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主义：整合近代中国民主革命政治资源的一面旗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主革命论文,旗帜论文,民主论文,近代中国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创立共和：三民主义首次民主革命的实践
在中国近代史上，创立共和政体这一开天辟地的伟大历史事件是与孙中山之三民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卓越的领袖和导师，孙中山提出并制定了一整套比较系统、明确的理论体系和政策措施，且毕其一生为之奋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孙中山所倡导的三民主义无疑是最先进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变革方案，它自觉地顺应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资本主义化的趋势，并把民主革命推进到了正规阶段。因此，以创立共和为宗旨的辛亥革命就是以三民主义为其指导思想的一次伟大民主革命实践。
民族独立和解放是近代中国的最主要课题，因此，在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是最基本的理想层次，首先成为革命先行者们的共识。民族主义最先表达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也就是说，力图推翻以满洲贵族为首的专制统治是孙中山在清末所倡导的民族主义的基本内容。之所以提出“反满”而没有提反帝，是基于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而定的。虽然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是发起旨在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性运动，但在清末满洲贵族仍尊奉“旗民有别”、“重满抑汉”为治国原则，不断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甚至不惜投降媚敌，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情况下，反满上升为当时最紧迫的任务。清朝满洲贵族的专制统治，越来越成为帝国主义侵略者在华殖民掠夺的社会支柱，它决不可能领导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只有先反满，才能组织起有效的对外抵抗。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主义不能缺乏“反满”的主题，反对清朝就寓含着反对帝国主义。而以反满的口号来号召民众，更容易得到他们的认同和支持，从而扩大民主革命的阵营。在革命迅速高涨的阶段，感性的民族情感的激发在短期效果上往往能胜于理性诉求，它更易于赢得人心，成为动员群众最为简便且收效卓著的手段。从这一点出发，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要求反满排满，具有不容置辩的正义性。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孙中山一向把“民族革命是要灭尽满洲民族”的主张视为“大错”。1906年12月，孙中山在东京纪念《民报》创刊一周年发表演说，曾对三民主义的含义做过一番阐释。他在谈到民族主义时特别强调：“有最要紧一层，不可不知：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绝无寻仇之理”。[1]（pp.250-251）这说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并非狭隘的民族复仇主义。
反对清王朝统治，有民族问题——即汉族反对满洲贵族的压迫，但更主要的是民权问题——推翻清朝君主专制政体，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后一点正是以辛亥革命为初次民主革命实践的三民主义之伟大意义所在。孙中山曾这样表述：“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来分作两次去做。讲到那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1]（p.252）在这里，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被孙中山巧妙地统一起来。孙中山特别强调指出，革命，不只是为了推翻满族统治，更重要的还在于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本身，其著名论述“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彰显出彻底的民权主义光芒，使其倡导的革命运动不仅与旧式的农民战争区分开来，而且与单纯排满的所谓种族革命区分开来，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和主张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作为以辛亥革命为初次革命实践的三民主义，其在民权方面的成绩可谓振聋发聩。
其一，它以不同于以往任何农民革命和近代改革运动的民主共和这样全新的政治理念相号召，暴力推翻了帝制，代之以民国，为自秦始皇以来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国划上了个一句号。辛亥革命以前的所有斗争，即便是达到近代农民起义顶点的太平天国运动，虽然沉重地打击了封建暴政，但却不可能否定君主制度；以戊戌变法为高峰的近代资产阶级改良运动虽然要求改变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但也没有突破君主制度的藩篱。只有在以孙中山三民主义为旗帜、以创立共和政体为政治诉求的辛亥革命中，才推翻了清朝政府所代表的封建地主阶级专制统治。它的伟大之处在于，它结束的不仅仅是一个封建王朝，而是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其后建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奏响了共和的序曲，成为近代中国人民追求民主和国家独立富强的一个里程碑。
