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小康社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康社会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国小康思想源说
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于《诗·大雅·民劳》篇，首次诞生“民亦劳止，汔可小康”的“小康”之咏后。据今二千五百年前，儒家创始人孔子开始阐释“大同”、“小康”思想。孔子的这种学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原始时代至夏、商、周三代的史影，认为夏代以前存在着一个大同社会。经学家戴圣编纂的《礼记·礼运》篇作了如下记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不出于身，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此社会的原型实际上是根据夏代以前有关原始社会而构说的太平盛世，孔子通过对原始共产制社会的描叙，展示了一幅令人向往的美丽画卷，从而，“大同”理想社会成为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憧憬的最高境界。同时，孔子在篇中又描写了小康社会的景象：“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这里，虽然是专对夏、商、西周时期的小康社会作注，但古代小康社会的基本特征和思辨由此而初立：其一，“小康”系“家天下”而非“天下为公”；其二，劳动成为个人谋利手段，不再是自觉的共同劳动；其三，百姓安宁的生活环境也许不再，然“小康”仍不失之为一个美好的社会，因为“礼”无处不在，有了“礼”就有了社会准则，就可以约束人心，就可以使君臣有规序，父子有亲情，兄弟和睦，夫妻恩爱。即使统治者背“礼”而行，也必将亡之。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上，小康社会是相对大同社会而言的，“小康”是与“大同”相对一种社会状态和理想。大同社会的突出特点是天下为公，“大同”是财产公有、政治民主、社会文明、保障健全、秩序稳定的理想社会模式。虽然儒家之意大都在“大同”，志为最高纲领。但行事却在“小康”，即把“小康”作为实践目标。在《孟子·尽心上》中，我们见到了孟子“王道”理想中描绘的一个农户小康生活：“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孟子还描述：“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这可以理解为虽不言富，但温饱问题已经解决。然而，理想归理想，行事归行事。一幅无名氏《圣迹图》，对主张“大同”、“小康”的孔子，为其政治主张的实现，周游列国四处碰壁做了生动的描绘。到了宋代，洪迈还在《夷坚甲志·五郎君》中渴望“然久困于穷，翼以小康”，强烈地表达了对脱贫奔小康的企盼。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则用狐鬼故事讲述“小康之家”：“妻言：‘自汝去后，次日即有车徒，赍送布帛菽粟，堆积满屋，云是丁客所赠。又给一婢，为妾驱使。’杨感不自已。由此小康，不屑旧业云”。此出成为后人“小康之家”的俗谓。清末儒家学者康有为写了一本《大同书》，书中提出了人类历史必然按照拨乱、小康、大同三个阶段的顺序而进化。康有为作为维新变法的理论宣导者，他的小康哲学思想，是古老的“公羊三世”说。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不断发展的，由野蛮到文明，循序进化。他吸收近代西方的历史进化论，又融合今文经学的“公羊三世”说和《礼记·礼运》篇中的“大同”、“小康”思想。康有为将“公羊三世”说与《礼运》“大同”、“小康”学说相糅，在戊戌变法以前，完成了他的新“三世”体系：即以《公羊》的“升平世”改换成《礼运》的“小康”，《公羊》的“太平世”改换成《礼运》的“大同”。这虽然严重动摇了“天下变道亦不变”论，但幻想通过维新变法，先建设一个小康社会，渐次达到大同的理想无异于缘木求鱼。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提出的三民主义，很大程度也是受到了儒家小康社会和大同社会思想的影响，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问题，是解决农民问题，实现“耕者有其田”。而这正是几千年以来中国儒家思想家主张的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文化条件，同样借助了几千年中国传统儒学中的“小康”、“大同”思想传承的根基。最典型的论证是当年孙中山亦把他以“大同”学说为内涵的民生主义，称作“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郭沫若写的《马克思进文庙》一文，甚至记述了他先信儒家的“小康”与“大同”理论，后转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过程。
中国历代思想家们，曾对理想中的小康社会做过许多设计，赋予它很多思想内涵。但都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古代思想家所说的小康社会，是一种建立在落后生产力和封建私有制基础上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儒家典籍孔学上描述的小康社会，也不过是人类社会刚刚迈入私有制时代的一个靠礼义等国家法律制度和道德规范来维持秩序的社会。这些思想集中反映了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的普通百姓对于衣食无忧的生活的向往。古往今来，“小康”、“小康之家”、“小康生活”述语在民间得到广泛的流传，并且逐步地向人们基本生活状态转移，越来越多地被解释为“略有资产，足以自给之境”，“谓经济比较宽裕”、“经济较宽裕，可以不愁温饱”等等。中国人的“小康”情结就这样琥珀般地凝固在历史中。大同社会和小康社会既是祖国历代仁人志士持久的理性主义和现实主义的重要思想根源，也是当代中国小康社会发展的重要历史文化基础。中国小康社会的提法，符合历史传统，亲切而实在，易为国人理解接受。
二、中国现代小康之路发轫
