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教育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教育论文,现代化进程论文,作用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德国学者历来有重视理性思辨和历史反思的特点，即使很普通的话题，也能引出发人深思的理论探讨。这次对德国二战后政治教育的介绍，就是以反思德国近现代民主政治体制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开始的。希特勒政权在本世纪的出现，给西方现代民主国家带来的深刻教训，就是民主国家必须防止因政治自由被滥用而导致政治不自由。法西斯专制独裁政权，为什么能够在本世纪前期德国魏玛共和国的民主政治体制中产生？主要的历史根源在于德国的民主政治在近代出现较晚，最初是由德意志帝国自上而下推行的。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建立了民主政治体制的魏玛共和国。但这个共和国的政治基础是不稳固的，无论政治家还是普通民众，都还不习惯于民主政治的操作程序。
德国的现代化进程开始于十九世纪中叶，由于当时德意志民族在政治上还处于封建土邦分立的状态，因此德国的现代化面临着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与民主政治启蒙教育的双重任务。但是在后来的现代化进程中，这两者的进展不均衡，造成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理念的分化。在实践中偏重于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重视在经济技术和综合国力方面追赶先进的英、法等国，而忽视了民主政治体制的建设以及对人民的民主政治启蒙教育。这种偏向导致新建立的德意志民族统一国家具有专制帝国的特点， 出现了集权的皇室和鼓吹权威主义的“铁血宰相”俾斯麦。 1871—1918年德意志帝国议会的议员，都是由皇室任命的，未经各政治党团的自由竞选，不能发挥对政府的有效制约的作用。在此期间，国家主义理念压倒了议会民主的重要性，以及发挥社会政治团体功能的重要性。关键的问题是：政治权力的合法性不是产生于社会本身，而是来自一个超社会的政治机构，政治运作局限于少数上层精英，而缺乏基层社会团体和全体人民的参与。由此产生的后果是民主政治的理念未能植根于全体人民心中。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意志帝国解体，魏玛共和国建立后，民主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权威不足，共和国的政治基础不稳固，无论政治家还是普通民众，都缺乏民主政治操作的经验。这种状况最终导致从民主政治体制中产生了独裁专制的希特勒法西斯政权，不仅给德国人民，而且给欧洲和全世界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希特勒政权的政治理念，就是鼓吹德意志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用独裁领袖引导德国复兴的说教，压制政治民主和多元化理念。这种极端的政治理念之所以能够迷惑德国人民，固然有经济大萧条、英法外交逼迫、战败耻辱感和复仇情绪等复杂原因。但是最根本的原因仍在于十九世纪以来德国的国家民族主义压倒政治民主理论，忽视民主政治的教育和实践，导致执政的德国民主党派和人民缺乏参与政治的素质和经验，从而为政治野心家希特勒滥用和篡夺民主政体提供了可能。
对近现代德国政治民主的曲折历史和经验教训的反省，使二次大战后的德国政治家和学者们认识到民主政治与人民素质的重要关系，认识到政治启蒙教育在现代化民主国家建设过程中的重要性。近现代世界法西斯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等伪民主政治体制的出现，表明民主政治体制随时面临着被人滥用和篡夺的危险。为了防止这种危险，必需教育人民维护民主体制，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但是民主制度本身，并不能自然地造成具备参与民主政治素质的人民，合格的公民要通过民主政治的文化教育和社会实践才能产生。经过这种政治教育和实践而产生的公民，是民主制度能够常存不衰的基础。因此关键的问题是教育和培养能够参与政治的“人”。民主政治的另一危险是：享受民主自由的人们容易懈怠，丧失政治热情和社会责任感，变成不关心政治的“沉默的多数”，从而为少数政治野心家和极端主义政党集团篡夺民主政权提供了机会。因此必需通过政治教育，使多数人民知道民主制度不是自发产生的，也不会自然地常存不灭，而是时刻面临着被人篡夺和改变的危险。享受民主自由的全体人民，都有责任保持参与政治活动的热情，关心和维护民主制度，使之不被少数职业政客和政治集团所垄断，防止他们滥用政治自由和篡夺民主制度。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二次大战后建立的德国政府以及各民主政治党派，都加强了对人民的民主政治教育。著名的阿登纳基金会，就是由德国前总理阿登纳在五十年代创立的政治咨询和教育机构，属于现执政的德国基督教民主同盟。此外在德国议会中有稳定席位的社会民主党、自由民主党、巴伐利亚基督教联盟以及绿党等党派，也都相继建立了各自的政治基金会。这些基金会虽然在政治上支持各自的党派，但没有组织隶属关系，经费来自国家预算，因此是相对独立的学术和政治教育机构。它们共同的任务，就是对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实施民主政治教育，使之具备参与政治活动的素质，并保持参与政治的热情。