“随着每一次社会制度的巨大历史变革，人们的观点和观念也会发生变革”。[2]（p.240）辛亥革命之后，三民主义之民权主义政纲的初步实施对于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和旧观念进行了一次革命的冲击，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此以后，帝王由人主、天子、君父变成了人民的公敌，“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3]（p.297）成为一种时代意识，那些想要复辟帝制或变相复辟帝制的野心家们无一例外地身败名裂。
第二，它以一种全新的近代政治学理为依据，勾画了辛亥革命之后民主宪政建设的蓝图。孙中山曾经指出：“先有了一种建设的计划，然后去做破坏的事，这就是革命的意义。”[4]（p.125）在孙中山眼中，革命不仅要“破”，而且更要“立”，他强调要为建设而“去做破坏的事”，因此，革命后在中国建立一个崭新的民主共和的国家政权，是孙中山民权主义在旧民主主义时期的奋斗目标。
首先，它以“创立民国”为口号，将这个新型国家的基本特征确定下来。民国“主权在民”，确认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体在革命后由“君主”变成了“民主”，“君权”变成了“民权”。革命后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是一个由人民掌管的国家政权，“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是“我党国民革命真意义之所在”。[5]（p.48）为了保证民国真正成为人民之国，孙中山以后又多次强调，“共和国家，其利益尽归于国民”、“共和国以人民为主体，政府为之公仆”、“共和国以国民为国家之主体故也”。[5]（pp.429-430）国家主权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是孙中山旧民权主义的基本思想，也是旧民权主义所要建立的中华民国的一个基本特征。
其次，民国的政体是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6]（p.29）这显然是效法美、法两国的议会制共和国，特别是美国的二元制共和政体。值得指出的是，孙中山在设计中华民国的政治蓝图时，虽然主体上仿效西方，但并不主张在任何方面都因袭外国。对西方政治制度的长处要借鉴，对其不足更要根据中国的情况，加以创新，使之适合中国的国情。基于这样的立场，孙中山对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进行了修正，独创了五权分立制度。他认为，三权分立制度最大的弊病在于（1）没有明确的考试制度，考选权隶属于行政部门，从而导致“盲从滥举及任用私人”等“无数的流弊”；（2）纠察权没有独立，缺乏权威性，由议会掌管，形同虚设，造成议会专制。针对上述流弊，孙中山结合中国古代曾经实行过的考选权和监察权，创造性地提出了“考选权独立”和“监察权独立”，“创一种新主义叫‘五权分立’”。即在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外又增加了考选权和监察权，实行“五权分立的共和政治”。这实在是“破天荒的政体”，是“各国至今所未有，便是学说上也不多见”。[5]（pp.256-258）
再次，把建立中华民国理想地划分为三个时期，即“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三个时期。“军法之治”也即“军政”时期，孙中山将其概括为“军政府督率国民扫除旧污之时代”。从建立共和国制度的整个过程来看，它属于共和国奠基时期，其期限一般为三年；“约法之治”也即“训政”时期，孙中山将其概括为“军政府授地方自治权于人民，而自总揽国事之时代”。从建立共和国制度的全过程来看，它属于从军政向宪政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中央政权继续由军政府掌握，各县实行自治，积极为宪政做准备。《临时约法》颁布，对国家性质、中央政权机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以及公民权利义务等都作出明确规定。训政时期的期限一般为六年；“宪法之治”也即“宪政”时期，孙中山将其概括为“军政府解除权柄，宪法上国家机关分掌国事之时代”，[5]（p.298）宪政时期，中华民国彻底结束军政府统治，国家政治生活完全走上民主共和的正轨。
三民主义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民生主义，在辛亥革命时期也同样发挥着重要的历史作用。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先生以为民族和民权革命皆已成功，只有民生主义尚未完成，便在1912年4月辞去临时大总统之后一心一意去搞铁路等实业建设去了。一般认为，孙中山这样做是对袁世凯抱有幻想的一种幼稚行为。其实，就孙中山这样伟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的智慧而言，他不可能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幼稚。他放弃政治权利有许多政治、经济及军事等方面的原因，更重要的也表现出他不眷恋政治权利的无私政治家之胸怀。孙中山为了实现其民生主义不仅提出了具体的《实业振兴与铁路计划》，而且身体力行去实践。虽然其振兴民族实业之伟大抱负终因袁世凯等人的倒行逆施而未能实现，但是其民生主义伟大思想却为渐露共和民主之光的中国指明了近代化的方向。
