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乡运动再评价（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上山下乡论文,之二论文,评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四、社会抵制的形式和效果
(一)失效的融合导致消极抵抗
由于种种原因，知青并未融入农村社会，他们没有变成“社会主义新型农民”，对此只能做一概述。第一个原因是，大多数知青并非真正自愿，而是被迫成了志愿者；其二，与他们在城市上学时的条件相比，物质、文化和道德条件都严重下降，其中很大一部分人不能自食其力，只好依靠父母或向村里借钱；其三，农村并不真正需要他们，而是把他们当成负担，这种状况给外人融入农民社会总会遇到的一般困难雪上加霜；其四，要求知青学习的是理想的农民，而现实中的农民与理想的农民相去甚远，结果，那些在农村呆了数年仍然无法返城的知青，成了农村的边缘群体。他们对自己的前途满怀忧虑，与那些能够离乡或当初没有下乡的知青相比，他们觉得自己的处境太不公平了。
因此出现各种形式的社会抵制也就不足为怪。1978年之前，这种抵制主要是消极的，因为社会和政治控制体制不允许进行任何反抗。异端行为经常出现，小的违法行为司空见惯，还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叛逆文化或“类”文化，如知青歌曲或地下文学。（注：关于类文化的资料目前很多。两个很好的例子是杨健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北京：朝华出版社，1993)和任毅的《生死悲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当时对整个社会气氛最具破坏力的，也许是几乎所有知青为寻找出路而做的种种努力所造成的影响。知青们的命运与城里人的状况之间的巨大差异，似乎为任何恶劣的行为提供了合理依据。正是在那个时期腐败迅速扩散，这主要是因为知青及其父母为获得离开农村的资格而不择手段。同时，一种特殊形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适者生存意味着最不道德的人生存)在人们的思想中广泛传播。由于害怕失去回家的机会而拒绝结婚，或者相反，在返城欲望的激励下仓促结婚，给知青的性生活和情感生活造成了深刻影响。一些女知青同意与那些答应帮她们离开农村的干部发生性关系。成千上万的人采取了非法返城的过激措施，为此不得不在城里躲躲藏藏地生活。在边疆地区，有些人甚至非法越境，这要冒很大风险，而且有可能意味着永久流亡。各种形式的消极抵抗，对当时整个社会道德风气的败坏产生了重要而持久的作用。（注：这里对下乡运动的社会和道德后果的描述，是对我的著作(Bonnin,2004)第11章的概括。它是根据访谈、文学作品和各种已出版的证据完成的。）
(二)有利的环境导致积极和成功的抵制
虽然舆论宣传仍在动员下乡，但整个社会已对下乡运动怨声载道。1973年的变革部分地是为了应付这项政策引起的最突出的难题。但它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结果是不满情绪有增无减，特别是在毛去世和“四人帮”被捕后，人们希望尽快结束这场运动，虽然华国锋表示坚决执行这项政策，但是很多知青认为时机已到，不可错过。这一代人对官方态度的转变至关重要，他们并不想等到全国知青会议有了结果后再采取行动。（注：10月31日召开的全国知青会议由于在该问题上争论激烈，直到12月10日才结束。）10月底，云南西双版纳地区的农场知青发起了一场运动，一开始只是签名请愿和在当地组织游行，随后却演变为5万知青的大罢工，并且派代表去了北京，10名代表在北京受到副总理王震的接见。尽管这些知青领袖被迫写了自我批评，以为政府挽回面子，其实这场运动大获全胜。农业部的一个副部长到云南访问，知青们用下跪痛哭来迎接他，还发生了一次集体绝食抗议。这次访问之后，有关部门便做出了与最近的全国知青会议决议相反的决定，云南农场的知青与插队知青一样，都有资格获得回城的机会。因此，当《人民日报》把知青代表的自我批评和王震的严厉批评一起发表后，几乎所有的知青立刻向农场领导告别，他们挤进一切可能的车辆去昆明，然后坐火车返回自己的城市(上海、重庆、成都、北京)(刘小萌，1998：747-748，2004：436-438；顾洪章、胡梦洲，1996：180-181)。云南知青的行动最引人注目，且具全国性影响，不过当时其他许多地方的知青也采取了行动。在黑龙江的北大荒，知青未经许可就一波一波挤进火车打道回府(顾洪章、胡梦洲，1996：182；火木，1992：318)。当时知青将这次回城风戏谑地称为“胜利大逃亡”。（注：有很多文章描述过这一过程，其中之一是刘小萌，1998：738。）
