奋和鼓舞，使他在黑暗中看到了救国救民的希望，并使他“初步树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心和对苏俄的向往”(13)。而1918年5月回国组织和参加北平学生反日示威请愿活动的失败，使李达最终告别了改良主义和实业救国的幻想，自觉接受和认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后来他自己回忆说：“这次挫折，使我们深切地觉悟到：要想救国，单靠游行请愿是没有用的；在反动统治下‘实业救国’的道路也是一种行不通的幻想。只有由人民起来推翻反动政府，像俄国那样走革命的道路。而要走这条道路，就要加紧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俄国人的革命经验。”(14)于是，李达再次东渡日本，毅然放弃了理工科的学习，转而全力钻研并大力向国内传播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
2.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不同时期所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是他们根据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需要确定的
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可相对区分为启蒙传播和系统传播两个阶段。从五四运动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启蒙传播主要表现为唯物史观的传播。应当承认，这与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素养还不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还不准确和全面有密切关系。那时，许多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甚至把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仅仅理解为唯物史观。例如，1921年施存统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时就曾强调说：“马克斯主义底特色，一言以蔽之，就在于有唯物史观。”(15)“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唯物史观，忘记了唯物史观就没有了马克思主义。”(16)既然如此，当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启蒙传播也就必然表现为主要是唯物史观的传播。但是，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启蒙传播集中于对唯物史观的传播，也是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根据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需要来确定的。正如上述，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一些先进分子是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感召和鼓舞下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并决心走俄国人的路即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道路的，他们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希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通过像十月革命那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彻底改造中国、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他们认为，十月革命的胜利，实质上就是唯物史观的胜利。蔡和森就曾说过：“俄社会革命出发点=唯物史观。”(17)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证明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的真理性，而唯物史观则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根本理论基础。李大钊指出：若离开了马克思“特有的史观，去考他的社会主义，简直是不可能的”(18)。施存统则更为明确地说：“要改造中国社会，只有实行社会主义，要实行社会主义，只有遵守唯物史观。”(19)同时，他们还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要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必须建立一个以正确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南的无产阶级政党，正如毛泽东、蔡和森等新民学会会员在其关于建党问题的通信中反复强调的，“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20)；而中国无产阶级政党要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也必须首先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地位以及中国革命的任务、对象、动力和前途等问题作出正确的分析。所有这些，共同决定了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必然首先侧重于唯物史观。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转入了低潮，中国社会笼罩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之下。列宁指出：“社会政治反动时期，‘消化’丰富的革命教训的时期，对于每个生气蓬勃的派别说来，是把包括哲学问题在内的基本理论问题放在一个首要地位的时期”(21)。面对严酷的革命形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刻反思，痛切地感到党在理论准备上的不足是其在大革命中遭受挫折的重要原因。对此，当时就有不少人作了明确的分析。例如，王独清指出：“1927年的大革命给予一般民众许多教训，前进的智识分子便露了一个对过去革命检讨的企图。不过要达到这层目的，却非先有一个基本理论的建立不可。”(22)冯乃超则总结说：“1927年蒋介石叛变了革命，我们认为，这暴露了中国共产党在幼年时期的弱点，主要是缺乏理论指导。因此觉得，很有赶紧向中国的读者——知识阶级，介绍马列主义理论和展开宣传工作的必要。”(23)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强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的领导和组织。1928年7月，党的六届一中全会通过的《宣传工作决议案》提出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发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布哈林及其他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领袖的主要著作”(24)。在党的领导和组织下，一大批共产党人和进步知识分子积极投身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唯物辩证法的宣传工作。当时创造社的彭康曾明确地说：“现在我们的任务是把握这个方法(指唯物的辩证法——引者注)来分析中国现实的社会以达到真理，以建立指导行动的理论”，“确立辩证法的唯物论以清算一切反动的思想，应用唯物的辩证法以解决一切紧迫的问题”(25)。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1927年以后中国思想界兴起了一场唯物辩证法运动，并由此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系统传播。
