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中的亚洲“四小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洲论文,金融危机论文,四小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并称为亚洲“四小”的新加坡、香港、台湾和韩国，自五六十年代在相似的客观历史条件下共同起步， 在经历了类似的发展道路后， 到90年代已相继跻身于中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行列，又被列为亚洲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NIEs）。亚洲“四小龙”的成功之路不仅为举世所瞩目，而且也带动了周边地区国家的发展，从而形成了东亚高速增长的经济群，以“东亚奇迹”、“东亚模式”等引起了全球的广泛关注。然而1997年7月由泰国引发的金融风暴，先是横扫东南亚，进而袭击台湾、 香港，随后又转向韩国和日本，终于酿成几乎整个东亚地区的全面危机。但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东亚各国和地区经济受到冲击的程度有所不同，以泰国、印尼等东南亚国家的情况较为严重，新加坡、台湾和香港相对要好一些，“四小龙”中的韩国也成为重灾区。为此本文围绕由金融危机所引发的问题，将亚洲“四小”的经济加以对比，并且由共同的特征及各自的问题中对东亚模式提出若干思考。
亚洲“四小龙”抗金融风险优势
从这次遭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程度来看，亚洲“四小”总体要比东南亚国家为轻，由此也可以看到“四小龙”的经济较之后起的东盟国家具有明显的优越之处。这是由于：
1.国内（地区）经济状况良好（见表1）
以金融危机爆发前的1996年来看，亚洲“四小龙”保持了良好经济运行基础和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在较低的失业率下通货膨胀得到一定的控制，人均GDP均在1万美元以上，新加坡和香港超过2万美元， 已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是亚洲“四小龙”具有较强的抗金融风暴冲击能力的经济基础。
2.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亚洲“四小”基本都经历过3次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时期。 第一次产业升级发生在60年代初，当时亚洲“四小”普遍转向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以自身劳动力低廉的优势，发展以轻纺为主的劳动密集型工业，为建立外向型经济和工业化打下了基础。第二次产业结构升级发生在70年代初，当发达国家由一般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向高级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化时，亚洲“四小”开始了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转化的产业升级，除香港仍以轻工业为主外，新加坡重点发展了造船、电子和炼油三大支柱产业，台湾和韩国发展了重化工业，并逐步扩大重化工业产品的出口，从而使产业结构又上升了一个台阶。进入80年代后，世界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高涨，亚洲“四小”自身劳动力资源优势也逐渐下降，为了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就必然要进行第三次产业结构的升级。台湾和韩国在已有工业的基础上，确定了若干具有高附加值的行业作为主导产业，而新加坡和香港由于其港口城市的特点，选择了重点发展服务业，强化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国际航运等，以保持其区域性多功能服务中心的地位。为了推进第三次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亚洲“四小”采取了各种措施，如引进资金和技术，加强研究和开发，培养专业化人才等。经过十几年努力，亚洲“四小”的高技术产业已出现较强的增长势头，一些技术密集型产品已大量向国外出口，如台湾的电脑行业、新加坡的半导体行业和韩国的电子产品，都已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定的份额。
3.外贸、外资成就卓著（见表2）
对于以出口导向为主的亚洲“四小”，出口增长一直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1996年在亚洲整体出口滑坡的形势下，4 国（地区）的出口增长率下降也十分明显。尽管如此，“四小龙”中只有韩国有较大的经常项目逆差，新加坡和香港的贸易收支虽然为逆差，但由于服务收支顺差的抵偿使经常项目仍为顺差或基本平衡。导致泰国陷入严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出口的不断下降使经常项目赤字高达GDP的8%。在利用外资方面亚洲“四小”注重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而不象泰国依靠大量外债尤其是短期外债，同时“四小龙”中新加坡、香港、台湾都具有相当高的外汇储备，这为其抵御金融风险奠定了基础。近年来亚洲“四小”又开始从资本输入转向资本输出，对外投资的数额不断增大，并且在对外投资的过程中逐渐将劳动密集型产业移向周边低成本地区，从而实现本国（地区）产业的升级换代。
