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进程中人民币汇率制度演变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民币汇率论文,进程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3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6964[2008]09-080822-0719
一、引言
从历史上看，人民币汇率制度经历了双重汇率制度(1981-1993年)，以及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1994-1997年)、事实上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1998-2005年7月)和现阶段的参考篮子货币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2005年7月至今)四个阶段。从汇率制度演变的趋势看，我国汇率制度同对外开放30年来所经历的三个发展阶段大体上是同步的，同时，也在尝试着向由市场决定汇率、增加汇率弹性方向转变。尽管这一转换过程相当漫长而艰巨，因为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就曾导致我国汇率制度选择在方向上出现了逆转，不过，外在的压力和内在的需求最终促使人民币汇率制度在2005年7月后重新回到预定的轨道。进入2008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升值速度在加快，波动幅度在增大，弹性在增加，这似乎预示着汇率制度可能要发生某种突变。
从汇率制度演变的时间维度看，汇率制度选择是一个中、短期呈现静态、长期呈动态的变化过程，毕竟国内经济形势和国际经济环境同样处于动态的调整过程。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决定了我国汇率制度的选择，或者说我国政府在决策中更加关注哪些变量，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有助于了解我国汇率制度选择的理论依据，进而为分析下一阶段我国汇率制度的演进路径提供有益的帮助。
二、开放进程中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演变路径
汇率制度演变对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当然，我们也不排除汇率制度僵化和汇率水平扭曲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总体上看，人民币汇率制度是在向市场决定汇率和增加汇率弹性的方向演变，尽管期间出现了一些反复，但是，这一方向是不可逆转的。在向市场化方向转变的过程中，人民币汇率制度大体上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1.尝试性开放——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启航之行(1981-1993年)
同1978年以来尝试性开放相适应，这一阶段汇率制度改革只可能是过渡性的，因而，双重汇率制度是新旧制度变迁中的必然产物，也是解决出口部门换汇成本过高的权宜之计。这一阶段的双重汇率又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81-1984年)官方汇率和贸易内部结算价并存。贸易内部结算价仅限于进出口贸易外汇的结算，官方汇率主要适用于旅游、运输、保险等劳务项目和经常转移项目；第二阶段(1985-1993年)官方汇率和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共生。从1985年1月1日起，我国取消贸易内部结算价，官方汇率应用于贸易结算和非贸易外汇兑换。同时，1985年国家提高了外汇留成比例，并成立了外汇调剂中心，由此形成了外汇调剂市场汇率。
2.全方位开放——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市场化进程提速(1994-1997年)
1992年以来，我国进入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阶段，与此相伴，汇率制度改革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汇率并轨是这一进展的重要标志。从1994年1月1日起，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与此同时，人民币名义汇率进行了一次性贬值，从1993年年末的5.18人民币元/美元下浮至1994年年初的8.17人民币元/美元。汇率并轨后取消了外汇留成和上缴，实行银行结售汇制。1994年4月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并以银行间外汇市场所形成的汇率作为人民币基准汇率。1996年1月29日，国务院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取消了经常项目下尚存的其他汇兑限制，同年12月1日宣布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
3.开放中冲击——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去市场化(1998-2005年7月)
全方位开放既意味着机遇，同样也预示着风险，因此，汇率市场化进程中的曲折在所难免。尽管这一阶段我国汇率制度名义上仍然为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在实际上则为单一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是我国钉住美元汇率制度产生的外部原因，在其他国家货币贬值的冲击下，我国政府公开承诺人民币汇率不贬值。这是应对危机的权宜之计，因而危机过后，我国汇率制度锁定在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上。人民币名义汇率的数据显示，从1998年的8.279人民币元/美元到2005年7月的8.277人民币元/美元，这一汇率水平在8年间基本保持在狭小的区间波动，由此导致了人民币名义汇率的扭曲，人民币汇率市场化进程受挫。