泱泱大中华，长达50个世纪，原本也曾创造过灿烂辉煌的史册。直至15世纪，中国仍居人类文明领先地位，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等人列举过古代中国发明创造的100个世界第一，说明现代文明赖以建立的基本发明约有一半来自中国。除让世界惊羡不已的指南针、火药、造纸及活字印刷“四大发明”外，中国还有世界古代史上最发达最完善的农业耕作、灌溉体系和无以胜数的实用科技发明。一部古《易经》启迪了思想宇宙的群星璀璨。“易”由日月两个字组成，日代表阳，月代表阴，日月经天，而大地生辉，万物繁茂，生命盛行。天人之学的《易经》是以阴阳二元哲学为其精髓，以察“变”、推“变”、把握“变”机，运筹“变”法为要义的经典。将近三千年后，德国的科学家莱布尼兹仍受到中国太极图的启示，从《易经》六十四卦图中发现了数字二进制原理。这一原理，在20世纪发展成为现代计算机的基本运算法则。汉朝初年的“文景之治”、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唐玄宗的“开元盛世”不可谓不辉煌。1800年，“康乾盛世”经济总量曾居世界第一，人口占世界1/3，制造业产业占世界1/3，对外贸易长期出超。那时一个景德镇的工业产值，就相当于工业革命前英国的全部外贸出口额。然而，也正是此时，封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制约已显露出来，闭关锁国的中国没有接住世界“工业革命”这一记传球，在清代后期败下阵来，从1840年到1919年，中国被迫签订了700多个不平等条约，被掠夺白银1000亿两，人均达200两，被夺去土地20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四个法国。八国联军侵占首都北京，中华民族带着如此的奇耻大辱进入20世纪。时代变迁，风雨沧桑。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使中国人站立起来了，一个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中国开始出现在世界东方。当历史的车轮推进到20世纪70年代末，党的第二代集体领导人——邓小平，这位中国人民伟大的儿子，伟大的思想家，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衍承中国“小康”之词，开始设计中国现代“小康”社会，这就是中国著名的现代小康之路之发轫。
当时，“文革”后不久的中国，迷惘中孕育着希望，希望中交织着迷惘，焦灼的中国大地，急盼着一场复苏的春雨。1979年12月6日，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访问北京，在人民大会堂与邓小平会见时征询道：“中国根据自己独自的立场提出了宏伟的现代化规划，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将来会是什么样？整个现代化的蓝图是如何构思的？”邓小平没有接语，整整沉默了一分钟。然后，开始发表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现代小康思想的新论，他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中国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状态。”这是邓小平第一次提出“小康”概念。不到一个月，在会见新加坡政府代表团时，邓小平再次“实事求是”地作了复述：“所谓四个现代化，只能搞个‘小康之家’，比如说国民生产总值人均1000美元。即使我们的经济指标超过所有国家，人均收入仍不会很大。总之，既要有雄心壮志，也要脚踏实地。”翻开《邓小平文选》第二、三卷，我们发现竟有40多处提及“小康”一词：“小康状态”、“小康水平”、“小康的社会”、“小康的国家”。如同“实事求是”这个美妙的词语一样，“实事求是”本是史学家班固创见，本意是指做学问、办事情要持严谨态度。经邓小平赋予新的内涵，即变成解决中国现代重大问题哲学思辨的群典之首。邓小平此时的现代小康概念，已与过去的小康源说大不相同。这种小康社会，不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天下为家”的农耕社会，不是以儒家文化中的礼治为特征的封建社会，当然也非“大工”、“大商”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之上，以人民共同富裕为目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它上承温饱社会，下启实现现代化，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一个人民丰衣足食、生活较为富裕的历史时期。1987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西班牙客人时，把一幅理想的蓝图展开：“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一九八○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二百五十美元，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一万亿美元，虽然人均数还很低，但是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水平。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1987年党的十三大正式将“小康”列为“三步走”的第二步目标。党的十三大和十四大都充分肯定了邓小平的构想，并在党的文件中正式表达出来：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完成中国社会由贫穷到温饱的转变；第二步从1991年到本世纪再翻一番，完成中国社会由温饱到小康的转变；第三步是到21世纪50年代基本完成现代化，力争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同时，根据1983年邓小平在考察苏州、杭州农村时，谈到的小康生活水平6项标准，即：人民的吃穿用解决了；住房问题解决了；就业问题解决了；人口不再外流了；中小学教育普及了；人们的精神面貌变化了；犯罪行为大大减少了。党的十二大和十三大对小康标准在理论上进行了完善。1991年在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的《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中，对小康的内涵作了如下描述：“我们所说的小康生活，是适应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体现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人民生活的提高，既包括物质生活的改善，也包括精神生活的充实；即包括居民个人消费水平的提高，也包括社会福利和劳动环境的改善。”