4.健康开放的金融体系
受本次金融危机冲击较严重的国家和地区的主要弊端之一在于不健康的金融体系以及条件不具备时盲目实行金融自由化。亚洲“四小”中新加坡和香港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都相当高，但由于具有完善的金融体系及监管，因此抵抗金融风险的能力也相对较强。而韩国尽管并未对外开放资本市场，但因其银行与大企业间非正常的借贷关系，已积累了大量的不良债务，所以一旦受外界影响某一环节出现问题即导致不可避免的全面危机。
亚洲“四小龙”存在的问题
亚洲“四小”在其发展过程中普遍重视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增长方式，相对后起的东盟国家具有较为稳健的经济体系。尽管如此，四国（地区）的经济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还是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并且暴露出各自的一些问题，尤其韩国至今仍未摆脱困境。
1.新加坡的主要问题
在东南亚各国中，新加坡的经济基础是最好的，成功实现了由成本导向至技术导向的产业升级，保持出口的高增长和经常项目顺差，具有健全完善的金融体系和较高的外汇储备，因此新加坡在本次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冲击也较小一些，尽管本币与股市均遭受一定程度的损失，预计恢复将会比较快。但从长期的发展来看，新加坡的经济依然存在一定的隐忧：
（1）产业依赖性与经济周期由于新加坡政府在90 年代初期实施的重点培育电子等主导产业的发展战略，新加坡的制造业逐步变得较为依赖半导体行业，并且使之成为导致经济不稳定的因素。1996年新加坡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就与全球对半导体产品的需求减少有关，同时由于新加坡与周边地区国家在电子业方面的紧密联系，使区域内经济周期的变动更加同步化。
（2）高度依赖国际市场，民族资本脆弱。 新加坡经济外向型的主要特征使其高度依赖国际市场，尤其是依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外资和跨国公司的大量进入使新加坡的民族工业受到一定的抑制，也更加剧了新加坡对外国资本和外国市场的依赖，这将增加国内经济的不稳定性，易受国际大气候的影响。
2.台湾的主要问题
台湾在这次亚洲金融危机中和新加坡同属受波及较小的地区，最初为维持汇率而损失的部分外汇只不过使其过高的储备有所下降。由于没有象泰国那样坚守固定汇率，主动使新台币贬值的明智之举不仅使其避免了更大的损失，反而有可能使今后的发展从中受益。从台湾近年来经济发展的走势来看，其自身存在的问题也是较难克服的：
（1）基础设施与投资环境恶化导致投资严重不足。 台湾近年来的经济增长的放慢并不象亚洲其它地区主要由于出口的衰退，更重要的原因来自于消费和投资的减少。由于基础设施的严重不足和投资环境的日益恶化，致使岛内民间投资意愿极其低落。1996年台湾的总投资出现负增长，电力不足、交通堵塞、供水短缺和土地取得困难等已成为阻碍经济进一步增长的瓶颈。同时台湾在国际上地位的不稳定以及与祖国大陆的紧张关系，都使政治上的因素造成经济上的波动，股票市场的动荡和人心的不稳都对消费和投资带来影响。
（2）企业外迁使产业空心化。 台湾由于岛内投资环境的恶化和成本上升的因素，不仅使大量的投资流向海外尤其是祖国大陆，而且也有部分企业迁至亚洲其它地区包括祖国内陆。1995年台湾制造业占GDP 的比重不足30%，面对逐步呈现的产业空心化趋势，台湾当局开始采取一些措施来抑制公有企业对海外的投资，以保持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
表1 亚洲“四小龙”的主要经济指标
香港新加坡台湾
韩国
GDP(1996.10亿美元)154.685.1273.1 484.8
人均GDp(1996.美元)24532
2847212760 10645
人均GNP购买力平价(1995.美元) 22950
22770 —
11450
全年平均消费价格上涨(1996.%)
6.00 2.4 3.075.00
失业率(1996.%) 2.6 2.7 2.6 2.3
资料来源：IMD《国际竞争力报告（1997）》
3.香港的主要问题
香港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虽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却是唯一保持了本币与美元联系汇率的地区。通过这场危及香江的金融风暴，一方面使香港的经济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同时也暴露出其繁荣发达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
