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诗题争议的由来——兼论其诗的艺术风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李白论文,风貌论文,由来论文,艺术论文,校书叔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李白《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是一篇极其出色的古风。但其诗题自宋以来便有争议。《文苑英华》题为《陪侍御叔华登楼歌》，日本收藏的宋本《李太白文集》则《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与《陪侍御叔华登楼歌》两题并存。此后萧士赟《分类补注李太白诗》、胡震亨《李诗通》均如宋本。直到1983年《文学评论》第二期载詹锳先生文章，才较为翔实地考证正确的诗题应是后者，从而使这桩公案告一段落。但是，这场争议究竟缘何而生？又为何能延续千年，至今似乎仍未引起人们的注意。本文试图就此提出一孔之见。
我以为，一篇古风的标题引起人们的广泛争议，固然是诗歌本身具有不朽的价值和魅力，以致后来的治学者不能不穷其究竟；而诗题的歧见存疑千年，又不能不归于诗作艺术风貌的特殊性。事实上，诗歌所呈的客人究竟是校书郎李云或是监察御史（唐称监察御史为侍御）李华并不重要。关键在于此诗无论就饯别而言，还是就侍游而论，在艺术上都是别具一格的。正是这种独特的艺术风貌，使人们在诗题上疑云重重，相持不下。
饯别、侍游，本是古人经常吟咏酬唱的主题。饯别，一般都是即景抒情，倾诉离愁别恨。例如，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刘长卿《赠别严士元》“春风倚棹阖闾城，水国春寒阴复晴”，都是一开始就写送别的时间、地点和环境气氛，渲染出浓浓的别绪；而王维的“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送元二使安西》）、高适的“嗟君此别意何如，驻马衔杯问谪居”（《送李少府贬峡中、王少府贬长沙》），更是紧扣“饯”“别”二字，抒写旧日之情，眼前之状和别后之苦。同样，侍游诗也往往都是即事言怀，从景物描写入手，力求情景交融。李白一生写过大量旅游诗，其中不乏侍游之什。仅以乾元二年（759）所作《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与夏十二登岳阳楼》、《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三首》为例，虽然游览的地点相同，时间也极其接近，但诗人每番下笔，都不避重复，不离特定的景点：“南湖秋水夜无烟，耐可乘流上九天？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楼观岳阳尽，川迥洞庭开”；“刬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 由此可见，抓住特定景物，即景起兴、借景抒怀，是李白侍游诗中习见的手法。
《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则不然，它在艺术内涵和艺术表现上都呈现出一种独特的风貌。
其一，意旨异乎寻常。它不同于一般的送别，诗中并未流露出友朋之间的离情别绪，也未描写欲行不行的依依情状，从而与诗人写过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金陵酒肆留别》、《灞陵行送别》等大异其趣；同样，它也不同于习见的游览诗，对特定的景观几乎未作什么描绘，对谢脁楼本身更是惜墨如金。但仅仅过了一年，依然是这个地方，依然是这样一个秋天，诗人却挥洒巨笔，将岚光山影、波色桥云推到了读者面前。那“江城如画里，山晚望晴空，两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秋登宣城谢脁北楼》）的景象简直令人心往神驰。在《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中，只有对时势的失望和愤慨，对个人遭际的苦闷和感伤。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常的情形呢？只要我们考察一下诗人当时的境况，对其意旨情绪就不难理解。这篇古风作于天宝十二年（753）秋，诗人正处大志难酬、郁结难申之时。李白从青少年时就立下了济世安邦的宏愿，他曾对唐玄宗充满幻想，对自己充满信心。