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演变及区域分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分解论文,差距论文,区域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4543(2014)01-0040-1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以年均10%左右的速度保持了30多年的强劲增长，与此同时，伴随着这种“增长奇迹”的地区差距问题也同样引人注目。以1952年为基期，2010年人均GDP最低(16924元)的贵州省，只相当于2010年人均GDP最高(98136元)的上海市的1993年的水平。尽管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地区差距问题不可避免，但过大的地区差距是不可接受的，这不仅会影响到资源有效配置和经济效率提升，而且也会对社会秩序产生负面影响，不利于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
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所追求的，不单单是整体的经济增长，而是在增长基础上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让各地区居民相对均匀地分享增长的成果。正是基于上述考虑，近来中国政府在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的思路下，将调控区域的增长差距、协调地区经济发展摆在更突出的地位。协调地区发展首先应廓清地区经济增长的基本轨迹，以及导致增长差距变化的实质性原因，据此才能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措施并取得理想效果(石磊和高帆，2006[1])。近年来大量研究对中国地区经济差距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其中关于中国地区经济差距演变的研究，学者们比较多地运用收敛(或趋同)概念进行分析，包括绝对收敛、条件收敛和俱乐部收敛三层含义，判断方法主要有α收敛、β收敛、单位根检验和空间计量方法等；根据经验分析的数据形式又可以分为截面回归、面板数据回归和时间序列分析等。虽然普遍认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并不表现出绝对收敛，但对于是否存在条件收敛和俱乐部收敛，由于采用的数据和分析方法不同，学者们没有取得一致结论(沈坤荣和马俊，2002；[2]王志刚，2004；[3]张鸿武，2006[4])。但大部分研究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经历了一个先缩小后扩大的“U”型演变轨迹(林毅夫等，1998；[5]林毅夫和刘培林，2003[6])。
研究地区差距的文献比较多，且这些研究取得了很多有意义的结论。不过对于经验方法而言，由于每种方法都有其优点和不足，改进其中的不足，或者用另外一种方法研究中国的地区差距是非常必要的(洪兴建，2010[7])。特别的，由于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基尼系数不满足子群可分解性，因此，在分解地区差距时大部分文献利用泰尔指数进行分析，比如林毅夫等(1998)、[5]范剑勇和朱国林(2002)。[8]尽管泰尔指数区域分解方法能够将总体泰尔指数分解为区域内泰尔指数和区域间泰尔指数，且能测算出区域内经济差距和区域间经济差距对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贡献。然而，该种分解方法不能分别计算出各区域的泰尔指数，特别是无法测算出各区域经济差距对总体经济差距的贡献，这样就无法找出导致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重点区域。为了找出导致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重点区域，使得本文的研究结论更具政策含义，本文将采取最近发展的基尼系数地区分解方法从更具政策含义的八大区域探索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区域来源。
针对已有文献无法找出导致中国地区经济差距重点区域的不足，本文对1978-2010年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演变轨迹及其区域来源进行扩展研究。与类似研究相比，本文主要做了以下工作：一是对1978-2010年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演变轨迹进行扩展研究。类似研究时间段多限定于1978-2004年，但中国自2000年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2003-2004年相继提出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那么，这一系列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对中国地区经济差距有何影响？本文将研究时间段扩展至2010年，试图探索这些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对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二是分别基于泰尔指数的四大区域分解法和基于基尼系数的八大区域分解法研究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区域来源，较为精确地找出导致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重点区域，从而使得本文的政策含义更加明显。
以下结构安排具体为：第二部分基于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分析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演变轨迹；第三部分分别基于泰尔指数的四大区域分解法和基于基尼系数的八大区域分解法研究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区域来源；最后是结论及政策含义。
二、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演变
(一)测算方法
本文利用1952年为基期的人均GDP考察地区经济差距，分别采用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测度中国1978-2010年地区经济差距的演变轨迹。具体测算方法如下：
1.变异系数