（1）高成本结构削弱出口竞争力。 由于长期以来的高地价和高房价，香港的人员费用和办公租金已经是东亚地区最高的。成本的上升不仅影响对外资的吸引力，而且影响到工业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为此香港的制造业已逐步迁移至广东的珠江三角洲一带以降低成本，留下来的主要是一些工业企业的财会、供销、设计研究等辅助部门，因此香港目前的产业结构中服务业比重已高达84%。
（2）产业升级尚未完成。尽管目前香港已走向服务型经济， 如何促使制造业的产业升级仍然是一个较大的问题。香港由于制造业的北移得以降低成本保持竞争力，加之政府长期以来缺少相应的产业政策，因此与其余“三小”相比，制造业的现代化程度较低和缺乏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近年来由于广东地区的成本也在上升，从而使香港再次面临产业升级的压力，目前正在探讨与珠江三角洲地区共同联合发展高科技的问题，香港特区政府也开始给予重视。
（3）房地产业的过渡膨胀与经济的泡沫成份。 香港的房地产业在吸引大量投资的同时也带有相当的投机成份，因此造成了经济的不稳定因素，曾经发生的几次经济波动都与房地产的过度膨胀有关。房地产业的高利润使资源过度集中，造成经济结构的不合理。由于种种原因，香港的高地价和高房价又很难压制。在本次金融风波前，香港的股市暴涨中以金融股和房地产股最为突出，已呈现明显的泡沫经济成份。因此尽管金融危机导致的股市大跌和楼市下滑使香港经济蒙受一定的损失，但从长期来看对于香港经济的健康发展也是一种必要的调整。
4.韩国的主要问题
如果说泰国的金融危机与香港所面临的冲击是来自于国际货币投机商，那么作为该次金融风暴重灾区之一的韩国，更主要是由于国内问题的长期积累所致，因为韩国并没有对外放开本国的金融市场，韩国的问题主要来源于自身：
（1）出口滞缓，贸易逆差。韩国的GDP增长率由1995年的9 %降至1996年的7%，其中出口的滑坡是主要因素。1996 年度在亚洲整体出口增长放缓的大趋势下，韩国的出口增长率更是由1995年的30.3%降至3.8%，由此造成的贸易赤字达205亿美元，加之服务贸易的逆差， 经常项目逆差为237亿美元，占GDP的比重已接近5%。（见表3）
（2）高成本和低效率问题。 韩国近年来竞争力的下降与其高成本的结构有关，而成本的不断攀升主要缘于高利率、高工资和高的物流成本。韩国的利率尽管从1991年的18.9%连续下降至1996年的12%，但与日本、台湾相比仍高出许多。韩国由于劳动力的短缺从而使工资水平上升很快，同时工资的上涨幅度要大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韩国的交通、仓储和流通等物流环节的高成本也已成为一个较为严重的问题，致使在销售额中的物流成本占到17%，远高于美国的7%和日本的11%。
（3）银行坏帐，企业倒闭。 韩国长期以来实行大企业集团的发展战略，少数大企业依靠政府的保护和银行的支持不断壮大，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由于近年来政府实行的改革措施使严重负债的企业难以为继，先后出现了大企业的倒闭，因而也造成银行的呆帐和金融机构的困境。为此韩国陷入了由各种弊端长期积累的恶性循环，不得已而向IMF申请了紧急援助贷款， 这也使韩国被迫接受了整顿金融机构，降低经济增长速度等条件，从根本上来解决国内经济所面临的问题。
（4）市场保护，金融落后。韩国的市场保护程度是相当严重的，政府的保护严重影响了公平竞争和市场机制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同时金融体制的落后也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韩国在贸易、投资、金融和流通等领域的自由化程度不仅与西方工业化国家相差甚远，而且在“四小龙”中也是相对滞后的。但是韩国能够加入OECD，成为经合组织的一员，其重要意义也在于利用国际机构的约束力来促进国内的经济机制转换，以便尽快实现韩国经济的国际化。
表2亚洲“四小龙”的对外贸易和投资指标
新加坡
香港 台湾
贸易额占GDP的比重(1995,%)169.49 152.37
48.93
贸易收支差额占GDP的百分比(1996,%) -7.33 -13.654.94
商业服务收支差额占GDP的百分比(1996,%) 15.04
10.63
-3.15
经常项目差额占GDP的百分比(1996,%) 17.73
-0.993.84
商品和服务出口的增长率(1995,%) 22.514.920.1
商品和服务出口的增长率(1996,%)
5.8 4.0 3.9
对外直接投资存量(1995,10亿美元)85.16
24.34
13.84
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存量(1995,10亿美元)
21.77
55.49
15.65
韩国
贸易额占GDP的比重(1995,%) 34.27
贸易收支差额占GDP的百分比(1996,%) -4.32
商业服务收支差额占GDP的百分比(1996,%) -0.53
经常项目差额占GDP的百分比(1996,%) -4.89
商品和服务出口的增长率(1995,%)
30.3
商品和服务出口的增长率(1996,%)3.8
对外直接投资存量(1995,10亿美元) 11.08
吸引外直接投资存量(1995,10亿美元)
14.04
资料来源：IMD《国际竞争力报告（1997）》
表3 1994—1996年韩国的对外贸易状况
1994 19951996