3.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过程中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论战主要是围绕着如何改造中国社会的问题展开的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曾经历了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一系列激烈论战。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论战本身大多并不都是哲学性质的论战，而是围绕着如何改造中国社会的问题展开的思想交锋，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论战中所运用的理论武器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正是通过这些论战，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紧密联系中国的具体实际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启蒙传播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之间曾接连爆发了多次著名的思想大论战，包括关于中西文化的论战、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以及关于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在五四运动以后的中西文化论战中，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杨明斋等人阐述了唯物史观的文化观，批判了以杜亚泉、梁启超、章士钊、梁漱溟等人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的唯心论的文化观，揭露了东方文化派的文化复古主义企图开历史的倒车、把中国引向黑暗的反动实质。在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针对胡适提出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改良主义观点，李大钊明确主张，问题与主义是不能分开的，主义是解决问题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只有用理想的主义武装群众，发动群众共同行动，才能解决社会问题(26)。他依据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指出，中国的社会问题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然后才能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这个根本解决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要解决经济问题，就必须进行社会革命，开展阶级斗争，而这就离不开马克思主义这一“主义”的指导。
在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中，李大钊、陈独秀、李达、蔡和森等人揭露了以梁启超、张东荪为代表的研究者的假社会主义面目，批判了他们鼓吹资本主义的论调和反对在中国进行社会革命的改良主义主张，论证了中国的唯一出路在于通过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而实现社会主义。如果说前三场论战的核心问题分别是中国要不要吸收西方的“民主”和“科学”文化、要不要革命以及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那么，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的核心问题则是中国要不要共产党的领导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这场论战中，陈独秀、李达等人从唯物史观出发尖锐批判了黄凌霜、区声白等人鼓吹个人的绝对自由、反对一切国家和权威、反对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无政府主义观点，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指明了在中国创建无产阶级政党、进行阶级斗争、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科玄论战虽然是现代西方哲学中的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大思潮在中国思想界的论争，但其中也有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声音，陈独秀、瞿秋白、邓中夏等人就曾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二者的片面性作了批判。五四运动以后，通过这些思想交锋和论战，在中国思想界抢滩登陆的各种西方学说和“主义”很快要么偃旗息鼓，要么完全销声匿迹，而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则逐渐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不可遏制的主潮流。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系统传播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也与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了多次激烈论战，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以及唯物辩证法论战。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是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开始的，在这场论战中，李立三、张闻天、李达等人对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托派分子、以国民党御用文人陶希圣为代表的“新生命派”、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改组派、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认为中国已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错误观点作了深刻的驳斥和批判，分析和阐明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反帝反封建的任务。随着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的全面展开，人们探讨的问题和争论的内容又从现实转向历史，并由此引发了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论战，其核心问题是中国历史的发展是否按照马克思的五种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由低级向高级演进。以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明确批驳了“中国国情特殊”论者对于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非难，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考察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学说对于中国社会及其历史的普适性，阐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的必然性和必要性。30年代的唯物辩证法论战倒是一场哲学性质的论战，但它绝不仅仅是纯理论的论争，而是融学术与政治于一体的论战。
一方面，唯物辩证法论战本身是在非常特殊的政治背景下发生的。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在反思和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教训的过程中，深感要找到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必须有一种科学的方法论的指导，特别是认识到“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27)，并由此组织和推动了一场唯物辩证法运动。然而，汹涌澎湃的唯物辩证法运动及其促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广泛而系统的传播却使国民党反动派惊恐万状，他们不仅颁布反动法令查封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书刊，而且组织反动文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围剿，挑起了唯物辩证法论战。