当年，国家统计局与计划、财政、卫生、教育等12个部门的研究人员，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小康社会内涵确定了16个基本标准和临界值：①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500元（按1980年的价格和汇率计算，2500元相当于900美元）；②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2400元；③农民人均收入1200元；④城镇住房人均使用面积12平方米；⑤农村钢木结构住房人均使用面积15平方米；⑥人均蛋白质日摄入量75克；⑦城市每人拥有铺路面积8平方米；⑧农村通公路行政村比重85%；⑨恩格尔系数50%；⑩成人识字率85%；(11)人均预期寿命70岁；(12)婴儿死亡率3.1%；(13)教育娱乐支出比重11%；(14)电视机普及率100%；(15)森林覆盖率15%；(16)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基本合格县比重100%。这里，关于①项标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曾颇费思量。十二大在确立小康目标时，采用的是工农业总产值指标，“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总产值翻两番”。十三大对第一、二步目标都是用的“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到21世纪中叶，才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显然，国民生产总值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不同的。以1980年为基数，国民生产总值的翻番是固定的，相对也要容易些。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则要与人口的变动联系在一起，设计更高，难度更大。邓小平一直坚持还是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好。但考虑到人口的制约，在指标的设定上权衡使用过“人均1000美元”、“人均800美元”、“人均800～1000美元”三种提法。后来，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正式修改了十二大、十三大的措词，明确指出：“全面完成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部署，2000年，在我国人口将比1980年增长3亿左右的情况下，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
二十年如一瞬。当二十一世纪迎来第一缕曙光，中国大地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如春江放舟。1987年，我国提前3年实现了第一步目标；1995年，提前5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随后在1997年，又提前实现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到2000年，我们顺利实现了“三步走”战略的第一、二步目标，全国人民的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1999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即国民生产总值，1993年联合国国民核算体系将国民生产总值改称国民总收入）为780美元；2000年，中国GDP超过10000亿美元，人均国民总收入为854美元；2001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为890美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1990年增长近2倍。1990年我国GDP在世界排名第十，在发展中国家中排名第二。到2002年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按汇率法对世界207个国家和地区经济总量的统计结果，GDP排名前5名的国家分别是美、日、德、英、法，其中美国为101714亿美元。中国以11590亿美元跃入排名第六，人均国民总收入将达到1000美元。在发展中国家的排名跃入第一。经济增长方式也发生了很大转变，经济结构向合理方向调整，经济效益不断提高，追求持续、快速、健康、有效地增长成为经济工作的核心目标。2000年经合组织(OECD)发表的一份报告说，在过去20年中，美国有17年的经济增长高于欧盟；过去10年中，美国有7年的增长高于日本，而中国从1990～2001年，GDP年均增长9.3%，居世界第一，远远高于90年代世界经济增长率平均2.5%的水平。万元产值能耗，2001年则比1990年下降73.7%，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在1990～2001年期间平均增长14.8%。中国从总体上讲达到小康水平，其社会标志可从下面八个方面来印证：
（一）从国家财力来看：1989年财政收入仅2665亿元，1999年历史性地突破1万亿大关后，2001年达到16386亿元，增长5.15倍，年均增长16.3%。国家外汇储备1989年仅55.5亿美元，2002年8月达到2530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比1989年增长近45倍。我国吸收外资已连续9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1990～2001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5108亿美元，占全部外商直接投资的90%。全球5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中有400多家在华设立企业，其中设立研发机构的就有200多家。2001年，我国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比1990年增长3.4位，达到5098亿美元，在世界贸易中的排名由1990年的第十六位上升到第六位。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每年递增上万亿元，截至2002年9月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到84139亿元，比年初增加10461亿元，同比多增3513亿元。沪深两市证券市价总值超过4.5万亿元，相当于GDP的50%。
