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定位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 7278 （2000）04－0005－09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途命运如何，这是理论界比较关注的重大问题。应该承认，在市场经济和商品大潮冲击下，哲学在社会上确实遭受到一定程度的冷淡和冷遇，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和吸引力。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国内学者认为可归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外部大环境、大气候的影响，体制改革、市场经济、利益驱动等等导致了哲学的衰落；二是哲学自身的问题，哲学研究自身仍然存在着影响哲学进一步发展的问题，比如说学风问题、研究视野等。大多数学者主张要从哲学自身找原因，对哲学研究自身出现的问题进行反思与修正。进入21世纪，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遇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确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位置，从而调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视角，应是十分必要的。针对哲学研究的现状，本文认为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该着重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批判精神与建设创新功能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于以往任何哲学的特有的精神实质是其批判的革命的精神。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1]（P48）在谈到辩证法的问题时，马克思说：“辩证法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包含着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2]（P218）一些学者认为，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遭受的“冷遇”和“不景气”，主要原因在于弱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的革命的精神，认为只有强化批判的革命的功能，才能永葆其生命力。我们不同意这样简单的结论。但我们明确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功能是不可以抹煞的。应该指出的是，在今天中国这样一个特定的社会历史发展时期，在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轨过渡阶段，西方国家几百年的社会历史发展所表现出的“历时性”，在我们这里则是以“共时性”的状态存在着，传统、现代以及后现代各种思潮同时并存，彼此之间的矛盾冲突比较复杂，这也给理论和实践的批判带来了困难。如何界定批判的对象和批判的武器，也就是说，批判什么以及用什么去批判，都表现为极为复杂的状况。脱离现实的“引经据典”，已没有理论感染力，抽象空洞的“人文精神”的呐喊也呼唤不出真正的批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正确发挥哲学的批判与革命之功能，对于理论工作者来说，是必须面对的一个挑战。
另一方面，也应看到，批判只不过是一种手段，而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建设一个“新世界”。如果说批判之后并没有使我们朝向新世界多走一步的话，那么这种批判就只能被认为是苍白无力的。批判非但不是哲学研究的终结，反而是它的一个新起点。拿出新东西来，提出建设性的思想理论来，这才是我们哲学研究的目标指向之所在。因此，我们认为，时至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应该发挥它的建设功能。就建设与批判来说，建设第一，批判第二，批判应围绕建设的主题而展开。建设与批判两者之间，批判侧重的是破旧，是“破”；而建设则是以“立新”为主要内容，侧重于“立”。我们经常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精神文明重在建设”等等，这些提法都强调了“建设”两个字。哲学重在建设，这本身体现了现实价值观念的一个转换，它是摆脱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僵化对立思维，恢复了实事求是优良传统的产物。建设是以“立”为主旨，以“立”为目的，以“立”为导向。大到国家社会的前途，小到企业、家庭和个人的兴衰进退，关键在建设。在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当今世界上，谁能够更好地建设和发展自己，谁就能立于不败之地。这个道理似乎不难懂。建设需要有批判，有破，立要以破为逻辑前提，这是辩证的思考。但过去人们往往简单化，在实际上形成了两个极端：或者认为破就是大批判，就是全盘否定；或者认为破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这样一来，高喊辩证法实际上却陷入了形而上学的泥潭。
由于马克思恩格斯是立足于资本主义现实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进行科学预测，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对于未来社会的预见，还只能是科学的抽象。建立了对社会主义的科学抽象，这只是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开端，而不是结束。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开展和深入，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抽象必然要达到思维和实践中的具体，必然要在实践的基础上经历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的发展过程，达到丰富和发展，形成对社会主义的整体的具体的认识。只靠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功能批判旧世界是达不到这一目标的，更重要的是要靠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建设之功能，依靠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的指导并总结社会主义运动实际进程才能做到。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使命，不仅在于解释世界，而更重要的是“改变世界”。“改变”世界包含在理论和实践上对旧世界的批判和对新世界的建设。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以往主要是发挥了它的“批判与解释”的功能。中国革命的实践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改变世界，而这种改变更是一种对旧制度的破坏与摧毁。这当然是改变世界中所迈出的第一步。但是我们的最终目的绝非仅止于此，一个新世界的建设才是我们真正的理论旨归。