出口增长率(%) 16.8 30.33.9
贸易差额(10亿美元)
-6.00 -9.9 -20.5
贸易差额占GDP比重
-1.58 -2.17 -4.23
经常项目差额(10亿美元) -4.78 -8.82 -23.7
经常项目差额占GDP比重
-1.26 -1.94 -4.89
资料来源：IMD《国际竞争力报告（1997）》及日本IDE研究报告Examining of Asia's Tigers
透过金融危机看亚洲“四小”及东亚模式
席卷亚洲、波及全球的金融风暴使持续高速发展的亚洲经济可能陷入低谷，在对问题的反思中甚至也对东亚模式提出了置疑。实际上早在克鲁格曼先生提出“东亚无奇迹”的观点时，对于东亚地区高速增长的发展模式究竟成功与否及其进一步发展的前景预测就已出现了争议。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东亚经济原先潜伏的一些问题得到了充分的显露，正好应验了这种对亚洲的高速增长将难以为继的预测，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对东亚模式持否定态度的观点。然而对东亚模式的肯定与否定尚不能基于简单的判断，因为尽管东亚的各个经济体在发展道路中有诸多共同特征，但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不同取向则造成了各自的差异，于是面对金融危机的考验时才会有截然不同的表现。以亚洲“四小”的情况正可对东亚模式的几个主要特点做如下分析：
东亚经济的特征之一是以出口带动经济的增长，“四小龙”在经济起飞阶段都曾成功地实施了出口导向战略，带动了国（区）内经济的发展，同时外资在其经济发展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但80年代后期，一方面西方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另一方面由于自身成本的提高面临亚洲后起国家的低成本竞争，所以亚洲“四小”积极调整发展战略，注重贸易多元化和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同时调整产业结构为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开辟出路。
东亚经济的特征之二是以数量扩张为主要基础的增长方式，“四小龙”在发展初期也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依靠投入的不断扩大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在经历了长期粗放型的增长后必需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更加有效地利用资源，提高劳动生产率，走集约式经营、内涵扩大再生产的道路。为此亚洲“四小”到一定阶段均开始积极调整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过渡，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已成为亚洲“四小”的重要目标。
东亚经济的特征之三是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政府对经济的适度干预曾被作为成功的典范。在IMD1997年度的国际竞争力报告中， 新加坡和香港的政府作用排名为全球第一、二位。而韩国政府长期以来实施的市场保护和支持大企业等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则显示出负面效应，进而造成严重的内部危机。以东亚国家（地区）的经验来看，在市场机制不太健全的阶段，政府的干预更为必要，但当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已趋于成熟时，就应减少政府的干预，由市场取向决定资源的配置。
东亚模式造就了该地区高速成长的经济群，无论是否创造出东亚奇迹，但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确是不争的事实。但东亚模式并非一成不变的，在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会具有新的特征。东亚经济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逐渐降低其增长速度或在超高速增长中出现一定的调整也是完全正常的，不能以此就断言它已不具备进一步发展的潜力。世界经济论坛在1997年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对于东亚各国和地区还是给予高度评价，但同时也提醒了泰国和韩国存在的问题，指出货币的长期高估和银行过度放贷如不加以重视将可能导致不良后果。如今已经出现的结果也许是在所难免的，但东亚经济并不会因此而一蹶不振，如果经过这次波折的经验教训，不仅“四小龙”能够实现高科技产业的突破，而且也能再次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那么东亚地区的再度崛起将不会很遥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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