限于历史条件、阶级局限和孙中山世界观所致，辛亥革命前后的旧三民主义当然存在着许多不完备的地方，但孙中山的一生是不断前进和革命的一生，他后来师法苏俄，将旧三民主义适时调整为新三民主义，对前期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进行大胆地修正，增添了反映时代特点的新内容，从而使三民主义实现了一次飞跃。正因为孙中山对现代民主制度建设的不懈努力，才使他的三民主义充满了追赶世界进步的现代化气息，也使他的三民主义不论被后人作如何估计，都不失为凝聚民族的一面旗帜。
二、国民革命：三民主义的政治杰作
从辛亥革命到国民党“一大”的13年间，孙中山为实践三民主义走过了曲折艰苦的道路，他的三民主义思想也“顺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不断发展。从他在1924年前后对三民主义的新诠释来看，其思想变化的确有了质的飞跃。在民族主义方面，他充分认识到：“辛亥革命以后，满洲之宰割政策，已为国民运动所摧毁，而列强之帝国主义则包围如故，瓜分之说，变为总管……其结果是使中国民族失去独立与自由，国内军阀既与帝国主义相勾结。——故中国民族政治上经济上皆日于憔悴”，因而“民族解放之斗争，对于多数之民众，其目标皆不外反帝国主义而已。”[7]（pp.525-527）在民权主义方面，他明确指出：“考察欧美的民权事实，他们所谓的先进的国家，像美国、法国革命革过了一百多年，人民到底得了多少民权呢？照主张民权的人看，他们所得的民权，还是很少。”[1]（p.113）因此，他力求制定能够充分体现“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民权主义原则的政治方案。在民生主义方面，他看到，中国“一般农民有九成是没有田的，他们耕的田大都属于地主，农民不耕自己的田地，农产品又被地主夺去了一大半”。因此，必须“耕都有其田”。他说“民生主义真是达到目的，农民问题真是完全解决，是要‘耕者有其田’，那才算是我们对于农民问题的最终结果。”[7]（p.810）在民生主义的另一个基本课题——资本方面，他明确地提出“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同时，鉴于“要解决民生问题而仅仅依靠节制资本的方法是不够的”，因而，必须要“发达国家资本”来解决“生产不足”的缺陷：“我们的国家一定要发达资本，振兴实业。”
孙中山上述思想的质的变化使得其三民主义在国民革命的风暴到来之前成为聚合中国革命力量的旗帜，同时也为国共第一次合作打下了政治基础。1924年1月标志着国共两党第一次政治合作正式形成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所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也正是上述新思想之结晶。
单单从第一次国共两党政治合作的角度来看，新三民主义的确立，使共产党和国民党这两个宗旨、信仰、利益完全不同性质的政党有了一个共同合作的政治理论基础，合作基础的形成是因为新三民主义的思想符合了中国共产党当时的最低纲领。“只有这种三民主义，才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阶段的政纲，即最低纲领，基本相同。”[8]（p.693）但是，如果把当时所有参加国民革命的所有革命阶级作为考察的对象，我们会发现更多的问题。
首先，除了新三民主义与中共政治纲领的基本一致性之外，新三民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整合当时革命阶级的政治工具还在于孙中山自辛亥革命以来一直在人民中享有盛名，作为孙中山的政治学说主体的三民主义早已为一般人民所熟悉，是一个号召革命人民起来进行革命斗争的不可替代的思想武器。在推翻北洋军阀的国民革命中惟有拿起这个武器，才能唤起民众。
其次，在当时共产党力量还不够强大的形势下，新三民主义的宽泛性，也使它成为广大中间势力所能广泛接受的革命理论。按照过去的说法，资产阶级是中间力量，工农、小资产阶级属于共产党一边，是革命的依靠、基础。可“实际上工农、小资产阶级只是革命的可能的基础。就阶级说，它们是革命的，就具体的人说，它们当中大多数在政治上是处于中间状态，不是一开始就都自动跟共产党走。……这一部分人可以走社会主义道路，也可以走资本主义道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进步的事情。那时候，假如有一个阶级、政党真正能实现资本主义，工农、小资产阶级中的很多人也可以跟着它走资本主义道路，不一定都跟共产党走。应当说，中间的力量自发顺着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9]（p.4）如果仔细研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我们就能发现，无论他的旧三民主义，还是他的新三民主义，都是适应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提出来的，因而颇能反映那个时期各个阶层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要求。孙中山说过：“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个专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这三样有一样做不到，也不是我们的本意。[10]（p.86）可见，他的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并非只为资产阶级一家服务，而是要替大多数人谋利益。孙中山思想的这种宽泛性，使他的思想通过国共合作，很快推广到民众之中，并且被广大人民、特别是中间势力所接受，从而在当时的中国掀起了工农运动的高潮。
再次，新三民主义在当时受到民众的普遍欢迎还与孙中山等国民党人的大力宣传有关。1924年1月，孙中山亲自在广州开办讲座，演讲三民主义。孙中山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做三民主义的演讲呢？孙中山写于1924年3月30日的《自序》中这样写到：“兹值国民党改组，同志决心从事攻心之奋斗，亟需三民主义之奥义、五权宪法之要旨，为宣传之资；故于每星期演讲一次……”[1]（p.1）这些话表明，当时孙中山和国民党人士已经注意到三民主义在唤醒民众起来进行国民革命的政治效用。