4.制度性开放——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市场化进程重启(2005年7月至今)
2001年我国加入WTO后，对外开放进入了制度性开放阶段，僵化的、事实上的钉住汇率制度也越来越不适应我国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再次市场化是适应外部环境的必然结果。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公告》，宣布自公告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说明人民币汇率不再单一钉住美元，人民币汇率在向更富弹性的方向转变，同时，美元对人民币交易价格由8.2765人民币元调整为8.11人民币元，人民币汇率一次性升值2％。从人民币汇率改革后的表现看，汇率基本上处于单方向变动，目前已经升值了13％(截至2008年4月)。尽管汇率水平在发生积极的变化，但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变化并不明显，这说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尚待进一步完善。
三、人民币汇率制度演变的历时性解释——基于政府主导的分析框架
在分析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这一带有明显的政府主导痕迹的问题时，尽管有不同的分析框架可供选择，但是，基于汇率制度战略选择的新政治经济学框架相比则更加合意①。在这一框架里，政府根据代表其双重目标的损失函数来选择汇率制度，其具体形式为
即汇率失调成本同汇率失调正相关。上式说明，政府拥有保持强劲的经济增长和稳定国内物价水平的双重目标，二者不可兼得，任何一个目标的实现都需要付出相应的成本，因而政府将根据不同的侧重目标选择能够使其损失成本最小的汇率制度。下面将上述的分析框架应用到人民币汇率制度演变的研究中，以此来解释人民币汇率制度演变的动因和目标。
1.释放扭曲、高估的名义汇率(1981-1993年)
1973-1980年的钉住篮子货币汇率制度无疑造成了人民币名义汇率的高估，期间，人民币汇率升值了24.7％，升值到1.49人民币元/美元。汇率高估导致贸易逆差呈现扩大趋势，1978-1980年，我国贸易逆差分别为11.4、20.1和19亿美元。根据(1)式可以看出，汇率失调导致
趋于增大，汇率失调成本增大致使政府的损失函数呈扩大趋势，其结果必然是促使制度变迁的发生。但是，如何退出现行僵化的汇率制度是横亘在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如果采取一步到位，一次性大幅贬值，而后实行有管理浮动汇率，则这种汇率制度变迁其冲击的破坏性是难以估计的。汇率贬值如果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发生，那么汇率贬值带来的出口改善及总需求的扩张效应将化为乌有。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我国政府在汇率制度发生转型的时候采取了相对较为保守的做法，即通过爬行钉住来释放高估的汇率②。这样做的好处是在逐渐释放高估的人民币名义汇率的同时，也会将汇率贬值的负效应降至最低，因此，可以说爬行钉住是汇率制度向更加灵活的浮动汇率制度过渡的必然选择。从经常项目收支看，名义汇率贬值对改善国际收支状况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987年以前，经常项目除1982、1983两年略有顺差外，其余均为逆差。这并不能说明名义汇率贬值完全不起作用，如果没有持续的名义汇率贬值，经常项目逆差只能会更大，同时也表明名义汇率贬值的出口弹性是衰减的，其对出口刺激的作用也是短期的。
经常账户顺差和逆差交替出现的现象，一方面说明人民币汇率贬值已经开始对贸易部门出口产生促进作用，尽管这种作用是短期的；另一方面也说明历史遗留的人民币汇率高估在被逐渐化解。在此期间，我国GDP保持了高速增长、外汇短缺有所缓解、通胀也没呈现持续恶化，经济增长没有受到汇率制度变化的影响，这足以说明这一汇率制度变迁是相当成功的。但是，由于汇率制度转化过程中存在的双重汇率制度酝酿了新的问题，并且这些问题严重干扰了经济的正常运行，因此也就预示着我国汇率制度下一次演变的发生。
2.彻底合并分割的外汇市场(1994-1997年)
第一阶段的爬行钉住汇率制度在逐步释放高估的名义汇率上取得了初步成功，但是，这一阶段始终没有解决平行市场的存在，即官方汇率和市场调剂汇率两个市场并行存在，并且，调剂价格波动剧烈，最高时与官方牌价差高达5元(1993年6月)。多重外汇市场严重影响了外汇市场功能的有效发挥，并对对外贸易的发展和宏观金融的稳定带来了负面效应。上述的种种不利因素最终促使政府下决心扭转外汇市场混乱的局面，因而，汇率制度的再次演变也就顺理成章。不过，这一次的汇率制度转变较为激进，不仅实行了外汇市场的并轨，同时也实现了汇率制度的转化以及汇率水平的一次性重估。
那么如何评价这一次汇率制度的变迁呢？如果按照公式(1)的分析框架来解释，似乎这一次制度变迁并没有发生的可能，因为，汇率高估逐渐释放后，汇率失调导致的成本在逐渐减低，汇率制度并不具备变迁的动能。但是，最可能的解释是没有进入模型的汇率制度的维持成本在逐渐加大，这主要来自于多重外汇市场并存导致的效率丧失和运行混乱。此次的汇率制度变迁，不仅解决了困扰外汇市场十几年的制度问题，也彻底纠正了高估的人民币汇率，而且根据多恩布什的超调理论，人民币汇率存在着低估的嫌疑。正是因为名义汇率处于低估的位置上，我国经常项目开始产生持续的顺差。
