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导论文,核心论文,体系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重要的理论创新。作为一种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本身就是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最重要的内容，“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1]然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并不仅仅限于对于理论发展的贡献，而且体现在其所承担的引导现代中国文化发展主体性的责任上，本文把它称之为主导性功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性功能，对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性是众所认同的。但是，仅仅停留在重要性认识的层面上是不够的，更具有实质意义的，是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导性的实践价值。例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功能如何获得、如何体现以及如何实现，这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导性问题的讨论，要从两个方面来把握：一是要放在中国文化发展的现代化背景下来思考。毫无疑问，多样性文化和多元价值的存在，是核心价值理论提出的现实根据，这是主导性问题存在的前提。二是从国家在社会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领导责任的视角来思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文化价值主导性的主体是国家(党领导下的国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本质就是国家意识形态。这样的理解至关重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只有作为国家主流的意识形态，才会有主导性的问题。有的人不愿意提国家意识形态，怕与现实全球化的世界不相宜，这是“杞人忧天”、“庸人自扰”，完全没有必要。所谓“意识形态终结论”完全是个伪命题，在自称自由主义的国家里，始终没有放弃国家意识形态以及国家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力。据报道，“美国每年花约10亿美元制造‘信息’，以‘控制公众思想’”。[2]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国家意识形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强调国家对文化发展的控制力，而是为了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导性的主体是国家，这是国家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责任所决定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是一种高度自觉性的文化形态，一方面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执政者强烈的政治抱负与价值意向；另一方面，国家的政治意识和价值倾向并不是脱离现实的主观随意的文化设计，而是对当代中国文化合理性发展要求客观总结的结果，体现或代表先进文化发展的时代方向，所以能在“百舸争流”的文化大潮中独占鳌头，从而获得对社会文化意识的主导性。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导性具有可能性的前提。
但是，上述讨论尚未探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导性本身。我们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主导性的功能，但是究竟什么是主导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性功能究竟如何体现、如何发挥作用？这就需要对主导性作一番本体性的研究。
关于主导性的问题，学界大多从主导概念中进行推导，大致可以概括为：第一，指社会事物的主要方面或主要作用。过去我们党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发展的总方针，其中主导的含义即是此意。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讲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3]这就是从意识形态的社会地位上来确定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主导性。第二，指社会事物所具有的权力力量，具体就是指“领导力、控制力”或“领导权、控制权”。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葛兰西认为，国家在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力量就是国家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社会集团的领导作用表现在两种形式中——在‘统治’的形式中和‘精神和道德领导’的形式中”。[4]第三，社会事物所具有的引导、导向的作用。中山大学郑永廷教授认为：“所谓主导，就是引导、选择的主要方向、方面及重点。”[5]
笔者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性兼有上述三方面的涵义。相对于我国现存的各种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导性首先就在于其处在社会各种文化的核心地位，同时也是社会文化发展的主要部分。文化的核心地位本身就会引起社会的瞩目，从而获得社会的关注和投入，产生对其他社会文化的辐射影响。其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性还是一种文化领导力，就是对社会文化所具有的统领力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一种文化体系之所以具有统领社会文化的力量，主要在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具有真理性、前沿性，能够“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6]因而能够站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前列，起到率领的作用。除此以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统领力量也得益于国家舆论机器的大力支持，这就是葛兰西讲的文化“领导权”。文化领导权既是主导性最强有力的表现，也是主导权能够发挥作用最重要的保障。再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性具有引导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引导作用与领导作用是有差别的。如果说文化的统领力量是一种“领导权”，那就意味着领导功能包含着来自文化之外的某种“控制力”，也就是国家的力量。引导作用则不同，引导功能的发挥不倚赖于外力的作用，主要来自于主导性文化本身，即来自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在魅力，使其具有“说服力、感召力、引导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导作用可以看作是内发性的文化主导性。