另一方面，就其内容而言，唯物辩证法论战也包含着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诸多问题的论争。例如，唯物辩证法论战的挑起者张东荪、叶青不仅攻击唯物辩证法，而且还经常把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的失误和在实践上的挫折归咎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此来贬损和诋毁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为了回击张东荪、叶青的挑战，艾思奇、胡绳、陈伯达等人不仅对张东荪、叶青的错误观点作了理论上的分析和批驳，而且注重总结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并联系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对唯物辩证法理论作了生动而深刻的阐释。再如，叶青在歪曲唯物辩证法时提出了中国近代历史“外烁”论和“不合规律”论，认为“中国底历史，不是合规律的”，中国近代历史“显然是外烁的”(28)，“所以在这个阶段的中国变革，当注重外因”(29)。对此，艾思奇针锋相对地指出，在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中外力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外力是通过内部矛盾而发生影响的，因而不能说中国的发展全然没有内在的规律性(30)。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不仅内在地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且其本身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础上的。或者说，不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前提和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同样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前提和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的。
根据现代传播学理论，所谓传播，是指人们通过信息的传递和接收而建立共同意识的过程。传播是否有效、传播者与传播对象的共同意识能否建立往往会受制于多重因素，而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传播者所传播的信息是否切合传播对象的实际需要。就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而言，其所要建立的共同意识就是人们对于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中国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的共识；这种共识之所以能够建立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适应了近代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理论需要、正确地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中国向何处去”问题的探索和回答，本身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突出表现。
应该说，近代中国的先进分子中并不只有马克思主义者致力于探索和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大问题。即使仅从哲学方面看，情况也是如此。冯契先生在考察中国近代哲学发展和变革时曾经指出：“在中国近代，时代的中心问题就是‘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如何才能获得解放，才能不受帝国主义的压迫、欺凌、奴役？一百年来的志士仁人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前仆后继。”“在中国近代史上，很多有成就的思想家并不是专搞哲学的，他们研究哲学主要是为了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正如毛泽东所说的，自从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为了寻找救国的真理而经历了千辛万苦，确实是可歌可泣的。所以研究中国近代哲学，首先要看到这一特点：中国近代史上很多思想家是爱国者，是革命家，他们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希望，代表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他们的热情、意志、思想都集中在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31)这就是说，近代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都是一些爱国主义者，他们都曾为了探索和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大问题而努力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并不遗余力地介绍和传播各种西方学说。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各种思潮，如进化主义、实证主义、唯意志主义、存在主义等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纷纷被传入中国的。虽然这些思潮也包含着某些合理的因素，其中有些在传入中国后也曾起过积极的作用，如进化主义就曾成为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反封建斗争的重要思想武器，但从总体上看，这些思潮不过是近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价值诉求的理论表达。作为西方近现代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们在被传入中国后所必然主张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道路是根本走不通的，这已为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历史所反复证明。因此，这些思潮本质上是不可能正确地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大问题的，或者说，它们因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而根本不可能真正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也不可能在中国社会得到广泛的传播，其影响所及实际上没有超出知识分子的范围。
与上述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各种思潮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价值诉求的理论表达，它在深刻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正确地回答了“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根本问题，指明了无产阶级革命是实现整个人类的解放和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因而它是一种从根本上超越了地域的、民族的和阶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的“世界的文学”(32)。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本质特点决定它是完全可以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即完全可以中国化的，因为“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本身不过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着力探索和回答的“人类向何处去”的问题在中国的具体化。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一开始就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考察中国社会和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例如，1919年李大钊根据唯物史观的原理为中国革命提出了“根本解决”的方针(33)，1920年陈独秀依据唯物史观阐述了“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的主张(34)，1921年施存统把唯物史观应用于中国而得出了“要改造中国社会，只有实行社会主义”的“唯一答案”(35)，1923年李达则提出了“马克思学说与中国”的论题，认为马克思学说在中国已由介绍的时期而进到了实行的时期，并主张按照中国的国情来建立无产阶级的国家(36)。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中国向何处去”问题的深刻分析和正确回答，像一盏明灯一样照亮了在黑暗中苦苦求索的无数革命者和进步青年的前进道路，使他们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希望。著名作家杨沫在回忆其20世纪30年代初的经历时曾经写道：“我清楚地记得我读的第一本革命书籍是，《怎样研究新兴社会科学》(好像是李达写的)。这本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阐述社会发展的小书，立刻使我这个失学失业正在寻觅人生真谛、不知怎样活下去的青年，好像久旱逢甘雨，立刻使苦闷彷徨的心灵顿开茅塞，知道了人类社会正在朝着共产主义的大路奔驰、前进；仿佛在阴霾中望见了光明，我眼睛亮了，心胸开朗了。接着，我又读了瞿秋白同志著的《中国往何处去》这本书，使我知道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着中国的革命，中国是有前途的，是光明的。以后又读了些其他的革命书籍，从此，我的思想开始转变：我不再为个人的生活、前途忧愁；我渴望知道更多的革命道理。于是，我就如饥似渴地读起马列主义的理论书籍来。”(37)也正因如此，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在中国迅速得到广泛的传播。