孙中山在三民主义演讲中，根据当时革命群众的知识水平，用极其通俗的语言，阐述其三民主义的要义。他在民族主义第一讲中解释三民主义时说：“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何以说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呢？因三民主义促进中国之国际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经济地位平等，使中国永久适存于世界，所以说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1]（p.1）他从民族主义谈起，指出中国人过去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所以中国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也就是没有民族主义，这就是中国一盘散沙的关键所在。他明确指出，我们要能够抵抗强权，就要我们四万万人世界上其他受压迫的人联合起来，“就要提倡民族主义，自己先联合起来，推己及人，再把各弱小民族都联合起来”，“共同用公理去打破强权”。[1]（p.36）他在解释民权主义时指出，“民权就是人民的政治力量”，“政治两字的意思，浅而言之，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有管理众人之事的力量，便是政权。今以人民管理政事，便叫做民权。”[1]（p.70）通过回顾人类的发展历史，他指出，由神权到君权，由君权到民权，这便是世界的潮流，“如果反抗潮流，就是有很大的力量像袁世凯，很蛮悍的军队像张勋，都是终归失败。现在北方武人专制，就是反抗世界潮流。”[1]（p.81）在解释民生主义时，他指出，“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1]（p.167），就是解决众人的生存的问题。“要解决民生问题，保护本国工业，不为外国侵夺，便先有政治力量，自己能够来保护工业。”[1]（p.234）上述这些解释，通俗易懂，并且与民众的切身利益相关联，很容易被革命民众所接受。在进行三民主义政治宣传的同时，孙中山还关心工人、农民的切身生活，支持他们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使革命民众从现实革命斗争中感受到新三民主义给国民革命带来的巨大变化。
正是由于上述几个方面的积极因素，在国民党和共产党顺利完成第一次国共合作并很快成为影响中国政坛的两股强劲势力之后，在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下，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宣传与努力之下，孙中山新三民主义顺利号召起了革命大众，很快地促进了工农群众运动的蓬勃发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国民党左派支持下，工人运动迅速从“二七”惨案后的低潮转入高潮。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则把爱国反帝怒潮扩展到全国范围。“由于两党在一定纲领上的合作，发动了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40年还未能完成的革命事业，在仅仅两三年之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这就是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北伐战争的胜利。这是两党结成统一战线的结果”。[8]（p.335）
综上所述，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在国民革命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历史作用。从一定程度上来讲，没有孙中山重新解释的、以三大政策为灵魂的新三民主义，国民革命也不会有那么大的成就。
但是，即使是1924年孙中山重新诠释的三民主义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关于这一点，已有众多学者作了多方面的探讨，笔者在这里也就不再多谈了。值得指出的是，孙中山思想的这种局限性，却被未来迅速转变中的国民党在理论上找到了可以发挥的余地。在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的理论界出现了戴季陶、邓演达、改组派、胡汉民等人各执一端的三民主义。五花八门的三民主义，各有其特质。但几乎所有的派别都是围绕两个中心展开的：一个是从社会历史观的角度加以评判；一个是作为治国的理论。戴季陶的三民主义认为孙中山的民生是宇宙的必然规律，是不可缺少的大德。可由生存而致的欲望都是具有排他性和独占性一面和统一性支配性的另一面，独占性是统一性的基础，排它性是支配性的基础。因此，主义与主义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就不可能联合，因此，为了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就必须服从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以周佛海和萨孟武为代表的《新生命》派所强调的三民主义则认为三民主义的根本在于“民生”，“民生”的根本在于“技术”。目前发展技术的最佳途径是保护私人资本，发展民族资本。在政治上，一党专制是必须的。而胡汉民则常常以一个民主主义者的身份自居，对专制独裁和苏维埃制度各打五十大棒，必欲去之而后快。结果，在孙中山去世后，他缩回迈向新三民主义之步，再次把自己禁锢在旧三民主义之中。这些形形色色的三民主义，几乎都从孙中山具有局限性的民生史观出发，对孙中山的民生主义进行进一步的发挥，使三民主义完全背离了孙中山的反帝反封建的新三民主义精神，成为国民党一党政治统治的理论基础。