当李隆基诏他进京时，他是那样志得意满，“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嵩人”（《南陵别儿童入京》），以为从此可以“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代寿王答孟少府移文书》），在自己的辅弼下，可使“尧舜之事不足惊，自余嚣嚣直可轻”。然而，长安的现实教育了他。唐玄宗早已不是那个励精图治的开明君主，而堕落成沉迷酒色的昏君，诏见李白并非治国的需要，只不过是将他作为御用文人，权资宫闱之娱。诗人很快就落了个“非廊庙器”的鉴定，大失所望地离开了京城。天宝十一年，他来到幽州，亲眼看到了安禄山骄横跋扈的情形，看到一场叛乱即将发生，于是匆匆离去，取道宣州，将它作为避难之地。他本想将耳闻目睹的危机报告朝廷，无奈安禄山深得玄宗信任，“人言（安禄山）反者，玄宗必大怒，缚送与之”（《旧唐书》二百卷上）。正是在这种情势下，他登上谢脁楼，郁积已久的狂澜，顿时冲破思想的闸门奔泻而下，再也无暇顾及眼前的风光和友人的情意，对国家前途的忧患彻底吞没了个人的离怀，剩下的只是势如累卵的痛感和无可奈何的悲哀。
乍看起来，诗歌的意旨似乎与客人毫不相干，这里似乎全然失去了客人存在的意义，是不是离题呢？我以为不然。从诗人一吐为快的悲愤之中，正可以看出他与客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正因为他与客人不仅是亲友，而且是政治上的同志和知己，才会这样一倾郁闷，坦露胸怀，这一行为本身就包含了他对客人的信任和情谊。同样，诗歌虽然未从正面状写楼观，然而，诗人在安史之乱前夕，将国势的烦忧、人生的苦闷全部倾发在谢脁楼上，才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其二，思绪变化无端。由于篇幅的限制，诗歌语言必须高度凝炼，因而不免有大量的省略和跳跃。《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作为七言古诗，其自由度比近体诗要大得多，然而它在情绪上的转换跳跃，却比一般的近体诗更有过之无不及。诗一开头，“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一股郁勃之气破空而来，如同黄河落天，平地突起波澜。随之横亘而出的却是一幅秋空图：“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变化之快，令人目瞪口呆。这里刚刚点明了时节，点到了“楼”，接下来并未进一步描绘楼观，也未继续叙写酣饮，而转向对千古骚人的品评和缅怀。正当他满怀逸兴与前贤神游万里青云之时，忽然间又风流云散，陡然直落到坚硬的现实大地上，发出“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复愁”的慨叹。这里一个个的意象都是飞动着的，突然而来，倏然而去，似乎没有什么联系。但只要我们细细体察就会发现，这变化无端的思绪之间其实是有脉可寻的，有一个忧世——遁世——愤世的心理历程。
前面谈到，诗人是满怀对时局的烦忧登上谢脁楼的，正因为这种忧患积得太多、太久、太深，所以他来不及思索，首先夺门而出的便是感时忧世的浪潮。然而，客人同样是报国无门的闲官，面对诗人的倾诉，除了报以由衷的同情，也只能嗟呀不已。既然主客双方都是怀才不遇的文人，一起登上前代名楼，由楼及人，联想起它的创建者谢脁， 进入遐想的天地也就非常自然了。我以为“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两句是诗人从纵观文学史的高度来赞美谢脁的诗歌，因为汉代学者将著述和藏书的东观，比作道家蓬莱山，这是“蓬莱文章”即代指汉代文章，它是中国文学的一大高峰，建安文学则是汉以后的又一奇观，它们使整个六朝难以为继，此时只有小谢一枝独秀，可以无愧前代。李白对小谢是极为推崇的，他多次写道：“明发新林浦，空吟谢脁诗”（《新林阻风寄友人》），“我吟谢脁诗上语，朔风飒飒吹飞雨”（《金陵城西楼月下吟》），“恨不携谢脁惊人诗句来，搔首一问青天耳”（《云仙杂记》）；每当“临风怀谢公”，他就会情不自禁地萌发景仰之心，追随谢脁左右，神游太虚之中，暂时摆脱尘世的喧嚣，找到些许慰藉。此时，在谢公楼上，面对壮阔明丽的秋空，诗人怎能不进入“酣高楼”之境？在对谢脁的缅怀之中，他不觉超然物外，遁世之情油然而生，“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更将这种遐思推到了最昂扬最瑰丽的高峰。这正是“白纻青山魂魄在，一生低首谢宣城”啊！