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发行：回顾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计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中国建立伊始(1949、9-1950、9)出版总署在胡愈之署长领导下，完成了新华书店集中统一领导和出版工作分工专业化两件奠基工程，功绩很大，在文化出版界已属尽人皆知。在此之后，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哪方面呢？根据文献记载和大家回忆，他抓了出版物质量和出版工作计划这两个方向性问题。1951年8月，他主持召开第一届全国出版行政会议，请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做了《出版工作应为宣传马克思主义而奋斗》的报告，由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做了《为提高出版物的质量而奋斗》的报告。1952年10月，他主持召开了第二届全国出版行政会议，做了《为进一步地实现出版工作计划化而奋斗》的报告，并在会后发布了《实行出版计划初步办法》，1953年2月他在政务院第168次政务会议上报告出版工作时说，这次会议确定了计划出版和计划发行的制度。可惜两次报告的档案现在都没找到，但可以看出“出版计划化”和“计划出版”在当时是同一概念。
当时，轻工业部为了计划生产，向出版总署要全国出版社的用纸计划，铁道部为了计划运输向新华书店要运书计划。在图书发行方面，是如何贯彻出版工作计划化的方针的呢？
在第二届全国出版行政会议上，华应申做了题为《进一步地实行计划发行》的发行组中心发言。那时他任出版总署发行事业管理局副局长（局长徐伯昕因病未到职），我是副局长兼新华书店总店副总经理。发行局和新华书店总店合署办公，我和他的写字台面对面放在一间办公室里。当时亲切交换意见的情景，事隔四十年，还依稀记得。这篇文章洋洋洒洒写了一万五千余言，并不是胸有成竹一气呵成的，而是一言一语记下来然后整理成文再经反复推敲不断修改补充才定稿的，主要意见都是应申的，也是他亲自动手撰写的，他的观点我全部赞成。
“发言”分析了整个国民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将进行有计划大规模建设的形势，说明进一步实行计划发行为发展出版工作所必需。它阐明了计划发行的目的，设想了进一步实行计划发行的具体做法，提出了计划发行必须有步骤逐步推行的方针和1953年应采取的措施。它由于思想缜密、逻辑性强、富有创意而受到好评。在发行组的讨论中，提出的不同意见很少。
用今天的眼光重读“发言”，我感到许多观点，仍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例如：“一本书销出去了，并不等于这本书就发挥了它的政治作用；一本书发得多，并不等于这本书起的作用大；一本书一点存货都没有了，并不等于没有浪费；在数量上完成发行任务了，并不等于发行工作做得好。”书店工作的目标是要谋求逐步实现供需结合。做好书店工作的基础主要是了解书、了解读者需要。书店与出版社之间应该努力密切双方的联系，等等。发言提出的一些计划发行的具体做法，如课本的预订发行，一般图书对图书馆和资料室等的集体需要按合同实行有针对性的供应，科学技术等专业图书按系统发行等，几十年来实践证明是可行的和有效的，现在仍沿用着。
第二届全国出版行政会议召开之时，全国规模的图书发行的历史，在新中国还不到三年，时间很短。“发言”中提到，在这短短的两年多时间中，对计划发行有了一点思想准备，积累了一些经验，是事实。1950年胡署长在新华书店华北总分店第三次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就提到“整个业务的发展走向计划化”；同年9月25日在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的闭幕词中又说：“为了克服目前的困难并使全国出版事业走上计划化的道路，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决定要从明年起制定全国出版计划。”1951年2月15日新华书店总店编印的《新华通报》第一号上《关于1951年的工作计划》一文中，又提到“我们必须把我们的事业逐步走向有计划有组织的道路。总署指示，自1951起我们应尽可能的使工作计划化，按照计划办事”。“发言”中所说的经验，主要是中小学课本计划发行的经验、《毛泽东选集》预订发行的经验和期刊预订发行的经验。当时还缺乏一般图书计划发行的经验，而《进一步地实行计划发行》中的“进一步”，正是要解决一般图书的计划发行，使整个图书发行工作实现“计划化”。