从汇率制度改革后促进对外贸易层面来看，汇率制度的改革无疑是相当成功的。但是，此阶段强制结售汇制度的实行却限制了由市场决定汇率的程度，其实质是央行成为外汇市场上唯一的买家。这样做的好处是人民币名义汇率被限制在8.35～8.29人民币元/美元(1995-1997年)的狭窄区间内波动。这对于刚刚走强的对外贸易是有益的。但是，1994年以来出现的双顺差带来了名义汇率升值的压力，央行为此要在外汇市场不断地买入美元，由此带来了外汇储备的加速积累。尽管从短期内看，这样的运行机制并无大碍，对于刚刚摆脱外汇短缺的我国也未尝不是好事，不过，从长期考虑，其弊端却逐渐显露，这在下一阶段汇率制度运行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3.名义汇率的再度扭曲(1998-2005年7月)
1994-1997年虽然向单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走出了关键一步，但是，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却葬送了前一阶段汇率制度演进和汇率水平变化的成果。在遭受周边国家贬值的冲击下，我国政府面临着艰难的选择，是保持现有的汇率制度，同时进行相应的汇率贬值，抑或选择其他的汇率制度，这同样需要政府根据损失函数来分析。不过，同上两次根据目标函数需要自发地主导汇率制度演变相比，这次政府主导的汇率制度演变更多地体现了疏导外部的压力。在多重压力下，我国最终选定了汇率不贬值，并逐渐演变为事实上的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
初期的汇率不贬值尽管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好评，但是，我国出口确受到了明显的冲击。同1997年相比，我国出口仅仅增长了0.53％，刚刚走强的对外贸易面临下滑的挑战。由于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日益重要，我国政府在1998年、1999年大幅上调了出口退税(大多数行业出口退税都达到了17％，少的也有13％)，从而起到了汇率贬值的替代作用，因此在进入1999年后，贸易部门的出口增长开始提速。按照常理，在度过了对人民币汇率贬值的冲击后，人民币汇率应该重新回到其市场化的道路上去，但是，遗憾的是，制度演变中的路径依赖导致人民币汇率制度被锁定在钉住美元的路径上。
尽管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在应对经济危机冲击中的表现是成功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汇率制度对本已经基本化解的汇率扭曲起到了重生作用。进入1999年后，我国贸易部门国际竞争力得到了空前提高，经常账户顺差也逐年提高。这时，人民币名义汇率尽管已经具有了升值的需求，不过确被钉住汇率制度所压制。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看，生产率快速赶超的国家都面临本币实际汇率升值。可是，我国由于名义汇率固定，实际汇率不可能通过名义汇率升值来实现，相反却导致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人民币低估的直接后果是双顺差下的外部失衡，贸易摩擦加剧，外汇储备激增，与此同时，国外对人民币升值呼声也此起彼伏。正是在这种内外失衡的压力下，人民币汇率制度下一次变迁的启航也就为期不远了。
4.重新开启市场化的升值之旅(2005年7月至今)
同上几次汇率制度演变的动力机制相比，这一次汇率制度改革与众不同。如果前3次汇率制度改革的激励基本来自政府自身(1997年部分上有外在贬值压力的存在)，那么本次主要是内外夹击的结果，或者说是同国外政府博弈的均衡。实际上，自从2001年以来，以美日为首的西方国家始终不遗余力地鼓吹人民币汇率升值。那么究竟是何原因导致人民币汇率成为国外关注的焦点呢？其实很简单，中国经济的强大已经开始对世界经济产生影响，因此人民币汇率也就丧失了由政府自主决定的前提条件。毕竟人民币汇率已经牵涉到其他国家的利益，从而汇率的决定是基于本国经济基本面基础上的政府间博弈的均衡解。
对于2005年7月的汇率制度改革，我们仍然可以放在(1)式的框架内进行相关的分析。如果从此阶段经历的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周期看，人民币汇率没有任何需要调整的理由，其关键的问题还是在汇率失调带来的维持成本上。汇率失调的成本表现为来自国际上压力的增大和过多的指责，以及国家间贸易摩擦的升温。从国内看，汇率低估带来的相关问题也颇为严峻，最主要的是国内货币政策独立性受到强有力的挑战。此外，汇率低估相当于对落后的产业提供了保护，从而严重阻碍了国内产业的升级，这也是政府考虑汇率制度改革的重要因素。因此，在上述钉住汇率导致的汇率失调成本让政府难以忍受的时候，汇率制度再次的市场化改革，即向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转变也就顺理成章了。
那么本次汇率改革实现了其初衷吗？从汇率制度改革后的实际运行情况看，人民币名义汇率呈现出了单边升值的走势。如果从释放名义汇率低估的角度分析，名义汇率升值确实在逐步解决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造成的扭曲。可是，从人民币汇率决定的市场化程度来看，央行频繁地参与到汇率的决定中去，则汇率形成的市场化机制并不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民币汇率形成市场化尚有漫漫长路要走。这也是无奈之举，只有在人民币名义汇率释放扭曲，并接近均衡汇率之后，才谈得上央行逐渐淡出对汇率的逐日盯市。毕竟，过早地放开对汇率的干预，或者说一次性、大幅度汇率升值，这对经济的冲击效应都是不可估量的。
四、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Probit模型的实证分析
根据上文对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的历时性分析，我们发现国内物价水平、国内产出、名义汇率失衡和其他一些变量在不同的阶段对汇率制度选择起到了差异性作用，而政府则是在上述变量的权衡中选定其损失最小的汇率制度。那么政府到底是根据什么来选择汇率制度呢？下面，我们通过Probit模型来对我国政府的汇率选择行为进行估计。