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从德国近现代的经验教训，反思中国的历史，深感中国与西方在民主建设和政治教育方面，既存在文化差异，也面临共同的问题。中西差异首先在于政治教育的对象和目的有所不同。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历来在政治上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传统，也强调对人的政治教育的重要性。但儒家历来注重的是培养“士”，即少数有教养的精英，让他们通过道德理想和文化知识的教育，成为能够担负政治教化和为官从政职责的贤能人才。这样的政治教育固然有其必要性，但与西方近现代的政治教育观存在根本区别。因为西方近代政治教育的对象是有权参政的全体“公民”，目的是培养他们具备参与政治的素质。因此儒家的政治教育是有选择的贤才教育，而西方的政治教育则是无差别的公民教育。造成这种区别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与西方不同的政治理念，即民本主义的精英政治与人权平等的民主政治理念的区别。
中国传统的儒道学者都有一种观点：普通民众不能从政，只有知识精英才有从政的能力，最终导致精英政治。这种政治教育观，缺乏民权至上和民主参政的理念，与近现代西方政治观有着根本区别。因为西方民主政治理念的关键问题是：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必须产生于社会本身，而不能来自一个超社会的政治集团；政治运作不能局限于少数上层精英，而缺乏基层社会团体和全体人民的参与。精英政治理论的根本缺陷就在于：政治权力的合法性不是来自民众，因此必须依赖于某个强势的权威才能运作和传接，而强势权威或者产生于虚无的天神意志，或者靠暴力夺取，或者靠血缘关系传承，或者由少数掌权者私相授受。无论何种形式，都不能保证权力必然掌握在贤者能人手中。而且没有民众普遍参与和监督的政治权力，必然存在腐化堕落的现象，也不能保证不被政治野心家滥用和篡夺。有鉴于此，传统以及现代中国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或有没有政治教育，而是需要什么政教理念的问题。
精英政治与民主政治观的又一区别在于有无乌托邦构想。政治精英的危险在于：他们往往怀抱着某种理想主义的政治观念，甚至是空想的乌托邦。必须在现实社会中建立某种理想国的想法，导致他们在实践中用强权推行其一元化的政治理念，以“正义”或“善道”的名义压制他人的不同政见。儒家的政治文化在历史上之所以常被君主权臣所利用，成为其推行专制统治的工具，正是因为在儒家的精英政治思想中，存在着独断的道德善恶观和一元化的政治乌托邦理想。当这种道德和政治理想应用于实践时，就有可能导致强武求道，执善排异，乃至以理杀人的强权政治。现代西方民主政治思想中，排除了政府必须实现某种政治乌托邦的责任。民主政府的责任只限于维护法律和秩序，而无须推行某种政治理念。各种政治团体和个人都有保持其价值观和政见的自由，即使有些价值观和政见在理想主义者看来是庸俗的或不善的，但只要它不违犯现行法律，都有存在的权力。因此民主制度的重要特点就是维护多元化而非一元化的政治理念。西方近代所要建立的民主政治，没有乌托邦式的政治理想，因此无人能以这种政治理想来压制他人。政治教育不谋求受教育者必须支持某个社会集团的政治理念，而只限于培养人民的参政意识和能力。当然，这并不排除将遵守社会公德和法律纳入政治教育的范畴，因为这正是合格的公民所应当具备的教养。
但是在现实中的人们，特别是那些“精英”们，往往怀有实现某种政治或道德的社会理想，倾向于改造或超越“非理想”的现实社会。这种倾向一方面有利于推动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有威胁多元民主政治制度的危险。化解这种危险倾向的方法，可以用宗教超越精神来满足人们对乌托邦的想往。宗教既能满足人们精神超越的理想，又能化解执著乌托邦理想而威胁民主自由的危险，这是它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社会功能之一。在中国传统的佛教义理和道教哲学中，都有主张“有无双遣”，既不执著世俗现实，又不执著超越理想的思想。这种思想一方面要求信仰者在精神上超越现实，解脱世俗名利欲望对自我身心的束缚；另一方面又不执著于虚无的理想和信仰，脱离现实生活，强求超凡入圣。不可不以己善度人，亦不可以己善责人。这种宗教思想在古代可以纠治儒家理想主义政治伦理的偏执，在现代多元民主社会中也可以发挥其社会功能。
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历程，存在与德国近现代历史的某种相似性。比如说二者都存在双重的历史任务，德国的现代化要完成建立统一民族国家与民主政治启蒙的双重目标；中国的现代化则有所谓“救亡与启蒙”的双重主题。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国家衰落的形势，要求“师夷之技”、变法图强，挽救民族危亡，可以说是中国近现代的仁人志士共同的政治理念。“科学与民主”成为五四运动以来建设现代化中国最响亮的政治口号。但是在后来的实践中，是否也象近现代的德国那样，存在这两者的进展不均衡，造成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理念的分离现象呢？偏重在经济和科学技术方面追赶西方发达国家，而忽视了民主政治体制的建设，以及对人民的民主启蒙教育，是否也造成了近现代中国历史的某些曲折呢？这是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学术界已经讨论的问题，至今仍为中国的学者所关注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