（二）从工业化进程来看：1990～2001年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2.5%，2001年实现工业增加值42607亿元，2001年，我国第二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达到51.1%，比1989年上升8.1个百分点。传统工业技术改造和结构调整卓见成效，1998年，我国制造业已跃居世界第四，主要工业品产量比二十年前成十几倍、几十倍的增长。汽车、飞机、电子、石油化工、航天、核工业等新型工业部门的崛起，形成了独立的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迅速，1989～2001年，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总产值年均增长29%，成为重要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由10年前的1%左右提高到现在的15%。国有企业总体实力明显增强。2001年底，国有资产总量达109316亿元，比1995年增长91.4%。1989～2001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1.7%，比GDP年均增长9.3%高出2.4个百分点，产品销售收入年均增长12.3%，实现利润年均增长10.2%，固定资产净值年均增长15.5%，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上缴税金年均增长11.1%。同时，国有经济布局得到优化，整体素质不断提高，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石油、石化、冶金、电力、铁路、兵器、船舶与航天航空等关系国家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企业都占居支配地位，支撑、引导和带动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至今，中国国家财政收入50%仍来源于国有企业。1989～2001年，国有企业户数从7.4万户减少到4.7万户，但实际利润从743亿元提高到2389亿元。全员劳动生产率从每人每年1.8万元提高到5.5万元。按销售额排序，排在我国企业前10位的都是大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内地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有11家跻身世界500强。钢、煤、水泥、化纤、电视机产量居世界第一。
（三）从农业经济发展来看：农业问题自古就困扰着人多而平均耕地面积少的中国。但这二十年间，中国给了世界一份欣喜的答卷：1990～2001年粮食平均年产量93777亿斤，比80年代平均年产量增加1838亿斤。1996年中国粮食总产量创历史纪录的1万亿斤后，连续4年都稳定在1万亿斤左右。到90年代后半期，正常年景下，我国已具备年产5亿吨粮食的生产能力。近年来为缓解粮食供过于求的矛盾以及出于农业结构调整的需要，中国各地主动大幅度调减粮食种植面积，粮食总产量略有下降，但仍稳定在9000亿斤以上，使人均粮食占有量稳定在800斤左右，粮食储备量保持在历史最高水平。据统计，目前中国全社会粮食结余量在1万亿斤左右，相当于1年的粮食总量。我国用占世界7%的耕地成功地解决了占世界近22%人口的吃饭问题，在人口增长了2.7亿的情况下，粮食供应却从人均300公斤增长到400公斤，这在国际上被称为奇迹。数量问题得到了解决后，我国农业又从追求数量为主转入到进一步关注优化品种提高农业质量的发展道路上来。近年来，农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农林牧渔全面发展，农产品市场供给充足。2001年经济作物和饲料作物增加了1473公顷，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重为32%；全国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已超过95%；畜牧水产业比重上升，2001年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中，牧、渔业所占比重分别达到30.4%和10.8%。农产品加工水平和效益不断提高，有效地提高了初级产品的附加值，延长了农业产业链，提高了农业整体效益，增加了农民收入。我国的谷种、肉类、棉花、花生、油菜籽、水果产量均居世界第一。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2001年达到2366元，比1990年实际增长62%。
（四）从基础设施来看：“八五”期间，国家采取措施加大了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等重大工程相继开工。特别是1998～2001年，累计发行国债6600亿元，形成投资总规模3万亿元，其中大部分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兴建了一大批包括加固长江干堤等利国利民、增强发展后劲的重大工程。交通运输能力显著提高。我国高速公路已达1.9万公里，居世界第二。公路里程由1990年的103万公里增加到170万里，铁路营业里程由5.8万公里增加到7万公里。固定电话用户已突破2亿户，移动电话用户也已近2亿户，均居世界第一。过去长期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设施瓶颈，现在已基本消除，城市面貌明显改观。
（五）从教育与科技来看：几十年前我国是一个文盲、半文盲人口占80%的国家。经过多年努力，到2000年，“两基”目标初步实现，“普九”的人口覆盖率达到85%，青壮年文盲率下降到5%以下，基础教育的发展为提高中华民族科学文化素质奠定了重要基础。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与1990年相比，我国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程度的由1422人上升为3611人；具有高中程度的由8039人上升为11146人；具有初中程度的由23344人上升为33961人。2001年我国普通高校招生268.3万人，研究生招生16.52万人，分别为1988年的4倍和4.6倍。科技方面的创新能力大幅度提高。通过实施国家"863"计划、"973"计划、重大科技攻关计划等一系列科技计划，在许多重要领域取得大量的创新成果，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从1990年的125亿元增加到2001年的1000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0.68%提高到1.1%。我国科技实力总体上已居于发展中国家的前列。在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新材料等领域，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进程也明显加快，有力地推动了企业技术水平和竞争能力的提高。