应该看到的是，我们在革命战争时期更多的是把马克思主义与民族的解放运动联系在一起的。由于民族解放的优先性与重要性，由于革命战争形势的复杂性与紧迫性，决定了我们不可能把主要精力都放到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为指导的新社会建设中去。同时，也由于认识上的失误，在建国之后没有很好发挥马克思主义的建设功能，影响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相对而言，从理论上去批判一个旧世界要容易一些（当然这也是比较复杂的），但如何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设之功能，建设一个新世界，却是一项全新的工作，没有现成的理论指导，没有足够的实践经验，只能靠我们自己去摸索。在今天，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建设之功能，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应该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哲学工作者的第一位的历史使命。当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怎么样去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作用，还存在许多理论、认识和实践上的问题，这些问题不可能先验地解决，只能在实践过程中获得解决。具体实践的道路是艰难而又曲折的，但不管有多少困难，我们都要树立起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建设事业的决心和信心。
为了更好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和繁荣，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由主要发挥其批判的革命的功能转到以建设创新为重心的轨道上来。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意识形态原则与学科科学性的统一
意识形态是系统地、自觉地、直接地反映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在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集中体现一定阶级的利益和要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将此表述为：“思想、观念、意识的产生最初是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1]（P30）也就是说，每一种哲学，作为一定时代精神的产物，总是必然地反映人们（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并作为一定价值观念体系而成为一定的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和政治性。但在总体上，哲学作为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一大学科领域，又有其普遍的对象、问题、方法和规则，反映人类实践的最一般特征和逻辑，并且必然遵循科学知识、理论和真理发展的共同规律，这又成为它的非意识形态的科学本质和功能。哲学的意识形态与科学性之间是统一的，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决定哲学能够不断繁荣和发展的保证。任何一种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意识形态都无一例外地占有着哲学领域的解释权。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我们的旗帜上闪耀的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光芒。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3]（P10）以哲学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然的权力话语之载体。由此决定了我们的哲学研究必须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任何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工作者，在此立场问题上都应绝不动摇。因此，在社会科学领域应该鼓励人们去研究新问题，但却不可以去寻找反对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应该鼓励人们提出新理论，但却不可以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提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沿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路线，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去研究新问题，概括新成果，从而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还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3]（P14）为什么必须用这样一种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呢？这样做会不会由传统教条主义式的盲目崇拜而致重蹈“两个凡是”的覆辙呢？答案是否定的。有两点原因：一是历史与现实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不仅成功地指导中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且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方面也迈出了艰难而又宝贵的前进步伐，尽管马克思主义在其中国化的过程中曾经遭遇过种种挫折；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科学性，这是使其永葆生命活力的根本原因。十五大报告中同时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3]（P14）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巨大的历史性飞跃，两次飞跃较大程度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集体智慧的伟大，同时也有力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和正确性。