(二)结果分析
表1报告了1978-2010年中国31个省份三个指标的测算结果，图1给出了1978-2010年地区经济差距的演变轨迹。从表1和图1可见，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在变化趋势上具有极强的一致性，在增减上基本同步，表明三个指标在测算地区经济差距演变轨迹时是可以相互替代和相互印证的。
从表1可知，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变异系数在0.7左右浮动，基尼系数在0.3左右浮动，泰尔指数在0.1左右浮动。从基尼系数来看，我国地区经济差距处于相对合理的范围之内，尚未越过0.4的警戒线。
从图1可见，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演变轨迹已由先减小后增加的“U”型(林毅夫和刘培林，2003[6])转化为先减小后增加，然后又减小的倒“N”型演变轨迹，1990年和2003年是其两个重要拐点。1978-1990年间，中国地区经济差距有一个显著的收敛过程，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分别从1978年的0.9757、0.3467和0.1564下降至1990年的0.6069、0.2675和0.0839。而1990-2003年间，中国地区经济差距呈现出发散的状态，但较为缓慢，这与林毅夫和刘培林(2003)、[6]石磊和高帆(2006)[1]的研究结论相同，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分别从1990年的0.6069、0.2675和0.0839上升至2003年的0.7639、0.3394和0.1329。但2003年之后，中国地区经济差距又逐渐走向收敛，这与干春晖和郑若谷(2010)[11]的研究结论相同，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分别从2003年的0.7639、0.3394和0.1329下降至2010年的0.5179、0.2626和0.0832，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近年来一系列促进区域平衡发展的战略措施开始收到一定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地区经济差距。
对于中国地区经济差距演变轨迹，学者们主要从地区、产业和城乡三个维度进行了诠释，且对地区经济差距影响因素及来源进行了识别和计量检验，这些影响因素涉及发展战略与比较优势(蔡昉和王德文2002；[12]林毅夫和刘明兴，2003；[13]林毅夫和刘培林，2003[6])、产业集聚(范剑勇和朱国林，2002；[8]范剑勇，2004，[14]2006[15])、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石磊和高帆，2006[1])、对外贸易(章奇，2001；[16]李斌和陈开军，2007[17])、劳动力与资本流动(姚枝仲和周素芳，2003；[18]范红忠和李国平，2003；[19]李国平和范红忠，2003；[20]王小鲁和樊纲，2004；[21]许召元和李善同，2006；[22]张文武和梁琦，2011[23])、产业分布(范剑勇和朱国林，2002；[8]干春晖和郑若谷，2010；[11]蔡翼飞和张车伟，2012[24])、知识因素(胡鞍钢和熊义志，2000[25])、全球化(万广华，等，2005[26])、企业异质性(梁琦，等，2012[27])等等。
三、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区域分解
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区域分解研究，找出导致地区经济差距的重点区域，对之实施适当的区域发展策略，有助于减少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实现中国经济的协调发展。然而，研究地区经济差距常常会涉及区域划分问题。常见的区域划分有，沿海与内陆两大块，以及东、中、西三个经济带，但这两种划分方法均较为粗略，会导致区域内部同质性较差。在关于中国地区差距的经验研究中一些学者开始尝试其他区域划分方法，比如在东、中、西三个区域基础上，范剑勇和朱国林(2002)[8]将直辖市单独作为一组，许召元和李善同(2006)[22]将东北单独列出。关于中国经济区域的划分问题目前仍存在不少争论，不同部门和学者给出的划分方案不尽相同，其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提出的八大经济区域划分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划分经济区域应该达到两个目标：一是区域内部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二是区域之间应体现出差异性。区域数目过少往往达不到第一个目标，不便于分析区域差别和制定有针对性的区域政策；而区域数目过多则很难实现第二个目标，失去了经济区域划分的意义。八大经济区域划分下，每个区域内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相似，社会结构相近，空间上又相互毗邻，能够较好地实现上述两个目标(洪兴建，2010[7])。为探索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区域来源，综合研究方法的可用性和政策研究的可行性，本文分别基于泰尔指数的四大区域①和基于基尼系数的八大区域②分析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区域来源。
(一)基于泰尔指数的四大区域分解
1.泰尔指数的区域分解方法
泰尔指数的区域分解公式为(Terrasi，1999；[9]王铮和葛昭攀，2002[10])：
2.结果分析
根据式(2)和式(3)将总体泰尔指数分解为区域间泰尔指数和区域内泰尔指数两大部分，结果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区域间泰尔指数大体上呈现先升后降的倒“U”型趋势，拐点出现在2003年，区域间泰尔指数从1978年的0.0449上升至2003年的0.0933，后下降至2010年的0.0518；然而，考察期内区域内泰尔指数则呈现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从1978年的0.1115至1990年的0.0381的快速下降阶段，另一个是从1991年的0.0395至2010年的0.0314的缓慢下降阶段。