（六）从就业和社会保障来看：1998～2002年6月底，全国累计国有企业下岗职工2600多万人，有90%以上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基本都能按时领到生活费。其中1700多万人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实现了再就业。1998～2002年，共发放基本养老金8296亿元，其中补发历史拖欠款215亿元。1998～2001年，中央财政对老工业基地和中西部地区的两个确保资金，给予了1300亿元的专项补助。2001年底，全国参加失业保险人数1.04亿人，比1989年底增加近3900万人，4年累计发放失业保险待遇270多亿元。现在，全国所有城市和县级人民政府所在地的镇全部建立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01年底，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职工1.4亿人，是1990年参保职工的2倍。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社会化发放率由1996年的12%提高到2002年6月底的99.3%。企业离退休人员月均养老金水平已从1990年的129元提高到579元。到2002年8月底，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人数达到8200万人。
（七）从实施可持续发展和西部大开发战略来看：我国坚持计划生育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在二十年取得了突出的成效。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89年的15.04‰下降到2001年的6.95‰，人口素质不断提高。1998～2002年，全国用于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方面的投入达5800亿元，占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1.29%。5年来全国共植树造林3.6亿亩，封山育林4.8亿亩。2001年与1991年相比，污水排放量下降57.2%，固体废物排放量下降33.4%，废气排放量下降30.5%，城市污水处理率由16%提高到36%。自90年代以来，中国西部大开发备受世界瞩目。国家按“以线串、以点带面”的方针，依托交通干线和中心城市，努力培育经济增长点来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加大对西部地区建设资金投入和转移支付的力度，国债投资中用于西部的超过国债总金额的1/3。2000年，国家在西部地区新开工了十大项目，总投资1000多亿元；2001年新开工12个项目，总投资2000多亿元；2002年计划新开工14个重点项目，总投资3000多亿元。2000～2001年，国家用于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建设的投资达300多亿元，2002年退耕还林工程全面启动。
（八）从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来看：1990～200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8300亿元增加到37595亿元。消费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恩格尔系数大幅下降。按经济学的恩格尔系统标准，居民的食物性支出占整个消费支出的比重高于60%，属于绝对贫困；在60%到50%之间属于温饱；50%到40%即是小康；30%到20%就是富裕。2000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由1990年的58.8%下降到49.1%，2001年又降到47.7%。城镇居民由1990年的54.2%下降到37.9%。城乡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明显改善。2001年，城市居民人均住房使用面积达15.5平方米，农村人均居住面积达25.7平方米。国家先后两次缩短法定工作时间，由6天工作制调整为5天工作制，法定节假日由7天增加到10天，每年形成三个休假黄金周。我国人民平均期寿命从1990年的68.8岁增加到2000年71.4岁。2001年我国人文发展指数首次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由上年的0.706提高到0.718。
上述也是我们拥有的一个比20年前殷实得多的“家底”；一个民康物阜的“家底”；一个总体上达到了现代小康水平的“家底”。八十年代有首著名的歌：《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歌中咏道：“再过20年，我们来相会”。但时光的隧道真的运行到了20年后的今天，我们发现，今天中国的小康生活比歌中更实在。
三、中国小康社会的奋进
如果说中国现代小康社会是一部雄伟的史诗，那么现时的总体小康水平还只是一个精彩的开篇。正如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研究院的莱曼教授所说：“中国现在是一部全速运转的经济发电机，”“以中国为中心的大中华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成为未来世界格局中三足鼎立的一足”。的确，中国现代小康社会的好戏还在后头，这就是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上讲的：“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技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邓小平“三步走”战略最关键的一步，他老人家曾反复强调：“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为了落实21世纪中叶的奋斗目标，1997年，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上指出：“展望下世纪，我们的目标是：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二○○○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里，江泽民同志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新的“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按照这个战略规划，我们从上世纪末进入小康社会后，将分2010、2020、2050三个阶段，逐步达到现代化的目标。