回顾历史，值得回味的是，即使是同样一种理论，如果其积极的内涵被用来作革命的政治宣传，它就会成为争取社会中有革命倾向的大多数中间力量，从而推动了当时工农运动的开展和国民革命的胜利。但如果其中间的一些消极思想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去利用，它也可能会成为反动势力的招牌。三民主义在国民革命前后政治角色的转换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三、抗战救国：三民主义新的政治使命
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人拿起武器开始了反抗蒋介石国民党南京政府的革命武装斗争。当时出于对国民党血腥暴行的愤怒，中共内部许多党员在思想上对三民主义也开始持反感态度。毛泽东曾形象地说，大革命失败以后，官逼民反，共产党被“逼上梁山”了，那个时候我们不大讲孙中山，因为“蒋介石手里打着孙中山的招牌到处乱杀人，这时候，群众对孙中山也就不喜欢”[11]（p.321）。这一时期，还由于国民党右派把三民主义忽儿孔学化，忽儿法西斯化，忽儿专制主义化，因此，虽然有宋庆龄、邓演达等国民党革命派对三民主义不遗余力的宣传和坚持，但是五花八门的三民主义最终还是造成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渐渐地在中国革命斗争中失去了号召力。这也是三民主义自从创立以来在中国革命史上第一次长时间地失去政治主导地位的记录。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要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野心越来越明显，民族危机日益紧迫。在此背景之下，三民主义所蕴含的政治效用再次赢得当时睿智的中国政治精英们的青睐。中国各政派普遍注意到，在民族危亡之际，惟有孙中山之三民主义可以完成当时的中国各种政治力量整合的任务，构筑起中国抗战大业的政治平台，舍此中国将会在一盘散沙的状态之下被凶悍残忍的日本帝国主义分割吞食。鉴于此，三民主义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在政治精英们的政治运作之下渐渐地回归到中国革命政治舞台之主导地位，成为整合各种抗战政治力量的一面鲜艳的政治旗帜。在整个抗战时期，三民主义虽然持续成为中国各政派抢夺政治话语霸权的焦点，但同时也是维系抗战体系内部各政派联合抗战的重要纽带。抗日战争之所以能够取得伟大的胜利，三民主义这个旗帜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回顾整个抗战历史，三民主义在其间所担当的政治整合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过程中，三民主义担当起了构筑其政治基础的历史作用。
对于三民主义在民族危亡时期将会产生的重要作用的认识是中国共产党人率先觉悟的。过去的抗日战争史研究一般都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率先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在其建立过程中起了非常积极和作用，但是在进行这种历史真实的叙事时，人们往往忽视了另一个历史的真实，即中国共产党率先对三民主义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效用的认识和此后对它不遗余力的宣传。抗战时期中共言说孙中山与三民主义发端于1935年7月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演说。王明的演说中引用了共产国际领袖季米特洛夫报告中的一段论述，充分肯定了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和思想的进步性。王明此番话的原初目的在于强调宣传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在对法西斯（指蒋介石国民党）的思想斗争中争取群众的重要性。以季米特洛夫的威望和王明当时在共产国际的地位，这种对孙中山和三民主义的明确言说自然对中共后来政治宣传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在民族危亡之际，为了达到尽快促成国内停战、一致抗日之政治目的，此时的中国共产党正在寻找一种能够整合各种抗战政治力量的政治资源，而孙中山和三民主义正好是不可替代的选择。因此，共产国际七大之后，主客观条件都促使中共高高举起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旗帜。著名的“八一宣言”中所倡导的发起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实现民主自由、成立国防政府以及改善民生等政治主张，正是中共重新公开宣传三民主义的积极表述。1936年8月25日，中共曾致函中国国民党，呼吁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精神，重振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与农工的三大政策，“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爱国领袖与爱国人民一道，坚决地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挽救中国于危亡而斗争”。[12]（p.81）之后，中共在诸多场合，特别是在西安事变及其之后与国民党的谈判中，都倡导遵循孙中山之革命的三民主义，以其为合作抗日的政治基础。1937年2月中共致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电报中所提出的“五项要求四项保证”清楚地表明了中共实践革命的三民主义的信念。