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怎样去准确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就涉及到学风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当中贯彻科学性原则，要求我们既要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思想潮流，同时又要把科学性原则用于理论自身的反思与批判，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抛弃个别过时的具体结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革命的方法论，其精神实质和深刻内涵在于其“方法”，这同时也意味着并非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有关于具体问题的分析所得出的结论都具有普适性，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具有科学性，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各种流派和思想都是毫无意义，彻底荒谬的。我们应该注意吸收人类一切优秀的精神财富，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本身就是吸取了人类历史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精华，这一切是其学科科学性的源泉和保证。
从这个角度看来，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注意避免以下两方面的错误倾向：一方面，是从坚持理论的意识形态原则立场出发，拒斥一切非马克思主义思潮。我们认为，哲学应该与社会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能把哲学与政治意识形态混为一谈。哲学与政治分属于不同的层次，它们是用不同的标准去衡量事物的。哲学关心的是永恒的问题，而政治是一时性的东西，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政权的更迭而不断地发生变化。任何一种哲学理论一旦上升到意识形态层次，成了政治决策的解释者，如果不能有宽广的胸怀容纳不同的思想，不能保持清醒的理论头脑，那么，权力就不可避免地会腐蚀理性批判。另一方面，是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原则于不顾，讲所谓的“价值中立”，打着“纯哲学”的旗号去“审视”马克思。这样的观察和思考问题的思路和视角，通常见于西方一些学术团体当中，在那里，这被视为是真正宽松和严格意义的学术氛围的根本保证。我们认为，用“纯学术”、“超立场”的尺度来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根本行不通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就是作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武器而诞生的。
上述两种错误观点都根源于割裂意识形态原则与学科科学性的关系，就是只讲其中一个方面，否认另一个方面。历史证明，无论“非意识形态化”还是“全意识形态化”，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在理论上都是错误的，在实践上都是极为有害的。“非意识形态化”意味着放弃应有的社会立场和人文责任，必然导致背离或抛弃马克思主义；“全意识形态化”意味着把它仅仅当成一种反映人们自己利益和价值追求的体系，而不是一个严密的科学理论，同样也可以为否定马克思主义而用。事实上，上面两种情况都存在，对此，我们应该充分地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原则与其学科科学性关系的深层逻辑内涵就是真理与价值的关系问题，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的过程，也就是真理与价值实现统一的过程。真理与价值在实践基础上具体地历史地统一，是人类进步的内在动因，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条基本原则。这一原则要求我们自觉地去贯彻马克思主义哲学意识形态原则与学科科学性的统一，具体地说，就是坚持真理与向人民负责的统一，就是尊重历史规律与争取人类解放的统一。
三、由绝对真理体系向相对真理的观念转换
毛泽东在著名的《实践论》这篇文章中，谈到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关系时，有这样一段话：“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4]（P295）这段话表明真理是一个过程， 永远处于由相对到绝对的转化和发展之中。可以说，到目前为止的所有认识成果都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但是我们的哲学原理教科书以及我们过去长期的政治舆论宣传，尽管都引用或转述过毛泽东的这段话，然而实际上给我们的印象却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成是一个绝对真理的体系。
偏重于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真理所具有的绝对性之维度，应该说是有其特定历史背景的。建国之初，国际国内的政治气候需要我们去维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绝对真理性之地位，这有利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除此以外，受前苏联传统教条主义哲学解释框架的影响，片面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确，马克思主义哲学包含着客观的真理性的内容。但是一味只从绝对性的单一维度出发，不能不在一定范围内造成教条主义思潮的蔓延。表现在政策层面，就必然是以牺牲科学性原则为代价的哲学的“全意识形态化”。历史证明，背离科学性原则的任何一种理论一经获得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具有了权威话语的力量，它就会成为消灭差别性，制裁非正统的专制力量。“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以理杀人”，现代西方哲学家罗蒂所谓的“学科帝国主义”、“概念帝国主义”等等，大致皆源出于此。以史为鉴，我们认为，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由原来认为的绝对真理的体系转化为动态的、相对的真理性的认识发展的过程。承认真理的相对性，这就为真理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空间。
我们过去一方面强调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又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完成了的绝对真理体系，这本身就是悖论。按照列宁的观点，绝对真理是立即地、无条件地、绝对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认识。世界上决没有这样的真理，马克思主义也不是这样的真理。“绝对正确”是不可能也不需要发展的，只有有条件的相对正确的真理才有可能也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发展。“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们批判了林彪的“顶峰”论的形而上学观点。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更清醒地看到，多少年来，我们实际上也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认识的绝对真理的顶峰来加以接受和宣传的，既拒绝学界吸收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的合理要素，实际上也排除了理论自身在实践中的丰富和发展，因为“本本”已经是尽善尽美了。从真理的发展上看，任何真理都是由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转化的一个环节。这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起点是相对性的真理，而并非已经站到了绝对真理这一目标指向之上。具体地历史地看待我们已经取得的认识成果，这是关系到学风建设与健康学术研究心态形成的重要问题。
