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研究方法之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民主主义论文,理论研究论文,方法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02)03-0081-04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它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中国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提供了新的战斗武器，也为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后建设新的国家和社会提供了理论基础。不仅如此，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研究方法与论述方法也有许多独到之处。近年来，党史界对新民主主义理论本身研究相当深入，讨论相当热烈，但对毛泽东的思想方法的研究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针对这种情况，本文试图对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理论研究方法的特点，做些初步的探索。
一、强调正确分析社会的性质是理论研究最基本的依据
国情是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客观依据。正确地认识国情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中心环节，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前提条件。然而，国情是一个范围很广的概念，包括社会性质和历史方位、地理环境和人口状况、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阶级结构和社会主要矛盾等等方面。在这诸多方面中，哪一个是最核心最本质的因素？哪一个是制定革命理论最基本的依据？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明确指出：“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依据。”[1](P633)
毛泽东早就指出：“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2](P99)牢牢抓住国情中的本质属性，即从剖析社会性质入手，是毛泽东研究方法的一大特点。比如，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就是首先分析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及其特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述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革命的性质与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对象、领导阶级等一系列的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
众所周知，革命形势与阶级关系也是制定方针政策的重要依据。但是革命形势和阶级关系在较短的时间内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比如，从1927年下半年到抗日战争爆发这十年中，中国革命就出现了两次失败和两次高潮，阶级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中国社会性质却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与革命形势与阶级关系相比，社会的性质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因此，只有把社会性质作为最基本的依据，才能正确地回答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才能制定正确的稳定的总路线和总方针。比如，抗日战争时期，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也参加了抗日阵营，因此在当时是属于人民的范畴。但若以社会的性质为基本依据进行考察，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则仍然是中国革命的对象。再比如，民族资产阶级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一个时期内动摇于敌我之间，很难判断是敌是我。但若以社会性质为基本依据进行考察，它则无疑应属于中国革命的动力的范畴。
二、将纵向的研究与横向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
所谓纵向研究，是指过程的、历史的研究。毛泽东坚持革命发展阶段论，认为事物发展的过程是由许多阶段构成的，要区别发展的不同阶段，而区分发展阶段的根据是矛盾的特殊性。
毛泽东把中国革命的长过程分为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又把民主革命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两个阶段，进而又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分为若干个阶段。这样，毛泽东就把他的纵向研究从宏观到微观一步步深入下去。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的研究中，特别注意把握阶段与阶段之间的区别和联系，通过分析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和联系，回答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前途及其转变等一系列的革命理论问题。
毛泽东着重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他指出，“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1](P651)。在中共党史上，由于没有能将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种性质的革命加以区别，而多次发生“左”的错误，比如瞿秋白的盲动主义、李立三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都是混淆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种不同性质的革命的问题；同样，由于看不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性质革命的联系，也会发生右倾错误，比如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因此，毛泽东特别强调，“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1](P652)。
所谓横向的研究是指社会的、阶级的研究。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根据各个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分析它们对革命的态度和立场，从而论证了中国革命的任务、对象、动力等革命理论问题。他指出：“所有这些阶级，它们对于中国革命态度和立场如何，全依它们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地位来决定。所以，社会经济的性质，不仅规定了革命的对象和任务，又规定了革命的动力。”[1](P638)
对于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毛泽东首先把中国社会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两大部分，每部分又包括若干阶级，每个阶级也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分为若干不同的阶层。这样，毛泽东就把他的横向研究从宏观到微观一步步深入下去。