新“三步走”是对原有的“三步走”战略的进一步展开。邓小平原设计的“三步走”，对第三步只作了一个大略的构想。在走完前两步之际，把第三步的目标和步骤进一步具体化，作出新规划，是江泽民同志的一项重要的贡献。2000年10月，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规划“十五”计划时又明确提出：“从新世纪开始，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2002年11月8日，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更加精辟地全面地阐述了“第三步”的思想体系和精华。他指出：“我们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必须看到，我国正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到二○二○年力争比二○○○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基本实现工业化，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城镇人口的比重较大幅度提高，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社会就业比较充分，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基层民主更加健全，社会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形成比较完善的现代化国民教育体系、科技和文化创新体系、全民健身和医疗卫生体系。人民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消除文盲。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江泽民同志不愧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创新家。他的论述，辨析了总体小康水平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尺度与关系，明确了方向与奋进的目标。低水平、不全面、发展不平衡的小康应当说是中国人民奔小康过程中一个不可避免的阶段，也是从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中不可逾越的阶段。低水平是小康社会的门槛，低水平是指人均国民总收入还不高，甚至还有相当比重的人口没有进入小康。我们看到，2002年我国的国民总收入人均1000美元，仅相当于世界下中等收入国家的下限。且人均数不等于都达到这个水平，大体上只有百分之七八十的人口进入小康，还有四分之一左右的人口达不到这个水平。不全面是讲总体上的小康水平基本还处于生存消费的满足，主要只是指解决了衣食无虞的问题，而发展性消费还没有得到有效满足，社会保障还不健全，恩格尔系数还有待下降。另外，总体上的小康水平多从经济方面看，侧重物质文明，对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关注不够。至2000年，就仍有三个指标还没达到小康标准，即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066元，只实现原订小康指标的85%；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基本合格县比重仅实现原指标的80%；人均蛋白质日摄入量为75克，只实现了原指标的90%。发展不平衡是讲总体上的小康水平的人口在全国分布是不平衡的。城市与农村之间、东部与西部之间、不同收入群体之间发展水平存在差距。从地区看，东部地区进入小康的比重大，中西部地区则比重小；从城乡看，城市进入小康比重大，农村进入小康比重小；从收入差距看，高中低不同收入群体之间很不平衡。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1年排名第一的广东省的经济总量超过1万亿元，而排名最后一位的西藏只有139亿元。2002年我国甘肃宕县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741元人民币，而同期上海浦东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6500美元了。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国家统计局发言人指出，如果考虑农民收入的实物部分以及城市居民收入中的隐性部分，则城乡收入差距不是3:1，而是5:1乃至6:1。同时，江泽民同志的论述更科学的是，倍增了全党全国人民奋进的信心。因为“低水平、不全面、发展不平衡”既是中国今后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也是中国社会经济可以进一步发展的空间。虽然过去24年我国经济保持了年均增长9.3%的高水平，但毕竟人均GDP才1000美元，与发达国家的3万，次发达国家的2万相比，空间很大。这是其一；其二，国内地区的差异高可达4000美元（上海），低才300美元（贵州省）。发展的空间也很大；其三，以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来分析，虽然我国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2%左右，但经济总量只占不到4%。我们的人口比美国多3倍，美国经济比我们大9倍。如果经济比重与人口比重相适应，就算前者只达到后者的一半，那也意味着经济可翻两番；其四，我国城市化水平很低，2001年只有37.7%，城乡差距也很大，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1。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乡差距的缩小，本身都意味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化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都会创造数千亿的需求，带来GDP1到2个百分点的增长；其五，从产业差距来看，我国第三产业只占GDP的1/3强，而发达国家占60%-70%。服务业比重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会带来GDP近1个百分点的增长。即使与45%左右的世界平均水平相比较，我们也还有10个百分点的增长空间。所以说，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空间很大。邓小平同志的“三步走”和江泽民同志的“新三步”战略，既是一个宏伟的目标，也是一个符合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杰作。