全国知青会议允许那些生病或有具体个人问题的插队知青回家。由于社会普遍抵制的运动，这种许可使那些无法通过顶替制度回家的知青都回了家。很多医生很容易被说服为知青提供(或卖)证明，也不难让大多数干部相信插队知青或他们父母的生活确有困难。“回城风”之猛让政府很难大力反对。但知青会议明确规定了三种类型的人不能回城：下放到国营农场的(他们按月领工资)；已在当地城市就业的；已在农村结婚的。很多抗议主要是由这三种人组织，原因即在于此。他们行动的结果是，大多数被安置在农场的知青都得以返城，只有一种例外：1963-1966年下放到新疆的10万上海人。从1979年春到1981年1月，在云南知青的鼓舞下，他们先后组织了四次集体行动，但当时只有极少数人得到允许回上海定居。大多数呆在新疆的人(或被迫返回新疆的人)都在80年代中期非法回城，因为在新疆实行了“家庭农场”制度后，他们失去了生存手段。由于他们的原籍城市当时拒绝提供居住许可证、住房或工作，使数万人过着悲惨的生活。他们中的大多数在90年代初都拿到了城市户口，但很多人的生活十分艰难，他们没有社会保障，进入老年后也领不到退休金，虽然他们举行过无数次集体行动。（注：2001年7月和2004年7月作者与知青M.X.L.、L.Y.O.和R.L.Z.的交谈。）我对有关这一特殊群体的各种可能的解释进行评估后得出的结论是，当时决定性的因素是中央政府的态度；他们后来的困境，则要归咎于中国大陆这个最富裕城市的冷漠。
至于那些已在当地城市安排工作的知青，他们的相对分散性使他们无法诉诸集体行动，但其中一部分人也通过个人活动设法回了城。只有下放到山西的北京知青，他们中间获得非农工作的人数比例达到不同寻常的50％（注：见1985年5月15日《中国青年报》第1版。）。但仍于1985年和1986年在首都组织了小规模的集体行动表达回城愿望。不过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直到90年代初才得以返回北京。（注：2000年8月5日作者与一群前知青的交谈。）
夫妻知青也终于获准回城了，但夫妻来自不同城市的知青却面临着新问题。他们不得不在各自的原籍城市两地分居，同时力求找到面临同样问题的夫妻对换户口。最困难的是那些与农民结婚的知青，按规定是不允许他们回城的，政府打算在他们村庄附近的地方给他们找一份非农工作，后来又在附近的城镇给他们安排工作。这引起了离婚、精神病甚至自杀，因为很多知青(大多数是女性)对自己的婚姻追悔莫及。（注：事实上，很多女知青如果得不到父母的帮助，为求生存只好嫁给农民。作者2000年8月6日与曾经嫁给内蒙古农民的前北京女知青ZL的交谈；并参见刘小萌，1998：518-519。）
由此可知，除了情况特殊的极少数知青外，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下放的所有知青，都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回了城。下乡运动发动和结束的两次高潮具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但后一个高潮更重要：从1968年底到1970年间，大约有500万知青下乡，而从1978年末到1980年初，大约有600万知青返城。知青通过积极和消极抵抗，终于使这一运动寿终正寝，其规模之大和速度之快，远远超出领导人的初衷。此外，1978年到1980年期间的下放知青的条件虽然大为改善，政府的计划数字也变得较为适中，但下放人数仍远低于这一计划。（注：1979年计划下放的人数至少是80万人，但实际只有247700人离城，大约为三分之一。）知青会议决定下放工作还要持续“若干年”，但在1980年就突然停止了。这是1949年以后的历史上一个罕见的案例。对于中国的国家体制与社会的关系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当然，完全是由于当时特定的政治环境，才使这种成功成为可能。
在对付1978-1979年的知青集体行动时，当局运用了它的大部分惯常的手段：对示威者按不同类别进行分化；防止串联；批评且常常惩罚示威领袖；强调全局利益高于局部利益，等。但这些办法并未完全奏效，行动者得益于某些有利的环境。当时城市社会很大一部分人都饱受下乡运动之苦，因此他们获得了社会舆论的强大支持。他们有强烈的团结意识和归属感，要求简单明确，对全体知青及其父母都有号召力。最重要的大概是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已经启动，而改革前期的“落实政策”包含着对受害者的补偿。对比文革期间试图回城的知青可以看出两者的差别。1966-1967年回城的知青力图对抗的是毛的下乡政策，而在当时，个人的利益和要求是无足轻重的，不响应毛主席号召的做法被认为“很自私”。再加上当时知青人数很少，大多数人的“阶级出身”又不好，这使他们不易得到别人的同情。最终他们的要求以失败告终。