除了中共对三民主义在构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的效用的彻悟之外，国民党方面的进步人士也看到了以孙中山之三民主义挽救国家命运的希望。1937年2月在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之际，宋庆龄、冯玉祥等提出提案，呼吁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以救党国之危亡，以竞革命之功业。”[13]
西安事变之后，国民党南京政府在国内外政治压力之下，不得不下定停止内战和抗击日本侵略的决心，与中共再次结为盟友。国民党南京政府虽然在1927年背叛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但是此后它仍然一直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并以此作为证明其政治合法性的资源。因此，在国共两党开始政治谈判之时，三民主义首先就成了两党谈判的政治基础。尽管国民党南京政府一开始就有用它所诠释的三民主义来化解中共的预谋，但是这种政治预谋的实现的前提条件就是首先要允许共产党进入到三民主义的政治旗帜下，承认共产党方面所要求的政治地位。这样，经过艰苦的谈判，在中共作出重大让步的情况下，红军更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改为第十八集团军），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原来的工农共和国也一再更名最后变成了隶属于国民政府的特别行政区。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在交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中共郑重宣布：“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与此同时，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从上述内容来看，尽管国共双方之主观政治诉求明显不同，但是双方毕竟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下，再次联起手来，形成了中国革命史上的第二次国共合作，从而构筑起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客观结果来看，正是孙中山和三民主义这个政治桥梁沟通了国共两党已经中断了10多年的联系，搭起了挽救民族命运的政治平台。因此，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没有孙中山和三民主义这面旗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会更加艰难一些。
第二，三民主义是维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生命的重要纽带。
1937年9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出现充分显示了三民主义的强大政治作用，从此之后，国共两党以及国内其他政治力量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下积极地投入到抗战的洪流之中，给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以沉重的打击。中国抗日力量的聚合很快引起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注意，为了破坏中国的抗战聚合体，日本帝国主义分子也开始从三民主义上做起了文章。因此，便有了诱降汪精卫的计划。一般认为，汪精卫之所以被日本人看中，一个原因是他是国民党元老之一，另一个原因是他在“九一八”事变后所执行的媚日政策。不过，更重要的原因可能还在于他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在处理中日关系时对三民主义进行的卖国主义的诠释。1938年5月，汪精卫就曾歪曲三民主义，声称“孙先生的三民主义本来是着重中日提携的”。汪精卫在其《三民主义之理论与实际》一文中，更是言称“就中国来说，三民主义是救国主义，就东亚来说，三民主义是大亚洲主义。”之后，汪精卫进一步拿“大亚洲主义”为日本侵华和自己的卖国行为辩护。他说，“我细细寻绎孙先生全部遗教，觉得大亚洲主义是不可磨灭的真理。”他进而声称，大亚洲主义的核心在于中日合作，共存共荣。[14]（p.200）汪精卫的这种伪三民主义不仅歪曲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真谛，而且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构成了重大的威胁。
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虽然和中共联合建立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始终想除掉这个共患难中的盟友。早在标志着国民党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转向抗战的五届三中全会上就通过了“根绝赤祸”的决议案，其中言称共产党必须“精诚悔祸，服从三民主义”。1937年9月蒋介石发表的《对中共宣言的谈话》中也声称，中共之“宣称愿为实现三民主义的奋斗，更是证明了中国今日只能有一个努力之方向”，“中国立国原则为总理创制之三民主义”。[15]（pp.330-331）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国民党开始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一方面暗地里积极准备消灭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八路军、新四军，另一方面企图用三民主义从政治上化解中共。因此，蒋介石亲自出面，宣称在中国只能有三民主义一个主义，其他的一切主义都可包容在三民主义之中，其他党派应当放弃各自的主义而一心一意地力行三民主义。国民党的文化代理人、共产党的叛徒叶青也开始贩卖假三民主义。自抗战开始他便或写文章或发小册子连篇累牍非难共产主义、修正三民主义，叫嚷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等等。