应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导性是上述三个功能综合的集中体现，缺少其中任何一种功能，主导性就是不完全的。但是，不同功能所起的主导作用的差异也需要引起注意和研究，以便更为深入地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导性的功能结构，进一步探讨如何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性。
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导性功能的结构分析，可以看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导性的作用力量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以国家力量所支持的文化领导力，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在文化的力量。前者着重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后者着重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文化引导力。这两种力量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性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但应看到的是，这两种力量在文化主导性中发挥的作用是不一样的。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可以借助国家的力量来实现其主导性。一是可以通过国家支持下的舆论宣传工具，大张旗鼓地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思想内容，使之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二是通过国家的各种文化机构以及所掌控的“精神生产资料”，来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社会文化发展的领导权。鉴于目前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还存在，“一些西方国家加紧对我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境内外敌对势力与我争夺群众、争夺人心、争夺阵地日趋激烈，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任务十分艰巨”，[7]因此，充分依靠国家的力量，“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各部门的领导权”，[8]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力量就显得非常重要。
但是，在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国家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同时，更要注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在的文化引导力。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导性的深化度、长久性的视角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在文化引导力更值得注意。其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否具有主导性，关键在于其是否具有内在文化引导力。为什么内在文化引导力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导性的关键呢？因为文化只能是被引导的，这是由精神文化的特点所决定的。精神文化由凝聚着人类智慧的各种知识群所组成，而所有的知识系统都包含着一定的思想倾向、世界观和价值观念，即使以探索宇宙奥秘为特征的纯知识性自然科学，也存在着探索的目的性、探索精神、知识成果服务于谁等价值倾向的问题，这使精神文化总是与一定的价值观念相联系。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社会文化的主导其实质是对思想观念的主导，而思想观念往往有很强的主体性、独立性和内在性，一般不会轻易接受外在的观念影响，因而不会轻易地改变自己的立场，即使来自权势的压力，对相左的思想观点往往具有本能的拒斥心理。思想观念只能被影响，而很难被驾驭。这不仅意味着对精神文化领导的艰难性，同时也提出了文化领导的特殊性：它不能靠强力征服世界，而主要依靠自身文化魅力而形成的精神力量，因而文化主导必然是引导性的。
主导文化引导性的意义还由于现代社会思想文化形态的平等多元、自由开放更加突出。今天，文化的现代化不仅使多元文化的共存成为事实，而且文化之间的隶属关系已被平等的关系所取代。在平等自由的文化态势下，各类文化更注重自我文化的独立性和社会影响度，更趋向于表现自我的强烈愿望，而不愿被他种文化所影响、所左右。这就加重了主导性的难度，也决定文化主导性不可能是对其他文化的指手画脚、发号施令，而是通过提升主导文化的影响力而施予对社会文化的引导。
当然，强调精神文化的特殊性而造成的领导精神文化的艰难性并不意味着文化主导的不可能。人类文化史上曾有过强有力的主导文化的潮流。在西方，人文主义文化思潮、基督教伦理、功利主义思潮等都曾主导过西方文化的发展，其中固然也有国家力量的影响，但更主要的还是在于这些文化潮流自身的吸引力。中国古代的儒家文化在上千年的封建社会中独领风骚，深入人心，并不能简单地把它归结于统治阶级“独尊儒术”的结果，事实上儒家文化所具有的精深睿智、通达宇宙与人生、和谐包容的气度、极富民族进取和自强意识的内涵折服着一代代学者，感化着社会和家庭，才使其在那个时代持续地发挥着民族文化的凝聚力和精神号召力。这就说明了，文化的主导性在于其强有力的精神内涵，也就是文化内在的引导力。只有当主导的文化具有很强的吸引力的情况下，才能得到其他文化的认同，其引领文化才是可能的。
可见，文化的主导性关键在于引导力，引导力也可看作是文化的主导能力，只是这种特殊的能力内化在主导文化之中。这就提出了进一步需要讨论的问题：文化的引导力从何而来，是自在的还是获得的？文化的引导力如何体现？如何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导力？一般来说，获得文化主导性和引导力的文化或价值体系至少具备真理性、先进性、合理性的条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导性当然应具备上述条件。首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真理性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能够真正反映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发展的本质，坚持发展的第一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发展手段，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更体现了社会发展全面性、合理性的要求，避免发展问题上的主观性、片面性。当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真理性并不仅仅体现在发展理论上，但对于当代中国来说，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是最为重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真理性是其首要的思想内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得以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先进性体现为多个方面：一是在对现实生活科学研究和对人民意愿正确把握的基础上能够预见社会发展大势，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二是在文化发展方面，把握和体现社会文化发展的合理趋势，以先进文化引领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文化创新具有高于现实、引导生活的功能。