十年后的政治气氛已大为不同。在1978-1979年的知青行动中形成的国家体制与社会的关系，反映着一种新的社会游戏规则，它或多或少一直延续至今。国家开始承认存在着一个有自身需要和愿望的社会，为了促成较为和谐的社会气氛和实现四化所需要的经济活力，需要对它们给予尊重；抗议者敢于提出他们的要求，而这种要求是限制在一定范围的，必要时还会做出自我批评。作为交换，当局也会做出一些实质性的让步，例如云南的情况。虽然距公民社会的形成尚远，但乌托邦式的社会模式也已风光不再。由于1978年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这些变化，再发动一场1968年那样的下乡运动，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
五、中长期后果
(一)经济后果
从农村经济发展的角度看，知青是农民的一个负担。在1957-1977年间，中国的可耕地减少了11％，人口却增加了47％。1978年，农村劳动力的人均耕地面积为0.3公顷，相比之下，日本是0.7公顷，印度是1公顷，美国是48公顷(见Yeh,1984：692)。在这种情况下，乡村并不需要外来的普通劳力。虽然知青也许能为开垦荒地做出一定的贡献，但是这种贡献是有限的，因为当时的政策既未考虑经济收益，也没想到生态平衡。在“十年文革”期间，政府投资了46亿元建立垦荒农场，但收入只有14亿，亏损32亿(见田方、林发棠，1986：76-77)。由于优先强调“再教育”的目标，也由于领导层缺少专业人才，这些农场知青付出的大量劳动一无所获，甚至有害。特别是在西北，毁林种田和以农代牧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参见胡焕庸，1985；原华荣，1985)。20世纪70年代末几乎所有知青突然离开农场，除了1979年在南方的春耕期间外，并没有引起大的问题。多年入不敷出的云南国营农场，在1980年赢利4100万元(见顾洪章、胡梦洲，1996：184)。
只有在那些缺乏基础教育的地方，极少数能够从事这种工作的知青才有益于农村的发展。但这些有限的贡献远不能抵消知青给农村社区造成的损失。（注：关于获得非农工作的知青占多大比例，只有少量粗略的统计(见Scharping,1981：287，329)根据这些统计数字和我的访谈资料，估计这个比例为15％左右。）而且它们为时甚短，如果像80年代初那样培训当地青年承担这些工作，从长期来看效率更高。更重要的是，在农村的基本政策漏洞百出的情况下，下放知青的努力并不能给农村的发展带来多少好处。知青离开后实行的大刀阔斧的农村改革，才为农村带来了实质性的改进。
至于“消除三大差别”，惟一可以觉察到的影响是在社会文化方面。在一个被户口制度严格分离的社会，知青的出现（注：1977年，吉林省的三个生产队中就有一个要接收知青(《吉林省志》，1998：84)。尽管吉林是接收下放知青比例较高的省份之一，但这表明在全国范围内有相当一部分农村人口接触到了城市知青。）使农民对几乎一无所知的城市世界有了更清晰的印象。同理，知青也对农村有了亲身体验，后来成为作家、电影导演或社会科学家的知青，也能够与大众分享他们的下乡经历和反思。但是，促进这两个世界相互理解的效果有限，它并没有使两者之间固有的等级差别发生改变。从某个方面看，与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相比，它甚至强化了城乡差别，因为对城市毕业生及其父母来说，获得一份城市工作，不管它是什么工作(体力或脑力)，才是最重要的。20世纪80年代初很多有关城市社会的研究表明，在下乡运动和对农村的正面宣传进行了近20年后，城市对农村和农业劳动的歧视仍很严重。（注：1978年底，政府仍然把“创造一个务农光荣的社会新风尚”作为工作内容(见1978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第4版)。）
其实这也不足为奇，因为双方的相互了解只能使一个事实变得更加醒目：生活在城市拥有很多特权，如享受食品补贴、福利和文化活动。在下乡运动期间，城乡之间的客观差距并未降低。农业和非农业人口的消费比例从1967年的1∶2.26上升到1977年的1∶2.91(国家统计局，1983：484)。下放知青增加了农村的人口压力，因此只会扩大城乡差距。下乡运动对缩小城乡人口的身份差距也不起任何作用，因为它并没有使户口制度发生改变。相反，这一政策更加突显了拥有城市户口的重要性。毛去世后的经济改革允许农村人口向城市移民，在减少城乡差距方面更加有效，尽管这种差距至今依然很大。