根据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上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综合有关部门参照国际上常用的衡量现代化的指标体系。同时，考虑我国国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标准可包括为这样十个方面：一是人均国民总收入超过3000美元，这是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根本标志。2000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854美元。按照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的发展速度测算，到2020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将超过3000美元，达到当时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二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到2020年达到18000元。过去20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3倍，预计今后20年，我国经济将继续快速发展，城镇居民收入水平能够保持过去20年的增长势头，到2020年达到18840元；三是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8000元。过去20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收入增长了3.5倍，其中近10年增长1.6倍，到2000年为2253元。预计今后20年，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和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农民收入有可能增长3.2倍，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达到7210元；四是恩格尔系数低于40%。近10年，城镇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下降了15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消费正处于新的升级过程。2000年，全国恩格尔系数为46%。预计到2010年下降到40%，2020年前后下降到35%左右；五是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30平方米；六是城镇化率达到50%。我国近10年城镇化率平均提高1个百分点，2000年为36.2%。今后20年，工业化进入加速发展阶段。我国将坚持城镇化战略，城镇比率每年可以提高1个百分点，到2020年可达56%；七是居民家庭计算机普及率20%；八是大学入学率20%。目前，我国大学入学率为11%。随着科教兴国战略力度的加大，社会力量参与办学，我国大学入学率到2005年可以达到15%，到2020年有可能超过20%，达到25%；九是每千人医生数2.8人。到2000年，我国已达到每千人为2人，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到2020年预计每千人超过3人；十是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率95%以上。此标准对于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没有设出具体量化指标，所以，只称为一个基本标准。
实现这些标准，估计社会指标要难于经济指标。在经济指标方面，如果GDP每年以7.2%的增长率，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就可达到35亿人民币，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3000美元，肯定没问题，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人均国民总收入4000美元也没问题，中国经济至少有20年以上的高增长，也就是7%至8%的高增长。韩国和台湾那么小的经济，那么点劳动力，从他们经济起飞算起，高增长都持续了40年。从1978年算起，我国起码应该高增长50年。我们有比他们更多的劳动力供给，有更大的市场规模，把握得好就是更长时间的高增长。也只有更长时间的高增长才能更好地解决中国的问题，比如农民进城问题、工业化率问题。何谓工业化率？一个国家衡量工业化率一般从三次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份额和就业份额两个指标来考核。2000年我国第二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到全部国内生产总值的50.9%，这表明已经初步实现工业化。但从三次产业的就业份额看还不理想。2000年的三次产业就业份额分别为50%、22.5%、27.5%。20年后这个指标分别应是20%以下，40%和40%以上。通过努力相信也是可达到的。而社会学指标广泛而弹性大。社会学指标主要表现在城市化进程、社会结构的构成、教育与科技的水平以及社会生活质量等几个方面。全面小康社会是社会的整体进步，除了经济的发展外，强调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城市化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城市化是乡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以及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进步的体现。发达国家大致在20世纪70年代相继完成了城市化进程，城市化水平大于70%，步入后城市化阶段。我国“小康”发轫之前，由于在户籍、土地、经济、教育、卫生、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实行严格的城市控制政策，延缓了城市化的发展进程。近20年虽急起直追，但目前城市化水平仍在37.7%，这是完成社会学指标需重点攻关的任务。社会结构问题也是社会学指标的一个大问题。