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的，是有充分的文本依据的。在这方面，李达的《现代社会学》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就是最好不过的典型。
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启蒙大师，李达于1926年出版的《现代社会学》既是一部系统传播唯物史观的著作，也被学界称为唯物史观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是“中国人自己写的最早的一部联系中国革命实际系统论述唯物史观的专著”(38)。李达在该书序言中自述其写作目的时写道：“社会学者，社会科学之一，其研究之目的在探求社会进化之原理；其研究之方法，在追溯过去以说明现在，更由现在以逆测将来。”“马克思固未尝著述社会学，亦未尝以社会学者自称，然其所创之唯物史观学说，其在社会学上之价值，实可谓空前绝后。彼不仅发现社会组织之核心，且能明示社会进化之方向，提供社会改造之方针，其贡献之功实有不可磨灭者。”(39)故此，“特采唯物史观学说为根据，编著此书，虽取材不宏、择焉不精之弊殆所不免，然对于斯学之体系，自信已略具规模，学者苟循此以求之，必了然于国计民生之根本，洞悉其症结之所在，更进而改造之不难也”。(40)该书对唯物史观的阐释，最后落脚到帝国主义时代的世界革命与中国革命问题，对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任务、对象、领导者、归趋等问题作了深入思考和探索。作者认为，由于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已沦为“国际的半殖民地”，“中国近年来之国民革命运动，其殆为帝国主义侵略之反响”(41)；“民族革命之对象虽在颠覆帝国主义，而弱小民族内为虎作伥之封建阶级或帝国主义者之代表，亦在推翻之列”(42)。他还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其“自私自利之本能”而不可能将国民革命进行到底，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国民革命的中坚，而国民革命之归趋则是由国家资本主义而过渡到社会主义(43)。正是由于紧密联系中国实际准确、系统而又通俗地阐述了唯物史观，所以《现代社会学》的出版立即轰动了当时中国的思想界，至1933年4月共印行14版之多。据邓初民回忆，当时革命者“差不多人手一册”(44)。《现代社会学》对唯物史观的广泛传播，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慌。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李达遭国民党当局通缉的罪名就是：“著名共首，曾充大学教授，著有《现代社会学》，宣传赤化甚力。”(45)
李达的《现代社会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启蒙传播时期唯物史观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系统传播时期辩证唯物主义大众化的杰作。如前所述，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启蒙传播主要是唯物史观的传播。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除了前述的原因外，也与当时中国大众的理解能力和接受心理密切相关。唯物史观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学说，其对象是人们熟知的社会生活及其历史发展，并且可以从其中直接引申出革命的结论和行动的口号，因而它比较容易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
与唯物史观相比较，唯物辩证法或辩证唯物主义则显得比较抽象、不易为大众所理解和接受。也正因如此，虽然1927年以后出现了唯物辩证法运动，唯物辩证法在中国思想界风靡一时，但唯物辩证法最初仅只是在中国知识阶层中传播。并且，即使是在当时的知识阶层中，许多人对唯物辩证法也只是似懂非懂，不过是拿唯物辩证法装点门面而已。对此，谭辅之曾作过生动的描述：“在这时，一个教员或一个学生书架上如果没有几本马克斯的书总要被人瞧不起的。不过，这个时候，所谓新哲学，也不过完全是介绍和搬运，不加选择，未经消化，胡乱地吞一些到肚子里去就是了。”(46)邓拓在描述当时的情况时也说：“在今日谈唯物辩证法的人也的确是太多了，不管他是否真正懂得了唯物辩证法的应用，总喜欢充一下时髦，也弄一弄辩证法，对于一切问题，也喜欢用辩证法来‘辩证’一下。好像这样一来，立刻就成了时代的理论家似的。”(47)
而从1931年开始，张东荪、叶青等人又发表一系列文章，大肆歪曲和攻击唯物辩证法，在中国思想界制造了许多混乱，挑起了唯物辩证法论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艾思奇一方面积极参与唯物辩证法论战，有力地批驳了假马克思主义者叶青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污蔑和篡改，另一方面又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撰写了《大众哲学》一书，最初以“哲学讲话”为总题于1934年11月至1935年10月陆续发表在《读书生活》杂志上，并于1936年1月汇集成书正式出版。《大众哲学》真正以大众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对象，它以生动活泼的语言、形象贴切的比喻、通俗易懂的事例，从本体论、方法论、认识论等方面深入浅出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彻底涤除了哲学的神秘色彩，使那些抽象的概念和深奥的哲理趣味化，使其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该书一出版，立即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不到半年就印行了4版，以后更是一版再版。正是因为受到该书的影响，数以万计的青年自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坚定地走上了革命道路，“当时有《大众哲学》动员了10万青年参加革命的说法”(48)。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广泛传播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需要指出的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及其影响所体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巨大推进作用，同样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建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明证。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具体化、通俗化，而这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内涵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必然要求。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看，正是在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产生广泛影响之后，毛泽东于1938年10月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而毛泽东最初赋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内涵主要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49)。只是在后来，毛泽东又赋予马克思主义中国命题以更丰富的内涵，包括“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等(50)。但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始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定之一。因此，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及其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传播的贡献，进一步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基础的。