在降低工业化成本和减少失业方面，也没有带来正面的“收获”。1968年出现的就业问题主要是文革引起的，只要严格贯彻阻止农民进城找工作的规章条例，这一问题在几年之内就能得到解决。然而我们看到，在下乡运动期间，城乡之间其实仍然存在人力交换。尽管把知青转移出城，固定员工的数量仍持续增长，而1967年到1977年期间的工业生产率却在下降。工业投资的利润率从1966到1976年间下降了44.1％(见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1987：224；Li,1984)。从长期来看，文革后的下乡运动使城市失业和城市人口增长问题进一步恶化，因为进城取代下乡知青的农村居民数量和返城知青的数量加在了一起。下乡政策的终结和知青返城给城市就业带来了严重问题：1979年就业缺口为2000万。很多青年、新毕业生和已经不太年轻的知青，不得不等待数年才能找到工作。政府为解决这个问题被迫采取一些紧急措施，如对劳动效率有害的顶替制度。但从长期来看，这也促使他们采取一些新的措施，如做出有利于轻工业和服务业的调整，恢复私人和集体所有制，改革工作分配制度，它们都加快了向更有活力的经济的转变(见Bonnin,1988)。因此可以说，知青返城比他们离城对城市经济更有利，因为这迫使政府放弃了阻碍经济发展的经济模式和就业制度。
即使我们只考虑下乡运动的时期，下乡政策似乎也没有给中国经济带来任何好处，当然也不会对政府财政有什么好处，它为安置知青而背负着沉重负担，尤其是1973年为改善知青生活条件而进行改革之后(见表5)。
表5安置知青的政府支出(1962-1979)(单位：千元)
年份 财政支出[*] 实际支出建房用木材 建筑面积
供应量(m[3])[**](m[2])
1962-19722501310 1986818
1973 479500
321849
1974 844013
809960 871281 11234984
1975 900000
930309 796185 12487456
1976 1072750 870760 693002 10396633
1977 948310
821897 619273 8549887
1978 401862
491700 365675 3936152
1979 395226
345674 88377
860851
总计 7542971 6578967 3433793 47465963
资料来源：顾洪章、胡梦洲，1996：309。
*根据该书资料，所有财政支出最终都用于知青。余款被用于帮助留在农村的已婚知青或返城后找工作的知青。
**只是在1973年后，知青住房所用木材供应才纳入政府供应计划。此前无详细数据，上书估计1962-1979年间的数据为580万平方米(218页)。
上面这些数据仅仅是直接的政府支出，它主要包括付给知青的“安家费”——虽然这些钱对于解决他们的安家和日常生活问题很可能是杯水车薪，不包括地方政府、农村接收单位和父母所在的城市单位(这些单位1973年后被迫承担了沉重负担)的支出，也不包括维持分管知青机构的所需开支。据某些地方的估算，这些开支与政府的直接开支一样多(顾洪章、胡梦洲，1996：218；刘小萌，1998：842)。这样算来，实际支出大约在150亿元左右，这还不包括被迫为孩子提供大量资助的父母的支出。在1968年到1979年下乡运动期间，政府的总支出相当于同期政府预算的1.5％。在运动的末期，改革派领导人已经意识到这些支出的不合理性。据传，邓小平曾在内部说，“国家花了70亿，买了四个不满意”。“四个不满意”是指农民、知青、知青父母和政府都不满意，这一说法据说是出自李先念之口(见顾洪章、胡梦洲，1996：158)。
但是下面我们将会看到，这场运动造成的长期经济损失，主要还不是金钱意义上的损失，而是那个时期教育水平的整体下降。
(二)政治和意识形态后果
1968-1969年的大规模下乡运动的目标虽然没有明说，显然是为了结束红卫兵运动，就此而言它是成功的。但从长期来看，它的后果确实是消极的。下乡政策导致的不满、林彪事件之后出现的幻灭感，以及农村地区社会和政治控制力的相对薄弱，使知青一代滋生出文化和政治上的叛逆倾向。