认识总是随着实践的发展逐步前进，在一定时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是不可避免的，对图书发行工作规律的认识，也不例外。1952年我们提倡进一步实行计划发行时，热情很高，动机也是好的。但是在良好动机驱动下提出的主张，不一定都是对的，效果也不一定是好的。我们当时的局限性可以称为时代的局限性。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夸大了计划调节的功能，夸大了编制全面的无所不包的符合实际情况的计划的可能性，而同时又完全忽视了市场调节的积极作用。“发言”认为：“我们工作中的一切缺点，都可以归结到盲目性。所以要推进我们的工作，关键在于加强计划性，克服盲目性。”把工作中的一切缺点都归结为盲目性，恐怕未必正确。因为有些工作中的缺点和不足不仅仅是认识问题，更非加强计划性所能解决。供需脱节，产销失调，看来纯粹是盲目性问题。加强调查研究，可以减少盲目性。但是调查研究，也有困难和局限性，不是轻易能够做到和万能的。对于精神产品的图书来说更是如此。
“发言”中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不从实际出发的过高的要求，不但计划本身不会有实现的希望，而且对工作是非常有害的。”但“发言”本身，有些提法，现在看来恰恰是要求过高的。例如：“计划发行另一目的是要尽可能使每一本书各得其所，达到最适合的也即最需要的读者手里，实现出版物高度的合理分配。”还说，要实行“定量发行”，“出版物一般都将规定在一定时间内的最高发行量，国营出版社将逐步实行出版物印数的批准制。书店逐级布置发行的控制数字，将逐步做到大多数书刊都有定量规定，并从大区和省推行到支店。”这显然是过高的要求，是行不通而且有害的。
正因为“发言”中一些观点不成熟，所以没有改写成指令性文件下达，而仅仅作为启发性探索性的材料，在内部刊物上发表，供大家讨论学习。
第二届全国出版行政会议结束后，新华书店总店召开全国管理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根据计划发行的精神，讨论制定了1953年的工作计划；国际书店制定了进口外文书刊计划发行方案。
1952年12月，出版总署发行事业管理局、新华书店总店和华北总分店会同派出了王益、储安平等人组成的工作组，到北京分店进行重点试验工作，产生了贯彻计划发行的五个方案，印发全店供参考研究。1953年4月至7月，华应申、倪子明、李德元等人组成两个调查组，分别到河北任邱、山西平定进行调查，目的是摸清农村经济、文化状况，了解农村读者的需要和搞好农村发行的方法。任邱调查历时100多天，编印简报44期，约30万字。简报我每期都读了。调查工作在应申领导下，工作非常仔细、认真，对当地领导十分尊重。我认为调查很有收获，调查方法和工作精神，值得学习。调查组回京后又压缩整理为《任邱调查报告》15万字，打印出来，供有关人员阅读参考。最后由华应申写成《从任邱调查看农村发行工作中的一些问题》一文，呈送出版总署审阅。总署党组负责同志阅后，认为调查的材料很好。但又认为，分析不够正确，与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和总署党组的估计“有距离”。还说，如果有更多材料证明调查的看法是正确的，党组可以改正自己的意见，以便取得一致。要防止造成“思想上的混乱”，实际上全面否定了这次调查的成果。从此，任邱调查就被束之高阁，没有下文。当时看法上的不一致，主要是农村对书刊的需求到底有多大、农村发行的指标是否必须适当收缩的问题。这一事例，说明调查研究之不易。现在看来，国家如此之大，不管调查如何准确，根据一个县的情况对全国农村发行作出应该收缩和收缩多少的判断，说服力是不够的，但对遏止盲目追求数字起到了积极作用。
1953年，新华书店召开全国管理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确定今后一两年的工作方针为“整顿巩固，注意提高发行工作的质量和效果，稳步地实行计划发行，逐步求得供需平衡”。根据这一方针，通过了新华书店1953年工作计划。计划中规定了推行计划发行的工作要点，包括建立发行记录、调查读者需要的制度。关于编制发行记录，开始时布置比较简单，以后又进一步做了具体细致的布置。这项制度，较之解放前大书店实行的“轧销制度”简单易行得多。试行结果，对促进供销平衡，起到一定作用，但以后未能坚持。
1955年至1960年的6年中，新华书店总店对每年方针任务的提法，都没有提到计划发行，也看不到对贯彻计划发行采取了什么新措施。在此期间，私营书店全行业实行公私合营(1956)，以后又全部并入新华书店(1958)，对实行计划发行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新华书店在图书发行业取得了一统天下的地位，没有比较，没有竞争，对新华书店的建设，起了消极作用。
1961年和1962年，图书供应紧张，这才在方针任务中提到了“加强计划发行”。1962年，北京、上海两发行所，还制订了图书合理分配办法，由文化部批准执行。
1963年，在方针任务中提了“加强计划发行”。这一年总店制订了《新华书店县店工作条例》（试行草案），由文化部颁发。条例中未提“计划发行”，但提到了“加强计划性，克服盲目性”，也有加强调查研究，了解读者需要，了解图书内容等正确的提法。