（王士禛《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当然，现实是残酷的，无可逃遁的，污浊的现实旋即将他从幻觉中拉了回来。这时，精神的痛苦更为强烈，现实的矛盾更为突出，因而发出最沉重也最无奈的愤世之词：“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由此可见，这篇古风其实是忧世、遁世与愤世的多重变奏。它表面上发兴无端，断续无迹，实际上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它是由一个个大幅度的跳跃构成的，而这种跳跃又恰好反映出诗人思想感情的急遽的起伏变化，代表了此诗在艺术表现上的一大特色。
其三，运笔不拘格套。李白为诗，往往兴酣落笔，傲岸不羁，“纵横变幻，极才人之至”（王世贞《艺苑卮言》）。他现存900 多首诗中，七律只有12首，五律也不过70余首。就因为他“才气豪迈，全以神运，自不屑束缚于格律对偶，与雕绘者争胜”（赵翼《瓯北诗话》）。即使是七言古体，李白仍嫌不遂，在句式上时有突破。“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每句长达11字，开篇一泻而下，极为生动地表现了诗人那种一触即发、一发不可遏止的滚滚思潮。没有这么长的句子，是不足以倾泻这种忧愁的。如果拘泥于七言，不仅会妨碍感情的表达，而且会削弱诗歌的气势和力量。由于将“弃”和“乱”两个动词置于句首，强调了“弃”的无情和“乱”的主动，从而更充分地表现了主观的无奈。此外，从声韵上看，首句除了“留”、“之”二字外，其他都是仄声，这也是大胆的创新，正是借助仄声的铿锵磅礴，才使诗人抑塞郁结之气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
一般说来，诗歌除了修辞的需要外，在用字上应力避重复。而“举杯消愁愁复愁”，七字之中竟然出现了三个“愁”字，再次显示诗人运笔豪放不拘。这一连串的愁字像流水一样源源而出，和上句“抽刀断水水更流”在意象上一脉贯通，使无穷的烦忧与不尽的流水合而为一，生动地表现出诗人力图摆脱现实而不能的苦闷。
意趣异常、思绪跳跃、运笔非凡，构成了《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的独特艺术风貌。而这种艺术风貌又增添了诗题的模糊性，使之更难以确认。习惯于从诗题入手诠释诗意的学者，往往忽视它在艺术上的独特性，按照一般的诗歌手法的思维模式，努力印证诗题，不仅在解说上牵强附会，而且起了以讹传讹、证假为真的作用。例如，认定此诗是饯别校书李云的学者就以为，“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两句，上句是赞美李云，下句是诗人以谢脁自喻。理由是李云官秘书省校书郎，掌管图书整理，而汉时称东观为蓬莱山，以蓬莱代指李云顺理成章。这种解释由来已久，宋人杨齐贤就如是说：“蓬莱，指校书也”；明人唐汝询讲得更为明白具体：“子（李云）校书蓬莱宫，文有建安风骨；我（李白）若小谢，亦清发多奇”（《唐诗解》）。后人更多袭此说，认为这两句分写饯别的主客双方，关合了诗题中的谢脁楼和校书。这一解释虽然从诗题上说得过去，从情理上却很难说通。李云并不以诗文名世，《全唐诗》《全唐文》均不见李云的作品，李白作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千古一诗人”，无论出于何种礼尚客套，也不致对一个文学上毫无建树的人如此推崇。再说，如果下句是诗人以小谢自喻，那么“中间”二字又作何解释呢？既然是分写同时代的主客双方，“中间”二字岂不多余，且令人费解？李白一贯推崇汉代和建安文学，他的文学主张最鲜明地体现在《古风》（其一）之中：“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正因为此，处于六朝“中间”的谢脁才弥足珍贵啊！因此，“中间小谢又清发”是紧承前句的，是诗人对文学发展历史的回顾和综观。而对谢脁的推崇和追怀就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它完全符合李白一以贯之的文学观和审美观。此外，将这两句解释为分写主客双方，还有损于全诗略写本事的意旨和突兀嶙峋的特色。
综上所述，李白《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艺术风貌的特殊性与诗题的模糊性是互为影响的。随着其诗题明朗化，我们对诗作及诗题争议的由来都会有更为深入的认识。只是为了便于读者接受，本文沿用了较为流行的诗题。笔者希望，这一诗题能逐渐淡化，最终为正确的标题所取代。