全面小康社会必须有一个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即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的等级结构，其特质是具有庞大的社会中间阶层。与之相反的传统型社会阶层结构的模式是顶尖底宽的“金字塔”结构，这种社会极少数人居于社会上层，而绝大多数人则处于社会的下层。国际经验验证：“橄榄型”的社会结构，社会资源的配置趋于合理，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较小。这样的社会最稳定、最可持续发展。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只有伴随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形态的构成，才能深刻、本质地反映中国整体现代化水平。教育与科技方面的社会学指标是众所周知的。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教育无疑落后。邓小平在90年代就曾说过，最大的失误在教育。虽然在1999年大学已经扩招，但还需努力，因为我们现在的大学教育甚至还亚于印度。衡量一个国家人口受教育程度还有两个指标，一是文盲率，二是成人识字率。2000年我国成人识字率为85%，我国文盲人口老龄人口居多。20年后人口文盲率必然会明显下降，但成人识字率必需要达到95%以上才行。教育上的落后必致科技的落后，这是铁律。社会学指标的人均寿命也要引起重视。2000年世界人均预期寿命为67岁，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为71.4岁。2020年应该向预期75岁冲击。还有第三产业、就业、食品支出比例、电话、用电量、人口自然增长率等都是相关社会指标，都是要上台阶的。这里还要特别需提及的是中国农民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三农”是关键，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只有大多数农民富了起来，才能说中国真正富了起来，只有农民的小康水准提高了，才能说中国的小康水准也提高了。农村进入小康，使亿万农民告别贫困。但近年来农民的收入提高较慢，这已成了提高小康水准的一个瓶颈问题。面向未来，要认真研究农村小康建设的新思路和新措施，继续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瞄准市场，依靠科技，提高农业的整体素质和效益。要抓住实现地区协调发展、缩小城乡差别的新机遇，用与时俱进的创新理论指导政策和体制创新，从根本上解决滞后的中国农民问题。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新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党中央纵观全局，看准21世纪头一二十年是我国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做出的历史抉择。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对国外形势与国内建设的实际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做出的科学判断。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要经历一个或几个形势有利、特点突出、速度加快的阶段。这样的阶段，实际上就是一种机遇期。而这些阶段的出现，无不与当时面临的形势、所处的环境、具备的条件有关。抓住机遇，奋发图强，就能够乘势而上，加快发展；反之，机遇来临而不觉，面对机遇而无为，就会延缓发展，造成落后。对此，中国最繁华的大都市，上海人民应该有着特别深切的感受。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曾告诫上海市党政领导，“你们一定要抓住20世纪最后的尾巴，这是上海最后的机遇！”上海人民英勇奋起，迅速从共和国“后卫”进入改革开放“前锋”：经济发展上，连续10年两位数高速增长，人均GDP从1000美元跃入4500美元仅用15年。浦东开发开放，更是一张白纸画出了最新最美的现代化新城，一举攀登了人均GDP7000美元的全国制高点。今后，中国20年的战略机遇期，首先来自世界经济的结构转变和世界市场要素的重新配置。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出现新一轮全球范围的产业转移和资源重新配置。这是由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经济结构经过10年的快速增长，出现了市场的相对饱和和技术的相对过剩。美国经济可能出现较长时期的低速增长甚至徘徊，IT产业和网络技术急需寻找市场和大规模转移的出路。这种转移和结构调整对于中国是极为宝贵的历史机遇。中国的战略机遇期还来自亚洲的重新崛起。亚洲市场的相互依存度提高和东亚各国正在形成的贸易自由化趋势，将使中国与周边地区的市场一体化空前发展。国际货币体系的变动也会带来国际资本流向的变化，世界资本市场出现巨额游资向新兴市场流动。因此，增长转快、潜力较大的中国市场势必成为国际资本的重要选择对象之一。同时，国际政治格局的深刻变化、祖国大陆与台湾的经济相互依存的产业链等都是难得的战略机遇。我们必须深刻理解江泽民同志“紧紧抓住”这个战略机遇，才能“大有作为”的告诫，在各个时期的各项工作上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的对应研究。
国际经验告诉我们：人均1000美元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的战略关口。在这个关口上，有的国家跃起腾飞，有的国家则长期徘徊。比如从1000美元到4000美元，美国花了整100年，日本也用了70年。而印尼、菲律宾在此起点人均GDP却长期低水平徘徊。过去的20年正如西方评论家评论的：“中国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取得了其他国家用了几个世纪才能取得的成就。”现在伟大的中国人民，有2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经验；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指针；有十六大确立的正确的发展思路，“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与时俱进，励精图治。可以坚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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