至于根据革命品质而不是专业成绩选拔精英的方法，以及藉此实现一个平等社会的目标，也没有取得什么积极成果。除了在战争或革命时期，以道德作为提拔精英的社会制度难免导致伪善和因循守旧。这两种现象在下乡运动期间也泛滥成灾，因为离开农村的必要前提是，你必须公开宣布自己打算永远扎根农村，你要不厌其烦地向人们表示支持这场运动的信条。这自然会导致对所有理想主义说辞的普遍怀疑。此外，由于对知青进行奖励的决定权掌握在干部而不是“群众”手里，这种选拔制度必然导致阿谀逢迎和腐败。正如我们所见，下乡运动是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严重道德败坏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外，在实现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方面，它也没有带来任何实质性变化。工人阶级子弟因阶级偏见而有所获益，但远不及干部子弟：他们的父母地位优越，能够保证让他们返城并获得好工作。当时只要一涉及干部子弟，世袭制身份继承就会得到加强。与文革之前相比惟一重大的变化是，知识分子家庭背景的大量青年被排除在特权阶层之外。毛的政策未能阻止“新阶级”重新出现，它只是把“坏分子”清除出了这个阶级。
“按思想品德选拔”的制度，从长远看对国家的发展也造成了不良后果。当权者试图以此培养“革命接班人”，而不是高水平的专家，甚至牺牲了普通教育。文革期间学校停课，从1966到1976年，一代城市青年几乎一半被下放到农村，大学和技校学生数量锐减，技校毕业生减少大约200万人，大学毕业生减少100多万人(见张化，1987：150)，城市教育水平下降。下乡运动是“教育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将学习成绩与城市青年的前途割裂开来，造成了大量的人才浪费，对“读书无用论”的泛滥起了重要作用。
至于让城市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把他们改造成“社会主义新型农民”，则是失败的。知识青年变成农民且安于这种身份者微乎其微。下乡经历没有使他们变成献身于实现乌托邦的理想主义者，而是学会了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他们没有成为雷锋那样的纯粹利他主义者，而是学会了在艰苦条件下为个人生存而奋斗；他们对任何绝对理论都持怀疑态度，并且只相信自己。
这一代人被称作“失落的一代”，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的那一代人一样，他们的幻想破灭了，他们不再尊重孩提时代学到的价值观；他们也失去了在最佳年龄接受教育的机会，所以又被称为“耽误了的一代。”（注：例如，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席王照华就采用了这一说法，参见岳军柱，1994：19。）当政府将目标转向四个现代化、重新强调教育和文凭的价值时，这种教育机会的损失就更加可悲。1977-1978年恢复了高考制度，为给他们提供机会而规定了特殊的年龄标准，但他们中间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进了大学。其他很多人为了挽回部分损失，选择了上夜校和电大。
不过，也不能仅仅从负面角度描述这一代人。他们还是“思考的一代”。他们从自己的经历中也有所收获。20世纪70年代末重新获得学习机会的人，实践经验和知识的结合使他们受益匪浅，至少在文学、艺术和社会科学领域是如此。虽然这一代人在最高层缺少代表，但是人们公认，当过知青的干部和企业家比普通人更务实、更果断。
知青还有同属一代人的强烈归属感，这在很多情况下表现为团结意识，现在仍然如此。但大多数人为这种特殊经历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们在改革后的城市社会中处于不利地位，由于变成城市劳动力的时间较晚，尤其是接受的教育残缺不全，使他们过去那个“知识青年”的称谓颇具讽刺意味。由于缺少改革后的经济生活所需要的技能，很多十几岁下乡的人在50岁时又被迫下岗(见陈意新，1999)。
六、结语
由于有了新的资料，与20世纪70年代相比，今天为这场运动的利弊得失提供一个总体评价要容易多了。伯恩斯坦在其著作的结语部分，对这一下乡“纲领”能否作为第三世界国家应付过度城市化和城市失业问题的一种模式表示怀疑。虽然当时的资料有限，但他的回答却是经慎重考虑的。他怀疑第三世界的政府将这种政策强加于国民的能力，对是否值得仿效这种做法也持比较谨慎态度(见Bernstein,1977：290-299)。历史已经证明，这种政策并没成为一个成功的榜样，即使在中国，这项实验的负作用也远大于正面作用。事实上，“纲领”一词(意味着它是面临相同难题的国家可以效仿的合理的经济纲领)似乎不适用于1968年后中国的下乡运动。知青下乡首先是一场政治和意识形态运动。当新领导人决定优先发展经济，试图用经济理由维持下乡运动时，那种“合理性”的缺陷就显而易见了。他们必须考虑到对这一运动的大规模抵制和它的另一些负面作用，曾被说成经济上具有“必要性”的知青下放，似乎也没有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