1.Probit模型的构建
就政府的汇率选择问题而言，因变量是离散变量而非连续变量，因此，采用离散选择模型能够更好地估计政府的选择行为。为此，我们可以构建一个二元选择模型，即Probit模型，模型的解释变量包括消费价格指数、国内生产总值和名义汇率失调三个变量。
二元选择模型的估计采用极大似然估计，这里不再赘述。下面解释模型的数据来源，并对模型估计结果进行分析。
2.数据来源说明
本文采用的数据为1981-2007年的年度数据，数据来源为中国统计年鉴，其中，汇率制度为0或1，1代表政府选择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0代表政府倾向于选择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消费价格指数、国内生产总值采用的是同比增长率，汇率失调本文使用的是工具变量，即用外汇储备的增长率和经常账户差额分别作为汇率失调的替代变量，不同替代变量的应用是确保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3.模型的实证结果和分析
Probit模型中估计的系数符号尤为重要(系数不能解释成对被解释变量的边际影响)，如果估计系数的符号为正，表明被解释变量取1的概率越大，即政府选择固定汇率制度的概率高，反之，如果系数的符号为负，表明被解释变量取0的概率越大，即政府偏好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的概率高。
本文估计的各变量的系数见表1。价格指数的系数为正，说明政府关注价格指数的稳定时，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是政府的首选，其蕴含的前提是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有助于降低价格的过度波动。但是，从我国价格水平在不同汇率制度阶段的表现看，1998-2005年7月间的钉住汇率阶段价格水平最为平稳，这似乎同上述的结论相悖。不过，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思考，这一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实际上，在政府过度依赖出口导向的增长时，汇率灵活性是化解汇率失调进而促进出口增长的关键战略，至于人民币汇率单方向贬值(1981-1993年)导致的价格剧烈波动，仅仅是保证出口目标实现而不得不作出的牺牲，同时也同转轨过程中释放国内价格扭曲有直接的关系。2008年以来，政府试图采用汇率加速升值来抑制国内通货膨胀的政策取向，则是对价格稳定和灵活的汇率制度相关的有力解释。
经济增长系数为负，说明政府偏重经济增长时，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是政府的最优选择。尽管不同的汇率制度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仍然是个有争议性的话题，从我国的实际看，在1981-1997年间实施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阶段、在1998-2005年事实上的钉住美元汇率制度阶段，我国国内生产总值都保持了较高的名义增长率，不过，如果从实际增长率来看，固定汇率制度要高于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
汇率失调系数为正，说明面对汇率失调严重时，政府倾向于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这一点相对容易理解，因为汇率失调导致的内外失衡成本最终会促使政府通过转向灵活的汇率制度来释放失调。我国经历的汇率高估(1981-1994年)和汇率低估(2001-2007年)两次失调是最好的注脚，正是这两次严重失调，导致了两次汇率制度的变迁。
五、结论
1.我国汇率制度演变是在政府主导下实现的。综观历次汇率制度演变的突变点，我国政府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政府是相关汇率改革政策出台的推行者，同时也是相关政策实施的监管者。尽管政府的过多干涉导致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程度不高，但是，政府主导在确保汇率制度平稳过渡中起到了中流砥柱作用。
2.我国汇率制度选择是政府不同阶段目标权衡的结果。价格稳定和经济增长是我国政府同等关注的目标，在政府偏重于经济增长的目标时，固定汇率是政府的优选解，当政府偏好价格稳定的目标时，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是其选择的结果。此外，汇率失调在汇率制度选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长时期的汇率失调必然促使汇率制度发生变迁。
3.人民币汇率市场化之路仍然漫长。从人民币汇率制度演变的30年历程中可以看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一直是汇率改革的目标，这同改革开放30年来整个经济体系的市场化方向相一致。但是，这一目标目前还没有有效建立起来。因此，下一阶段如何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的市场化机制仍然是汇率改革的重点和难点。从这个意义上看，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尚有许多路要走。
注释：
①孙立坚在《开放经济中的外部冲击效应与汇率安排》一书中“合理的汇率制度一定要保证内外均衡吗？”这一章节中也采用了此种分析方法。
②张志超在《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制度迁跃：历史的视角》这篇论文中对推出爬行钉住作了详尽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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