进一步分析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区域间经济差距对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贡献呈现先升后降的倒“U”型趋势，但仍是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主要来源；区域内经济差距对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贡献呈现先降后升的“U”型趋势，已成为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主要构成部分，拐点均出现在2004年，两曲线交汇点大约出现在1987年(见图2)。区域间经济差距对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贡献从1978年的28.71%上升至2004年的70.71%，后下降至2010年的62.62%；区域内经济差距对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贡献从1978年的71.29%下降至2004年的29.29%，后上升至2010年的37.74%。这再次说明，近年来中国实施的“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崛起”等一系列促进区域平衡发展的战略措施开始收到一定的效果。当前，在进一步巩固区域发展战略的同时，应当加大措施促进区域内经济的和谐发展，防止区域内经济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基于泰尔指数的四大区域分解方法，能够将总体泰尔指数分解为区域内泰尔指数和区域间泰尔指数，且能测算出区域内经济差距和区域间经济差距对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贡献。然而，该种分解方法不能分别计算出东、中、西和东北四大区域的经济差距，特别是无法测算出四大区域经济差距对总体经济差距的贡献，这样就无法找出导致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重点区域。为了找出导致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重点区域，使得本文的研究结论更具政策含义，下面我们将采取最近发展的基尼系数地区分解方法从更具政策含义的八大区域探索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区域来源。
(二)基于基尼系数的八大区域分解
1.基尼系数的区域分解方法[7]
将式(5)代入式(4)推导计算可得：
式(8)中第一项和第二项分别表示群内差距和群间差距，第三项是剩余项。式(7)与式(8)本质上并不矛盾，但是，作用不一样，式(8)能够反映子群交错程度对基尼系数的影响，而式(7)可以明确说明子群之间差距具体是由哪些子群的群外相对剥夺造成的。
2.结果分析
洪兴建(2010)[7]采用上述基尼系数的地区分解方法对1978-2008年31个省份和八大区域人均GDP的差距问题进行研究，本文采用此研究方法将研究时间段扩展到1978-2010年，重点探讨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区域来源问题。按照式(8)的分解方法本文计算了中国地区经济差距基尼系数的八大区域分解，结果见表3所示。
从八大区域基尼系数的演变轨迹来看，1978-2010年间各区域基尼系数的演变轨迹不尽相同。其中，东北地区和长江中游的基尼系数呈现“W”型，北部沿海呈现倒“N”型，南部沿海呈现“M”型，黄河中游呈现“U”型，西南地区呈现“V”型，而西北地区呈现倒“V”型，在八大区域中仅东部沿海呈现明显下降趋势，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351下降至2010年的0.089。从八大区域基尼系数的演变轨迹我们可知，近年来，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南部沿海和西北地区的基尼系数呈现明显的收敛趋势，而东北地区、黄河中游、长江中游和西南地区的基尼系数呈现明显的发散趋势。可见，当前应当特别重视东北地区、黄河中游、长江中游和西南地区的发展，防止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其次，区域间基尼系数的演变轨迹呈现倒“U”型趋势，拐点出现在2003年，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189上升至2003年的0.261，后下降至2010年的0.221，表明近年来区域间差距对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贡献在下降。八大区域分解的剩余项(交错项)的演变轨迹呈现明显下降趋势，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032下降至2010年的0.014，说明八大区域之间的分层现象加剧，从一个方面反映出我国八大区域存在极化增强的可能性(洪兴建，2010[7])。
从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基尼系数区域分解可见，区域间经济差距是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主要构成，这与基于泰尔指数的四大区域分解研究结果一致。1978-2010年区域间经济差距对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贡献率处于78.4%～89.6%之间，平均贡献率为85.6%，而区域内经济差距对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贡献较小，1978-2010年贡献率处于4.9%～8.3%之间，平均贡献率为5.9%。从动态演变趋势来看，区域间经济差距对地区经济差距的贡献呈现倒“U”型，拐点出现在2004年，贡献率从1978年的78.4%上升至2004年的89.5%，后下降至2010年的87.8%；而区域内经济差距对地区经济差距的贡献呈现“U”型，拐点出现在1999年，贡献率从1978年的8.2%下降至2004年的4.9%，后上升至2010年的5.6%。
综上可见，在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区域间来源、区域间经济差距贡献的倒“U”型演变轨迹以及区域内经济差距贡献的“U”型演变轨迹方面，泰尔指数和基尼系数两种测算方法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尽管以上分析表明我国地区经济差距主要来源于区域之间的经济差距，然而，我们并不知道哪些区域需要重点关注。根据式(7)本文计算了1978-2010年八大区域的群外差距对总差距的贡献率(见表4)，从而有助于我们找出当前需要重点关注的区域，使得本文的研究具有更强的政策含义。