四、由封闭走向开放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封闭的哲学体系，而是开放的科学的革命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实现的变革的实质，在于它是以科学的革命的方法论冲破了体系哲学的牢笼。其宗旨是以开放的理论视野，为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提供科学的革命的方法论指导。
开放性与批判性是分不开的。批判不仅是吐故，而且还意味着纳新。在过去，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赢得世界历史性意义，在于它批判地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有价值的东西。在今天，世界正发生着巨大变化，人类对自然、社会历史和人的思维本身的认识日益深化，并且在新的探索中提出了各种新的学说、思想和理论，研究当代各种思潮，吸取其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显然是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比如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当代研究，它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为研究对象，不同的是，它们各自都是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文化背景下，以不同的哲学世界观为指导去进行这种研究的。课题的同一性和观点的多样性相统一，就使得这种考察可以更加直接地有助于我们在与当代各种思潮的交流和撞击中，全面地、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的种种错误观点，并结合新的实践，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
我们认为，在对各种学术思潮进行评价的问题上，现实地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一是求异；二是求同。所谓求异，偏重的是批判性的一面，是要找出理论的不同之处。求同，则是侧重于发现不同的学术思潮之间的共通性。在处理上述两方面关系的问题上，应注意以下两点：一是由过于强调差别、差异，处处以自身理论为评价标准，裁剪、度量其他非正统思想，从而“连孩子带脏水一起泼掉”；二是无原则地求同，从而放弃自身的原则与立场，走向“趋同论”。根据求同求异的辩证关系，要求我们在哲学研究当中应有宏大的气魄，应该勇于抛开各种门户之见，调动各种哲学的积极性力量，去为我们的哲学创新作出贡献。在当代中国，各种思潮大致都有共同的认识对象和目标体系，也就是如何在我们国家充分实现富强、民主和文明。比如说，我们当前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其背后必然要有其哲学理论的指导。哲学能否实现创新，是关系到精神文明建设甚至整个现代化建设成功与失败的重要因素。世纪相交之际，国内外许多学者共同关注于跨世纪哲学与文化的发展，研究的核心问题不仅仅是哲学的创新，更重要的是创新哲学对现实社会生活进程的实际影响。
我们主张学术开放，与世界上一切健康的文化进行交流接触，目的不是求异，不是寻找不同或反马克思主义观点以“批判之”。我们的目的是求同，寻找、发现一切合理的有益的文化内容，加以吸收和借鉴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这和政治、经济生活领域中的对外开放一样，目的不是为了树敌，为了寻找对立面，而是为了结“友”，为了建立同一。这是指导思想和研究视角的大转换，对于跨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来说，需要这样一种转换。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以及现当代西方哲学是在我国当前的大文化环境中，在学术空间内存在的三种主要哲学思潮。从总的情况看来，第一，对于这些理论派别的研究都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第二，以它们各自的学术优势来产生关于我们时代精神状况的创新性、开阔性的见解与思路的基点仍然在寻找之中。所以，它们各自都必须大力发展自己，把目光投射向时代的研究之上，放在对新的哲学思想的创新与追求之上，而不是主要放在对其他学术流派和思潮的批判上。“百家争鸣”的“争”，应该被理解为各家各派都共同地为我们的思想创新目标多做贡献，而不是在话语空间上相互排斥，互相争夺地盘。无疑，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学术空间里是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其他哲学的研究既有指导的责任，又有团结联合的义务。社会生活实践是最终的检验标准。中国当代哲学诸流派之间的相互关系，不应该是从主观意图上去弘扬哪一个或贬低哪一个，从而在相互间追求某种彼消此长的态势，而应该是使各流派共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的立场观点与方法的指导下联合起来，共同实现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建设创新之功能。随着时代的变化发展，各个哲学流派必须尽可能充分地去把握时代精神的精华，从而使自己的理论在新时代实现新的飞跃，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例外。
五、文本研究与现实关注
近年来，国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首先是重读经典著作文本，从而挖掘理论自身的内在潜力，恢复理论的本真面目。有人认为应该把回归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要任务。认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受到各种因素推动的文化革新和开放要求的情况下，应该更加重视马列经典著作的阅读与研究。这些著作不仅是伟大的文化丰碑，而且是对现代社会进行科学认识的重要依据。
在这一方面，比较大的一个突破，是对于历史辩证法当中主体性维度的阐发，以实践概念为基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深层的挖掘。所谓传统哲学解释框架，其根本缺陷在于未能确切地表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实质。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它没有阐明马克思恩格斯所进行的哲学变革的实质之点，即把实践仅仅视为客观的活动，看作一种客观的存在，未能完全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研究与认识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存在论意义，从而也不能不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中的主体性这一维度，而只是强调了一种纯粹的客观性。而这正是马克思本人所严厉批评、并坚决反对的与旧唯物主义没有多少差别的观点。作为现代哲学根本特征的主体性向度，是与世界范围内的大潮相应的。现代化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它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思想观念为其精神支撑，而这种思想观念的核心便是哲学中被称之为主体性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现代性哲学，其建立于实践论基础上的主体性向度是毋庸置疑的。因此，这种表现为突破传统哲学解释框架的严重局限性，向着马克思本人的回复，表面上看来是倒退，实质上却是一种真正的前进。一种适应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观念上的前进。回到马克思，倒不如说是真正前进到了马克思。