文化创新当然是源于生活，反映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文化与现实生活的密切关系，而文化创新则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拥有了对生活包括文化生活的引领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合理性在于：第一，以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融合凝成新的精神感召力，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基础的道德建设满足了社会对道德的吁求。第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建设性的姿态吸纳其他文化的精粹，并尊重他种文化的合理意义，因而具有积极的容纳性。正是积极的容纳性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能够担当起概括和牵引社会思想共识之大任，使社会各种文化汇集于社会主义的旗帜下。第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积极批判精神能够弘扬文化正气，抵制邪恶歪风，真正创设和谐文化。这里有一个对和谐文化正确理解的问题。和谐文化不仅仅是文化宽容，也包含着批判和斗争，即对邪恶、假丑、落后、腐朽和不合理文化现象的批判和斗争，这样才可能倡导正气，把社会文化引向和谐。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具有的文化主导性和引导力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也要承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社会文化的引导力尚是初步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存在一个提高其引导力的问题。从时间上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命题是2006年10月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至今才一年左右。所以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的本身不能有过于完美的要求，不能希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已经能够说明或解决现在所有的思想理论问题，或者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已经具有了很强的文化主导性。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问题之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的提出，明确了和谐文化建设的价值导向，确定了和谐文化建设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内容，从而奠定了和谐文化建设的基础。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思想理论更多地是文化发展战略性的构想，是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发展的指导纲要。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出的价值根据是什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四项内容为何能形成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之间存在什么样的逻辑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非核心价值文化的关系如何厘定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如何形成强有力的主导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如何实施有效的文化主导等问题尚没有现成的答案。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本身需要进一步的发展和深化，需要理论建设，中央文件也明确地指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必要性：“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9]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即是理论发展所需，同样只有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中才能提高其对社会文化的引导力。
从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文化引导力的视角出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最重要的是内容的建设，即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容的引导力。主导内容的引导力关系到两个方面的建设：一是内容本身的理论建设，二是内容理论转化的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容的理论建设是提高引导力的基础，是根本性的建设。理论转化是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力的手段，亦是不可缺少的。所以，这两方面的工作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对其建设都应引起足够的注意。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四大内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这四个方面也有层次区别，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在整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是核心中的核心。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特点是理论指导，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但是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其不断的发展性。中国共产党正是秉承了马克思主义发展本性，发展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成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然而今日世界特别是中国发展之快、变化之巨也对马克思主义发展提出了新要求，那就是要加快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步伐，解释和回答社会主义发展中提出的新情况、新问题。从引导力来看，提高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引导力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创新能力，即能够解答新的社会问题和形成指导社会新发展方向的理论创新成果。