首先，八大区域中西南地区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贡献最大，平均贡献率为31.69%；其二为长江中游地区，平均贡献率为22.42%；其三为黄河中游地区，平均贡献率为18.17%。西南地区、长江中游和黄河中游三大区域对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平均累计贡献达到了72.28%，可见，这三大区域是当前我国实现地区经济平衡发展和整体经济协调发展应当重点关注的区域。余下的五大区域对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平均累计贡献仅为21.84%，其中东部沿海地区的贡献率最低，平均贡献率为1.53%。
其次，从八大区域对地区经济差距贡献率的动态演变趋势来看，东北地区、西北地区和长江中游的贡献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见图3)，贡献率分别从1978年的3.47%、3.18%和19.95%上升至2010年的5.87%、7.63%和24.59%。这意味着，虽然东北地区和西北地区对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贡献不高，平均贡献率分别为4.16%和5.63%，但是，这两大区域对地区经济差距贡献的上升态势非常强劲，需要对东北地区和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保持警惕。东部沿海和北部沿海的贡献率呈现明显下降趋势，贡献率分别从1978年的3.65%和8.31%下降至2010年的0.49%和5.03%，反映出这两大区域是我国经济发展较快和最好的两个区域，尤其是东部沿海。南部沿海呈现“U”型趋势，拐点出现在1994年，贡献率从1978年的6.95%下降至1994年的1.67%，后上升至2010年的3.36%，可见，南部沿海虽然处于沿海地区，发展速度较快，但是，近年来地区经济差距却呈现发散趋势，应当对此区域经济发展加以警惕。西南地区呈现“N”型趋势，1987年和1994年是其两个拐点，贡献率先从1978年的29.20%上升至1987年的34.41%，后下降至1994年的29.84%，在此之后上升至2010年的32.45%(见图4)，可见，西南地区不仅对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贡献最大，且近年来贡献率有上升趋势，可见，人口接近全国1/5的西南地区在地区经济差距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加快西南地区的发展成为缩小我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关键。黄河中游呈现倒“U”型趋势，1994年是拐点，贡献率从1978年的17.09%上升至1994年的21.18%，后下降至2010年的14.98%，可见，黄河中游地区尽管是对中国地区经济差距贡献率最高的三大区域之一，但是，近年来其贡献率出现下降趋势，因此，在当前应当重点关注的三大区域中，西南地区和长江中游两大区域，是当前我国实现地区经济平衡发展和整体经济协调发展应亟待关注的重中之重。
图3 对中国地区经济差距贡献率较小的五大区域的演变轨迹
图4 对中国地区经济差距贡献率最大的三大区域的演变轨迹
四、结论与政策含义
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区域分解研究，找出导致地区经济差距的重点区域，对之实施适当的区域发展策略，有助于减少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实现中国经济的协调发展。本文首先基于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分析了1978-2010年间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演变轨迹，接下来基于泰尔指数的四大区域分解法和基于基尼系数的八大区域分解法进一步研究了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区域来源。结果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演变轨迹已由“U”型转化为倒“N”型，1990年和2003年是两个拐点，一定程度上表明近年来一系列促进区域平衡发展的战略措施开始收到一定的效果；尽管区域间经济差距对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贡献呈现先升后降的倒“U”型趋势，但仍是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主要来源；区域内经济差距对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贡献呈现先降后升的“U”型趋势，已成为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主要构成部分，表明当前在进一步巩固区域发展战略的同时，应加大措施促进区域内经济的和谐发展，防止区域内经济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进一步基于基尼系数的地区分解法发现，西南地区、长江中游和黄河中游是当前我国实现地区经济平衡发展和整体经济协调发展应当重点关注的区域，其中西南地区和长江中游两大区域是亟待关注的重中之重，且加快西南地区的发展是缩小我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关键。
本文的政策含义明显：尽管近年来一系列促进区域平衡发展的战略措施开始收到一定的效果，但当前在进一步巩固区域发展战略的同时，应加大措施促进区域内经济的和谐发展，防止区域内经济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在具体的区域发展方面，尤其要加快西南地区的发展，其次为长江中游和黄河中游地区的发展，没有这三个区域的快速发展，地区差距很难有大的改观。此外，本文的研究还表明，要继续推进西北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发展，且要重视南部沿海的发展。
①四大区域分别为：东部地区(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四川、重庆、内蒙古、西藏)、东北地区(辽宁、吉林、黑龙江)。
②八大区域分别为：东北地区(辽宁、吉林、黑龙江)、北部沿海地区(北京、天津、河北、山东)、东部沿海地区(上海、江苏、浙江)、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福建、海南)、黄河中游地区(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长江中游地区(湖北、湖南、江西、安徽)、西南地区(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广西)和西北地区(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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