回到马克思，回到创始人的原创性学说，是为了凭借一个多世纪以来革命史和学说史的丰富经验，借鉴马克思以后全世界历史发展的多方面丰富而生动的事实，进一步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真正本质，从僵化了的解释体系中剥离或释放出创始人学说的本真精神，进而去挖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的理论层面和精神内涵，以便使马克思的学说不仅成功地运用于破坏一个旧的世界秩序，而且能成功地运用于建设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到目前为止，国内学者在对原创学说精神实质的把握上已经有了初步的进展，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精髓的实践观点，以及以之为基础的主体性思想也在较大范围内得以阐发。当然，这方面还有许多细致复杂的工作需要我们去做。
然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如果仅在于此，还是很不够的，甚至可以说，这还没有抓住根本。我们更应以创始人为榜样，直面现实生活，汲取创造灵感，补充新鲜血液，将原创学说创造性地应用于实践，在实践中吸取丰富的营养，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坚持和发展。如果说第一步的工作是在“返本”，通过返本而完成对经典著作文本原初涵义的重新解读，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开新，即由返本而开新。这当然是相当重要的。与此同时，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具有更为重要意义的开新，就是坚持和运用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通过切实严肃认真地研究当代中国的实际，研究“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逻辑”，从现实当中寻找新质要素的生长点，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的发展与创新。我们认为，无论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需要，还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层面上的客观需要，都要求我们投入更多的热情和精力去研究当代中国现实的理论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年来，我们的哲学研究存在着自觉不自觉脱离实际的倾向。有的研究者曾撰文指出，当前哲学面临的困境是由于没有积极地回答现实生活提出的问题，最根本的表现是，当理论成为一种需要时，哲学则表现为“缺失”或“不在场”。即对于现实生活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理应回答的却没有回答，或者是答非所问。哲学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人们当然也会因此而觉得不再需要哲学。实际上，不是生活不需要哲学，而是在生活需要的地方出现了哲学的“空场”。当然，我们的哲学并没有完全脱离现实，但问题在于过去多少年内，它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为某个现实的政治斗争或某项政策进行宣传论证的工具。为政策提供论证，这本身是有其合理性的。我们党作为无产阶级的一个政党，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原则基础之上的，作为一名哲学工作者，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去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和认识水平，为实现党的中心任务和当前任务作出自己的努力，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在一些特定的历史时期，我们党曾经走过相当曲折的道路，在这样的历史时期，党在路线上犯了错误，在党的某些政策出现偏差和失误的时候，仍然坚持哲学要服务于政治，对政策作肯定的论证，其服务一定会是消极的。为错误政策论证的哲学必定是荒谬的哲学，这样的理论结合现实的结果，既为现实帮了倒忙，又使理论自身声誉扫地，因此就使人感到害怕，对哲学为现实服务产生恐惧感和厌恶心。有一些人由于不愿违心地去讲话，从而走入另一极端，力图使哲学永远脱离政治，使哲学放弃其改造世界的使命。我们认为，不能因噎废食，哲学必须与实际相结合，哲学为社会主义政治服务并没有错。问题是怎样结合，怎样服务，哲学能不能代替政治回答问题，哲学与现实之间要不要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是哲学指导政治，还是从属于政治，作政治的工具？这些都是必须认真研究，并在实践中加以探索的问题。
努力研究现实问题，不仅是党的事业对哲学工作者提出的要求，而且这也是哲学自身发展的要求。理论是要靠实践来推动来鼓舞的，实践的需要是理论发展的最深刻的动力。理论是灰色的，而实践之树常青。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以及它在哲学领域所实现的变革，是由当时的具体社会实践的水平决定的。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及其所具有的无限生命力，也要归于其与社会实践所保持的最亲密的联系。
马克思恩格斯去世已经100多年了，在20 世纪特别是在该世纪的后几十年，世界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大量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如果我们理论界、特别是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者，不面对现当代世界范围内和我们国家的新问题、新矛盾，而是热衷于从书本里抓几个概念或自己生造几条“规律”，在那里演绎来演绎去，那是不会受到人们的关注与重视的。长此下去，理论必然会失去生命力和创造力，从而陷于枯萎。理论脱离实践的基础，就必然会失去群众的基础。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强调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3]（P14）这应该是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坚定不移的原则立场。
收稿日期：1999－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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