为了批判汪精卫的卖国理论、回击国民党的反共宣传，中共号召全党掀起研究三民主义的高潮。当时，中共的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等纷纷撰文研究三民主义。中共在三民主义研究中科学地辨析了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依存关系，指明了两个主义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在政纲上的基本相同点，从而得出结论：“由于这些相同，并由于三民主义见之实行，就有两个主义两个党的统一战线。”[8]（p.688）中共的科学结论，廓清了一些人在三民主义上的糊涂认识，扩大了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影响，革命的三民主义由此也成为捍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有力武器。
抗战时期，国统区的广大进步力量和团体为了争取抗战的自由和民主权利，曾在1939年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民主宪政运动。宪政运动期间，各民主党派曾经以孙中山民权主义之五权宪法论为学理依据，对国民党的《五五宪草》做出了重大修正，提出了宪政“期成会修正案”，充实和发展了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宪政运动最终虽然因为国民党的顽固不化而未有宪政建设上的直接结果，但毕竟促进了国统区的民主意识，打击了国民党独裁统治，也抑制了国民党内部一些对日妥协投降的势力，从而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宪政运动期间，中共也积极参与宪政运动的宣传，并在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民主实践。无论是在宪政宣传还是民主实践之中，中共都特别强调孙中山和三民主义的地位和作用。1940年2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明确指出，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中所讲的“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新民主主义宪政的具体内容。”[8]（p.733）抗战时期，中共还在各抗日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实行“三三制”，保障一切抗日阶级、阶层的人权、政权、财权，实行了减租减息政策，改善了工人生活等等，从而把三民主义由理论转化为实践活动。中共的这一切政治宣传和实践都促进了革命之三民主义的发展，同时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上述各方面的情况说明，三民主义在抗战时期始终是各政派政治言说的重点。除开汪精卫卖国理论之外，虽然抗日各政派诠释的三民主义不尽一致，但是无论哪一派都是在三民主义的政治语境之内的言说。即使是三番五次想消灭共产党、对日妥协的国民党在中共发动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政治攻势之下，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背弃孙中山之三民主义，只能隐忍再三，继续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内。因此，三民主义维系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生命，没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这面革命旗帜，中共等抗日革命力量恐怕在阻止国民党反共、独裁以及对日妥协等政治斗争中会更加艰难一些。
综上所述，在整个抗战时期，孙中山之三民主义始终都是一面光辉的旗帜，它不仅在抗战初期整合了国内各种抗战资源，使各政派达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维系了统一战线之政治生命，使各种抗日力量尽可能地携手团结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一切都体现出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强大政治生命力。正因为如此，孙中山之革命的三民主义，至今仍然被华夏儿女奉为革命思想瑰宝。也正因为如此，早在1938年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之际，毛泽东在延安举行的纪念大会上就明确提出：孙中山的伟大，“在于他的三民主义的纲领统一战线的政策，艰苦奋斗的精神”，这些是孙中山“对于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贡献”。[8]（p.111）
标签：三民主义论文; 孙中山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历史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共和时代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民族主义论文; 辛亥革命论文; 国民党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中国革命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