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包括哲学方法论上的创新和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特别后者是目前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重要课题，其中包括全球化背景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是什么，社会主义如何获得比资本主义更大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的国家与社会理论、社会主义的政党与执政理论、社会主义经济与文化理论等。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直接关系到中国选择什么样的道路、中国社会向什么方向发展的根本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社会主义遇到的新问题，也是群众十分关心的理论问题。因此，这些问题的理论创新必定能进一步提高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引导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都是具有浓厚伦理色彩的价值内容，本身具有较强的引导力。但是要持续地保持引导力，则必须使这些价值内容从最初的号召性的层面向增强其价值内涵转变，这意味着上述内容同样需要文化价值上的理论创新。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能真正成为国人的共同理想，不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是一幅令人向往的全面小康的蓝图，而且这一理想中还能够包含社会各方面的利益要求，体现出人们对未来生活追求的愿景，更重要的是共同理想具有可实现性，增强人们对共同理想的信心。而这些也都需要有令人信服的理论支持。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属于激励性的价值导向。激励价值的有效引导的关键在于这两种精神能够产生的社会共鸣度。就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来说，传统的精神如何激发成现代的力量，那就需要在传承的基础上有所开拓，也就是说民族精神应该是在发展中积淀的，民族精神不仅仅是传统的，同时也是现代的，这就要赋予民族精神以时代的内容，赋予爱国主义以新内涵，因为新时期的爱国主义不再限于抵御外侮，更主要的是对国家的忠诚，而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里忠诚国家是需要论证的，以形成民众的爱国主义新共识，并转化为新的民族精神。
社会主义荣辱观提出了社会主义道德价值标准，是人们道德行为选择的价值导向。社会主义荣辱观在理论上需要进一步深入的是：第一，在“八荣八耻”的基础上拓展道德所涉的领域，如对待环境、资源、自然、生命等方面的道德态度，丰富社会主义的荣辱观；第二，社会主义荣辱观如何整合规范与德性、公德与私德，使社会道德发展与个人自由进步达到统一。
总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理论建设重在内涵创新，使理论更贴近现实、更贴近群众、更具有说服力，从而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导力。
虽然社会文化的引导力主要在于引导内容本身具有足够的吸引力，但如果只限于这一方面显然是片面的。引导力还应包括理论的转化能力和价值导向中的组织能力、宣传能力等，这些能力关系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性能否实现。因此，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导力，除了内容的理论建设以外，还必须在上述方面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导力，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性。
如何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的转化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的见解可以借鉴。葛兰西认为，国家在意识形态中的领导权极为重要，但是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不是国家简单地把握文化发展的话语权，而是利用国家的力量把国家意识形态转化为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从而获得人民对国家政治要求的同意。他研究了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实施后认为，意识形态领导力的实施不是政府直接的行为，而是通过市民团体等社会性组织，借助于社会活动来实现对人民的思想意识的指导，是“统治阶级通过教会、工会、学校这些市民社会中的团体、组织，用文化、宗教、教育等作为媒体，行使一种精神上、道德上的指导，从而使被统治阶级接受统治阶级的世界观，认同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10]当然，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从根本上说是反映广大民众对社会信念、道德价值的精神需要的，但是民众并非清醒而自觉地认识到自我合理的精神需要，尤其在社会多元价值观共存的情况下，更提高了民众分辨选择价值观念的困难度，这意味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思想不可能自然而然地成为民众的意识，同时也证明了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力的必要性。这也就是说，要利用一切有效的途径来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导力。
目前，国家在组织机构和宣传舆论上的有利地位，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性具有强大的领导权，但由于精神产品的特殊性，还要善于运用领导权，即在操作层面上使价值意识在有效转化上加大引导能力，特别要对引导形式的有效性加以研究。在引导理论具有说服力的前提下，引导的技巧、形式的合适性都将有利于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导力。例如，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引导可以运用启发引导的形式，爱国主义的引导可以在活动中加以引导，时代精神的导向可以通过利益机制来引导，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对社会思潮的引领则可以启动对话机制，荣辱观的教育可充分利用民族文化的心理加以引导。但是引导的形式一定要注意与引导内容的一致性，不能以形式取代内容甚至背离内容。例如，用不节俭的形式去宣传节俭，以不够人性的方法去主张人道，则事与愿违，走向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的反面。
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导力，引导手段也有一个创新的问题。手段的多样化是这个时代特点所决定的。在一个人们不断求新的社会里，新的东西往往对人有吸引力。我们完全可以利用高科技的条件，运用现代化的手段，通过网络网站、手机短信、视频节目等，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容渗透于群众喜闻乐见的娱乐活动、社会交往、信息生活之中，来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容宣传教育的吸引力，增强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转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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