总之，五四运动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是紧密联系中国的具体实际来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他们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初步结合，并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并非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两个不同的维度或前后相继的两个不同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事实上已经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①参见王炯华：《略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分期与主要人物》，《怀化师专学报》(哲社版)1986年第4期。
②谭辅之：《最近的中国哲学界》，《文化建设月刊》1936年第3卷第6期。
③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81页。
④谭辅之：《最近的中国哲学界》，《文化建设月刊》1936年第3卷第6期。
⑤张东荪：《弁言》，《唯物辩证法论战》，北京：北平民友书局，1934年，第1页。
⑥张东荪：《唯物辩证法之总检讨》，《唯物辩证法论战》，北京：北平民友书局，1934年，第135页。
⑦参见郭化若：《在毛主席身边见闻的片断》，《毛泽东同志八十五诞辰纪念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8页。
⑧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于1935年作为国立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教材首次印行，修订、扩充后于1937年6月由上海笔耕堂书店首次出版。
⑨参见王炯华：《略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分期与主要人物》，《怀化师专学报》(哲社版)1986年第4期。
⑩《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69-1471页。
(11)《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1页。
(12)《李达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32页。
(13)《李达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33页。
(14)《李达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33-734页。
(15)光亮：《马克斯主义底特色》，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1年9月23日。
(16)施存统：《马克思底共产主义》，《新青年》1921年第9卷第4号，1921年8月14日。
(17)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新民学会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54页。
(18)《守常文集》，上海：上海北新书局，1949年，第112页。
(19)施存统：《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应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1年9月8日。
(20)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新民学会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62页。
(21)《列宁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29-130页。
(22)王独清：《创造社与中国文化过程》，《文艺新闻》1931年第11期。
(23)冯乃超：《革命文学论争·鲁迅·左翼作家联盟》，《新文学史料》1986年第3期。
(24)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第257页。
(25)彭康：《前奏曲》，上海：上海江南书店，1929年，“叙言”及第152页。
(26)参见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1919年第35号。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1-692页。
(28)《全国专家对于读经问题的意见》，《教育杂志》1935年第25卷第5号。
(29)叶青：《反读经论中的问题》，《研究与批判》1935年第1卷第9期。
(30)《艾思奇全书》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27-332页。
(31)冯契：《古今、中西之争与中国近代哲学革命》，《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5年第1期。
(3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6页。
(33)参见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1919年第35号。
(34)参见《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第10页。
(35)参见施存统：《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应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1年9月8日。
(36)参见李达：《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新时代》1923年5月15日第1卷第2号。
(37)《杨沫文集》第5卷，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170-171页。
(38)参见江明：《展读遗篇泪满襟——记李达与吕振羽的交往》，《文献》1980年第4期。
(39)《李达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37页。
(40)《李达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37页。
(41)《李达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50-352页。
(42)《李达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58页。
(43)《李达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58-361页。
(44)邓初民：《忆老友李达先生》，《人物》1946年第9期。
(45)《李达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1页。
(46)谭辅之：《最近的中国哲学界》，《文化建设月刊》1936年第3卷第6期。
(47)邓云特：《形式逻辑还是唯物辩证法》，《新中华》1933年第1卷第23期。
(48)刘大年等：《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486页。
(49)新中国成立后编辑《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甚至把《论新阶段》报告中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直接改成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
(50)参见汪信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源流》，《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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