1964年以后，直到“文化大革命”，新华书店在方针任务中没有再提“计划发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不必说了，1977年以后，也没有再提“计划发行”。1987年新华书店总店编印的《新华书店五十春秋》有一节记载了“推行计划发行”。1990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和1992年出版的《出版词典》都未列“计划发行”的条目。1993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的出版事业》，也只在提到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文化部曾发出《关于加强计划发行缓和当前图书供应工作中紧张状况的通知》时，出现了“计划发行”这四个字。我所见到的几本讲授我国图书发行的教科书，也都回避了计划发行问题。计划发行作为图书发行工作的一项方针，曾经郑重地提倡过，研究过。许多属于计划发行范畴的措施曾经长期实行过。大专教材和中小学课本的计划发行现在还在实行，带有计划发行性质的机关供应部（或称计划发行部）现在在许多新华书店还存在着。我觉得上面我列举的那些有总结经验意义的工具书，不提计划发行是不妥的。三十年来，没有见到哪个领导机关或领导人，说过或写过文章，或发出文件，对计划发行进行分析和总结，可能是只得略而不谈的原因吧。
回顾一下什么情况下重视和什么情况下不重视计划发行是有一点意思的。
当认识到图书发行工作的核心问题是供需平衡时，计划发行就被重视。1952年—1954年前后，这一时期属于这种情况。
当一味强调图书发行是革命工作，必须为国家的中心工作和当前政治运动服务时，供需平衡等退居次要地位，甚至可以置之不顾时，计划发行就不被重视。1955年后很长一段时间是属于这种情况。“文革”十年更是这种情况。
当国民经济发生困难，图书供应严重不足，不得不实行主动分配时，计划发行又引起了重视。1959年—1962年的情况就是如此。
计划发行也有本身的缺陷。计划发行的根据是对图书内容和读者需要的掌握和了解，由于图书品种多，内容涉及面广，读者需要复杂多变，掌握和了解的难度很大。加强计划性固然不失为克服盲目性的有效方法，但企图用制定计划和行政手段简单地达到供需平衡，未必能收效。这可能是1963年以后，计划发行的提法逐渐淡化，而且在“文革”结束后也不再提的内在原因。《新华书店县店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不提“计划发行”而提“加强计划性”是正确的。
在出版界，在强调出版发行工作计划化的时候，始终没有正式提过“计划是法律”这个口号。对于图书的生产和销售，也没有实行过由出版行政机关决定数量，出版社据以生产和发行部门对其包销的做法。个别领导人对个别书曾这样做过，由于后果严重而不得不束手。这说明出版部门的领导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但在很长一个时期中，书店忽视经营管理，不注意供需平衡，普遍认为“脱销是政治问题，积压是经济问题”，因而宁可积压，不顾脱销，上级又不断布置重点发行，形成重点积压，其损失也不比一般工商部门的“工业报喜，商业报忧”为轻。
1952年提出“进一步实行计划发行”，对促进供需平衡起到一定作用。效果不很显著，没有达到预想的目的。这与那些年的政治形势有关，当时的设想也有许多主观片面的地方。其积极意义应予肯定，经验教训值得总结，对发行工作发生的消极影响应予消除。再不要以计划发行为借口，留恋一统天下的局面而对图书发行体制改革采取消极态度了。
我以上提出的一些初步的粗浅看法，是抛砖引玉性质，希望能引起讨论。
计划发行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出版发行工作必须遵照精神文明建设的规律，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要发挥出版物的导向作用，多发好书，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启发人。要发展书评事业，充分利用广告，举办图书俱乐部，吸引读者多读多买好书。供需平衡仍是发行企业经营管理的目标，但供需平衡不能完全依靠计划和行政管理。必须重视市场的调节作用。大部分有益无害的一般图书可以任由读者自由选购，书店通过积极的灵活的营销活动，达到进销平衡和供需平衡。出版社要定期编印图书目录，广泛散发；要适当增加储备，及时重印，准备读者邮购，鼓励书店添货，鼓励书店为读者代购。出版社和书店要密切合作，改变目前出了书读者不知道，知道了又买不到的落后现象。一些行之有效的过去称为计划发行的具体办法仍可根据实际情况继续实行，有的还可以进一步发展。例如：如果出版工作有较强的计划性，大部分工具书和价格昂贵的多卷集可以实行预订发行，不但可以减少盲目性，而且可以吸收可观的流动资金。1986年以来，我国出版界发生出书种数猛增，销售金额猛涨，销售册数基本不动，一般图书销售萎缩，农村图书发行不景气等现象，出版社和书店，必须携起手来，共谋改进发展之道。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图书发行的规律还知之甚少，需要不断研究和探索。图书发行的天地是广阔的，正等待着人们去遨游和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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