毛泽东使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把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变得简明清晰，一目了然，为制定革命理论奠定了基础。毛泽东特别注意每个阶级内部各阶层间的区别，强调“在这些区别上建立我们的政策”[1](P765)。这样“立体”地、多层次地看待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并对他们采取不同的政策，就避免了党史上经常发生的概念化、定型化、不是“左”就是右的错误。
在新民主主义研究中，毛泽东将纵向与横向研究结合起来，形成严密的研究网络，从而建立崭新的理论体系。
三、将历史的研究和逻辑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
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的东西是逻辑东西的基础；逻辑的东西是历史的东西的反映。二者都服从于统一的辩证运动规律。把历史和逻辑的辩证统一原则应用于具体的历史研究和表述中，就体现为历史的方法和逻辑的方法的辩证统一。
这里说的历史的方法，也就是根据历史发展的自然过程来揭示历史发展规律的方法。它的作用是可以帮助人们对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和细节作完整的了解，使人们对客观历史事物有一个生动、具体的印象，从中去分析、认识历史规律性的东西。
但是，历史的方法也有其局限性。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如果必须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3](P122)所以历史的方法必须有逻辑的方法作补充。所谓逻辑的方法，就是既要以历史发展过程为依据，又要撇开那些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偶然因素与偏差，抓住历史发展过程中最主要、最基本的线索和历史事物内部的主要矛盾，从宏观上进行系统的、理论的概括，把历史过程的本质和规律用逻辑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样的研究成果就具有很强的哲理性。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研究中，综合运用历史的方法与逻辑的方法。比如，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主要用历史的方法论证了帝国主义列强采用“一切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压迫手段，使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半殖民地和殖民地”[1](P628)。然后，主要使用逻辑的方法，精辟地概括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并进而得出结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P631)。
再比如，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毛泽东主要运用了历史的方法，详细叙述了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三个方面，“在十八个年头中的主要的经历和主要的问题”，然后，主要运用逻辑的方法，高度概括了三者的关系：“十八年的经验告诉我们，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这就是三者的相互关系。”[1](P613)
历史的方法和逻辑的方法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单纯使用历史的方法，就会是肤浅地复述历史材料，而很难形成富有哲理的思想观点；同样，单纯使用逻辑的方法，就会是空洞的逻辑推演，而很难形成有历史高度的，对实践有指导意义的历史理论观点。
毛泽东在革命理论的研究中，将历史和逻辑方法很好地统一起来，因此，其论著内容充实，并得到宏观概括和理论升华。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代表作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发刊词》等等，就是运用历史和逻辑方法研究中国革命理论的光辉典范。
四、广泛地使用比较研究的方法
所谓比较方法，就是确认事物之间的异同关系的科学方法。马克思经典作家认为，历史比较是从历史联系中考察历史现象的一种最好的方法。运用这一方法，可以从历史发展的整个链条中发掘某一特定历史时期或历史现象的意义——它的普遍意义和特殊意义，找到洞悉历史之谜的钥匙。
在比较研究中，探索历史事物间的“同中之异”或“异中之同”具有特殊的意义。毛泽东指出：“对于物质的每一种运动形式，必须注意它和其他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就是说，注意它和其他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只有注意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区别事物。”[2](P308)
在新民主主义研究中，毛泽东广泛地使用了比较的方法。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内容。毛泽东论述这一理论时着重进行了两个方面的比较。
一是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作比较，揭示了在武装夺取政权问题上的不同特点。毛泽东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理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1](P541)很明显，这是讲武装斗争是一般性。毛泽东还指出，在资本主义各国内部有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外部没有民族压迫。而“中国则不同。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1](P542)。由于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状况上的差别，决定了武装夺取政权这一普遍规律必然沿着不同的道路得以实现。
二是通过比较中国与资本主义各国在城乡关系上的区别，阐明了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毛泽东指出，在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在实质上形式上都统制了农村，城市之头一断，乡村四肢就不能生存。但在中国，城市总是集中的，乡村总是分散的，城市虽带着领导性质，但不能完全统制乡村，因为城市太小，乡村太大，广大的人力物力在乡村不在城市。因此，党的工作必须以乡村为中心。只有经过长期的而又广大的战争，包围和孤立城市，逐渐生长自己的力量，变化敌我形势，才能最后战胜城市。毛泽东正是通过比较的方法，准确地揭示了中国革命道路的特色所在。
在阶级分析时，毛泽东十分注意将本国的某一阶级与外国同一阶级进行比较。比如，毛泽东分析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特点，同时指出：“这是世界各国资产阶级的一般规律，不过中国资产阶级这个特点更加突出罢了。”[1](P674)在分析中国无产阶级时指出，除“一般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外，还具有三大突出的优点，从而得出“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1](P645)的结论。
毛泽东广泛地运用了比较的方法，尤其特别注重异同关系的比较，从而揭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规律，加深了人们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理解和认识。
综上所述，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研究方法与论述方法有着许多独到之处。正因为如此，他所创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才能那么深刻、那么清晰、那么严谨、那么有说服力与震撼力。思想方法是毛泽东思想中内容最丰富、最精彩，也最有普遍意义的部分。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研究方法，对于我们今天的理论学习与研究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应该很好地掌握与效法。
收稿日期：2001-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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